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份额论文,规律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三大板块，即劳动者报酬、资本所得和政府对生产环节直接征取的税赋。初次分配的格局，即三大利益主体的分享比例及相互关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由资本所有者获得，这难免导致社会最终分配的不均；相反，如果初次分配中大部分的收入由劳动者所有，或者由自营者(自我雇佣者)获得，这样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就不会太高；再者，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分享比重过高，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大。
其次，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为此，我们也必须高度关注初次分配。例如，一国经济中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意味着该国投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劳动所得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要远远高于资本所得，而资本所有者大部分也是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倾向会明显超过劳动者。因此，初次分配的格局将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
再次，初次分配反映了一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的微观行为的特点。例如，在微观行为由政府主导的情况下，政府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比较高；如果一个经济生产过程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那么资本所有者在这生产中相应的决策权和获得收益的能力就比较强，这反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上，资本所有者会得到较大的份额；当然，在一个劳工力量较强的社会(这通常由于劳动力短缺或者工会力量强大)，劳动者就会在初次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
以上我们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给出研究这一分配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当今的我国经济，研究这一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不断攀升的投资规模，以及消费不足等都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虽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至关重要，但是将初次分配中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难题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中去解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例如，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降低收入差距会受到避税行为的困扰，从而征税成本提高；再比如，长期以来消费比重下降，投资比重逐步上升可以说是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难题，劳动份额稳步上升，对于提高消费的比重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的消费比重不仅能降低投资率，提高投资效率，也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过度储蓄所带来的困惑(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总之，关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研究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和未来走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经济学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二、已有的研究文献
古典经济学家曾把分配问题视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传统，发展了已经成为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即从国民收入在工资利润间的分配转向用基尼系数描述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居民间收入分配平等与否，而是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关系，因此将不对如库兹涅茨曲线一类的针对个体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进行分析。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理论性解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强调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国民收入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分配时所依据的规律是：劳动者根据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cost of reproduction)得到工资，剩余部分则成为利润被资本所得(马克思，1867)。在这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斯密，1776；李嘉图，1817)。
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比较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微观基础，Marshall重新定义边际生产力为边际净产出(marginal net productivity)并建立了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而Marshall的收入分配理论是短期内的概念，把利润看作是使用投入品进行生产获得的“准地租”，规避了对资本的衡量。在Marshall的模型中，价格由边际最初成本(marginal prime cost)决定，利润是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差值，而就整体经济而言最初成本是人力成本(就整体经济而言原材料成本是抵消的)，因此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依赖于劳动力的回报率。总体来说，从微观行为上看，一个企业劳动所得占产出的比重应该与该企业生产技术中劳动的弹性基本相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企业利润极大化的假设，从这一简单理论可推知，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劳动者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取决于该经济的产业结构，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会随经济结构而变。
对于劳动者的谈判能力，马克思很早就有所提及：其重要推论之一是劳动阶层的生存条件逐步变得恶劣(the immiserization of the proletariat)，工资占产出的比重将随着人均产出增加逐步下降。在这种框架中，只有假设工人的谈判能力由于工会力量的加强不断提升，劳动收入比重才能保持不变。制度经济学派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更多地强调劳动工资以及资本所得背后的制度因素，劳动工资率的高低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取决于劳动者相对的谈判能力，在谈判能力强的经济体中，劳动工资率就比较高，因此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比较高。制度学派的推论是政治社会体制演变决定初次分配格局，例如Kalleberg等(1984)和Henley(1987)均从劳资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分配格局。Blanchard和Giavazzi(2003)从劳动与资本的谈判机制角度，讨论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并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来讨论两种市场都存在管制的条件下，劳动力份额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劳动力份额的变化方向由纳什谈判权重和原要素份额的相对水平决定。近年来关于全球化冲击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还有很多研究，例如Diwan(1999)探讨了劳动份额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发现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劳动份额大多降低，这表明金融危机的社会损失更多地由劳动者承担了。在经济周期和劳动份额的关系的研究上，Giammarioli(2002)研究了欧洲和美国20世纪60—90年代的劳动份额，发现了欧洲各国劳动份额的反周期特征。
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经验研究中，Blanchard(1997)发现，劳动份额至少在中期内不是一个常数，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大陆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收入在GDP中的份额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但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盎格鲁-萨克森地区，则没有表现出这种明显的趋势；Hofman(2001)发现上世纪50—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劳动份额在50年间呈下降趋势；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计算了13个OECD国家1970-1993年的劳动份额，发现很多发达国家劳动份额在长期内略有波动但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变化并没有使各国的劳动份额趋同，例如芬兰、瑞典等国的劳动份额约为72％，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则约为62％；Shastri和Murthy(2005)研究发现印度工业中工资份额1973-1997年间下降了19个百分点，并指出这主要是产业技术变迁和低工资产业比重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Gollin(2002)收集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数据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把自营收入(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纳入劳动所得，认为劳动份额的变化是由于自营收入没有被统计，劳动份额在长期内是保持不变的，但由于自营收入的数据十分有限，Gollin(2002)的再调整仅涉及少数国家，所能保留的样本量非常少。而本文为了保留更多的样本，采用了另外一种更有普遍意义的调整方式，将以自营收入为主的农业收入计为劳动份额，这样的调整可以保留大量的有效样本，有利于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实证结果。同时，Harrison(2002)也对Gollin(2002)通过小样本国家数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通过对1960-1997年更多劳动份额数据点的研究，Harrison发现即使调整了自营收入，劳动份额也并不为常数；同时Harrison(2002)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这30多年间，劳动份额在穷国下降，在富国上升，这个发现同我们的发现是趋于一致的。
围绕着初次分配问题，国内的学者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般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展开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持这一主张的学者提出了“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的政策建议(周为民、卢中原，1986)。这一观点曾得到官方的认可。例如，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只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收入分配不应该首先起激励作用(刘国光，2005)。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原则，混淆了生产者行为和政府行为。效率和公平分别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种不同领域的原则，不存在谁优先和兼顾谁的逻辑关系。公平是相对的，政府的责任是控制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贺铿，2006)。
国内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尽管存在比较详尽的针对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分配的研究，如李实(2000)、李实等(2005)、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等，但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在对宏观上及各行业的工资的制定方式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膨胀正在发展，生产成本中工资含量上升，从而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于是得出了“工资侵蚀利润”的结论。对于这一说法，唐宗焜(1995)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对国有企业净产值基本流向的微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他发现资本所得的减少并非由于工资侵蚀了利润，而是由于利息份额的上升。同时，唐宗焜指出，在国有企业借入资金依赖国家银行的情况下，利息份额的上升就是国家在初次分配中份额的加大。杨瑞龙(1998)从产权理论出发，对“工资侵蚀利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并非有效率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必要条件。李扬、殷剑峰(2007)对1992-2003年我国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发现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由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并且居民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对于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两极分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步呈现双峰分布，这主要是由劳动贡献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白重恩等(2008)针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进行了测算，认为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并同时指出2004年之后劳动份额的下降有一部分是由统计原因造成的。世界银行对于这一问题也非常关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ouji(2005)对中国经济中利润占GD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中利润占GDP的比重过高，因此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企业(指国有企业)应该多向国家分红，以此减少投资过多的倾向。
以上文献回顾显示，以往国内经验研究的重点是劳动份额的提高是否过快，是否侵占了国有企业利润以及是否侵占了国家收入等问题，而且经验研究的对象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的行为。今天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由于民营企业的大量进入以及国有企业改制的大规模推广，已经大有不同。显然，劳动收入侵蚀利润的结论需要进一步分析。而且，无论是国外的文献，还是国内的研究，所缺乏的均是较为系统的经济计量分析，特别缺少的是对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演变的一般规律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力图弥补这些文献的不足，本文希望对相关研究做出三点贡献：第一是要描述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所体现出的特点；第二是通过建立数理分析模型及关于跨国数据的计量分析模型，探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一般规律；第三是通过对我国微观的企业数据的分析，揭示现阶段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若干微观因素。
三、基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图1 劳动收入比重(1990-2006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入法各省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得出劳动份额。
图1的分省统计可能存在一些分量与总量的问题，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其他两个方法：投入产出法和资金流量表来说，省际收入统计的方法具有数据的连续性和利于技术分析的特点。钱震杰(2008)对三种统计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省际收入法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较好的代理变量，能正确反映出各要素份额的变化趋势。尤其考虑到省际投入法同国际惯例(我们下文中所引用的联合国数据)的口径是一致的，我们用省际数据的加总来表示全国总体劳动收入比重的发展趋势。2005年的数据我们仍然按照GDP调整前的比重来计算。由于2004年经济普查进行的调整仅仅是对GDP总量的调整而没有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各项进行调整，因此我们只能按照经济普查前的数据进行分析。从全国的数据分析来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从1992年开始到1996年略有上升，然后逐步下降。可以说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劳动所得的比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逐步下降的。①
我们将中国的劳动份额与其他各国也进行了比较。联合国在统计数据中发布了各国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分配的情况，从中我们收集到一些国家1960-2005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情况，②(见表1)。联合国数据的统计口径与我国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联合国的数据没有考虑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而我国的统计数据将自我雇佣者的收入完全纳入劳动所得。为了使数据统一，在计量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对原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将农业自我雇佣收入纳入劳动份额，使中国数据和世界数据具有可比性。③
从表l来看，世界各国的劳动份额在各国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劳动份额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国家，劳动份额比较高，而中间水平的国家比较低。表2是包括我国在内的24个国家劳动份额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份额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为了获得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之间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们进一步画出122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散点图(我们分别做出了对劳动份额进行logistic变换前后的散点图)，并通过计量软件做出散点拟和线，如图2所示。通过图2可以发现，log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关系，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同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图4 分行业劳动收入比重及变化
这种正U型关系在个案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例如英国。自1856年以来英国劳动份额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走低，又在震荡中逐步走高的过程。自有统计的1856年开始，劳动份额在逐步下降，直至1871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然后又缓慢上升逐步平稳至1913年，在这之后尽管随着经济周期有所震荡，仍保持着震荡攀升的长期趋势，详细请见Matthews等(1982)。
接下来我们对中国省际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统计体系的约束，我们仅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的分析。图3给出了我国省际劳动份额与log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做出计量拟和线。
从中国的省际数据看到，目前我国的劳动份额与国际趋势非常吻合。人均GDP较低的省份，劳动份额较高。如果近似把我国的每个省当作一个较为独立的经济体，则我国可能还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支，这也符合Harrison(2002)中所提及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近年来的劳动份额在下降。
在微观层面上，我们运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数据调查问卷2000-2004》，计算了样本数据中四个主要行业的劳动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见图4④)。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工行业之外的绝大多数行业，2004年的劳动份额比2000年有所降低。同时，将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开，得到图5。
在对跨国数据、省际数据和微观数据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log人均GDP为横轴，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呈现U型规律；中国经济各省比较，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与各省人均GDP负相关；微观工业企业劳动份额近年来逐年下降，其中非国有企业劳动份额较国有企业略高。
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计量经济学分析
4.1 劳动份额数理模型
为了对劳动份额演变的趋势做理论分析，我们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劳动份额在整体经济中的变化情况。
的边际产出与
的边际产出相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劳动份额S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由于总产出Y不断上升，所以劳动份额与人均产出呈正U型关系(见图6)。
图6 劳动转移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比重变化
图7 劳动份额比重最低点的变化
同时，U型的最低点同各种参数的变化也有密切关系。
U型最低点的左右移动：U型最低点随着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生产率A，工业部门的总资本K的提高而不断左移，这意味着当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资本量时，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以及劳动份额达到最低点的过程将更长。U型最低点的上下移动：U型最低点随着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生产率A，工业部门的总资本K的提高而不断下移，当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资本量时，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下降将更为显著(见图7)。
由数理模型得出的推论总结如下：⑤
推论1：随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总产出不断上升，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劳动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呈正U型变化规律。
推论2：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上升而工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当二者相等时劳动力停止转移，而劳动份额的最低点出现在劳动力停止转移之前。
推论3：当工业部门的相对效率和总资本提高的时候，将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在此过程中劳动份额所达到的U型最低点也会更低，即劳动力转移时间将延长，劳动份额的下降也更明显。
基本数据的描述与我们的数理模型一致，多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劳动份额比较低。从英国的长期数据来看，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直至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而在此之后虽然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劳动份额出现震荡，但保持了长期趋势的上升。这些数据都与我们的模型推论保持一致。
4.2 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在数理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应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在世界各国之间有着怎样的规律呢？下面我们试图通过运用跨国数据进行一些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
根据前面的统计描述和数理模型，第一，我们推测各国劳动份额首先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在逐步地替代劳动力，因此资本所得比较高，而劳动份额是下降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劳动所得的比重会逐渐上升，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体现在计量回归结果(1)中。第二个推测是一国经济的投资率与劳动所得相关，当一国经济投资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一般也是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或者说资本的作用比较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所得比重应该比较高，而劳动所得比重比较低。第三个推测是，经济结构对劳动份额有直接影响，当经济结构偏重于服务业或者农业时，劳动份额比较高，而当经济结构偏向重工业或制造业时，劳动所得比重比较低，也就是可以推断出劳动收入比重同该国的非农业与农业比重也呈正U型关系，这在回归结果(4)中有所体现。第四个推测是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以及该国的开放程度，可能对初次分配的格局造成一定影响，是需要我们进行控制的变量。特别是关于经济开放程度，根据Harrison(2002)的研究，经济开放往往意味着资本的流动，资本的重置成本下降，资本方更具有谈判能力，导致劳动份额降低。
根据这四个推测我们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的因变量是根据联合国数据得出的劳动所得比重。由于这个变量是在0至1之间波动，将对计量分析带来偏差，因此我们对其进行logistic的转换。我们把劳动份额share调整为share/(1-share)，然后取自然对数，把因变量的变化范围映射到(-∞，+∞)(见图8)。在进行logistic转换之后，模型的整体拟和性将显著提高。
图8 logistic变换
计量模型为
β为一个向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家的性质，我们引入前社会主义国家哑变量以及中国哑变量dummy[，i]。
由于联合国数据中很多国家有年份缺失，并且联合国数据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变化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尽管联合国数据可以进行标准的面板数据，但这种面板数据用组内固定效用回归效果非常不理想，因为因变量在组内的变化太小，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国与国之间的组间分析。由于各国的有效数据的年份不统一，我们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表3列出了我们回归的结果。
从回归的结果(1)得到，经济发展指标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显著，同时一次项小于零，二次项大于零，这在图形上表现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这表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份额呈U型关系，同时可以计算出U型的最低点约为人均GDP 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⑥同时可以发现这种变化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见回归(4)。在其他控制变量上，我们发现投资比重、政府力量与劳动份额呈现反向关系，对于经济开放度则没有获得显著结果。这一分析中我们引入的两个哑变量——前社会主义国家哑变量和中国哑变量，见表3回归(2)、(3)。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都不够显著，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基本符合国际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处于U型的左半支的下降阶段。
4.3 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在对经济一般规律分析之后，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做的2000-2004年度1000个企业的调查问卷，对国内工业经济进行一定分析。从图4上看出，不同行业的比重差别比较大，这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相吻合的，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劳动份额比较低，而轻工业行业劳动份额比较高。
微观层次劳动份额的控制变量包括：一是生产技术，资本密度高的行业劳动份额比较低，我们用人均资本量作为控制变量；二是企业盈利状况，当企业盈利水平比较高时，劳动份额可能较低，因为和资本所有者相比，劳动者对于利润分配的影响力是比较低的，我们用企业利润率来衡量；三是税收水平，税收水平与劳动份额有反向关系，当政府税收比较高时，劳动份额会受到影响；四是工人谈判能力，工人的谈判能力与劳动份额是正向关系。关于工人的谈判能力，我们采用了“人均工资水平”和“产生纠纷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解决”⑦哑变量来表示。选择“人均工资水平”的原因是，人均工资水平比较高，代表工人的整体素质比较高，谈判能力相对高。选择“产生纠纷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解决”是因为，工人与管理层发生纠纷能在企业内部解决，则代表工人的谈判能力比较强，需要上诉到法院或政府等外部管理层，则表明该企业的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较弱，无法掌握企业裁判权力。计量模型为：
表4给出了我们微观分析的结果。这一结果证实了劳动份额同人均资本量、资本税前收益率及税收比重成反比，同人均工资水平成正比，同时证明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越强，劳动份额越高。而国有股比重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其可能的原因是机械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比纺织行业高，国有企业更多地代表了资本密集行业，劳动份额水平较低。
为了分析2000-2004年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我们对样本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在2000年至2004年企业利润高低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以此来推断的谈判能力的变化趋势。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分成越来越少，则表明工人越来越倾向于获得固定工资，对于企业亏损不负责，而对于企业的盈利也缺少分配权利，资本所得者越来越担当承担风险的角色。
为了检验这一结果，我们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将人均工资与企业利润进行分析，并用时间趋势项验证交叉变量，分析企业的人均工资同人均税前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同时对人均资本量以及国有资本比重等变量进行了控制，模型如下：
计量结果见表5。从表5中看到，人均税前利润和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这表明2000-2004年间，劳动者所分配到的企业利润和承担企业亏损的比重都在逐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更多是由出资方承担，而劳动者更加趋向于获得较为固定的工资收入，在企业利润分红中的谈判能力在逐步下降，这也是导致企业总收入中劳动份额逐步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总结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系统地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劳动份额演变的一般规律，并由此理解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过去十几年来不断下降的深层原因。我们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份额下降，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劳动份额则不断提高，这一发现同时也为库兹涅茨关于个体收入差异的“倒U曲线假说”理论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
为什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会出现U型规律？我们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这一结果一定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而资本恰恰相反。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劳动收入份额会开始上升。为此，我们给出了一个简约的经济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结论。
我们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经济符合U型规律，目前处于劳动份额的下降期，即我们处在跨国比较中的U型曲线的左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明显偏低，而且不断下降。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导致中国经济劳动份额下降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上升。而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本所得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判能力上升较快，因此盈利水平提高，劳动者在企业盈利后谈判能力下降，也导致了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
本文的一个直接推论是，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未来两年左右完全有可能达到人均6000美元水平。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国部分大城市例如上海等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但由于各城市间的劳动力是流动的，所以即使个别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我们所计算出的转折点，但由于城市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体，所以不会单独出现上升趋势。我们认为本文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推论是：既然中国经济初次分配的演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面对目前劳动份额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完善劳动经济制度，健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体系。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1990年以前的初次分配的数据。尽管可能从其他途径推算出中国1990年前的初次分配数据，但是由于口径的不同，这样的推算无法成为时间序列研究的基础。1990年之后我国统一了初次分配的口径，口径在后续年间可能由于经济普查略有变化，但不足以解释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2005年及2006年的数据下降加速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上的原因。
②雇员报酬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包括121个国家或地区，年份跨度为1960年至2005年，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没有覆盖全部年份。
③尽管可以得到一些国家的混合收入的数据，但由于可以获得的数据量相对太少，为了保持原有数据的大样本特点，我们做了较有普遍意义的调整。
④所用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针对我国工业企业设计的《企业数据调查问卷2000-2004》，样本所涵盖的地区包括成都、沈阳、郑州、无锡和江门5个城市，年度为2000年至2004年5年时间。主要分为纺织、化工、机械、电子四大类行业。除去个别数据不完整的样本，最终采用了含892家企业的3787个样本点。收入比重由笔者计算。
⑤模型的具体数理推导过程见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8：《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U型演变规律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⑥世界银行在2007年12月公布的《国际比较计划》里下调了中国的购买力评价下的GDP,按调整后的口径，我们推算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54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若采用名义汇率下的GDP进行分析，得到的转折点约为人均GDP3000美元(2000年名义汇率)，2007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0美元(2000年名义汇率)。
⑦企业调查问卷中，对于问题“职工与企业管理层发生的纠纷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解决”，如果选择“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企业内部党组织”解决，则视为企业内部解决；如果选择“仲裁机构”、“上级政府”或“法院”解决，则视为企业外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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