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政策导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导向论文,我国现行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贸易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从各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历史来看，各个时期不同的贸易理论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各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同时，不同时期各国经济所处的背景也决定了其贸易政策的选取。十五至十七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盛行的是重商主义，包括货币差异论与贸易差异论，推行的是强制性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后，以A.Smith和D.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推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以上两种贸易政策主宰了很长的贸易历史。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Krugman、Helpman（1989）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各种新的贸易理论进行综合，创立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Grossman、Spencer（1986）、 Brander、Dixit（1986）等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赖明勇，2003）。
从贸易政策的演变历史来看，贸易政策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将产生以下的影响：
1.对外贸易政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无疑都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早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理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工业还处在“幼稚”阶段。而当时英国由于完成了“工业革命”，“世界工厂”地位已经确立并获得巩固，因而主张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主张的贸易政策的差异源于各自的工业发展的水平不同，各自实行的贸易政策取向都与本国产业发展紧密结合。
2.以动态比较利益、培育竞争力为目标的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费农提出了国际贸易产品周期理论，将产品生命周期概念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但这一理论的重心是利用各国同类产业间存在的级差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流向，而不在于产业本身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日本的赤松要教授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模式”，概括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演进的各个阶段。此后，小岛清和三泽逸平教授将该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推广，指出对外贸易政策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发展必须以动态比较优势为目标。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干预，推动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结构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3.选择性的贸易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对于贸易政策的优劣要具体产业具体分析，主张采取选择性的贸易政策，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例如，在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中，贸易的潜在利益更大，应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及产业干预政策；保护贸易中的出口补贴、高关税等贸易措施可能使专业化生产分工向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倾斜。
上述理论在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中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动态比较利益的产业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经济学家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贸易理论则是从交易效率来考察国际分工，源于交易效率的比较优势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后天创造的，并主张政府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产生和扶植利用内生比较优势以获得动态利益。
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分析
1.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从现实来看，2003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90美元，按照H·钱纳里人均收入划分法，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按照霍夫曼系数划分，目前中国的“霍夫曼系数”约为 1.25，所以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任务也将进入到后期成熟阶段（王建，2003年）。
从我国发展的目标来看，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特定内涵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质上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后起发展的机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必须立足于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结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并且以这些现状和特点为政策制定的导向。
2.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我国现阶段实行的贸易政策体系为“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张汉林，2004）。这种贸易政策是否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看，现实的缺陷使得对外贸易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发挥上存在着一些阻碍因素。
（1）对外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目标脱离。对外贸易政策必须与产业优化政策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如前所述，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向成熟阶段过渡。霍夫曼指出，这一阶段的产业演进特点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此，我国在这一阶段理应逐步实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从现实来看，虽然以资本密集型为特点的机电产业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然而据统计分析，其中约有70％左右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根据中国社科院陈佳贵研究员在文章《实现利润优势》中的分析得出：按照贸易竞争力指数来看，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我国劳动密集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但从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来看，劳动密集性产业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利润。由此可见，对外贸易政策并没有从实质上促进资本密集型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
（2）静态比较利益显著，动态比较利益受益不高。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动态利益是指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张二震， 2003年）。
现阶段，按照我国的贸易政策，我国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只能按照“外生比较优势”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由于外生的劳动密集产业带来的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中间消耗的投入大，这也许符合了中国拥有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即使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也不会出现工资水平上升压力，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定时期内也许还能维持其竞争力。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由于劳动力成本与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决定了低工资下的劳动密集产业可能会成为延缓产业升级的原因，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政策强调的是加工贸易迅速增长能够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优势，在出口创汇中能够立竿见影，即是注重加工贸易的静态利益，而非延长国内产业链，获取技术外溢效应。并且，从我国加工贸易的企业构成来看，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据了绝大部分。数据显示，2004年1-9月，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3168.87亿美元，同期增长41.9％，占到了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81.7％。而同期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仅为504.66亿美元和205.67亿美元，分别只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和5.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加工贸易的大部分利润都被国外企业赚取。这无疑使得加工贸易没有能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因此，长期以来，在过多注重静态比较利益的政策导向下，加工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这一作用被扭曲，而只从加工贸易中获取了静态比较利益，动态比较优势却不明显，未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使国际化和主导产业协调发展，也未能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科技条件和自身市场条件和资源优势，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3）与各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对外贸易政策趋同，造成“合成谬误”，进一步凝固了现有的产业结构。逻辑学中对“合成谬误”的定义是：它是一种谬误，在其中，把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也必然是对的。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都采取鼓励出口政策，并且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大部分是静态比较优势（主要指自然禀赋优势），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出口产品。这种贸易政策趋同导致了贸易政策的失效，进而不仅影响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甚至会凝固当前的产业结构。
（4）忽视进口的作用。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两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存在外汇短缺，因此要“千方百计出口创汇”。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中国为了实行进口替代，急需外汇进口大量的先进机器设备，外汇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当时采取各种鼓励政策扩大出口限制进口，以赚取外汇，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是，目前中国外汇短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下表所示）。200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4032.51亿美元，贸易项目也早已实现了货币的自由兑换，完全摆脱了外汇短缺的限制。
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情况单位：亿美元
日本
中国
韩国
印度
德国
美国
法国
英国
6735
4033
1553
1074
968872738 674
进入工业化从中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进口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容忽视。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增长中有27％要归功于进口。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无不得益于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口。当然，中国自身的创新也很重要，但首先必须从外部输入基本的现代经济结构，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进行消化、吸收和进一步创新。而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是，现代经济结构几乎都源自发达国家。为此，中国忽视其贸易进口的作用不能不对现行的贸易政策提出反思。
三、结论及政策支持
1.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为导向，制定外贸政策。针对我国目前面临产业选择中的两难问题的现实，为此，挖掘劳动密集产业的现有优势，在此基础上，增大对初级产品加工的技术投入。由于我国的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对加大劳动密集产业的技术含量是可行的。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也是内生比较优势产业的具体应用。事实上，产业内分工的细化为内生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它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可借鉴的经验，并说明在劳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创造一个内生比较优势是可行的。在此，利用相应的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实施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政策。如进口方面提高高能耗产品的进口成本，出口方面注重鼓励产业链长、能带动国内前后向产业的发展。对此，贸易政策的导向是十分重要的。
2.利用外贸政策淡化静态比较利益的短期利益诱导，挖掘、培养、扶持能获取动态比较利益的产业。建立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与贸易政策基础上的产业发展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而且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内生劳动密集产业作为我国加入WTO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我国原有的劳动密集产业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劳动力就业量，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国的就业压力，这一举两得的选择应该是合理的和明智的。在此过程中，其贸易政策的导向可以通过要素的积累与流动、技术的变革，引起生产要素比例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原有的比较利益发生改变和转移，进而获取更多的动态贸易利益。
3.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例外原则，对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幼稚产业进行适当保护。贸易保护政策尽管不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最佳选择，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个过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引导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定时期，贸易引导性政策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积极的、有利的。因此，中国在加入WTO的不长时间中，一定程度上利用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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