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历史——试论近代欧化白话文学的历史失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文学论文,历史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前，大概在十九世纪中期，运用类似于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存在，除了戏剧目前尚未发现外，当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都已作了颇为有益的尝试，在西方传教士的支持下，它们在语言形式上走得比五四新文学更远，在欧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新文学前期的作品。这些欧化白话文作品不绝如缕，在教会出版物中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到现代汉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作品的历史作用、当时影响并不见于历史记载，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首先似乎在五四新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存在，它们虽然问世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对新文学家似乎毫无影响。新文学家在说到自己的创作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的中文翻译作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几乎一直认为自己的创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国小说的影响，他们或者是阅读外文原著或英译本、日译本，或者是阅读林纾等非西方传教士的中译本，仿佛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这是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文本后来被历史遗忘的主要原因。
那么，新文学作家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否这一影响就不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本俱在，对当时的基督徒以及靠拢教会的民众不会没有影响。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提倡白话文时期，并不是没有人发现五四白话文与西方传教士白话文的相似之处，周作人在1920年就曾经提到：“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可见，早在1920年前，新文学创作初起之际，就有人发现它与西方传教士所用的白话之间的联系，指出新文学所用的语言就是以前西方传教士所用的欧化白话。只是当时的新文学家不愿承认。这一发现其实非常重要，这说明当时有读者是因为先看到了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在这个基础上才接受或者反对新文学的，而对这些读者来说，新文学的欧化白话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们很容易就能够辨别新文学的语言。换句话说，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语言先驱，这一看法后来也得到周作人的认可。其实，这一看法虽然没有成为新文学的共识；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学术界，却已经成为常识。有学者指出：“当时在《圣经》翻译的问题上，有许多困难问题，大都由西人主任，而聘华人执笔，为欲求文字的美化，不免要失去原文的意义，为欲符合原文的意义，在文字上不能美化。文言文不能普遍于普通教友，于是有官话土白，而官话土白又为当时外界所诟病。却不料这种官话土白，竟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还有的学者直接就把白话《圣经》的翻译看作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那些圣书的翻译者，特别是那些翻译国语《圣经》的人，助长了中国近代文艺的振兴。这些人具有先见之明，相信在外国所经历过文学的改革，在中国也必会有相同的情形，就是人民所日用的语言可为通用的文字，并且这也是最能清楚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与意见。那早日将《圣经》翻译国语的人遭受许多的嘲笑与揶揄，但是他们却作了一个伟大运动的先驱，而这运动在我们今日已结了美好的果实。”他们都把新文学看成是西方传教士白话文的继承者。
为什么新文学家会看不到西方传教士所用的欧化白话文呢？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首先，新文学家大都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例如鲁迅、胡适，中国的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往往有着抵触情绪，近代的先进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阅读了大量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科学、政治之类的著作，他们一定也读过西方传教士的其它著作，包括传教的著作；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著作，就像没有读过一样。许多现代作家把传教看作宣扬迷信，出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或者科学意识对西方传教的抵制，是一个原因。其次，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外，新文学家大都成长于民国建立前后，那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方传教士的启蒙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自己留学生的启蒙所取代，从日本来的西学，在中国取代了西方传教士介绍西学的主体地位。因此，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新文学家没有接触过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他们是直接借鉴外国小说原著产生的欧化白话文。
但是，在新文学作家中，也有一些是基督徒，他们怎么也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呢？早期新文学家中基督徒其实极少，许地山是基督徒，但是他是在1916年才受洗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学革命。老舍也曾经是基督徒，但是他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爆发之后才受洗的，他们成为基督徒太晚了，没有接触过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很自然的。因为西方传教士的白话文作品主要是给孩子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看的。不过，林语堂也是基督徒，而且是从小受洗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要说他也没有接触过近代欧化白话文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林语堂似乎没有提到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对他的影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林语堂其实对于新文学白话文的如何欧化早有设想，他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要学习西方作家“用字的适当，段落的妥密，逐层进论的有序，分辨意义的精细，正面反面的兼顾，引事证实的细慎”。“要为白话文学设一个像西方论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人家读过一次这种的文字，要叫他不要崇拜新文学也做不到了。这才是我们改革新国文的义务。”他甚至有颇为过分、显得极端的说法：“我读他们（指西方）随便哪一个大学教员所做的书，觉得在学问价值上，胜过我们的诸子万万。”显然，他的理想就是参照英语等西方语言，来改造汉语，使汉语向西方语言靠拢。林语堂是最早明确提出用西方语言改造汉语的学者之一，他的这个主张与他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从林语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新文学家也是接受外语和外国小说的影响，用外国的语言文学的资源来改造中国语言文学，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所用欧化白话与西方传教士可谓是殊途同归。
然而，新文学家确实也是有意回避近代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文的存在。如果说在新文学家酝酿文学革命的成长期有可能没有接触过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那么，在别人已经告诉你，你们的白话文并不新鲜，它与西方传教士的白话文有相似之处，新文学家的反应不是去验证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而是断然否认这种相似，“觉得他的话很可笑”。不顾事实根据，用“可笑”二字轻率地否定了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的存在，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就连周作人在面向教会成员演讲“圣书与中国文学”时，虽然承认“《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但是他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去验证过这一说法，后来也没有兴趣再去验证发挥。在他做了这样的演讲之后，也是隔了几年才收入他的文集，令人不免怀疑他是否受到某种压力。一直到1949年，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有新文学家去验证这一说法，去考证发挥周作人的演讲。如果说周作人当时作为新文学的领袖人物，在许多地方都曾经领导文学评论学术的潮流，可以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在这一发现上，他却是孤家寡人，发表的只是个人见解，几乎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呼应。那些基督教的学者们虽然谈到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先驱，但是新文学家们自己既不起来赞成这一说法，也不起来反对这一说法，却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采取鸵鸟政策，从来不去验证追问，寻找它们之间的发展脉络；依然大谈是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现代白话文，仿佛近代的欧化白话文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不是有意回避又是什么？正因为新文学存在着这种对近代欧化白话文有意回避的态度，林语堂回避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作为新文学家的一员，在这种潮流面前，他要是强调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与影响，那才是不合时宜的。
为什么新文学家要回避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的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福科对“现代性”的论述，福科认为，“现代性”常常表现为一种对时间的英雄主义态度，他们喜欢切断历史，一切从我开始。五四新文学家以提倡现代性自居，身上正是体现了这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态度。五四新文学把提倡白话文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胡适一直认为：新文学白话文运动是从他开始提倡的，即使白话文古已有之，欧化的白话文却是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当然不希望在自己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欧化白话文”。他们听到新文学所用的语言和《马太福音》相似，“觉得很可笑”，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即使他们不得不正视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已经存在一个“白话文运动”，他们却坚持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作者是先用文言想好了，再写成白话。当时的白话只是给老百姓看的，读书人还是用文言。他们说的这种状况在晚清当然存在，但是用它来全面概括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不免是以偏概全，贬低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成就。新文学家不愿充分肯定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不愿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充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会影响到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评价，影响到他们“一切从我开始”的自我感觉，影响到他们的“现代性”态度和对他们成就的评价。同样如此，他们回避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的存在，不愿去验证追问探究，像林语堂等人也从不提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些原因。新文学家回避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基督教历史学家虽然肯定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前驱，但是他们对当时的大学中文系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后来的文学史家基本上是按照五四新文学家的叙述来撰写现代文学史，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存在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了。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罗生门》，因为被黑泽明改编为电影而非常著名。它描写了一件杀人抢劫案的不同叙述，每一个叙述者都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隐瞒了某些事实真相。历史的叙述当然也存在“罗生门”的现象，或许，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历史失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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