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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当前教育管理体系存在哪些弊端？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政府、学校、社会需要构建怎样的新型关系？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教育厅长、中小学校长等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如何理解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的转变
2014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报告，指出要自觉围绕这一总目标、落实这一总要求，从教育部门自身改起，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写入2014年教育工作要点。
从长期以来的教育管理到如今的教育治理，一字之差，传递了怎样的内涵变化？座谈会上，专家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褚宏启说：“教育治理是教育管理的一种高级形态，能体现现代精神，反映教育的现代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民主性，治理是多方参与，多方参与有时就慢。有人说多方参与是不是就没有效率，我想这可能有一个近期效率和远期效率的关系。我们追求的是长期效率、是比较长远的治理框架。”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也认为，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型管理范式，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更多地强调了公共管理的转型。它带来了如下的变化：从关注公共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关注政府治理的工具，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从公私对立到公私合作，从命令和控制向谈判和协商转变。
“一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仅由政府承担，还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社会、家长、学校等也都共同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另一方面，治理机制复合化，由政府、社会和学校三大子治理机制构成，三方面统一互补。此外，治理手段将会变得多样化，除行政手段以外，更多的是强调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这最能调节教育生态。”孟繁华说。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瑞则认为，从管理学角度而言，治理是把领导角色和管理角色融在一起，同时解决治标和治本的问题，“这跟管理不一样，管理是有了问题再灭火，而治理则强调源头性控制，把防洪和抗洪兼顾起来”。
那么，提出教育治理有何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呢？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和他的学生写了《变革中国》一书，其中提到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限制就是缺乏高端人才，而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教育治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的发展，促进人才的发展。”褚宏启说，“我们一般说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是目标层面的，自主发展是过程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则是面向未来的。”
“至于教育治理能力如何，我觉得关键问题还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这二者关系的处理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旋律之一，教育管理是否是现代管理，是否达到了教育治理的境界，关键看权力与权利关系处理得如何，以及两者的现实状态和未来走向。我们所说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等，实际都是围绕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展开。”褚宏启说。
当前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存在哪些弊端
2月底，一场为期一周的雾霾笼罩在北京上空，北大附中为此停课，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严令禁止之下，北大附中仍坚持停课，此事件引发了教育界和社会关于“学校是否有权停课”的广泛讨论。
“从内心讲，我们都愿意停课。”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郭涵说，“四五十个小孩挤在一个六七十平方米的房间里，4000个学生在几十间教室里熬着，出又出不来，窗户不能开，一周雾霾，天天在教室里，这让学生怎么待？但是我们有组织有纪律，学校没有权力停课。”
能否停课不能由学校说了算，职称待遇问题不能帮助教师有效解决，教师住房等待遇没有保障……虽已当了15年的中学校长，郭涵却常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很多事情常常由上面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人事、财政等部门说了算，留给学校的权力太少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常年在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各种失衡感受很深。
“权力配置失衡表现在五个方面。”张志勇说，“一是越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并没有管理教育的职能，却因为行政审批而间接延伸为对民办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管理权，这种现象非常多，也是造成民办教育、社会教育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二是扩权管理教育。有的国家行政部门本应负责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宏观管理，却在权力执行过程中，将宏观管理渗透到专业技术教育的微观领域，甚至直接从事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继续教育工作，完全没有依据。三是交叉管理教育。四是集权管理教育。如教育部门长期集教育的管、办、评大权于一身，决策、执行与监督之间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五是代替地方和学校管理教育。如招生部门代替学校招生，人事部门代替学校招聘教师等等，这样的话，中小学还有什么权力可言？”
教育治理体系不顺畅的原因何在
张志勇曾经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治理的演进过程。“可以说，在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有一个伴随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导致公共权力从扩张走向限制的过程。”张志勇说。
“教育行政权力的配置包括两个方向，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纵向配置是指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划分。横向配置指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同层级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褚宏启说，“在纵向权力划分上，权力下放不够，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放权不够，所以抑制了活力。从横向配置而言，教育行政部门有事权，但是财权、人权相对不够，制约了教育的改革。”
“教育管理有三个层面，一是老师怎么管学生，二是政府怎么管学校，三是谁管政府。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对老师管得挺死，政府对学校管得挺死，但谁来管政府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行政权力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而且这种行政权力扩张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此相伴而生的是行政越权的现象，导致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受到一定的侵害，从而阻碍教育发展，损害教育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和学校权益。”褚宏启说。
“我们现在讲要建立一种治理体系，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目标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的现代教育体系，但事实上，社会力量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和管理之外。我们主要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但我们从来不直接听取社会的意见，这样我们是不能够培养出数量、质量都符合要求的高水平人才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认为，教育治理体系存在问题和缺乏社会参与也有诸多关系。
石中英则认为，这与长期以来改革的积弊也有着莫大的关系。“30多年来，改革自上而下，越往省级部门、县市部门以及具体的学校，改革的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越弱，形成了下级部门改革中等待观望的普遍心态，降低了基层改革的活力。实际上，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出在基层，对问题最敏感的也是基层一线的同志，他们解决问题的心情也最急迫，他们应当是改革的主体，有改革的话语权。要激发基层的改革活力，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推进教育改革，都迫切需要转变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教育治理体系、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根本任务是要释放基层改革活力。”石中英说。
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遏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政府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政府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向省级政府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政府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政府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机构，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政府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政府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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