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国情与独生子女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生子女论文,国情论文,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人口“爆炸”
人类社会今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人口爆炸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全球问题。在生存环境日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控制人口增长是人类发展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选择。
1.人口的历史包袱与增长的极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出现了婴儿生育的高峰，这是一个“Baby Boom”的时代。虽然后来人口过度增长有所缓和，但到70 年代中期，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基本上仍维持在19‰以上。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水平为12.8‰～8.4‰，发展中国家为23.8‰～20 ‰左右。从1950年到1987年，世界总人口从25亿增加到50亿。37年间，人口增长翻了一番。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下历史：1850年世界总人口数是13亿，1950年达到25亿，人类社会在过去经历了100 年的时间才实现翻一番。因此，美国人类学家赫茨勒在1956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危机》一书中第一次把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形象地称之为“人口爆炸”。其基本内涵是：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人口基数急剧呈指数增长，人口翻番的间隔越来越短。
中国出现的人口爆炸，只是战后世界人口爆炸中的一个“爆炸点”。从1949年到50年代末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最高为1954年的24.79‰，最低为1959年的10.19‰历年平均为18.57‰之后，由于民族传统的文化背景和软弱的人口政策， 从跨越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60年代开始，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直线”上升。1963年达到33.33‰的最高峰，至1972年的11年内， 平均水平为26.62‰，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人口总数从战后的4.5亿，到70年代中期突破了9亿。几乎只用30年时间就把人口数量翻了一番。 凡是真正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都会感受到人口增长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悬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全球人口问题的一个焦点。
那么同样处在人口爆炸的时代，对于人口所造成的压力，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呢？除了西方国家进入70年代以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自然下降，而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反上升这一反差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人口的历史包袱：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
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总人口数为5.5亿，那时中国的人口约7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世界的总人口数为13.2亿，而中国的人口超过4亿，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3。 虽然中国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100年夏禹时，人口已有1350万，但在1840年之前即便历史上在籍人口最多的西汉（公元2年5959万）， 当时人口也只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5。中国沉重的人口包袱始于清朝的300年间。 乾隆6年（1741年），在籍人口总数为1.43亿， 这在中国历史上全国总人口第一次突破1亿大关。乾隆59年人口总数突破3亿；至道光14年（1834年），人口突破4亿，从此奠定了我国人口众多的基础。 因为这个庞大的基数，使得我国人口每年的绝对增长数相当可观。现在我们已经实施了计划生育，但每年出生的婴儿从80年代初的2000万还要上升到80年代末的2300万，几乎相当于一个加拿大的人口。每年净增人口达到1600万，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这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人口爆炸问题之所以无比尖锐的原因。
人口爆炸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危机。它直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并使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受不堪负担的破坏和消耗；间接引起就业、卫生和福利等生活质量和水平的下降，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从全球范围来看，进入世界市场的粮食一般只占世界总产量的7%， 因而按人口平均的土地资源的估计，是一个可以说明生活水平发展前途的有意义的指标。众所周知，土地资源有限，全世界只有1/3的土地可耕作。中国人均耕地1.3亩，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 这就决定了人口增长的极限性。近年来，人口生产与粮食生产的指数齐头并进，但其最终结果是人口每增长1%，农业生产只增加0.3～0.7%。 这种效率的合理解释是：新开辟的地区偏远一些，土地贫瘠一些。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全国人口的温饱问题，在农业生产上不断加大经济与科技的投入，使得连年农业丰收，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然而，目前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拖累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有人分析过，在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有25%要用来养活新增长的人口。这并非危言耸听。由于人口大基数这个“分母效应”，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今天让世人看到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等各项人均经济指标在世界排行榜上只能处于相当落后的位置。根据粮食生产受各种因素制约的科学分析，我国粮食需求长期大于供给的矛盾，将伴随我们走向新世纪。因此，当代中国处在一个生存与发展双重压力与两难选择的境地。
2.人口爆炸尚未“尘埃落定”
从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开始进入在一定制约条件下增长的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6‰下降到1980年的12‰以下，十年累计少生6000万人，1985年下降到了11.2‰，1986—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虽受生育高峰规律的影响而有所上升，但也始终控制在14‰左右；1995—199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又降到10.42‰。 我国为控制人口爆炸的势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对世界人口的控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民间团体的高度评价。
但是，我们应该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控制历取得的成就，清醒地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其严峻性表现在：第一，中国人口的未来发展处于“低生育率高增长量并存”的态势。1981～1985年，世界人口出生率平均为23.6‰，其中发达国家为15.8‰，发展中国家为31.4‰，而中国则为19.16‰，已经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高生育率了。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199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7‰，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就将达到22亿，50年内人口又要翻一番。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政策，进一步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下来。
第二，经济起飞阶段会出现刺激生育率“先增后降”的态势。生活富裕后多生孩子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只有当生活条件改善引起人们生育观念的变革时，减少生育又成为必然。所以我们不可低估“先增”这一因素，它使我国控制人口的生长增加了新的难度。
第三，结婚年龄下降以及早婚依然存在的态势。 《中国人口年鉴1990》报道，中国男女青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从1982年的25.28 岁下降为1987年的24.15岁；同期，女性从22.38岁下降为22.01岁。 总体水平都下降了1岁多。至于19岁以下早婚的情况是，1989年在城市为0.7%，而在农村乡镇则高达6%。这为90 年代中国人口的控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总之，中华民族要重续强国之梦，只有长期坚持走控制人口的必由之路。此外，别无选择。
二、独生子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选择。因为按照1980年的预测，如果一个家庭平均生二个孩子的话，那么我国人口控制在本世纪末为13亿的目标依然无法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无法提高。于是70年代末，在原来计划生育工作基础上，新的生育政策被提出来了。
1.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及其可行性
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1881年恩格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实行“计划调节”的光辉思想，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口要有计划地发展，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因此，作为社会生产两个方面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必然是一种相互依赖、渗透和制约的关系。
在生活实践中，我们对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理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不断反思的过程。50年代我国虽然已经注意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但在左的影响下，许多认识是模糊的。新中国建立不久，我国人口在战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拉动下，也步了迅速增长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我们当然要采取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现在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一批文献资料是，1953年8 月政务院指示中央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并批准了卫生部制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的办法。1954年12月国务院又召开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会后成立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开展节育工作的若干对策。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强调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统一，指出：“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后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问题是我们对当时人口急剧增长在认识上的偏差，更多地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比如，1957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 强调“人口的不断增长表示民族的繁荣和兴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竟然还把科学认识人口急剧增长负面影响的见解，视为所谓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正是这样，节育工作“束手束脚，因而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迫切的合理的要求。”
60年代我国虽然越来越认识到计划生育的紧迫性，但落实的措施缺乏力度。1962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二次高峰，在这种背景下，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其措施是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做好报刊宣传、避孕指导、药具供应和人流绝育手术。应该说这些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措施仅落实在上述层面上，还难以在宏观上有效地控制全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向有计划状态的转变，在60年代并未出现明显的转机。
70年代我国总结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政策要求。1973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召开，会上提出“晚、稀、少”的口号，要求人们晚婚晚育、胎次拉开间隔、坚决不生三胎。这个口号在全国影响极大，得到了普遍认同和贯彻，成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口号的意义在于：既向每个公民提出了生育要求和目标，又反映了公民少生孩子的真切愿望。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72年的20.89‰下降为1977年的12.00‰，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等9 个省市已率先将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正是这一口号开始孕育了当今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
2.独生子女政策的提出与完善
实践证明，我们是可以做到在调节物质生产的同时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经过十年动乱，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到10‰以下，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978年7月，《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书记挂帅， 全党动手，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的社论。同年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在新通过的《宪法》中作出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的规定，第一次把计划生育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义务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进而，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 第一次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那么，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究竟始于何时？一说于1974年在京津沪率先试点；一说予1978年开始实行；再一说始于80年代初期。笔者认为都缺乏准确的依据。
事实上，在“晚、稀、少”口号的推动下，那些没有兄弟姐妹而被社会称为“独苗”的孩子，逐渐被“独生子女”这一新的名词所代替。然而直到1978年，我们在所有计划生育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有关“独生子女”的提法。最早出现这一表述的是1979年1 月《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题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的社论在论述计划生育工作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第一次提出：“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要给予表扬”。之后，这一表述开始频频出现于大众媒体，在宣传上，并用“1+1＝1”的公式作形象的表达。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对无子女的老人逐步实行社会保险。”1980年1月， 中共中央在批转《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 鼓励只生一胎。 ”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再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与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0年初，全国正式颁发独生子女证，标志着“独生子女”新名词作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法定表述而得到确认。由此可见，政府正式提出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应该是1979年。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能生第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以适当放宽，具体规定经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1985年5 月国家计生委对中外记者宣布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期的特殊政策，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依法贯彻落实现行政策，另一方面又扎实稳妥地调整照顾群众利益的具体措施，按规定安排更多的有困难的家庭生第二胎。所以，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既考虑到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又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承受能力，符合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定能够把中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解决得更好一些，对亚洲和世界人口的控制和经济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三、独生子女人口群体的突现
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普遍推行，其结果使独生子女远远超越人口现象而成为一种新的国情。这不仅表现在我们分析未来的许多问题诸如经济建设、文化发展、国民教育、人才培养、社会结构等等都离不开独生子女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背景，而且因为随着独生子女进入青年期并参与社会，这种新国情会得到更强烈的反映。
那么独生子女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一出现就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呢？
1.突如其来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上，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成员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但因为为数不多而未构成一种特殊的人口现象。中国古时候就曾有人主张“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此人姓王，名梵志，生于隋文帝时，以说理为主的诗成名于初唐。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树。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剪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继续生出来，世间无坐处。若不及抽却，眼看塞破天。”这首诗劝人们只生一个孩子，以免日后为分割财产而闹家庭矛盾；同时也指出，人口一多地球上便无立锥之地，天空也要被塞破。应该说，古人有这种先进的人口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家庭模式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四代同堂，多子多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这种传统文化，不仅湮没了象王梵志那样的远见卓识，而且当我们今天提倡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使人们在一开始难以接受。人们认同少生孩子，但难以认同只生一个孩子。人口群体的突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生育、家庭观念。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传统文化观念决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被赶走的，它积淀在人们头脑的深处，会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祖辈、父辈把独生子女视为“掌上明珠”或“小皇帝”而百般溺爱、过度保护，就是传统生育、家庭观念的异化形成。所以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是独生子女人口群体在中国一出现就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独生子女教育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难题。在一个家庭模式由复合家庭变成核心家庭、一个原来有兄弟姐妹陪伴的孩子变成“自言自语”的孤独者的情况，许多父母感到现在的孩子难喂难养，教师反映现在的学生难教难管。
历史竟会有如此巧合：中国的独生子女几乎与独门独户的新工房同步增长。我们知道，从70年代中期提倡少生孩子到1979年正式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际，正是我们国家结束十年动乱，开始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而大规模建造住房之时。“独门”与“独户”的生活环境不仅限制了独生子女与邻居以及家族其它成员之间的联系，使其生活空间大为缩小，而且在客观上为独生子女在两个大人之间处于中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由此使一部分独生子女在早年成长过程中形成某些弱点，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2.农村出现生育革命的冲击
在分析城市独生子女现象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将农村独生子女现状与城市作一比较，以对我国独生子女的现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了解。下表是80年代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统计。
80年代领证独生子女人数及城乡比例统计表（万人）
年份全国城市农村城市占全国%农村占全国%
1979610.1
171.0
439.1 28.0
72.0
19801143.3 314.8
828.5 27.5
72.5
19852944.6 1691.2 1253.457.4
42.6
19883415.0 2421.0 940.0 70.9
20.1
从上表我们可以见到，1979年我们刚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我国农村的独生子女比例占了全国独生子女总数的72.0%，1980年上升为72.5%。这主要是由农村人口基数大这个原因所造成的。独生子女在农村的出现，对于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全面、深入推进，对于生育观念的变革，无疑有着远甚于城市的意义。首先是优生优育、造福后代观念的确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可增加人均抚育教育费用，为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改变农村经济落后面貌创造了条件。其次是传宗接代旧风俗思想的破除。在农村生儿子比什么都重要，重男轻女的传统延续了二千年。现在男到女家落户越来越多，孩于随母姓或用双姓已不鲜见。农村中出现生育革命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但1983年后，中国农村每年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逐年下降，则深刻地体现了农村生育革命的艰巨性。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因素。目前农村物质文化条件还比较差，孩子作为劳动力不仅是一个家庭致富的源泉，而且仍是父母年老的生活依靠；农村早期计划生育工作也比较差，7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出生率高达40‰，独生子女政策“一竿子”到底有相当难度。鉴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贯彻的特殊性，党和政府充分考虑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允许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经过批准在间隔几年后生育第二胎。政策的完善是农村独生子女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旧思想旧风俗的抬头。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后，随着经济生活好转，一些农民多生孩子的愿望增强了，也增加了落实独生子女政策的难度；新婚姻法的颁布，提高了最低法定婚龄，但无形中解除了晚婚年龄的规定，刺激了早婚早育的回潮。1989年农村低于法定年龄的早婚率高达6.05%。总的来说，在中国广大农村贯彻独生子女政策的态势形成了两个梯度：大城市的郊区比小城市的郊区贯彻得要好；东部沿海农村要比中西部农村贯彻得要好。所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的“农家子女少独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人口控制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