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观演变特征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启示论文,特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9)10-0001-10
在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今天，全面回顾新中国60年来社会发展观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发展观演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对我党的发展理论有更为完整而清晰的理解，从而增强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样，对于我们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待发展观，以什么样的思路去制定发展战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凭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来评价科学发展的现实等等，以及对新时期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新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及其特征
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发展观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1]根据人们对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思想，即根据对发展目标、发展标准、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形式、区域发展状态、社会发展势态等方面的总体把握，学术界对6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观有许多不同的划分种类。例如：有吴文华同志的平衡发展观、重点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有王国平的“赶超”发展观、“姓资姓社”发展观、“硬道理”发展观、“第一要务”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3]；有赵凌云等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和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4]；有安徽师范大学冯后礼、刘海涛提出的毛泽东的一系发展观、邓小平的二系发展观、江泽民的三系发展观、胡锦涛的四系发展观；还有直接提毛泽东发展观、邓小平发展观、江泽民发展观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等等。这些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和主要任务，但在对发展目标、发展标准、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形式、区域发展状态、社会发展势态等方面的总体把握上还有待商榷。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实质和特征，可以将发展观初步划分为4种不同的类型，这4种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大致特征如表1。
1)以恢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起步发展观(1949-195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即尽快恢复因长期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尽快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尽快建立起保障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怎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实行什么方针等有关发展的重大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领导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我们党开始对国家发展问题进行探索。会上，毛泽东提出，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从方针上讲，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的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5]。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大量存在，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部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也是任何人考虑中国发展问题不能回避的事实。毛泽东就曾形象地把建国之初的中国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6]。建国后，已经翻身获解放的劳苦大众，对社会主义新社会、新制度无限向往，他们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超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烈要求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梦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纳斯所说：“固然，梦想不是现实，但是人民的梦想却是形成现实、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7]这种要求加快发展、渴望早日实现富强的社会心理，引起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强烈共鸣。这一阶段发展理念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就是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而且特别强调提高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力争快速实现工业化。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之初，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国内，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的看法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这时的发展观还只是初步的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思想还有其局限性，关于发展的模式还很不成熟，关于发展的认识还只出于朴素的需求，发展的实践上仅具有恢复性，发展道路上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和长久的战略。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体系初步建立的重要的第一步。
2)以巩固政治基础为目的的政治发展观(1957-1977)。在建国的头8年里，第一代共产党人主要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对中国发展作了初步探索，形成了一些初步设想和比较正确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在这些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还算健康，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前列，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由于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把握不准，在政治路线和发展理念上出现了“左”倾错误，在发展的方向上走了弯路，在发展的道路上经历了坎坷，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发展观上的重大失误。究其根本原因，是对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中国社会的政治基础，打击来自国内外和党内外的政治异己力量，清除人们主观世界中的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等等。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脱离了“八大”确立的发展轨道。差不多整整20年，中国的政治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为了在政治上战胜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缩短常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低起点实现高目标，用跃进的步伐，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因而提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冒进发展战略——“大跃进”。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赶超思想，即：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加快建设的速度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8]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内赶超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受此启发，对原来发展战略的设想做了较大变更。毛泽东认为，只要中国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了英美，就等于中国赶上或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实践中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而且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超越美国，毛泽东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9]。这种想法是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依托的，而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连续折腾，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第一代共产党人是希望通过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来发展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经济发展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以计划生产、统一经营、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因而，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第一代共产党人所选择的是一种在高度公有化的基础上，以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的巩固为目的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观在客观上也适当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因而是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巩固的前提下，重速度而忽视发展质量，不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关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实际上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社会发展的政治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具有以下特点：它是一种服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革命阵营为目的的，以高速度和数量增长为主要指标的赶超欧美的发展战略；它是一种依靠行政力量实施的高度集中的发展战略，依靠政府行政力量，由政府对资源进行配置，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发展指标；它是一种以巩固政治基础为目的的，经济结构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倾斜的发展战略。为迅速建立完整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采取的是资源集中利用措施，导致农业、轻工业等产业发展缓慢，使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军事打击、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因而当时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封闭式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模式强调自力更生，经济的发展水平完全取决于国内自给自足的程度。
1957年我们党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遭受了挫折。然而，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吸取“反右”的错误教训，在发展理念上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没有实事求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导致了1960-1963年的3年经济困难。此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在农村经济工作中采取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形式，在指导工业发展中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转机。1963-1965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进步达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暴露出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独断转行、封建迷信等缺点和弱点。我们党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搞的是“四清”工作，在农村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而毛泽东在农村搞的是“抓阶级斗争”，整治地、富、反、坏、右分子，结果造成了我们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失误。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刘少奇认为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交错，必须通过党内的民主制度和党员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66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毛泽东犯了反右扩大化错误之后，一直没有觉察和醒悟，他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不同意见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出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当作“走资派”打倒了。这种带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国势空虚的政治发展观在中国影响长达10年。
3)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观(1978-2002)。1976年，一代政治领袖毛泽东去世，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中政治动荡的时代也结束了。当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道路肯定不行了，回到20年以前的发展老路上不可能，照搬国外的发展道路也行不通。经历了两年的痛苦反思和拨乱反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把改革开放提上了发展日程。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开辟了一条既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浓厚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观。
这种经济发展观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0]377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论断，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382实践证明，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强调“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11]248-249。他反复告诫“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1]276。这些话可以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30多年来，正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其次，必须解决好发展的中心任务问题。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理论的最基本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而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经济”。他郑重地说：“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1]250邓小平认为，我们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最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11亿人的贫困问题。因此，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邓小平还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我们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为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再次，是解决发展的思路、发展重点和发展战略策略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于1987年4月正式提出我国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226邓小平还诠释了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哲学内涵：第一，提出了持续发展思想，发展要“能够持续、有后劲”。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其中之一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0]213。第二，确定了3个发展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大大推进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进程。第三，提出“台阶式”发展的构想。所谓台阶式发展，就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历史机遇，使经济发展全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呈现较快发展的一种波浪式发展方式。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模式是以重质量、重效益为基础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第四，提出发展快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讲效益、讲质量，反对那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不顾效益的错误做法。第五，提出发展是不平衡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374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它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第六，提出发展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抓的突出特点，就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第七，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战略，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方向上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退出中国政治核心后，其继任者江泽民从执政党执政兴衰规律的层面思考着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并强调：“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17]江泽民还强调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2]
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思考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他们认为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没有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才能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我们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战略思想和根本指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3]事实上，经济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民生、文化、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经济的不发达造成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因此，把这30年来的发展观归类为经济发展观是有着客观的依据和充分的理由的。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我们党从十三大到十六大期间，所提出的注重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属于哪种发展观呢？其实可持续发展观是当今世界发展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发展观点。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吸收了国外学术界的有益成果和先进理念，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这种发展观还只能算作是经济发展观的继续或延伸。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认为发展是核心，发展的关键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协调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当时对发展观中发展目标、发展标准、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区域发展状态、社会发展势态等方面的总体把握来看，可持续发展观最多也只能算作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过渡的一种过渡性发展观，还未形成一种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的发展观理论。也正是因为有了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党的关于社会发展理论才会顺利地从经济发展观过渡到科学发展观，才会顺其自然地诞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这也体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连续性、渐进性、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
4)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为目的的科学发展观(2003-)。从外部条件看，随着整个世界的迅速发展，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会议重申了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宣言》的精神。这次大会，高度强调环境意识，否定了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要求保护全球环境和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要相互协调的主张成为会议的基调。会议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生物多样性》等5个公约。必须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从国内因素看，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城市大气污染相当严重，水污染问题也很突出，城市噪声普遍超标，固体废弃物日益增多，水土流失严重，耕地减少，草原退化，沙漠化蔓延，物种减少，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越来越显得匮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及综合素质问题突出等。
特别是我国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转型问题严重地横亘在我们社会纵深发展的道路上。主要表现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一方面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的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的漏洞而获得大利，一些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的补偿却不对等，导致心理失衡，成为诱发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情绪因素。由此可见，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这些矛盾的存在，不仅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而且还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21世纪初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与时俱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形成了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基调，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文明建设的“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发展观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发展的目的与方式的转换。在以往的发展观中，无论是起步发展观、政治发展观，还是经济发展观，都是把人特别是具体的人当作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往往是把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当作发展的目的，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最终性价值目的。正是从几十年不断发展着的对发展观的艰难探索与痛苦总结中得出了一条基本结论：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由此，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发展观，在人与发展的动力、尺度、目标和主体依托等方面体现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最终性目的，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2 中国社会发展观演变的启示
1)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理念设计和方向把握，这是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方针选择的战略性因素。传统发展理念的主题思想是“人类中心论”和“物本主义论”。以“人类中心论”为指导的人类实践活动，必然把自然排挤到次要、附属的地位，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人类中心论”是对人类主体性原则的夸大与扭曲。但是，人类长期以来却错误地把主体性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和支配性，把客体置于受支配、为主体需要服务的地位。正是从此立场出发，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肆意破坏与掠夺自然，结果遭到自然的报复，酿成当今全球性的资源与环境危机。传统发展理念关注的只是生产力水平，忽视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与人文旨趣的追求，它关注的焦点是有形资产，漠视无形的精神财富。“物本主义”使人类陷入不断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又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恶性循环中，让人沦为物的奴隶。被物欲所独占的人格是不完整的人格，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纷争中实现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完整的社会发展。发展的结果不应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应该包括充满人文情怀的社会氛围和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
回顾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理念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起步发展观还是政治发展观、经济发展观，都还是一种传统的发展理念，所追求的还只是非人化的物质对象和非人化的政治对象。扬弃“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理念，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实现本真意义上的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理念应该将发展理解为以人为中心和最终目的，通过物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文旨趣，以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根本宗旨。因此，就必须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难循环、低效益的传统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注重自主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摈弃那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节约、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只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发展、只重视局部发展而忽视全局发展的片面发展观，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确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亲近民生，关注民生，重视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发展，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必须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政治生命和合法性的基础性因素。着力改善民生，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是关系到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政治生命和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基础性因素。着力改善民生，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当相应地更加得到保证，其潜能应当相应地不断得以开发，其基本需求应当相应地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准应当相应地得以不断提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4]。相反，如果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发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0]139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社会分配不公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状况。社会安全对于社会及其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一切发展将无从谈起。因此要着力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建立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安全网)和社会政策体系，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大幅度地减少弱势群体的人数，减小部分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从而将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增大社会的稳定程度，使社会发展处在一种安全运行的状态之中。
3)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解决好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最基本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人人共享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共享”问题时，总是把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作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性条件。“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1992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也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373显然，邓小平是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视为实现“共享”的根本前提。
4)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动力源泉和价值目标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决定社会发展速度和动力机制的根本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多种因素和力量，依照这些因素作用的性质、范围和形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基本动力和非基本动力、主要动力和次要动力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在生产力中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所在。社会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6]477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认为人的劳动不仅创造和发展着社会，而且也发展和改造着人自身，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实质上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发展的结果。回顾新中国60年来社会发展观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哪种发展观，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认识和自身奋斗。而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同，以及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奋斗作用的发挥不同，社会发展的效果就完全不同。在1957-1976年的政治发展观指导社会发展时期，是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手段，甚至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不仅践踏了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还严重地挫伤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的应有动力，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得社会主义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以后，我们党根本转变了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追求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两个历史互动论”的观点，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同步活动。在新世纪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直接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提出来了，深化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提炼和进一步升华。它从原则高度规定，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不同方面人们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化解人与人、自然、社会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协调进步。实践表明，在发展观的价值论上，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人本观，也才能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践才会向着人的目的迈进。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我们终于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永动机”。
5)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性思维方式，这是决定一个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方针选择的哲理性因素。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发展观作为理论支撑，不同社会发展观的变迁是在特定的理性思维方式变革后才能真正完成的。恩格斯讲一个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汤一介曾经指出：“现代化不能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17]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应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还应当是理性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变革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又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18]理性思维方式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其他思维方式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它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对社会的整体把握的视角上与社会发展问题发生关联，是考察社会、形成社会发展观的最为基本的思想范式；它涉及社会发展的总体理念、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多样差异性和多样协调性的辩证统一、人与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因而对社会发展具有更加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发展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实践，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一个固有的和无止境的运动变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出发，充分尊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挖掘社会发展的规律，依据发展的规律制定出科学的发展之策。
6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演进表明，凝练社会发展观就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方式。只要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并依规律实践就能促进社会发展；脱离实际，超越现实就阻碍社会发展。毛泽东以“社会基本矛盾论”为切入点，找到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动力，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基础，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党中央所制定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的要求。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党有良好的发展愿望，却由于求成心切，采取以生产关系的“纯而又纯”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实际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结果，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生了许多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滞后。这从反面证明了：什么时候不充分尊重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方式，什么时候就可能不会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观，什么时候就会走入社会发展的歧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背景下，顺应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愿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对发展环境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成败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从中寻找到发展的正确途径。邓小平著名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一系列发展的论断都是实事求是的经典之作。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客观地分析了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认真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中不断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从“人”这一终极目标的角度探索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发展目的更明确，发展原则更细化，发展方式更科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昭示我们，社会发展观的确立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发展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方式。否则就找不到正确的发展之路，谋不成科学的发展之策，结不出成功的发展之果。
6)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这是决定社会发展结果好坏的目标性因素。一个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往往是以该社会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统一和谐发展为标志的。文明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所有发展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全面推进四个文明建设，使其协调发展，从而把四个文明的建设统一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
回顾新中国60年来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进步；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发展模式认识得不够深入，把握得不够准确，就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偏差。起步发展观主要强调恢复国民经济，提高工农业生产总值，为新中国打下必要的经济基础，在文化与生态文明方面就有所忽视；在政治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期间，过分地强调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忽视了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时期，社会的物质财富明显增多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看得见的提高，但是忽视了社会公平和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因而又出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频发的现象和出现生态环境危机的局面。所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原有3个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以倡导生态文明为重点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建设。使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者缺一不可，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不同于以往其他发展观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就是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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