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过去相比，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企业面对的体制环境、竞争形势、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等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跨进。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惟一不变的准则就是变革。大型工业企业是战略性经营单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认真分析这些变化、仔细品味这些变化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中发现机遇，利用机遇，采取积极对策，是力挽狂澜、竞争取胜的重要条件。
一、大型企业面对的环境
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变化有三：第一，国家宏观管理由计划体制逐步转向市场体制，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为此，财政体制、税收体制、价格体制、金融体制、外汇体制、外贸体制等相继转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此。第二，长期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卖主与买主在市场中的主、被动地位发生变化。由生产能力决定企业兴衰转向由企业的定单、市场占有率，由企业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决定企业的兴衰生死。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企业间的竞争真正开始了，优者胜劣者汰已成为严酷的现实。第三，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中国正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1995年、1997年两次关税大幅下调，已使我国进口产品关税算术平均值由35.9%下降到了17%，但还没有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一步改善了条件，但也将我国关税和非关税进一步减让的时间表锁定。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即便在国内市场，中国企业也将面对世界最强对手的竞争。
与此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冲破市场壁垒的先锋，有迅猛发展的信息通讯为主导的科技进步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迅速发展。世界各大公司为适应和利用这一形势，纷纷调整战略，采取措施，争夺竞争的主动权，争夺竞争的制高点。世界级大企业迅速大规模跨国重组，巨型跨国公司以全球为版图，利用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全球性产业重新布局、全球性生产和研发的分工、调整。这一势头来势迅猛，其范围席卷全世界。
对于长期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于国内市场的中国企业，在体制转轨尚未到位、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就要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如此迅速的巨变，确实是极大的挑战。但真正的企业家在身处危机时更能发现机遇、捕捉机遇。
二、大型企业的特殊作用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大型企业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那些规模经济特别明显的领域，如电力、石油、石化、电讯、铁路、钢铁、航空、海运等行业，必须通过市场聚集有效资产，形成若干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生产、规模经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质优价廉的基础产品，支撑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大型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结构调整和升级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企业结构优化而实现。大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体制创新和资产的兼并、扩张或转让、分立，一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转移低效或无效资产，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带动为数众多的相关企业甚至相关产业升级、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动力。
大型企业是技术创新和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领头羊。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型企业的技术实力代表着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我国工业化正经历的过程。目前，我们正面临必须改变靠不遗余力地大规模投入资金、资源和劳动力，不惜牺牲环境而换取有限经济增长的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型企业占用了全国较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它们对社会稀缺资源运用的水平和运作的效率，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大型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才能改变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那些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新一代产业的形成，往往要求较高的经济规模和技术素质。没有大规模技术投入不可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并保持产品、技术上的竞争力，没有大规模生产和营销不能降低成本。因此，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关键是大型企业的转变。
大型企业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代表队。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不断提高国家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技术实力体现于企业的水平，没有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较量，实际体现为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较量。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支持大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大型企业的素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通过调整大型企业的结构改善全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尽管广大中小企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可释放的能量，但大型企业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仍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支撑作用。
三、大型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大并不等于企业强，与把企业做大相比，我们更应注意的是把企业做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通过行政办法，用“拉郎配”等各种方式把企业做大易如反掌，而把企业做强却远非易事。
把企业做强，就是要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强者如林的商战中，大型企业没有几个能镇服对手的“杀手锏”，就会危机四伏。目前，电视机、DVD、空调机等产品的价格大战，已经打得使买主感到吃惊甚至目瞪口呆，厂家也已到了几败俱伤的程度，可是这种恶性竞争还在延续。什么原因？没有“杀手锏”。各厂家几乎都拿不出具有技术突破的创新产品。在产品技术含量、质量、品种、档次、花样完全雷同的情况下，只靠价格这唯一因素你一刀我一枪地竞争很难有大的作为，即使市场份额有所增加，效益也上不去。经营之道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核心竞争力就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即持续开发独特产品的能力，发明专有技术的能力，以及持续创造先进管理和营销手段的能力。其中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灵魂，主导产品（服务）是核心竞争力的精髓。
就中国企业而言，面对世界科技进步的迅速发展，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已势在必行。我国产业每年的总投入已经不少，但囿于卖方市场的惯性，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机制和能力，大多数投资仍用于能力扩张甚至低水平重复建设，认为可以长期利用别人开发的技术和市场坐享其成。结果导致恶性竞争：生产能力过剩再过剩，平均利润率降低再降低。
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发费用却由1990年的1.38%降到1998年的1.28%，其中1996年仅为1.1%。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对于生产能力的投入，收获的是产能的增长；对于科技开发的投入，收获的是产品和技术的更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产能的增长会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而不能发挥，而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却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四、大型企业的改革
大型企业正经受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自主自立走向市场的考验。企业改革面临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两大任务。
市场约束增强后，我国经济和企业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范围的产业分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与挑战，必须通过资产整合实现产业升级，通过企业重组增强竞争实力，使中国经济在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这一轮结构调整应着手解决5个问题：(1)推动产业升级，培育一批新的高增长产业；(2)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加入WTO背景下发挥比较优势；(3)实现技术升级，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4)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改善所有制结构；(5)形成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随市场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机制。
近年来，国家直接操作的石油、石化、军工、有色、电讯、纺织、煤炭等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取得了成效；主要通过行政力量关闭某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取得了一定进展，从而使产业和企业结构有所改善。但是，通过市场实现大规模企业重组的形势并未如愿形成。最典型的现象是，家电领域的恶性竞争几乎到了自相残杀的程度，但并未导致通常应出现的企业间的购并、联合和重组。这说明通过市场实现企业重组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就位，也说明企业结构调整与体制转换相辅相成、密切关联。
体制转换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制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现在的问题是，从形式上看，经过公司制改制的企业已经不少，但从实质上看，机制转换大多并没有到位。但由于体制转换涉及诸多深层次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权力利益关系的调整，有极大的难度。从政府到企业，往往希望绕过这些困难，在基本不触动旧体制和权力利益格局情况下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结果新制度是在被扭曲的情况下建立，当然也就很难实现建立新制度的初衷。为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从3个方面提出了指导原则：(1)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职能。(2)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3)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必须规范进行。仔细研究这些指导原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出解决当前企业制度创新中的基本问题和解决转制难点的途径。
五、大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政企关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照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政府通过出资人代表——授权经营机构行使所有者职能。这样，政府和一般拥有国有资本的企业不再有资产关系，那些企业原有的国有资本已经转成了授权经营机构的“国有法人资本”，依《公司法》由授权经营机构行使股东权利。由此，那些企业从产权制度上就实现了政企分开。
目前，许多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被政府认定为授权经营机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授权经营机构（有的称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与政府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它应承担什么样的权能，如何才能胜任应有的职能？
授权经营机构是受政府委托经营国有资本的机构，在未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对授权经营机构的设计和定位，是理顺政企关系、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根据目前的认识和实践，似可这样认定这一机构：(1)政府将边界清晰的经营性国有资本委托给授权经营机构经营，授权经营机构以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独立运作；(2)授权经营机构按委托协议，对被委托的国有资产拥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重大问题和事项向政府报告；(3)授权经营机构属特殊企业法人，政府为其出资人，是政府单独出资设立的公司。授权经营机构按政府批准的章程，比照公司运作；(4)授权经营机构不具有政府职能，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以“国有法人股东”的身份行使出资人权利；(5)政府通过一定的程序对授权经营机构进行监管，最重要的是管三件事：一是向授权经营机构派出董事（含董事长）；二是每年与授权经营机构签定业绩合同；三是以业绩合同为准，对授权经营机构进行审计、监督和业绩评价。
体现政府意志的某些特殊要求，应在政府与授权经营机构双方认可的基础上列入业绩合同，除此之外，政府对授权经营机构的经营运作不应再干预。在业绩合同范围内，授权经营机构有充分的自主权独立运作；超出业绩合同的重大事项，必须要向政府报告。无论哪一方，如要修改业绩合同，须经必要的程序，以体现业绩合同的严肃性。
政府根据审计、监督和业绩评价结果，决定董事的报酬和去留。如果政府对董事会的经营业绩不满意，可以提出警示，甚至更换董事会，但不必越俎代庖替董事会进行决策。否则，内部科学、合理的责权体制被打破，就会造成对巨额资产无人负责的严重后果。
由此看来，“授权经营”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承担着全新职能，应当具有全新的运作机制。目前，一些授权经营的企业，为上市将核心业务和技术、管理骨干人员分出，发起设立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将非核心业务和余留人员组成存续公司，两公司在人员任职、资产和财务等方面广泛交叉。存续公司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另一方面负责消化和处理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即质量较差的非核心资产和大量余留人员。存续公司的多重目标，使它很难成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合格股东，非正常行为时常发生。实践证明，原国有大型企业并非一经国家授权、认定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授权经营机构”。这些企业面临极为深刻的重组、转制、改造的过程。重要的是对投资和拥有股权的企业，只应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有正常的股东行为。
六、大型企业改制与发展的途径
大型企业要摆脱对政府依赖、自主自立走向市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机制和不断改善企业结构，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大型企业要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抓紧结构调整，重点是：(1)改善企业的经营结构，甩掉近期无效益的、长远无前景的业务和尾大不掉的分支机构，突出主业，通过企业重组和技术升级形成经济规模，培育新的生长点。(2)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消除无效资产，剥离非经营性资产，挤压资产泡沫，提高总资产回报率，通过资本市场把负债率降低到安全水平。(3)改善股权结构，引入新的投资者，降低国有股权比例，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在调整结构中，大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资本市场可以从3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政企分开后，政府财政转向公共职能，断绝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资本市场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主渠道；二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运作，使企业的结构调整和重组变得便捷而有效。三是政府行政垂直管理职能弱化之后，企业要接受资本市场的评价、激励和约束，由此将形成新的机制。这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
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已成为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职工、甚至政府利害关系的交汇点，必须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使目标集中于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是实现政企分开，端正企业行为，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适应市场竞争和使投资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关键。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引入新的投资者，进行公司制改制——进入资本市场，实现股权多元化，接受资本市场的评价和监督——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就是大型企业走向市场的总体脉络。这里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决不应迁就旧体制和旧观念，使我们的目标扭曲和变形。
七、把握入世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意义在于世界范围优化配置资源。一般来讲，这必然比一国配置资源有更高的效率。当今世界，离开了这一大趋势就意味着落后。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尝到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甜头，也是近2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入WTO是这一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延续。
人们说，加入WTO“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必须加一句：机遇大于挑战。目前，不少政府人员和企业经营者都在认真研究入世的对策，大多出于对参与国际竞争的担心，不断提出并希望国家通过正常的和各种非正规的形式延长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期。但20年来，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哪些产业较早地放开竞争，哪些产业就快速增长，在面临入世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哪些产业受到较强的保护，哪些产业至今竞争力仍然较弱。竞争会使一批企业被淘汰，但真正的强者只能在竞争中产生。
中国企业应当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入世。如果像有些人所想，入世带来的大都是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入世。实际上，加入世贸的长远意义在于，中国承诺按国际商贸通行规则调控经济，加速经济体制转轨，同时使中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由此中国企业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为发挥比较优势取得了更加广泛的空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
经济和技术发展程度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及其企业，对不同的产业和不同层次的技术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就是承认这一差别，按各自比较优势重新进行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意味着各国、各企业在有比较优势的部分争夺制高点；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通过“全球采购”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现在，从一台汽车、一台设备到一台计算机、一个电讯产品甚至一台家电，都很难确认它就是由哪一个国家开发和制造的。实际上，哪一个国家和企业都不可能具有“全方位”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产业方面包揽一切。一般来讲，经济和技术量级高的企业附加值高、效益高，处于优势地位，是各国和企业争夺的目标。但企业间现实的竞争则表现为经济技术同一量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同量级企业之间多表现为“互补”。与此同时，量级高的企业通过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实现产业再升级，创造新的优势，将原有产业向外转移；而后发的企业则争相接受产业转移，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积蓄力量，实现超越式发展。这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动态过程。
因此，为迎接入世，大型企业必须研究的是如何将自己放在世界范围挖掘比较优势；研究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和具体途径；研究如何利用先发企业产业转移的机会；研究与自己在经济技术量级相当企业间的竞争形势。所以，入世为各大型企业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但企业必须以在国际范围发挥比较优势为目标进行自我调整，积极慎重地投身国内、国际企业重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争取扮演一个有利的角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充分获得入世带来的全部好处。
面对入世，仍固守过去的一切必然丧失时机，眼睛只盯着国内市场就无法施展自己的优势，一味依赖国家保护就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某些弱势产业，国家保护了几十年不过如此。事到如今，只有投身竞争才会壮大自己，只有参与国际分工和重组才会有更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