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群体与社会化:“喂养与饲养”的解读_饲育论文

权威、群体与社会化:“喂养与饲养”的解读_饲育论文

权威、群体与社会化——解读《饲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还是东京大学在校生的大江健三郎以《饲育》撷取了该年度日本纯文学最高奖芥川奖。1995年,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在评论《饲育》时不无骄傲地指出:“听上 去可能夸张了点,不过或许可以将其置换成世界规模的政治性力量关系来解读”(注: いとうせいこう、小森陽一、渡部直己:《小说ニハルマクドソは回避てき るか》,载《早稻田文学》1995年第7期,第26,25页。),同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叹与 疑惑:“我最关心的是——为何在五十年代便会产生这个构思?”(注:いとうせいこう 、小森陽一、渡部直己:《小说ニハルマクドソは回避てきるか》,载《早 稻田文学》1995年第7期,第26,25页。)

小森阳一惊讶大江健三郎为何在接受社会史学派(注:参见董进泉等编著:《历史学》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3-276页。)的影响之前便具有如此强烈的现代 社会意识,本文也拟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剖析追寻作者的创作动机。

日本现代文学史上,1958年已属于跨越战后文学期的现代,是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 文学创作重心逐步转向描述战后新生活的时代。1956年中野好夫的名句“已经不是‘战 后’了”成为日本摆脱美军管制的“被占领”心理、走出战败阴影重新崛起的象征;19 56年石原慎太郎以《太阳的季节》获取芥川奖,其主人公是一群“否定传统道德,追求 存在的充实感的年轻人”(注:《明说日本文学史》,尚文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作品燃烧的是“这一代青年失去了目标的单纯的热情”(注:沈国经主编:《当代日 本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1957年以一票之差领先大江健 三郎《死者的奢华》而获第三十八届芥川奖的开高健瞄准的仍是当代社会,着力剖析扭 曲的组织与人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文学季节里,大江健三郎为何会创作《饲育》?小说 为什么叫《饲育》?

首先《饲育》这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就暗示了文本的寓言性。饲育——“把黑人喂养起 来,像牲口一样……”(注:本文中引用的译文出自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死者的奢华》 中的《饲育》篇,沈国威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作者用他深受法语文 体影响、极具抒情气息的文笔首先描写了一个美国黑人士兵被饲养的故事。“我”、“ 弟弟”、“父亲”,还有村里的人捡人骨,狩野物,过着粗野原始却快乐无虑的生活, 尽管在城里人眼里“我们”好像肮脏讨厌的动物。淹没国家和城市的战争似乎离“我们 ”很遥远。“最近开始飞过村庄上空的敌机,于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鸟而已”。 可终于有一天,宁静被“裂人肺腑的撞击声”打破了,一架敌机坠落到村里,一个美国 黑人士兵被俘虏,在镇里下达处置命令前,被囚禁在“我”家的地下仓库里。黑人士兵 成了一头“牲口”,“我”与村里人由起先的恐惧兴奋逐渐产生亲近之感,终于带着些 许好奇与友好放心地接受了他。“我们”把他带进村里的公共浴场,彼此的和谐让“我 们”都感受到了近乎陶醉的快乐,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我们都在想,黑人真是一匹 无比出色的家畜,一头天才的动物。我们多么喜欢黑人!”

可是,对黑人士兵的“饲育”果真成功了吗?黑人士兵因“我们”的“饲育”顺从或是 成长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美丽的高潮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跌宕,镇里下达了处决黑 人士兵的命令,“我”因为同情,跑到地下仓库去通知他,没想到竟被他押作人质。而 大人们开始袭击地下仓库,即便看到“我”被黑人士兵扼住喉咙也不住手,“所有人都 把我抛弃了”。最后黑人士兵的头连同“我”的手一起被“父亲”用柴刀敲得粉碎。

黑人士兵最终没有改变其“野兽”的禀性,起先的驯服听话都不过是假象。因而对黑 人士兵的“饲育”不过是一次徒劳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锁定 “自由”、“徒劳”等关键词,探寻其存在主义的文学倾向几乎已成定律(注:参见森 川逹也:《監禁状况の定着——初期作品を中心として》,《国文学》1979年2 月号,学灯社,第68-73页;野间宏:《方法の问题》,《日本学研究资料丛书——安 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有精堂,1980年,第154-158页。),但笔者以为,作品的意义 阐述远未结束,在小说表层的情节之外,可以读出另一层“饲育”主题。小说开篇,便 富有深意地标明故事的发生地是个“古老的未发育的拓荒村”(注:此处译文原为“古 老而又偏僻的小开拓村”,而原文是“古いか未成育な开拓村”,“成育”的意思是“ 成长,发育”,结合“饲育”的题旨,笔者私译为“发育”。);而在小说的结尾,叙 述者“我”不无哀伤地宣布“一个天启的思绪浸遍我的全身,我不再是孩子了”。“我 ”和“我”的村庄在小说不算长的情节发展中得到了成长,就像“我们”“饲育”黑人 士兵一样,“我们”自己也被某种东西“饲育”长大了。可以说,这才是“饲育”的真 正意义所在,是小说潜在的主题。那么无声控制且“饲育”了“我们”的究竟是一种什 么样的力量呢?

“战争突然支配了村里的一切”——临近篇末这一叙述似乎为读者寻找答案提供了某 种线索。就像“我们”饲养俘虏的黑人士兵一样,以战争为代表的极权也俘虏了“我们 ”并悄无声息地驯养我们,其结果是噩梦中醒来的“我”抱着对周围世界的“恶心和困 惑”,真切地感受到先前诗歌般美好的世界已不复存在,“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已经 与那个世界彻底无缘了”。除此之外,则是“我们”生活的峡谷村庄原始自由状况的解 体及权威结构的客观变迁。《饲育》里的战中小村其实可以说是解析日本近代社会的一 个典型样本,是一个多元权威并存且充满对立的小社会。在家庭这一初级群体里,威严 的父亲主宰了一切:“爹撕破我们期待的薄膜,走上楼梯”;“爹哼了一声,没有回头 ”;“爹绷着嘴,一声不吭地走下楼去”。描绘“父亲”行动的语句均充满了威严,肃 穆深沉,不容置疑。

而村子与镇子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溢着权威的对立。“我知道,如果爹不在 身边,这群孩子会用口水和石块来迎接我的。我对镇上的孩子总有一种对待令人生厌的 毛毛虫似的厌恶和轻蔑。阳光下这群体态瘦小、目光奸诈的孩子,如果没有躲在昏暗的 店铺里监视我们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谁,我都能把他打翻在地。”

“书记用那种命令式的、下级官僚特有的妄自尊大的语气,终于使村里的大人们唯唯 诺诺地屈服了。”

在孩子们玩耍的小群体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权威结构。

“一个小孩从旁边挤进来,想向小窗里看,被豁唇儿在他腰上捣了一拳,哭喊着跑开 ,豁唇儿已经把从小窗窥视黑人的权力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神经质地提防着那些随时 可能侵犯他权力的孩子。”

“有的孩子受不住眼前情景的诱惑,忘乎所以地要跟我们走进地窖,豁唇儿无一例外 把他们打倒在地,鼻血直流。这就是僭越者的代价。”

家庭,村落,乡镇……错综交织的权威类型营造出多重社会群体结构,但“我们”这 种粗拙而不失自然的生活却被“挥舞着厚刃刀扑上来”的“爹”“打得粉碎”:“战争 突然支配了村里的一切,使爹也失去了理智”。形态各异的多元权威结构纷纷解体,一 切都纳入以战争为象征的绝对权威统治,成为其驯服的牺牲品。因此,《饲育》的内涵 在于:借助对黑人士兵的“饲育”,“我们”自己的行为反而受到模塑。《饲育》正是 借助战争这个特殊的情境,用抒情的文学语言演绎了日本近代社会的政治化图景。

“饲育”得以成功,极权体制至上的权威得以确立并非偶然,它有两个最基本且相辅 相成的条件,那便是饲育者的强大与被饲者的软弱,二者均在“饲育”黑人士兵的对比 中清楚地凸显出来。与对黑人士兵的饲育主体极尽描摹的写法对照,后者对以战争为载 体的饲育者,采用的是寥寥数语象征性的描述——“在遥远的国度里”,它宛如“席卷 羊群、柴草而去的洪水”。洪水寓示着饲育者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它控制了几乎一切 生物,“大人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隐去”了,浩劫中存留的只有那些“像逃避洪水的 难民一样东奔西突的年轻牧神”——那些“玩爬犁的孩子们”。这些意味深长的隐喻式 语句突现了权威的强大性和非人道性,充分显示这篇作品的主旨——对日本法西斯国家 极权体制的揭露。对黑人士兵的“饲育”虽然不过是徒劳,但饲养人与被饲养人均投入 彻底且同为生物,其相通之处充分揭示出“饲育”的生理属性。

“我的尿液向远处飞去,在石板上飞散开,一部分溅在仓库底层凸出的窗台上,又反 弹回来,热乎乎地濡湿了我泛起寒栗的大腿、脚背。弟弟像一匹动物的幼仔,在我身边 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看我小便。”

这种灵动的生物属性与战争对人的“饲育”所包含的无机质的生硬属性形成了鲜明对 比。“饲育”黑人士兵的过程伴随着双方充满激情的情感互动,文中不乏对被饲对象黑 人士兵的神态描绘,但着墨更多的则是饲育者的表情。恐惧、亲近、疏远、信任、怀疑 、后悔……种种诗歌般细腻的表情透露着饲育者主体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我们”与 被饲黑人士兵之间距离的跳跃正是这一“饲育”流动的旋律。

“把黑人俘虏喂养起来?我紧紧地抱着膀子想,我真恨不得脱光身子大声叫喊……”

“兴奋、恐惧、喜悦,使我的牙齿发出得得的声响;弟弟也把全身缩在毯子下,不住 地打战,像是得了疟疾。”

“‘这家伙,和人一样呢。’豁唇儿低声对我说。我拍着弟弟的屁股,笑弯了腰,感 到无比的幸福、惬意。小窗外,孩子们惊异地叹息像雨雾一样涌进来。”

伴随饲育者情感的起伏流动,浸蕴其中的丰富的人性深深印刻在读者心中。相对于如 此感性而充满互动的“饲育”黑人士兵的过程,后一种“饲育”则纯粹是单向而绝对的 压迫,没有丝毫动摇与踌躇,显得格外冷酷无情,因而虽然宣告绝对成功,失却的却是 情感颤动。

作品中两种“饲育”文本相互交织,对被战争“饲育”的“我们”的性格描述融会在 对黑人士兵的“饲育”过程中。

“大人群中有一个黑皮肤的大汉,这突如其来的恐惧简直使我不知所措。”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黑人士兵时的情景,“恐惧”是饲育者“我”对被饲者最初的 直接感觉。尔后,“恐惧”如同乐曲的主题,反复出现在“饲育”过程中。

“昨夜黑人被带进村子时我所感到的惊诧和恐惧似乎又在我体内复苏”;“突然,一 股莫名其妙的恐惧涌上来,令人感到一阵心慌气短,连连作呕”;“恐惧转瞬之间又复 苏了”;“突然复苏的对黑人的恐惧使我们感到一阵窒息”;“恐惧和惊愕像洪水似的 打着漩涡,浸透了我的全身”;“更多的则是恐惧,它像打着漩涡的洪水淹没了我的理 智,使我发出断续的呜咽”;“我的忍耐充满了被恐怖占据了的空间”;“我只感到大 众们在使我作呕,使我恐惧”……

一次又一次强调恐惧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重复,“恐惧”这种人原始的本能联系着宗教 的热情,与“服从”的行为紧密相连。“他的情绪是一种复杂的敬畏(恐惧、惊奇和消 极自我感受的第三级混合物)。他不仅对这些力量感到恐惧和惊奇,而且在它们面前表 现谦卑,努力得到其意志最微乎其微的指示,并服从这种指示”。(注:威廉·麦独孤 :《社会心理学导论》,愈国良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3,265页。)

因此,对“恐惧”的强调为“我们”成功地被“饲育”埋下了伏笔,也对“我们”缺 乏独立性的心理机制做出了形象的诠释。“不少人认为对传统的赞同及对权威的服从是 日本民族性格的特性之一”(注:《现代社会学入门》,李银河、岳青风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5页。),“胳膊拧不过大腿”是日本人社会心理中服从倾向 的贴切诠释(注:参见南博:《日本人の心理》,岩波新书,1971年,第1-17页。)。正 是这种造成法西斯主义猖獗、全民狂热盲从的群体性格孕育了战争,对黑人士兵充满“ 恐惧”的“饲育”同样构成了“我们”自己被极权“饲育”的基础。作品描绘了这一社 会化过程中“我们”自身传统性格的软弱,揭示了其中令人警醒的文化内涵。

《饲育》带着深切的失落与哀婉讲述了“我们”无可奈何的成长故事。不过,作品并 未止于宣泄,它还为读者留下了一线理想的曙光。虽然“蓬蓬野草把在峡谷底默默劳作 的大人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隐去”了,但那些纯真无垢的孩子们却“像逃避洪水的难 民一样东奔西突的年轻牧神”。“我抬起泪眼,看了看黑暗中透着一丝微白的天空,走 下草坡去找弟弟。”纯真无瑕的“弟弟”无疑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在小说里,“弟弟 就像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裹着的小种子。它柔弱、娇嫩,一丝外界的光就能 使它瑟瑟颤抖,把它表面的青膜破损殆尽”。“坚硬的表皮”使人联想到“坚硬的习俗 外壳”(注: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愈国良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 7年,第233,265页。),被其包裹的柔弱种子则象征着原始的未被玷污的纯洁,以及实 现最美丽的社会化的可能性。

大江会三郎“将弟弟设置为同伴中‘不适应被审视存在处境’的惟一存在”(注:《方 法の问题》,《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有精堂,1980年 ,第155页。笔者译。),正是其匠心独具之处,“找弟弟”这一行动目标的决定意味着 经过战争的洗礼这场特殊的社会性,“我”终于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

透过“我”和“弟弟”这些小孩子的成长,揭示出易被假象迷惑、被极权驯服的日本 人和日本社会性格深处的盲目与脆弱——《饲育》这一隐匿的象征文本充分体现了大江 健三郎文学创作的深刻性。五十年代中期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大规模产业革命兴 起,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满足感增强,是一个呈现出物质富裕、社会稳定的 欣欣向荣景象的时代。评论家本多秋五在谈及论著《物语战后文学史》的写作背景时说 :“现在的空气感觉与先前驰入毁灭性战争那个年代中某个时期的空气十分相似,这一 点确凿无疑。”(注:本多秋五:《物语战后文学史(全)》,新潮社,1977年,第12,1 2页。)他引用了桥川文三对当时文坛状况的描述:“危机的暗流上产生了暂时的安定和 ‘解放感’;感觉现在的空气是‘满洲事变’前后那种气氛——农村里持有这种感觉的 人很多;统治政治方面产生了类似于‘新官僚’的存在。”(注:本多秋五:《物语战 后文学史(全)》,新潮社,1977年,第12,12页。)本多秋五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大江健 三郎创作《饲育》的意图提供了一把钥匙。和谐美好的表象如同作品中“我”与黑人士 兵的“蜜月”,内中潜伏着行将崩溃的危机。在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社会弊病不断暴露 的今天看来,五十年前的《饲育》恍如一个催人警醒的寓言。

与此同时,对残酷极权与软弱民族心理的揭露更增添了《饲育》的现实意义。从明治 维新的富国强兵到二战中军国主义的孤注一掷,日本图谋变迁中无不笼罩着极权压制的 阴影,国家的革新反而加剧了民众的贫困,自由、民主没有生长的土壤,大大小小的社 会运动最终都湮没在强权的捕杀中。软弱、顺从等日本人心理特征,其形成与强权不无 联系,但反过来也对极权体制的实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化过程中的发展主体不仅包括单个的人,而且包括由群体生活构成的社会。通 过社会化得到发展的不仅是人(更不仅是个人),还有社会经验及社会本身。”《饲育》 背后蕴含着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民族新生的殷殷之情,在日本社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机之 际,它为读者指明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去寻找那最纯净的原始心灵,寻求最健全的成长 途径,而不要随波逐流,驯服于无形的“饲育”体系。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 书恣意修改、“有事法”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当今日本,对《饲育》的重新研读似乎已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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