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维护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列宁论文,政权论文,合法性论文,为维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维埃政权和苏共执政合法性问题，是随着十月革命胜利、新政权诞生而遇到的问题。在列宁的著述中，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直接阐释，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对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苏维埃政权初期经历了十分复杂而艰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这一新生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与此相连的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列宁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耐心细致地进行工作，维护了新政权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对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述评。
布尔什维克取得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根据
在近代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中，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普选取得多数、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取得执政地位，西方多党制国家一般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是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伴同用暴力手段从原有统治者手里夺取政权，上台执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更迭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一个政党不论以哪种方式上台，都要寻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根据。西方国家政治家总是宣扬靠选票上台代表了民意，有充足的执政合法性根据，然而，这种方式也有不少局限和弊端。用后一种方式上台执政的政党或政治力量同样也有其合法性根据，因为原先的统治者由于专制腐败，导致民不聊生，失去民心，又竭力通过各种暴虐手段企图继续维持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政党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也是完全合法合理的。
因此，所谓“合法性”，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①。另有学者认为，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②。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这里，先来看一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根据。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虽然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它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20世纪，王朝统治已经严重背离了世界历史的潮流，俄国内外矛盾交集，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并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沙皇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二月革命一阵风，就把腐朽不堪的罗曼诺夫王朝吹得灰飞烟灭。然而，革命后的俄国政治舞台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许多政党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登台亮相，布尔什维克只是其中之一。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导的资产阶级政府，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资产阶级政党也十分懦弱，因而没有一个比较坚强又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并将其进行到底。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软弱、摇摆且日趋反动，无法应对越来越深重的危机和矛盾。在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一个首领策烈铁里声言，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列宁当场予以反驳说，有这样一个政党，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住政权”③。列宁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讲了这样的话，也以坚毅的决心和灵活的策略实现了这一豪言壮语。
须知，在当时的俄国政坛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人数多、力量强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成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其合法性根据就在于：
第一，俄国局势危难混乱，需要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出来扭转局面。临时政府软弱无能，既无力应付战争，又不敢退出战争，政府一次又一次改组，仍无法控制局势，建立秩序，战争、饥荒、危机接踵而来，使社会矛盾迅速加剧，为了转嫁矛盾，临时政府走上日趋反动的道路，将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左翼革命力量重新打入地下，并宣布要逮捕列宁，交法庭审判。当年秋天，俄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大工业企业开工率严重下降，8、9两个月有231家工厂倒闭，6万多工人失业，铁路货运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34％。在农村，大批土地荒芜，饥荒日益迫近全国城乡。不久，政府企图把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召回首都支撑危局，这样一来，恢复帝制的恐惧又加剧了人心动荡和社会混乱，此刻，临时政府已陷入无能、瘫痪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境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在他的《政治日记摘抄》中写道：“深受没有政权之苦的国家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将一手勇敢、坚定并有权威地整顿秩序，而另一手更勇敢、更坚定、更有权威地进行社会改革。”④ 当时在俄国政坛的众多政党中，唯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患“权力恐惧症”，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取代那个丧失合法性的旧政权，才能终结社会混乱状态。对此，连彼·司徒卢威也承认，“只有布尔什维主义顺应革命的规律，相信革命的本质，所以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⑤ 这便是布尔什维克进行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依据。
革命的合法性源自革命的合理性，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不是来自某个人物或某个政党的主观臆断，而是客观形势所提供的。亨廷顿所称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⑥，就是指旧统治者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弱点和缺陷等负面效应，导致了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乃至反感。这种“负面合法性”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证明推翻或改变旧社会统治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为新社会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资源。在俄国，昔日的沙皇统治和当前的临时政府，正是为革命政党提供了这样的“负面合法性”。
第二，如果说当时的俄国局势使旧统治者陷入困境，经不起革命力量的打击的话，革命政党本身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路线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苏维埃中占据了优势，列宁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在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确定武装起义方针的同时，及时了解和准确把握群众情绪的脉搏，适时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很快把工农基本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十月革命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运用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大国的成功范例，是将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取向对广大工农大众传播的一次伟大实践。列宁为全党提供了对世界发展趋势、本国国情、革命方略、行动纲领的理论阐释和周密计划，党的活动分子的奋勇向前和广大群众的高昂激情相结合，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举行武装起义，终于一举推翻了临时政府，创立了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国乃至世界的面貌。当年亲临其境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道：“据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唯一的具有建设性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⑦ 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使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上校1917年也在俄国。他说：“我在俄国看到，就是一般的工人、普通士兵和农民在提问题和交谈中也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⑧在革命危机的日子里，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危难深重的俄国实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并将这种理论与策略作为动员群众、吸引群众的精神力量，成为指引广大民众的行动指南，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的秘密所在。
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由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遇到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几乎贯穿于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各个方面：国内外敌人相互勾结，利用其保存下来的实力，进行公开的、隐蔽的对抗，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恢复旧制度、旧秩序，三年国内战争就是对能否保住新政权的最严酷的考验；国内各种政党和政派普遍不赞同、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单独执政，也使新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包括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从理论上否定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面临着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艰巨任务。
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成为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下来，一开始就面临着立宪会议存废问题的考验。
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应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订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外，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对立宪会议充满幻想，宣传只要等到立宪会议一召开，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借以欺骗群众。唯有布尔什维克准确判断当前局势，了解群众情绪，他们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但不迷信立宪会议。列宁早就主张，革命胜利后不应建立“议会制共和国”，而应建立与巴黎公社“同一类型的国家”。
在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必须对立宪会议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应，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的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宣布苏维埃为新型国家的政治基础，“苏维埃从现在起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⑨。宣布苏维埃就是新政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的味道。但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在已经选出的立宪会议组成的715席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做就会使自己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考和讨论，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起草了一份显然要被立宪会议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便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这件事当时在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罗斯史学界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和程序来限制和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成果和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
在革命年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把保卫新生政权放在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1918年初，列宁经过艰苦努力说服全党接受了他关于与德国签订割地和约的建议，为新政权争得一个喘息时机。但好景不长，同年春夏之交，烽烟又起，苏维埃俄国接连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极为严酷的国内战争，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一些国内白卫分子勾结外国侵略者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颠覆新政权，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是为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俄共（布）带领工农大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在战争年代，执政的共产党不得不把国内经济建设的任务、党内民主建设的任务让位于军事斗争，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带领和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列宁不止一次地发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告，组建红军，号召公民踊跃参军，“一切为了前线”，“把全国变成军营”，抗击内外敌人武装复辟的阴谋。面对西方国家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的图谋，执政的共产党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群众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也是俄共对世界革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新政权还十分幼弱，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当强大，他们的破坏活动非常猖獗。旧官员、旧职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消极怠工。1917年12月，从前的内阁各部、国家银行、国库、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吏和办事人员怠工已达一个多月，使新的国家机关陷于瘫痪；破坏分子在城市各个角落为非作歹，搅乱社会秩序，暗杀、抢劫、投毒、暴动、煽动罢工等事件时有发生，如有人制造“酒库大抢劫”，用抢得的烈性酒灌醉卫戍战士，在酒徒中散发传单，造谣滋事，策动推翻新政权的活动；一些反动分子内外勾结，制造多起暗杀苏维埃政权高层官员的事件，列宁也曾遇刺受伤。在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很脆弱的情况下，列宁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强硬的政权”，用“铁的手腕”对付一切反革命破坏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委员会”（简称“契卡”），实行红色恐怖，捍卫和维护革命的新生政权。契卡被赋予很大的权限：它拥有搜查、没收、惩罚、取缔非法报刊等权力。契卡的建立和活动，令许多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胆颤，打击了反苏维埃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新生政权作出了贡献。
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除了著名革命左派罗莎·卢森堡满怀热情地支持俄国革命的伟大创举外，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否定和攻击的态度。
普列汉诺夫最早对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革命胜利才三天，即1917年10月28日，他在《统一报》上发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信中说：“事变（指十月武装起义——引者注）使我痛心……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工人阶级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执掌政权的地步，如果谁在无产阶级没有准备好以前过早地“将政权强加于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⑩ 1918年初，正当布尔什维克为应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而紧张斗争的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考茨基写了一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声言要对马克思说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释义，说什么这种专政是西方国家由于存在“纯粹民主”而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俄国既非发达国家，又缺乏民主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自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军事独裁专政”。他还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分析认为俄国的工业、农业、金融以及居民文化水平落后，根本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因此，他说，如果硬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并通过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蹦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长的”(11)。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革命就会发生。俄国的问题在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领导革命的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那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由此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此，列宁在许多场合作了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证明，恰恰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爆发革命，而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社会矛盾激化的国家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在俄国、中国这样的大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党成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显然，这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社会革命要不要讲究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客观前提”，而在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队伍，因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当这些国家社会矛盾极度尖锐而出现革命时机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应大胆地领导革命，去夺取政权，并使自己成为执政的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一个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敢于走上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便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区别所在。列宁指出，这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引者注），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2)
不难看到，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捍卫新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斗争的条件尽管十分严峻，然而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引，依靠正确的路线策略，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苏联终于战胜了各种敌人，克服了各种困难，使第一个工农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上，也使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地位得到确认。
努力发掘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前面说过，合法性问题主要表现在民众对现存政权的拥护和认同上。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只能是“极短暂和极不巩固的胜利”。(13) 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党上台执政，必定要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努力发掘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取得政权后，共产党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意大利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加塔诺·莫斯卡说过：“统治阶级不是仅仅通过已经拥有权力这一事实来使其权力正当化，而是试图为之寻找一个道德与法律基础，把它表现为人们通常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14) 这里所说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基础”，就是指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统治所以能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不仅仅是出于对权力的服从，或是对暴力和强制的恐惧，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政权具有被指认为“正义”的道德信念体系，即对意识形态体系的遵从和认同。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与维持，相对于其他执政党而言，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更为强烈。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认为，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政权，“不是建筑在宗教、经济或君主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原则上”(15)。
总体上而言，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的合法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不仅表现在利用来自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沙皇统治使俄罗斯国弱民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能和孱弱，使民众看到只有革命才能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希望，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所遵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其执政提供了重要的“来日合法性（forward legitimacy）”(16) 资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描绘了一幅追求实质性平等的美好图景，而且在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中还包含了追求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和主张，这不仅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接受和向往，而且也激励了千百万人的革命热情，进而为执政党增添丰厚的合法性资源。1919年苏俄出现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普通劳动者革命热情的充分展现。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17)
当然，新政权的巩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实现，不能单靠意识形态的激励和民众一时的热情，而要靠统治绩效来达到。共产党在一个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执政，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要靠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靠执政的有效性来支撑执政的合法性。对此，列宁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以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18) 这里，列宁已经意识到，一个政党的执政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地，连年的战祸已使国家满目疮痍，经济陷于崩溃，社会十分混乱，农民因不满粮食征集制而蜂起暴动，城市因面临饥荒而民心浮动，俄共的执政地位受到了威胁。党能否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来化解危机，这无疑是对俄共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1921年，党的十大决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
苏俄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本国国情作出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转变。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俄共为克服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奠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大路线和政策调整。首先，实行粮食税，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国家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也为巩固工农联盟、维护执政党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国家资本主义的推行，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些举措既符合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顺应民心民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不能不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虽然是俄共中央一致赞同的，但一开始，包括列宁在内的领导人把新经济政策只是看作为克服当前巨大困难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有人甚至视其为对资本主义“退让”的临时措施。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没有停下脚步，他从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带有“直接过渡”的政策措施的反思中，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变革的实践中，从连续不断的“退却”中，逐步认识到多种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已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探索一个完全不同于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模式的尝试。可以说，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共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否牢固、执政合法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执政合法性危机能否消解和避免，归根到底取决于执政党能否采取积极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取决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能否推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拥护。一句话，只有靠执政有效性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维护执政的合法性。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很快就显示了它的积极成效，国民经济恢复进程平稳，社会矛盾得以减缓，工农大众生活很快有所改善，群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满意度有了显著提高。沃罗涅日省的一个农民写信给《农民报》说：“我深深地被愉快的心情和对工农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希望所打动，我亲眼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在怎样胜利地建设美好的生活，我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工人和农民紧密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永远战胜破坏。”(19) 反映群众情绪的信件在解密的苏共档案中还有一些，这是群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的“晴雨表”，因此，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报告中把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看作一次“考试”。他认为，通过它找到了一条“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20) 遗憾的是，列宁的早逝使他的探索中止，他的后继者未能将新经济政策坚持下去，未能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届苏共领导人又都忽视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留下许多隐患和危机，最终导致苏共败亡的命运。
注释：
① 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②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7页。
④ 维·米·切尔诺夫《政治日记摘抄》，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6期。
⑤ 转引自刘淑春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
⑥(16) 参见［美］S·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8页，第177页。
⑦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⑧ 转引自1989年4月21日《真理报》。
⑨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62页。
⑩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2—466页。
(11)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6页。
(12)(18)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5—777页，第9页。
(1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页。
(14)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15)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不是军备竞赛毁灭了苏联》，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17) 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页。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20)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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