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杨[1]2004年在《中古汉语饮食词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古时期的词语处在承前启后的阶段，在汉语史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古时期的专类词语研究还不充分、系统。本文选取了中古时期的一类词语——饮食词语进行了专门研究。 在第一章，明确了中古汉语的分期；对饮食词语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在第二章，选取了粮食作物、主食、蔬菜、水果、饮品、器具等六个类别的饮食词语进行训释。在探求每一条词语的准确语义的同时，力求以中古为主，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从饮食习惯、社会发展、烹饪特点等方面揭示其文化内涵。第叁章，重点探讨了中古时期饮食词语的造词理据。归纳出了中古时期人们创制饮食词语所遵循的几条理据：说明理据、修辞理据、拟声理据。对于中古时期饮食词语“一物多名”的现象也进行了分析。
蒋莹[2]2016年在《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东汉新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汉时期属于中古汉语的早期,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东汉时期的词汇是词汇系统发展与时代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此时期新出现了大量的复音词,词汇面貌较先秦、西汉有了较大的不同,汉语词汇呈现出复音化趋势。本论文将东汉时期作为一个共时阶段,通过对此时期新词语的研究,描绘出东汉时期新词语的全貌。本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论文的前言部分,介绍了东汉词汇研究的现状及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汉语大词典》收词叁十七万多条,使用文献达叁千多种,本论文利用《汉语大词典》建立东汉新词语料库,并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补充和筛选,确保语料的准确性。第二章选取了反映东汉时代特色的新词语,构成了反映东汉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通过对新词语场中的成员进行义素分析,对比内部成员的中心义素和限定性义素,将其放入不同的子词语场。反映东汉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分为五个子词语场,包括反映政治生活内容的新词语场、反映经济生活内容的新词语场、反映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词语场、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新词语场和反映科学技术内容的新词语场。东汉时期的新词语场是个综合性的词语场,内部存在多种类型的聚合关系,其中包括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同一层次的词语场中,内部成员之间也存在多种类型的关系,如同义关系、并列关系等。新词语场中的成员多为复音词,有些本为单音词表达的旧事物在东汉出现了新复音词来记录。东汉标志性新词语场反映出东汉时期时代的变化与人们认识的发展对新词语的影响。第叁章为东汉时期的单音节新词。东汉时期共出现2241个单音节新词,它们有的记录了东汉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有些记录了东汉时期旧事物、旧概念。从单音节新词的词音来看,有些是利用旧的语音形式来记录新词,有些是利用新的语音形式来记录新词。在新产生的单音词中,有些与东汉之前出现的单音节词有音近义通的同源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为东汉时期双音节新词研究。这两章包括联合式双音节词、偏正式双音节词、补充式双音节词、动宾式双音节词、主谓式双音节词、附加式双音节词、重迭式双音节词、单纯双音节词六部分。双音节新词中,复合词数量最多：在复合词中,联合式双音节词数量最多,共计2922个,占双音节复合词总量的43.9%；其次为偏正式双音节词,共计2579个,占双音节复合词总量的38.7%。同时,对各类型复合词内部语义关系和词性进行分析。东汉时期附加式合成词中,大多数词缀是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的；还有些是此时期刚新产生的,如“头”第六章为东汉时期的多音节新词语研究,包括叁音节词研究、四音节词研究、成语研究。东汉时期叁音节词中,名词数量最多,占叁音节词总量的90.9%。叁音节合成词内部结构比双音节合成词复杂,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不同的现象。四音节新词中,名词数量最多,占四音节新词总量的56.6%。第七章为东汉时期复合新词中的语素及语素义研究。本章从复合词中的语素出发,按照语素的语法性质,将东汉时期复合词中的语素大体分为名词性语素、动词性语素、形容词性语素。有些语素是利用本义来参与构词的,有些语素是利用引申义来参与构词的。第八章研究了东汉时期复合新词词义的生成过程。本章对不同类型不同语义关系的复合词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不同类型复合词词义生成的情况。复合词中的语素义通过一定的语义关系结合后形成理据义,理据义进而生成复合词词义。从语素义到复合词词义之间存在几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导致语素义不能直接、完全的表示词义。最后为文章的结语部分。该部分描述了东汉时期新词语的全貌,并且对东汉时期新词语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创新点之一,将东汉时期作为一个共时平面,对此时期新出现的不同音节数量、不同结构类型的新词进行了数量统计和比例分析,呈现出东汉时期新词语的面貌。创新点之二,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建立反映东汉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并使用义素分析法分析内部成员之间的聚合关系。创新点之叁,在复合词研究中,重视对复合词内语素及语素义的分析,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复合词词义的生成方式。在研究复合词词义中,不仅分析复合词内部的语素义,而且论述不同类型复合词中语素义生成词义的过程,并针对不同环节中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郭颖[3]2005年在《《诸病源候论》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隋代巢元方等人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经典着作之一,书中既有医学词语,又有大量的俚俗词语,具有重要的语言研究价值。本文选取《诸病源候论》词语为研究对象,旨在扩大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为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佐证。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时代性、俗语性、专业性叁方面分析《诸病源候论》的语料性质,认为《诸病源候论》是研究中古汉语的可信语料;进而结合实例分析,指出了《诸病源候论》词语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对《诸病源候论》的词义进行研究。新词迭现和同义词丰富是《诸病源候论》词义的两大特征。书中每组同义词内往往是新词、旧词并存,考虑到新词的产生和与之同义的旧词密切相关,本章将新词的个案考释与同义词系统研究相结合,具体分析了多组同义词。在详细描述各词在书中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历时比较,探讨了书中同义词形成原因等一些规律性问题。第叁章为词形研究。着重分析了《诸病源候论》词语在词形上不同于其他文献词语的鲜明个性,如“变”、“虚”等富有医学特色的活跃的构词语素、词缀的变化、重迭式复音词的大量使用以及新兴重迭方式的出现。第四章集中研究了《诸病源候论》病愈类词语。在对《诸病源候论》病愈类词语静态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它们在上古至中古汉语中的分布使用情况和演变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分析,探讨其中蕴涵的一般规律性问题。
倪永明[4]2006年在《中日《叁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对文本的语言作出正确解读，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项工作。本文从语言学、翻译学、文献学等研究相结合的角度，首次把《叁国志》这一重要典籍的十余种中文今注今译本放在一起，对其词汇注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注译体例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这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和古籍今注今译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首次将日译本和十一种中文“复译本”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可以从中考察出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及对汉语古籍今译在理念、方法、内容上的异同，同时可以了解并分析日本学者对中古汉语的重要典籍——《叁国志》研究的全面信息，提升《叁国志》研究的整体水平。本论文所涉及的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对中日译本各自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叁国志》中的一些疑难词语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古籍今注今译的原则、方法、体例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汉语古籍翻译成日语文本，重点从文体和词语对译的角度，做了一些初步的、前人尚未涉及到的研究工作。对《叁国志》的词汇研究可以为古籍今注今译提供语言学上的帮助，对《叁国志》今注今译的研究也将促进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深化和完善。对《叁国志》唯一一个完整的今注今译本——日译本的研究，更可推动汉语古籍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交流。为行文方便的考虑，我们把中古汉语的词汇分成两大类来对《叁国志》各今译本进行考察。一类我们把它归纳为“特殊词汇”，包括职官名、人名、地名、以及其它文化方面的词汇，即论文第二、叁、四章所讨论的内容。这类词汇属于古籍今译中的难点。余下的我们把它归纳为“普通词汇”，放在论文的第五、六、七章中讨论。重点考察了这一类词语中的疑难词语、日译本的存疑词语。正文由下列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中日《叁国志》词汇研究、今注今译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简要回顾和述评。重点分析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古汉语的独特视野和方法、日译本的精详完备等内容。对国内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第二部分，对中日译本在中古汉语特殊词汇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讨论了日译本提出的有关中古汉语特殊词汇存疑的内容。主要包括：职官词汇、人名词汇、地名词汇和文化词汇这四个方面。可多方位促进《叁国志》研究工作。第叁部分，指出并分析了中日《叁国志》今译本普通词汇翻译的失误之处、日译本词语存疑之处。这对《叁国志》的词汇研究、今译工作乃至对词典的编撰都可起到一定的补正作用。第四部分，以《叁国志》中文今注今译本为解剖对象，对古籍今注今译相关理论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围绕《叁国志》日译本，从语体、韵文、同形词等角度对汉籍日译提出了一些前人尚未涉及的观点。从广义词汇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本文还结合中日学者对中古汉语特别是《叁国志》词汇研究的主要成果，把日本学者藤井守的《叁国志语汇集》和《叁国志裴氏注语汇集》放入大型历史语文辞典和各今注今译本中加以考察。这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辞书补正、古籍今译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出于论文结构上的考虑，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放在附录一和附录二作专题讨论。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阐述了语言学对翻译学、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对《叁国志》今译的特殊重要作用。在古籍今译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古籍注译学”的概念以及古籍今译理论研究“叁阶段”说(8．1．2)，并对古籍今译文本的表现样式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1．3；8．1．3)。紧扣异质文化、特别是异质语言在语际翻译中的种种现象，分析了汉语和日语构词、韵律的不同特征，阐明了“训读法”对汉语古籍韵文翻译成日语的重要性，指出了先行研究存在的讹误之处(8．2．2)。提出“汉日同字语”的概念，探讨了“汉日同字语”在古籍日译中的转换手法，并就“外来语”在汉语古籍日译中的作用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8．2．3)。2．对中日译本在中古汉语词语今译中产生的失误、存在的疑问作了详尽的分析研究。指出了中文今译本在词语注译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原因(第二、五章中的数百条中古汉语词汇)，从中可以得到古籍今译时词汇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并促进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分析了日译本在词语注译方面出现的失误及其特征(第叁、六章中的百余条中古汉语词汇)，不仅可以为汉语古籍日译提供丰富的个案研究，而且还能对多语种的语际翻译具有示范研究的价值。讨论了日译本提出的存疑词语(第四、七章中的二百余条中古汉语词汇)，并对其中数十条词语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能够深化中古汉语词汇研究。3．结合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成果、大型历史语文辞书、中日《叁国志》今译各本，对藤井守两种《语汇集》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可对大型历史语文词典起到完善和增补的作用。可以增补《汉语大词典》的立目(附录1．2中的叁百余个词条)、提前《汉语大词典》的书证(附录2．1．2中的二百七十五个词条)、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释义(附录2．2中的十叁个词条)。
刘晓静[5]2011年在《东汉核心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核心词是“基本词汇”中最核心的那部分词,而东汉又正处以汉语从上古时期发展至中古时期的过渡阶段,并且大量佛经文献也于此时传入中土。因此,东汉时期的汉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以斯瓦德什(M·Swadesh)的《百词表》为依据,对东汉文献中的核心词进行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运用语义场理论,同时大量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去对同一概念下的成员词进行详细的共时描写,分析它们在词义、语用、语法等方面的具体使用情况,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尽量采用历时分析来勾勒出词的演变发展。全文约27万字,由5大章组成,讨论了81个义场,涉及到85个核心词,具体词目共计725个。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选题缘由、东汉核心词的研究意义、研究概况、研究创新和研究局限以及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研究核心名词,分别是身体类名词、生物类名词和自然现象类名词,共涉及54个核心词,词目达402个。第叁章研究的是核心动词,其中包括饮食动词、知觉动词、表肢体动作的核心词及其他部分词,共计19个核心概念238个词目。第四章研究的是核心形容词,涉及到颜色类形容词、温度类形容词及其他,共计12个核心概念85个词目。第五章则探讨了东汉核心词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文中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以及努力方向。本文主要有以下3个创新点：(1)以《百词表》为依据,首次对东汉文献中的核心词进行系统研究,丰富了东汉词汇研究的成果。通过对东汉时期核心名词、动词和部分形容词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音上,核心词仍是以单音词为主,但也出现了少量双音词；而在词义层面,核心词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这种变化多体现为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和词义的变化等内容。而究其原因,这些变化大概由两个因素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了解的逐步深入和旧工具的不断革新。(2)对东汉文献中的核心词进行了相对细致的描写。在语料上,不仅选取了影响较大的史书类语料和子书类语料,更采用了医书、佛经、道家典籍和碑刻铭文等作为辅助语料,从而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描述核心词在不同风格、不同类别的文献中的具体使用情况。在意义变化、组合方式、句中位置、出现语境等方面对核心词进行详细描述,并尽量对同一概念下各成员词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尽可能详细地描绘出东汉核心词的面貌。(3)使用数据统计法来研究核心词。在核心词研究中,大量运用数据统计法,对同一语义场下的各成员词的使用频率进行数据统计,从而更直观地呈现出各个词语的使用状况,有利于我们的比较分析。尤其运用此法对某些成员词如“红”、“黑”、“绿”、“满”等词在上古汉语中的发展作了大致描述,勾画出们在不同时期发展的兴衰。
钟颖[6]2014年在《《悲华经》词汇研究》文中认为昙无谶的《悲华经》翻译于十六国时期,其语言通俗易懂,含有较多的口语成分,具有一定的词汇史研究价值。本文对《悲华经》的词汇系统进行穷尽式的统计,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新词新义以及双音节词的构词特点。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缘起,说明了与本文有关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近几十年来中古佛经词汇研究的情况：中古佛经的词语研究层面广,历时演变、共时、常用词以及理论性的研究都得到了加强；研究方法也丰富多彩,词汇比较、版本译文、同经异译、疑伪经、梵汉对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第二部分介绍了昙无谶和《悲华经》。昙无谶为北凉着名的译经大师,其译经《悲华经》译出年代为公元421—433年。该经共十卷,六品,约十万五千余字,故事性强,语言浅近生动,口语化程度高,是研究中古佛经词汇的一部珍贵语料。第叁部分介绍了其词汇系统的概貌,并将该书中的词划分为佛教词语和一般词语进行简介。《悲华经》共4070个词,其中单音节词2190多个,双音节词1760多个,多音节词120多个。双音节词很丰富。全经包含佛教原有词语418个,继承秦汉而来的词语3818个,新出现的词语252个。通过统计,发现梵汉两种语言在书写形式上面有着巨大差别,同时在梵汉语言接触中对汉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部分详细分析了其新词新义。一共分析了93个《汉语大词典》失收的新词、73个晚收的新词、21个失收的新义和63个晚收的新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新义的衍生途径,有实词虚化、同音假借、词义引申、构词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发生变化等。第五部分对其双音节词的构词分六部分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并列式双音节词和附加式双音节词。可以看出,双音节词中名词数量最多,动词、形容词次之,虚词数量较少。从构成方式方面分析,并列式、偏正式双音节词发展比较迅速,其它各式双音节词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总之,在全面性的统计《悲华经》词汇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新词新义、新义的衍生途径和双音节词的构词等叁个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研究中古汉译佛经,能够弥补中土文献的不足,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丰厚的语言材料,也能够为《大词典》的修订提供大量的“新词”和“新义”。
漆灏[7]2005年在《《大庄严论经》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鸠摩罗什的《大庄严论经》是姚秦时期的一部语言上很有特点的汉译佛经。对其词汇系统作一个全面分析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采用传统的训诂方法,辅之以现代词汇学理论,对其词汇系统作了一个初步的研究。 本文分六个部分。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其词汇系统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最近20年来中古汉译佛经词汇的研究情况,说明了本文的一些相关问题。 第二部分简单介绍了鸠摩罗什和《大庄严论经》。 第叁部分介绍了其词汇系统的概貌,简单分析其词汇系统中源于先秦、两汉和魏晋时期的旧词。从其旧词所占3/4强的比例可以看出此部汉译佛经的词汇对上古汉语词汇的继承性。 第四部分详细分析了其新词新义,对新词侧重于构词分析,对新义则侧重于对其来源的探求。一共分析了188个《汉语大词典》失收的新词、259个晚收的新词、55个失收的新义和200个晚收的新义。 第五部分探讨了其新义的衍生途径,其中重点讨论了一些复合词因其构词成份的意义发生变化而导致该复合词产生新义的语言现象。 第六部分对其双音词的构词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并列式复合词和附加式复合词进行了探讨。对于前者分析了一些类似于字形分化的并列式复合词,对于后者则研究了“可”用作词尾的现象。
龙丹[8]2008年在《魏晋核心词研究》文中认为汉语核心词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以斯瓦迪士(M.Swadesh)的《百词表》为依据,运用语义场理论,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计算机辅助研究等方法,通过考察魏晋时期的中土文献和佛经文献,对魏晋时期的核心名词和动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项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对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以及确定汉藏语系语言的亲属关系等方面有重大意义。全文约24万字,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全面介绍了核心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魏晋词汇的研究概况、研究意义、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第二章讨论名词,我们将名词主要分为叁个大类,一是“肢体生理”类名词,其中包括“头部、四肢、躯干、其它”四个小类,涉及23个身体义场的27个核心概念,词目达130个。肢体生理类词在名词中是最为活跃的。二是“人动植物”类,包含11个核心词,研究涉及的词目有80个。叁是“自然现象”类,包含14个语义场,15个核心词,研究了115个词目。相对于肢体生理类词而言,“人动植物”和“自然现象”类名词则是比较稳定的。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和概念本身分类复杂等因素的影响,这两类词中大多数语义场的结构较复杂。第叁章研究核心动词,分“头部动作”、“行走起居”、“认知行为和社会活动”叁类对19个语义场的166个词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动词语义场的代表词更替频繁,发生变化的代表词多与人体动作有关;语义场的结构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语义场和语义场之间关系密切。第四章讨论了魏晋核心词的特点。第五章结语,对核心词的演变规律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的贡献及主要创新点有:(1)自觉运用《百词表》对魏晋核心词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对《百词表》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核心名词和动词进行研究后,我们总结出了魏晋核心词的特点:魏晋核心词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一方面它继承了上古时期已有的核心词,另一方面又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生变化;核心词的变化最先反映在佛经文献中,医书《肘后备急方》中也有所体现;魏晋时期是核心词发生显着变化的重要阶段;发生替换的核心词多与“人体”有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2)静态描写和动态历时分析相结合。在充分调查分析魏晋时期的典型语料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一时期核心词的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研究内容涉及核心词在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使用频率、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使用范围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又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在历时层面上对这些核心词的来源和演变情况进行了考察。静态描写和动态历时分析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对魏晋核心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3)计算机辅助研究和手工甄别相结合。由于魏晋时期文献材料的繁冗庞杂,核心词出现频率高,无法一一分类罗列。研究时,我们充分利用计算机对校对好的电子文本进行检索,并对检索数据进行手工甄别,然后再统计词频,形成表格图形,这样得出的结论既直观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4)根据研究的需要,提出了确定语义场成员的相关原则。确定语义场的成员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在研究中,我们主要依据以下几条原则来确定语义场的成员:考察义位间的联系以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充分考虑核心词所代表的语义场的性质;多义词的义位根据情况归入不同的语义场;比较生僻的词一般不列出;一般以单音词为主。(5)多学科成果的交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核心词是研究的一大特色。认知语言学是近二十年多来国外语言学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核心词研究中引入认知语言学理论有重大意义。在研究中,我们尝试用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prominence view)”、“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范畴化(Categorization)”理论、“组块化(Chunking)”理论、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转喻机制和认知域投射的一般规律来研究核心词。这些理论的运用,可以解释以前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此外,比较语言学的相关成果在研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陈辉[9]2018年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南北朝新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北朝时期以南朝、北朝对峙的局面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分裂而统一的过渡模式。其间,南北战争与文化交融并存,经济破坏与社会重建并存,南北对峙与各自统一并存,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并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南北朝词汇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新质要素,而南北朝新词正是这一时代特征在词汇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因此,本文将在“南北朝新词语料库”的基础上,对南北朝新词进行全面系统的共时描写,并结合历时的比较揭示其中蕴含的新质要素。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首先明确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南北朝新词”,而后系统地梳理了“南北朝词汇”的研究现状,并阐释了“南北朝新词语料库”的语料来源、收词原则、以及语料库的筛查增补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至第七章是本论文的正文部分。第一章对南北朝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标志性新词语场进行了描写和分析。首先,从政治生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方面入手将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划分为四个下位子场,而后又在各子场下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并运用义素分析法对场中新词进行举例性分析。其次,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具有时代性、层次性与系统性,而共同义素正是维系标志性新词语场各层级系统性的关键。同时,许多子词语场之间存在着同义、近义或反义的关系。最后,一批构词能力较强的参构语素也为南北朝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章从历时数量与表述内涵两方面探讨了南北朝单音新词的特点。首先,在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大趋势下,单音新词数量进一步缩水。其次,从内涵看,单音新词以指称新事物与新概念为主,这正是其时代性的表现。第叁章从语义结构、词法结构等方面对南北朝双音新词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并与具有代表性的历代专书词汇进行历时的比较,进而展现了各类型双音新词在南北朝时期的特点,同时,对无法进行结构分析的双音新词进行了简要分类。首先,以构词量为参照点,语法造词量远远大于语音造词量,语法造词中词序造词量远大于虚词造词量。语法造词中构词能力最强的类型为偏正式,而后为联合式、支配式、附加式、主谓式、补充式。其次,双音新词各词序造词类型之间既有共性,又在一些方面各具特色。如从词性角度着眼,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的词法结构均呈现出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但支配式的词法结构类型较之前两者则较少;又如各词序造词的双音节类型的词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是容纳与选择的关系,能产的词法结构具有一定的兼容性,而语素的语义角色则是选择词法结构的关键;又如,通常情况下各类型双音词两语素意义的组合是直接的,但是在偏正式、支配式等类型中一些双音词两语素意义的组合是间接的,即出现了“语义综合”形式。又如在词类方面,由于支配式、主谓式与补充式具有天然的谓词性,因此这叁种类型的双音词以谓词尤其是动词居多。再次,利用词缀造词的附加式具有历时与共时两方面的特点。历时角度,附加式双音词在复音词及语法造词中的比例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同时,尽管前加式一直少于后加式,但前加式双音词在附加式双音词中的比例呈上涨趋势,而后加式双音词在附加式双音词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共时角度来看,南北朝时期附加式双音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参构词缀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数量上均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词尾造词是该时期附加式双音新词的主要形式。同时,该时期的附加式双音新词显示,词缀数量对构词量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构词量的主要因素,决定构词量的关键性因素是词缀的构词能力。最后,南北朝时期,语音造词,尤其是重迭造词已经成为了弱势的造词方式。第四章对南北朝时期的叁音节新词与四音节新词进行了全面描写,展现了多音节词在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新特点,并结合汉语“自然音步”理论,对二者中的优势语法结构类型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从佛教新词的构成与佛教新词的结构两方面阐释了南北朝时期佛教新词的特点。首先,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词汇逐渐从宗教领域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次,佛教新词与非佛教类新词在音节数量、语法结构分布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最后,南北朝时期,“完全汉化”成为了佛教新词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通过“借形灌义”等形式对汉文化、汉语词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六章从典故新词的音节构成、典源分类、成词方式等方面阐释了南北朝典故新词的特点。从音节构成看,南北朝的典故新词以双音节为主要形式;从典源分布看,南北朝时期,典故新词虽然大量产生,但其造词情况还未进入“全盛时期”;从成词方式看,南北朝时期,典故新词大多通过选字重组的方式成词,其余则通过直接截取或加字重组等方式成词。第七章将复音词语义结构与词形平面进行比较,以语义结构中的隐含成分为切入点,研究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首先,词形的音节限制与概念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是语义结构中隐含成分存在的直接原因。同时,这些隐含成分首先存在于词义的形成过程中,而后才存在于词义的释读过程中,它们是复音词语义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词义的关键。其次,语义结构中的语义隐含成分具有多样性特征,本研究重点分析了两大类隐含形式,即以动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和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两大类。前者包括动作对象隐含、动作主体隐含、动作目的隐含、动作方式隐含、使动用法隐含、被动用法隐含等六类隐含形式,后者包括动作隐含、事物性质隐含、事物领属者隐含叁种形式。一个复音词中,蕴含的隐含形式可以是上述各类中的一类,也可以是几类,隐含成分的多少取决于词义表达容量的大小以及参构语素表义的能力大小。再次,语义成分隐含具有理据性。如以动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涉及“动词性语素本身的语法特征”等七种来源,而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的隐含及其来源则可以通过运用语义框架理论、构式压制理论再现。最后,复音词中,隐含成分与参构语素之间,隐含成分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结语从新词时代性的角度对南北朝新词的特点进行了简要总结。
王丽娟[10]2016年在《《杂宝藏经》并列双音词研究》文中提出《杂宝藏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汉译佛典,属于佛教经典譬喻故事集,语言通俗易懂,具备较高的汉语史词汇研究价值。本文以《杂宝藏经》并列双音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语料的梳理,查证了《汉语大词典》失收的30个词语以及5个已收但缺失义项的词语。对并列双音词进行全面统计和分析后,我们发现《杂宝藏经》中的并列双音词词性上以名词为多,词义上以同义并列双音词为主,且有78%的并列双音词在现代汉语中仍有使用,说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杂宝藏经》并列双音词繁多,从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来看,其中有丰富的同义词,它们既可以避免行文重复,又有精准表达语义的作用。《杂宝藏经》并列双音词词汇包含了大量口语词、少部分文言词以及表达相关佛教概念的佛教语词,整体而言,呈现出口语性较强的特点。由于《杂宝藏经》是中外人士合作共译的佛经,少数并列双音词也体现了语言使用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1]. 中古汉语饮食词语研究[D]. 施杨. 长春理工大学. 2004
[2]. 基于《汉语大词典》语料库的东汉新词语研究[D]. 蒋莹. 山东大学. 2016
[3]. 《诸病源候论》词语研究[D]. 郭颖. 浙江大学. 2005
[4]. 中日《叁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D]. 倪永明. 复旦大学. 2006
[5]. 东汉核心词研究[D]. 刘晓静.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6]. 《悲华经》词汇研究[D]. 钟颖.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7]. 《大庄严论经》词汇研究[D]. 漆灏.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8]. 魏晋核心词研究[D]. 龙丹.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9]. 基于《汉语大词典》的南北朝新词研究[D]. 陈辉. 山东大学. 2018
[10]. 《杂宝藏经》并列双音词研究[D]. 王丽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