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初稿论文,题辞论文,修洁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书(字正字)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据金和为《儒林外史》所作的跋语“武正字者程文也”①，则武书的原型应是程文。何泽翰先生在其《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一书中提及了金和的说法，但同时也指出这属于“据现有资料，还不能完全说明某一小说人物确是摄取某一原型的”②，因此姑且存疑。近来，郑志良先生根据宁楷所著《修洁堂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中的相关诗文作品，以及宁楷与武书姓名字号之间的关联，认为“《儒林外史》中‘武书’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即是宁楷”③。从郑志良先生的分析和推论看，此说极确，不仅解决了武书人物原型的问题，也将宁楷这一曾经为学界关注过的人物重新纳入研究视野，这也正是何泽翰先生在其论著中所期待的“更深入的探讨”④。 在认为宁楷是武书原型之外，郑志良先生在文章中还附载了另一则非常关键的材料，即由宁楷所写，保存在其《初稿》中的《〈儒林外史〉题辞》(以下简称《题辞》)。这篇用骈体文写成的《题辞》涉及了《儒林外史》中的诸多情节，是《儒林外史》研究领域新发现的一篇重要文献。郑文考证了《初稿》成书的时间，认为“应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约在乾隆十八年”，以此为基础，郑文推测《题辞》中提到的小说内容特别是曾经广受质疑的第五十六回都应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 事实上，根据《初稿》所载诗文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郑文有关《初稿》成书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的乾隆十八年(1753)之说值得商榷。本文便从考辨《初稿》的成书时间入手，探讨《〈儒林外史〉题辞》所指示出的研究路径，并进而考论《题辞》的写作者同时也是武书原型的宁楷与《儒林外史》一书的渊源和关系。 一 《修洁堂初稿》成书时间考 郑文认为《初稿》约成书于乾隆十八年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初稿》中“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晚的作品是卷一二《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其所指向的时间是乾隆十八年(1753)秋天。其二，宁楷的另一部诗文集《修洁堂集略》(以下简称《集略》)卷二有《挽吴赠君敏轩四首》，而“此诗不见于《修洁堂初稿》，因此《修洁堂初稿》应成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约在乾隆十八年”。 就第一点而言，《初稿》中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晚的作品确实是《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但在集中大多数作品的写作时间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仅以此篇明确纪年的作品确定成书时间显然是不周全的。 就第二点来说，这涉及到宁楷现存的两部别集《初稿》和《集略》的编次体例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两部别集的文章部分基本上都是按照类别分卷。诗的部分，《初稿》并无明显的体例可寻，《集略》虽然不是非常明确地以编年方式编次，但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卷，这也使得《集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梳理《初稿》诗作时间顺序的一个标尺。 《初稿》中的一些诗作也被收入了《集略》，并且所有收入《集略》的诗作都被放入了前两卷，而卷二最后的作品便是《挽吴赠君敏轩四首》，这也应该正是郑文将《初稿》的成书时间定于吴敬梓逝世之前的主要原因。 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并不是所有《初稿》中的作品都被收入了《集略》。在《初稿》的266首诗作⑤中，只有34首进入了《集略》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初步认为这34首诗的写作时间早于《挽吴赠君敏轩四首》，对于其他未收入并且写作时间暂不明确的作品则不能下这样的断言。 其次，从《集略》中所载作品来看，也并非所有吴敬梓逝世之前的诗文作品都被收入了《初稿》。《集略》前两卷共有54首诗作，其中见于《初稿》的只有34首。也便是说，有20首诗未被《初稿》收入，其中就有曾被收入《晚晴移诗汇》一书、并被视为宁楷代表作的《黄陵庙》⑦。诗是如此，文也不例外。在《集略》中，有一些写作于吴敬梓逝世之前的文章不见于《初稿》，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便是《祭皋里先生文》与《再祭皋里先生文》。 这两篇文章祭祀的都是杨绳武。杨绳武，字文叔，世称皋里先生，曾担任钟山书院的掌教十三年之久，也是曾在钟山书院就读的宁楷的恩师。对于“家贫早孤”“上下四顾，毫无依倚”⑧的宁楷来说，其之所以最终能“成就学问”“名震于时”，与杨绳武“朝夕启迪，提携保护若慈父母”⑨式的熏陶鼓铸之力密不可分。当宁楷受到一些士人的非议和诽谤时，杨绳武会越发地“爱护之”，甚至在“广庭高坐，王公大人所毕集”的场合，“辄颂言宁楷为伟人”(11)。正因为如此，在宁楷的众多师友中，倘或只能举出一位让他“终身不能忘者”(12)，则非杨绳武莫属。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收入文章相对较少的《集略》中(13)，与杨绳武直接相关的文章就有五篇之多(13)。 《祭皋里先生文》与《再祭皋里先生文》是乾隆十五年(1750)杨绳武去世(14)后宁楷为杨绳武所作的祭文。据《再祭皋里先生文》中“呜呼!先生逝逾一载”(15)可知，此篇约写于乾隆十六年(1751)，则《祭皋里先生文》或应写于乾隆十五年(1750)。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均早于乾隆十八年。但从时间上看完全有可能收入《初稿》、对于宁楷个人来说也特别重要的这两篇文章却都不见于《初稿》。由此可见，除了时间因素之外，作品是否收入《初稿》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现在难以获知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仅凭《初稿》中没有这两篇祭文，甚至也没有提到杨绳武的去世，就认为《初稿》成书于杨绳武去世之前。同样的道理，只存于《集略》，而没有被《初稿》收入的《挽吴赠君敏轩四首》也不足以成为《初稿》成书时吴敬梓尚未逝世的证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初稿》中有明确纪年的作品《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还是没有载入《初稿》的《挽吴赠君敏轩四首》，都不能帮助我们确认《初稿》的成书时间。事实上，就《初稿》所载作品看，其成书时间绝不止于乾隆十八年。 在《初稿》卷一三中有题为《赠严东友四首》的诗作。严东有，有时也写作严冬友，即与吴敬梓、吴烺父子关系甚为密切的严长明。严长明同时也是宁楷的好友，在《归求草堂诗集》卷二中便有记载其与宁楷之间交往的《宁栎山读书嘉兴寺过访有作》一诗。《初稿》中的这四首诗就是宁楷赠给严长明的，其中的第四首为： 螭头献策柳烟轻，锁院挥毫杏雨清。迟我十年城市里，看君垂手到公卿。(16)据《清史稿·严长明传》，严长明于“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17)。又据《清实录》，乾隆二十七年三月辛酉，“程晋芳、赵文哲、严长明、徐步云、钱襄，俱着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18)。对于这次乾隆南巡召试，在严长明的《归求草堂诗集》中也有较为详细的呈现。诗集卷五中一连数首诗题咏的都是此事：《二月十四日迎驾扬州北门高桥》《三月二十六日召试钟山书院》《御试江汉朝宗诗》《二十八日蒙恩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感赋二律》(19)等将此次献赋、召试以及最后中举授官之事清晰记述出来。对照这些诗作可以看到，“螭头献策柳烟轻”指的是严长明二月十四日迎驾献赋，“锁院挥毫杏雨清”是写三月二十六日在钟山书院的考试。至于“迟我十年城市里”一句，则与宁楷自己的科举经历有关。 乾隆十八年，宁楷“中乡试式”(20)成为举人，乾隆二十七年距离乾隆十八年恰好有十年之遥，因此“迟我十年城市里”写的正是两位江宁同乡好友，严长明得到举人的功名比宁楷晚了十年。而最后一句应和的不仅是三月二十八日严长明由诸生一举而成为举人，相较于宁楷当年考中乡试后单纯的举人身份，严长明还同时被授予内阁中书的官职，对于宁楷来说，正是“看君垂手到公卿”。 由此可以确定，《初稿》卷一三《赠严东友四首》中的第四首诗题咏的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严长明中举得官之事，因此，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二十七年，这也就代表着《初稿》的成书时间距离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也至少要晚十年。 能够考论成书时间的不只是这首诗作，在《初稿》中还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即卷一九的《〈五声反切正均〉序》和卷二○所载的《书吴逸斋〈周髀图注〉后》。《周髀图注》和《五声反切正均》都由吴烺所著。因此，“逸斋”应是吴烺在我们所熟知的“杉亭”之外的另一个别号。《周髀图注》一书，现能看到吴烺好友沈大成所写的《吴舍人〈周髀算经图注〉序》，其写作时间是“乾隆戊子”(21)，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于宁楷为此书写书后的时间则还不能确定，但也不应与沈大成作序的时间相去太远。 《五声反切正均》一书亦有吴烺好友程名世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其中有道： 杉亭舍人渊雅绩学，撰著甚富，所辑《五声反切正均》六篇，言简而义精，证博而旨远，实能发前人未发之秘。余急捐囊金镌之，以公同好……乾隆昭阳协洽且月，江都程名世筠榭撰。(22)乾隆昭阳协洽且月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乾隆二十八年吴烺曾离开北京至南方的扬州等处游历，在扬州时与程名世有较为频繁的交往。在吴烺《杉亭集》所载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的诗作中，有多首诗都与程名世有关(23)，而在程名世的《思纯堂集》卷六中有《雨中送吴杉亭舍人之吴门》，此诗下面隔一首为甲申(乾隆二十九年)立春之作(24)，则这首诗也应该写于乾隆二十八年，是送别吴烺赴吴门时的赠诗(25)。因此，从吴烺与程名世的交游看，序言所标注的写作时间也没有问题。正是在1763年游历扬州期间，程名世与吴烺交往甚密，因此出资帮助吴烺刊印了《五声反切正均》，同时写下了这篇序言。 而在《初稿》所载宁楷所写的《〈五声反切正均〉序》中亦有如下之语： 吴君逸斋好辩论古人之文而尤工诗赋，旁及词曲，于音韵之学务穷其微，广征博采，著为《五声反切正均》六篇……吴君与予同学于书院，今刻是书质之当代而嘱序于予。(26)这篇序言没有标明写作时间，但由于其中有“今刻是书”四字，足见宁楷的这篇序言是为吴烺《五声反切正均》一书刊刻而作，因此，其写作时间也正与程名世的写序时间相同，即刊刻此书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 事实上，不仅《赠严东友四首》其四和《〈五声反切正均〉序》可以明确地将《初稿》的成书时间推至不应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初稿》中其他一些诗作也应是在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1753)之后所写。 在《初稿》的卷一一、卷一二中分别有《观猎》和《捣衣》两首诗，在吴烺的《杉亭集》中亦有同题同韵的五律(27)，因此应是朋友之间的唱和之作。在《杉亭集》中，《捣衣》和《观猎》都置于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从《杉亭集》这一年所载的其他诗作可以知道，此年年初吴烺动身从南方回到北京，一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初，吴烺得到金兆燕所寄吴敬梓逝世消息的书信，才匆忙从北京赶回南方(28)。而宁楷在乾隆十八年乡试中举后，即动身赴京城参加乾隆十九年的会试。在此科会试中，宁楷没有考中进士，却名登明通榜，这也就是《集略·先府君家传》中所说的“甲戌中明通榜”(29)。所谓明通榜，是在会试落卷内选文理明通的举人于正榜外续出一榜，称为“明通进士”，这些明通进士会被授予教官的职位(30)。此后宁楷被任命为泾县教谕之职，并于乾隆二十年(1755)到任(31)。 这也就意味着在乾隆十九年宁楷赴京参加会试、候选官职的这一长段时间内，宁楷和吴烺都在北京，两人也有充分的时间在一起聚会、唱和。因此，与《杉亭集》所标注的时间一样，宁楷的两首同名诗作也应写于乾隆十九年(1754)。而从诗作的内容来看，无论是《观猎》一诗所体现的北方围猎的场景，还是《捣衣》所抒发的羁旅远游的情绪也都与宁楷在彼时彼地的所见所感极为一致。 同样是唱和之作，《初稿》卷一一的《谒卞忠贞公墓》也有相类的考索时间的价值。在宁楷好友戴翼子的《白
集》卷一中有名为《谒卞忠贞公墓》并且用韵也相同的诗作(32)。而在严长明的《归求草堂诗集》卷四中，亦有题咏卞忠贞公墓并同韵的五言诗。诗前有一段文字： 卞忠贞公墓前有石柱一文云：“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公墓”。康熙中，园父治地冶城所得，字迹瑰玮，巨书深刻。予欲仿欧阳文忠《湖州石记》之例断为颜鲁公书，并邀同人作诗以实之。(33)此次题咏由严长明发起，因此这首诗应是其他唱和诗作的起点。而从诗作来看，与严长明俱是好友(34)的宁楷与戴翼子也都在被邀请作诗的“同人”之列。严长明的这首诗在集中被置于丙子年间，《初稿》中《谒卞忠贞公墓》一诗的写作时间也不会比丙子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更早。 可以看到，以上所论及的这些《初稿》中作品的写作时间都晚于郑文所认为的乾隆十八年(1753)，这些作品中时间最晚的应是《〈五声反切正均〉序》写成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此，《初稿》的成书也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时距离吴敬梓逝世已有十年之久。此外，郑文认为在《集略》中所载的吴敬梓序言“应是《修洁堂初稿》的序”也同样存在疑问。与《集略》中的另外五篇序言不同，这篇序言没有题名，因此很难知道吴敬梓的序是为已经融入《集略》中的哪一部著作所写，是《修洁堂稿》抑或是《修洁堂诗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绝不可能是《初稿》的序言，至少不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部《初稿》的序言。因为吴敬梓写序的时间是“乾隆十有三年”(1748)(35)，而《初稿》中的很多作品，包括郑文用以确定成书时间的《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都在此年之后。 总之，以上考证可以证明《初稿》的成书时间应在吴敬梓去世之后。尽管如此，郑文所发现的《题辞》确实是一篇非常关键的资料，对于研究《儒林外史》的成书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 《〈儒林外史〉题辞》考论 在宁楷的诗文集中，《题辞》的位置显得有些特殊。在《初稿》里，名为“题辞”的序跋文字只有这一篇而已，并且位于卷二二，同卷有关著述的序跋文字也同样就只有这一篇(36)。与此相对的是，卷一九是序，共有九篇作品，卷二○、卷二一都是书后，共有二十五篇作品。为何宁楷非要单用“题辞”的形式为《儒林外史》留下这篇文字，为何不用他写得更多的序或书后？这显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集略》则没有收入《题辞》，甚至看不到《题辞》存在过的痕迹。《集略》可以算是宁楷全集的一个选集(37)，由于篇幅所限，全集的详细目录也没有刊在《集略》中，其总目只简单列举了全集中某种文体有多少篇，《集略》中又刻了多少篇。在有关序跋的文字中，如“序六十五首(《略》刻八首)”，“跋十二首(《略》刻一首)”，“书后六十四首(《略》刻三首)”，至于“题辞”这一类则根本没有被列出来。实际上，只有一篇的某类文体在总目中也有记录，例如“辨一首(《略》刻一首)”(38)便是。因此，至少应有一篇的“题辞”没有被收入不是因为篇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是另有其他原因。或许是《题辞》被算入了总目中的“杂著四六一百首”之列。但不论怎样，从中可以看出，在宁楷全集的一百数十篇序跋文字中，名为“题辞”的这篇作品或许别无同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特殊的不仅是《题辞》所处的位置，还有它的内容。《题辞》层次井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从起首的“粤稽太和景运，五百载以为期”一直到“搜逸事于先民，何嫌琐细”，这一部分基本上与《儒林外史》的写作背景与过程相关。其二是从“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一直到“古寺长衢，埋姓名而有激”，这一部分都是在概述《儒林外史》所写到的一些具体情节和人物。第三部分则是从“虽立身之未善，实初念之堪怜”一直到最后的“异日缥缃，即作欧苏之别纪”(39)，指涉的是小说的末尾并涉及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 其中，第二部分概述了《儒林外史》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而且基本上每一句都能找到对应。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
由于《题辞》是用骈体文所写，其中大部分的语句能够找到非常确实的对应，有些则会显得稍有不明。但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题辞》中的语句对应的情节或是人物都出自《儒林外史》的下半部，即小说的第二十五回以后。其中又有两种情况需要说明，其一是有些人物在上半部出现过，如马二先生，但这些人物在下半部也有露面。其二是有些语句亦有指涉上半部情节的可能性，可与下半部书的情节相对应更为合适。如“尊贤爱客，雅怀若谷之虚衷”也有可能指二娄公子，但相对于他们所招揽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人，杜少卿对于韦四太爷、娄焕文、虞育德等人的招待和敬重无疑更担得起“尊贤爱客”这四个字。更为重要的是，上半部书出现过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如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荀玫、蘧公孙、鲁小姐、牛浦郎等都没有被《题辞》提及，上半部书中最为读者所称道的一些情节也不在《题辞》的叙述范围之内，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严监生的两根灯草、马二先生的西湖遇仙、匡超人的背恩弃义等皆是如此，因此，虽然这篇骈体文题名为《〈儒林外史〉题辞》，就其概述的内容来看更像是对于《儒林外史》下半部书的“题辞”。 不仅如此，诸位先生在讨论原貌问题时集中质疑的一些情节都大张旗鼓地出现在了《题辞》中。《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源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提到的“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43)，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吴组缃、章培恒、单坤琴、薛洪
等诸位先生都曾撰文探讨这一问题，并认为小说的下半部有几回并非原书所有，小说的原貌应该就是五十回，而诸位先生一致认为较为可疑的一些情节如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故事等(44)却都出现在了《题辞》中。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上半部几乎所有极为精彩的情节都付诸阙如，另一方面，在诸多学者的论述中认为并非原书所有的下半部小说的很多情节却被《题辞》重点提及，这种取舍本身就显得异常特殊。而特殊的也不只是《题辞》的这种取舍，还有宁楷化身而成的小说人物武书在小说中的特殊表现。 如本文开首所说，武书是《儒林外史》下半部出现的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之所以称“较为重要”，是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尽管武书频繁出现，却并非作者着力用“正笔”、“直笔”(45)去写的那种虞育德式的真儒，也不像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等人一般，其故事集中铺叙，可以横亘到数回的篇幅。但倘或细心追寻，会发现武书在书中的作用其实还要关键得多。 在下半部书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故事中，都有武书的身影：武书在书中初次露面，是在第三十六回虞育德的传纪中。此后武书参加了第三十七回的泰伯祠大祭，担任司麾的职司。在第三十七回的末尾，武书在利涉桥遇见了郭孝子，并将之分别引荐给杜少卿和虞育德，也由此引发了郭孝子的故事。在郭孝子的故事结束后，小说叙述的是萧云仙的故事，而在萧云仙故事的结尾，萧云仙来到南京与武书结识，凭借武书的指点认识了南京的诸多名士。此后小说转入沈琼枝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中，武书再次露面，通过和杜少卿的一番探访，问出了沈琼枝栖居于南京的实情。随后小说进入二汤兄弟及汤镇台故事，在汤镇台故事的结尾，来到南京的汤镇台又和武书、迟衡山等人结识。在汤镇台故事余波未了的时候，余大先生已然露面，而武书又出现在杜少卿招待余大先生的宴席上。此后，在第四十八回的王玉辉故事中，王玉辉到南京后本有拜会武书之意，却没有见着，走时托邓质夫将自己的书交给武书。而到了小说的第四十九回，武书又出现在高翰林家的宴会中，并引出了万中书冒占凤凰池的故事。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到，武书不仅出现在下半部书绝大部分的故事中，而且以多种方式串联着这些故事，就结构而言，武书称得上是整个下半部书——同时也是全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其重要性就如同他在泰伯祠大祭中所做的事情：尽管看上去负责初献、亚献、终献的虞育德、庄绍光、马二先生更为醒目，可在每次在初献、亚献、终献之人前面持麾而行的却是武书。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会采用某个主要人物直接引出另一个主要人物的方式传递故事，如周进引出范进，王惠引出蘧公孙等皆是如此；也会通过一些其他人物作为贯穿诸多主要人物故事的线索，例如牛布衣、郭铁笔、陈和甫、金东崖、季苇萧都是这样的贯索人物。从结构功能上说，武书应该是贯索人物中的一员，但从所发挥的作用上看，武书又大大超越了其他的贯索人物：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武书那样能够连缀起这么多故事，并且几乎是不中断地连续贯穿——这与其他人物都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出现在若干个故事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书在下半部小说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既显示出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同时却也破坏了小说通过其他贯索人物所形成的结构惯例。换言之，《儒林外史》固然使用了诸多贯索人物去连缀故事，但却没有将任何一条贯索像武书这样运用到如此绝对甚至是近于机械的程度。 还不仅是在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武书在其他方面也很特殊。在《儒林外史》中，“制艺”与“诗”之间有着奇妙的对决，而这几乎是没有胜者的对决：“制艺”在书中固然被形容到极为不堪的境地，可“诗”也被视为假名士附庸风雅博取声名的可笑幌子。因此，整部《儒林外史》几乎看不到一首完整的特别是用正笔去写的诗作。而在武书身上，这又是个例外。在小说的第四十回，萧云仙看到了武书所写的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萧云仙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46)；在第四十一回，在沈琼枝要告别杜少卿的时候，杜少卿让她吃了饭再走，并特意提到“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饭后，是“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47)，沈琼枝方才离开；在第四十九回中，迟衡山与武书在高翰林家赴宴，迟衡山又提到“去年在庄濯江家看见武先生的《红芍药》诗，如今又是开芍药的时候了”(48)。在这三处地方，分别提到了武书的三首诗作，并成为武书一出场就称自己善做诗赋的呼应，虽然碍于小说的体例，没有将诗作录出，但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正笔叙述在其他人物身上也从没有出现过。 除了结构和诗作上的特殊待遇，武书也是下半部小说中一个特殊的故事叙述者。在第三十七回中，武书向杜少卿叙述了虞育德两件好笑的奇事；在第四十四回，武书在酒席上向杜少卿、余大先生说起了施御史家的奇事；而同在这场酒席之中，武书又将“萧云仙的事细细说了”(49)一遍。倘或再算上杜少卿不解郭孝子的父亲为何数十年不见消息时，武书附耳说上的“曾在江南做官，降过宁王，所以逃窜在外”(50)，以及初次见到沈琼枝，武书便看出“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并断言“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51)，武书可以算得上是小说内部一个拥有“全知”倾向的故事叙述者。 由此可见，武书在《儒林外史》下半部以超常的频率屡屡现身，并且无论是在小说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在诗作方面的待遇，以及在小说内部所具有的故事叙述者的身份，都显得异常特殊而重要。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都在提醒我们更为细致地关注武书这一人物。 巧合的是，武书在《儒林外史》中所经历的情节和《题辞》中指涉的小说情节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由此再反观《题辞》，第二部分对于情节和人物的叙述以“老博士于南天”为起点，而在小说中，虞育德的出场也就意味着武书露面的开始。从这个角度看，《题辞》的第二部分不是试图概述整部小说的情节，而只是在叙述武书所密集参与的下半部书的小说情节。这其中也有少数情节发生在武书出现之前，例如杜慎卿所举办的莫愁湖之会，但这样的情节还是会在此后被反复提起：例如在第四十六回饯别虞博士时，众名士便谈论起梨园榜之事，武书还加了一段让众人大笑的趣语：“慎卿先生此一番评骘，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后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52) 这也就意味着，宁楷对于《儒林外史》题咏的出发点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他与小说之间的某种特殊渊源，这种渊源既包括宁楷所化身的小说人物武书在书中种种重要而特殊的表现，或许也包括其他更为隐秘的某些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题辞》中的不仅是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等“可疑”的故事，还有曾被研究者“大都”(53)认为是伪作，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排印出版的整理本中也屡被删去的“幽榜”一回。在《题辞》的第三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玉堂金马，被薜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54)郑文认为此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句话“与五十六回内容亦相契合”。笔者同意郑文的看法，这句话对应的正是《儒林外史》的“幽榜”一回。郑文认为《初稿》成书于吴敬梓逝世之前的乾隆十八年，以此为基础，则《题辞》势必也应写于吴敬梓去世之前，郑文由此得出第五十六回应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结论。如前所论，由于《初稿》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此，仅根据《初稿》的成书时间无法确切判断《题辞》的写作时间，其有可能写于吴敬梓去世之前，也有可能写作于吴敬梓逝世之后。也就是说，郑文立论的基础值得商榷，所做出的第五十六回一定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推论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实际上，《题辞》中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其虽然不能证明如郑文所告诉我们的一般，第五十六回也是原书所固有，却明确显示出，宁楷题辞的这部《儒林外史》是有“幽榜”一回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宁楷不仅在《题辞》中提到了具有“幽榜”一回的《儒林外史》，在宁楷的著作、《题辞》以及“幽榜”之间还有着一些微妙的联系。 《初稿》卷七有宁楷所写的《忆亡友十二首》，这组诗回忆了十二个已经不在人世的朋友，在序言中宁楷缅想了这些朋友的性情“抱狂狷之质，赋金石之性”，并发出了他们“虽品诣不齐，而好修实罕”(55)的感叹；这句话酷似《题辞》在谈及《儒林外史》中人时所说的“虽立身之未善，实初念之堪怜。得阐发以显沉埋，非瑕疵所能委翳”(56)，也便是《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单飏言奏言中所说的“其人虽庞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57)。 此外，在《拟圣主得贤臣颂》中，宁楷谈到那些不得志的士人“出作人息，多溷迹于渔樵；名山大川，亦共伤其郁结。此固气数之所为，抑亦遭逢之不偶”(58)。这和《题辞》中所说的“芳年易尽，性迹难稽。大地茫茫，共下伤心之泣；中原邈邈，谁招久屈之魂”(59)极为相近。而无论是意蕴还是表达，也正与“幽榜”一回中“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嘘吸于宇宙间……此虽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60)大相仿佛。 相对说来，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初稿》中的《钟山书院同学志》一文。在《钟山书院同学志》中，宁楷一共提到了六十位曾与自己在钟山书院同学的士人，在对其中的大多数进行一一品评的同时，又按照才能的高下分成三等。第一等为冯祚泰等九人，“进可以趋庙廊，退可以领风雅，而骚坛之望、翰苑之光不待既出而后可知也”；第二等为周升等十六人，“登贤书、成进士，隶于铨衡，出为守牧令悴之官，多能谨守自持，不致隳大节。虽无超群轶伦之姿、振今轹古之才，固皆良有司之属也”；第三等则为王升元等十一人，“或晓畅时事，或善为推引，或谨守自爱，不追逐庸俗人，异日有所成就者，皆足发学校之光而增科名之价者也”(61)。 《钟山书院同学志》里接受宁楷品评的是六十位士人，《儒林外史》中名登“幽榜”的则是五十五人，数量大致相当；在这六十位同学中不乏涂逢豫、汪思迥等吴敬梓的好友，亦有冯祚泰这样明确被写入《儒林外史》、同时也进入“幽榜”的士人；并且马二先生在“幽榜”中名列二甲第三，恰比二甲第四的武书——即宁楷所化身的小说人物高出一位，也正与宁楷在文中对于马二先生的原型冯祚泰的推崇相符；而士人依据才能的差别分居三等、并且在科举阶梯上也处于不同的位置则让我们极自然地联想起“幽榜”中的三甲。因此，《钟山书院同学志》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现实中的“幽榜”。 如前所论，《题辞》第二部分所概述的情节或是人物都出自《儒林外史》的下半部，在这一点上，“幽榜”也有与之相类的倾向。除了严贡生与陈和甫之外，小说前七回出现的其他人物都没有进入“幽榜”，这其中就包括了周进、范进、荀玫、王惠、严监生等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放眼到整个小说的上半部，进入“幽榜”的人物数量则是十九人，其中还有蘧公孙、马二先生、景兰江、甘露僧、郭铁笔五位在下半部书中仍然露面的人物，如果再算上虽然没有露面，但其名姓在勾连小说情节方面有特殊作用的陈和甫和胡缜(62)，真正完全属于上半部小说的“幽榜”人物只有十二人，仅占整个“幽榜”人数的五分之一。不仅是人数少，这些人物在“幽榜”中的名次也偏低。在这十九人中，名次最高的是二甲第三的马二先生，其次出现的娄璋排名已在二甲十二。换言之，不仅“幽榜”全部五十五人中的四十三个都与下半部小说有关，“幽榜”前十四位中也只有马二先生一位是上半部出现的人物——而马二先生同时也是小说下半部泰伯祠大祭中的关键人物，这也就意味着在完全属于上半部的人物中没有人出现在“幽榜”的前十四位。由此可以看到，“幽榜”对于下半部小说的极端注重与《题辞》更像是对于下半部书的“题辞”有着耐人寻味的一致性。 实际上，《题辞》可以证明宁楷所看到的《儒林外史》是有“幽榜”一回的，但在整篇《题辞》中，宁楷并没有提及有关吴敬梓的姓名或字号。这可以和《集略》中吴敬梓的那篇序言对读，同样是骈体文，但吴敬梓明确说到“仆与宁君，交称密契”(63)。同样还可以参照宁楷为同属通俗文学的传奇《玉剑记》所写的序言，中间也说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如“李君蘧门，志古之士也”(64)。因此，仅就《题辞》本身来说，虽然可以证明加以《题辞》的这部《儒林外史》有“幽榜”一回，却难以看出此部《儒林外史》完全是由吴敬梓所写。 非但如此，《题辞》第一部分中的一句话也似乎别有意味：“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65)从叙述层次看，这句话与第二部分概述情节的语句并不相接，也难以找出其具体指涉的小说情节，应是属于对于创作背景以及创作过程的介绍。因此，这句话不是指小说人物或是原型人物，而指向的极有可能便是始终没有显露姓名的作者吴敬梓。从“死后”与“生还”两词可以看出，在写作这篇《题辞》的时候，吴敬梓或许已经不在人世，而《题辞》表彰的则是已然过世的吴敬梓留存于《儒林外史》中的“精神”与“气骨”。就此而言，与《初稿》成书于吴敬梓去世之后至少十年相似，这篇《题辞》也应该是在吴敬梓逝世之后所写。 因此，这篇序言非但没有动摇金和对于“妄增‘幽榜’”之事的记叙，就某种程度而言还可以成为这句话的一个佐证，并解决金和所提出的“何人”(66)增添“幽榜”的疑问。宁楷不仅在《题辞》中明确谈到了“幽榜”一回——这是现有文献中最早的有关“幽榜”一回的存录，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也有很多“幽榜”的影子；在对应情节方面，本应总结整部小说的《题辞》和“幽榜”却都对下半部小说投诸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而对于上半部的诸多经典人物和情节则避而不提；同时，被评点者视为“狗尾”(67)的“幽榜”，在宁楷的笔下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正是由于“幽榜”的加入，使得《儒林外史》可以与“李杜之文章”与“欧苏之别纪”相提并论。种种情形都指向共同的一点：如果金和的说法属实，则宁楷或许就是“幽榜”一回的增补者。由此一来，也便可以解释前面所论及的积聚在《题辞》上面的诸多疑点。 正由于宁楷是“幽榜”一回的增补者，宁楷才会使用在其写作中几乎属于特例的“题辞”，而非他更常用的“序”或“书后”去题咏《儒林外史》：增补后的《儒林外史》有自我创作的影子，与宁楷其他序跋文章所面对的他人著述显然有别。也正因为如此，《题辞》在《初稿》和《集略》中的位置也才会如此特殊，前者的单独列出与后者的磨灭痕迹以及《题辞》所使用的骈体文都多少代表了宁楷在此事上的矛盾态度：既想记录下这件事情，出于某种考虑却又不能说得太明显，所有这些隐秘的心曲都保留在了《题辞》中。 综上所述，郑志良先生所认为的《初稿》成书于吴敬梓去世之前的论断值得商榷，根据现有材料，《初稿》的完成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也便是在吴敬梓去世至少十年后方才成书。 从内容看，《题辞》应该也是写于吴敬梓去世之后。但郑志良先生所发现的《题辞》对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则材料，其或许印证了金和有关“幽榜”一回为旁人所增补的说法。从对于《题辞》在宁楷著述中位置的分析、《题辞》与《儒林外史》中相应情节和人物的对照、宁楷作品和“幽榜”之间的微妙联系以及宁楷对“幽榜”的提及和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宁楷很有可能便是《儒林外史》“幽榜”一回的增补者。 就此而言，可以将《题辞》视为宁楷对于增补《儒林外史》一事的自我说明。这能够集中解决我们在面对《题辞》时所产生的很多困惑，也包括本文之前所提到的《题辞》只是对于下半部书的一个“题辞”。宁楷写作这篇《题辞》的主要目的，不是题咏《儒林外史》整部小说，而是要说明自己与小说之间的渊源：既包括自己所化身的小说人物武书在书中勾连起来的大部分故事，也包括自己对于“幽榜”一回的增补。 颇具意味的是，武书现身于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出现之后在小说中发挥了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而根据章培恒先生的研究，从《儒林外史》的叙述时间看，“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章培恒先生将之作为《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回，第三十六回之后有一些部分“系后人窜入的一个重要证据”(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武书的出现和叙述时间集中发生错乱相同步，这究竟只是巧合还是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如果“幽榜”一回是宁楷所增补，《儒林外史》的原貌究竟应该是五十回还是五十五回？宁楷与《儒林外史》之间有没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从《初稿》到《题辞》再到宁楷，由此而形成的研究脉络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儒林外史》的成书过程。 注释： ①金和《儒林外史》跋，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②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③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以下简称郑文。 ④《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10页。 ⑤为了计算方便，同题组诗如《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算作1首。 ⑥有些作品题目有所不同，如《癸酉撤棘前三日杂感四首》在《集略》中为《癸酉乡试后写怀四首》。 ⑦徐世昌辑《晚晴移诗汇》卷八四，民国退耕堂刻本，第23b页。 ⑧戴翼子《修洁堂诗集叙》，宁楷《修洁堂集略》卷首，南京图书馆藏嘉庆八年(1803)刻本，第11a页。 ⑨宁开熙《先府君家传》，《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7a-20a页。 ⑩戴翼子《修洁堂诗集叙》，《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0a-10b页。 (11)宁开熙《先府君家传》，《修洁堂集略》卷首，第20a页。 (12)“诗则十刊四五，文则十刊一二。”(宁燮《修洁堂集略序》，《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a页) (13)分别是《祭皋里先生文》《再祭皋里先生文》《奉祀皋里先生始末》《书〈古柏山房文稿〉后》《书〈文章鼻祖〉后》。 (14)“明年庚午，先生卒于家。”(《修洁堂集略》卷一四《奉祀皋里先生始末》，第13b页)。 (15)《修洁堂集略》卷一二《再祭皋里先生文》，第13b页。 (16)宁楷《修洁堂初稿》卷一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抄本。 (1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五《严长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册，第13392页。 (1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五七，《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357页。 (19)严长明《归求草堂诗集》卷五，《严东有诗集》，民国元年(1912)郋园刻本，第10b-11b页。 (20)宁开熙《先府君家传》，《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7b页。 (21)沈大成《吴舍人〈周髀算经图注〉序》，阮元《畴人传》卷四二，清文选楼丛书本，第26b页。 (22)程名世序，吴烺《五声反切正均》，民国二十一年(1932)《安徽丛书》编印处据南陵徐氏藏《杉亭集》原刊本影印，《安徽丛书》第一期第八册，卷首第1a-1b页。 (23)如《程筠榭重葺枝巢诗以落之》《自惠山听松庵携仿制竹炉至筠榭斋中和九龙山人韵》《重九后二日泛舟瓜渚小憩雪庄归集筠榭斋中对月》《集筠榭斋中有怀江橙里新安道士》等。 (24)程名世《思纯堂集》卷六，南京图书馆藏道光刻本，第4a-5a页。 (25)吴烺癸未年的诗作中有《将之吴门留别邗上诸子》。 (26)《修洁堂初稿》卷一九《〈五声反切正均〉序》。 (27)吴烺《杉亭集》卷五，李汉秋点校《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88-189页。 (28)参见吴烺乙亥年所写《南还舟中述怀却寄都下诸子八首》其六(《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90页)。 (29)宁开熙《先府君家传》，《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7b页。 (30)“近来会榜后，蒙恩于荐卷中择文之佳者，发明通榜，以教职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第9b页) (31)参见宁开熙《先府君家传》，《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7b页；李德淦等修，洪亮吉纂《泾县志》卷一三“职官表”，嘉庆十一年(1806)刻本，第27a页。 (32)戴翼子《白
集》卷一，南京图书馆藏嘉庆义竹山房刻本，第1a-1b页。 (33)《归求草堂诗集》卷四，第1b页。 (34)例如《集略》卷一五《游石城山记》便记载了三人同游石城山之事。 (35)吴敬梓序，《修洁堂集略》卷首，第5a页。 (36)有一篇为友人书斋所作的跋《跋陈时征容膝斋额》。 (37)“统全集计之兹刻，无过十之二三。”(宁燮《修洁堂集略序》，《修洁堂集略》卷首，第1a页) (38)《修洁堂全集总目》，《修洁堂集略》卷首“目录”，第1a-3a页。 (39)《修洁堂初稿》卷二二《〈儒林外史〉题辞》。 (40)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4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395页。 (4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64页。 (43)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程晋芳著，魏世民校点《勉行堂诗文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801页。 (44)如吴组缃先生认为“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凯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1页)。章培恒先生认为“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至第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并非原书所有(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45)《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453页。 (46)《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497页。 (4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12页。 (4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97页。 (49)《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46页。 (5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465页。 (51)《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10页。 (5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562页。 (53)房日晰《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54)《修洁堂初稿》卷二二《〈儒林外史〉题辞》。 (55)《修洁堂初稿》卷七《忆亡友十二首》。 (56)(59)《修洁堂初稿》卷二二《〈儒林外史〉题辞》。 (5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80页。 (58)《修洁堂初稿》卷一八《拟圣主得贤臣颂》。 (60)《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78页。 (61)《修洁堂初稿》卷一五《钟山书院同学志》。 (62)如在第五十二回，凤四老爹问胡八乱子道：“三令兄可是讳缜的么？”(《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25页)；在第五十四回，陈和尚与丁言诗曾就陈和尚是不是陈和甫的儿子展开一场争论。 (63)吴敬梓序，《修洁堂集略》卷首，第4b页。 (64)《修洁堂初稿》卷一九《玉剑记填词序》。 (65)《修洁堂初稿》卷二二《〈儒林外史〉题辞》。 (66)金和《儒林外史》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30页。 (67)《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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