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中国资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0-0028-08
在全球化时代，在全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化扮演着越来越突出的角色，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呈现为文化的世界。但是，文化世界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对自身文化个性的呼唤与捍卫是文化世界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与之相对应，文化哲学作为当代哲学介入生活的重要话语方式，既具有普适性，更应具有民族的个性特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者以西方的视角，依傍西方的哲学研究范式，从文化哲学定义的界说、内容的分类、问题的范围、概念的运用到文本的解释等等层面，试图与西方文化哲学接轨，以回应中国文化生活实践问题的解决。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之后①，有必要开启“中国化的文化哲学”研究时代。因为，任何哲学的基本精神与言说话题都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其言说与展开方式与该民族发展的当下文化境遇息息相关，所以常常需要在其所面对的文化资源中寻找答案。正是在表明某种“文化身份”的意义上，笔者特别提出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问题，目的是想在当代文化的创造实践中确定民族精神文化之“本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后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
一、中国哲学的“文化哲学”意味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可谓是一种“准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人类现实文化实践之上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本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种哲学思考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致思方式是相契合的。
由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中西方在对待“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海洋作为希腊文明创生的初始环境，使得希腊人本能地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认识到必须认识自然才能进而驾驭自然，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在古希腊人那里便呈现二元两分的张力结构。在这种二元张力结构中，抽象的理念本体逐渐被推崇到至尊地位，相应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则被淡化了，这便造成了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与“哲学”的分离倾向。如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的哲学出发点就是对本原问题的探寻，从“素朴的物性论哲学”（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阿耶克西曼德的“气”以及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到“原始唯心论哲学”（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普罗提诺的“太一”），希腊哲学的演进与深化均表现为一种从经验现实到超验本体的提升历程，都将对本体的追寻作为自己哲学努力的重心。其结果便是，因为未能真正找到抽象本体与具体生活现实的合理关系，而最终使自己的哲学理解陷入了“独断论”。这种作为阐释本体的“哲学”，显然疏远于现实具体的文化生活。西方哲学的这一“知识论”传统，强调文明必须建立在对存在本体的概念的把握之上，只有在概念的思维中，人们才有关于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就明确指出西方哲学传统的这一局限，认为“用理性去把握存在，其实正是遗忘了存在”，因为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去“旁观”世界，而是作为参与者“纠缠”在世界万物之中，即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回归生活世界应该成为当代哲学主流。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也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实现的正是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功能性的思维方式来取代实体性的思维方式，进而从理性的批判扩展到文化的批判，最终把各种文化知识和与之相应的各种世界观实现为一种以功能的统一性来维系的哲学综合。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努力，就在于强调生活高于知识，知识必须以生活作为根基。通过回归生活世界，在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实现了统一，成为完整的人。
与西方的哲学发展情形相反，中华文明的创生环境是“天人合一”的。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② 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古代的夏商时期，作为中国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气候正处于温暖期，百草丰茂，丛林密集。这种环境正好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耕农业和畜牧业。这种相对稳定与适宜的环境，保障了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人与自然的这种相对和谐，启发着人们在“人事”上也求得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正如《礼记·礼运》所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里，“人道”被赋予“天道”的意义，从而使得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自然被当成了人的一部分，“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哲学（认识论）与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从来不分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人事的研究超过了对自然本质的探求。也正是在“天人合一”的视角主导下，中国哲人在对现象世界进行观念性整合的过程中，并未像西方那样出现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而是强调“物我合一”、“道器不离”、“体用不二”，并在这种视野下达到一种“合知行”、“同真善”、“一天人”的人生境界。显然，在这种哲学观照中，“文化”自然也被包容于其中。可以说，中国哲学表达的是一种以描述和体验为特征的文化，其最深透精致的思想意蕴往往就是最朴实的生活表达。一些学者据此界定中国哲学是一种“实用理性哲学”，这不无根据。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想追求中，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哲学与文化交融统一的“准文化哲学”意味。
然而，进一步分析考察我们会感到，中国古代这种“文化哲学”的追求却是潜在的、非自觉意义上的，因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观念性整合首先应具有反思性和超越性特点。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只有当主体处于清醒的自我意识状态下，人的反思活动才能展开，进而通过对有限之物的辩证扬弃而达到一种理性的概念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就其总体说来，并没有实现这种超越具体文化现象来反思“文化”的过程，而往往只是局限于特定的文化氛围进行一系列意象性描述。尽管这中间也出现过诸多深刻的哲理，但这种哲理却因其笼统模糊而很难使人明确领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古代哲学家的哲学表达中，人们往往很难区分究竟是自然哲学（认识论）还是人生哲学（伦理学），还是一种美学（艺术哲学）。由此看来，中国哲学要想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整合，还有赖于在主客体明确区分的前提下实现哲学由具体（文化）向抽象（哲学）的提升。
通过中西哲学演化的比较我们看到，从哲学的起源看，西方哲人一味沉浸于本体论哲学追求而疏忽了“文化”，中国思想家则执著于文化的体验而淡化了“哲学”，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导致中西哲学不同发展特色的重要原因。诚然，我们很难简单断定中西哲学孰优孰劣，但是从当代人类文化的精神整合角度看，一种全新的哲学必然是通过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辩证扬弃，进而达到对人类现实生活实践的通观把握，尤其是要对现时代的人类文化创造活动有一个全面而辩证的理解。
中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发展特色，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哲学”与“文化”的这种内在联系。这同时也说明，无论是东方与西方，人类的实践方式以及文化历史的进步都体现了人类存在的共同规律。如果说在21世纪的今天，中西方文化的融汇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在“哲学”与“文化”的互补对应中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其产生和发展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文化哲学的追求表明：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无目的的操作，一种文化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主题
文化哲学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公共哲学话语。因此可以说，从文化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秉持开放性的品格，即在充分汲取人类文明资源的前提下，面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所以，对于文化哲学建构的“中国资源”问题的思考，首先必须立足于世界视野，去冷静地反思和面对当代人类的共同问题。
在世界性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加强中西哲学与文化资源的相互借鉴与利用，也许将会给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在人类的共同命运面前，全世界各个民族都责无旁贷，都需为拯救文明贡献智慧。从多元文化视野观之，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态都是“这一个”，对世界文化有着不容替代的意义和魅力，因此，必须对本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积极的保护发掘，并着力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增弘世界文化。这里不存在某个民族的哲学理念对于世界的说明是否拥有“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在做着同一个梦。我们因此可以预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形态的冲突与融合，将会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和价值共识，一种新的全球化生存方式以及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将要成为现实。
基于这一价值诉求，笔者认为，以下四方面的问题构成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共同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当代文化哲学研究必须认真面对的严峻课题。
（一）关注文化整体性发展，呼唤文化普遍价值认同
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这是一种“格式塔”（Gestalt）式的转型过程。在19世纪以技术理性为中心的时代，人类往往忽视了事物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在人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最为明显）。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忽然发现，个人、机构、家庭、民族、社团、城市、地区、国家、大洲、世界，这些要素之间无不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文化的整体有机性，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我们对于当代世界文化的理解必须要有一种整体意识，我们应该以一种整体意识去关注世界、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注文化的发展。
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对着此起彼伏的文明与战争冲突，面对着技术对人文的肢解，人类应该培育一种整体性文化关怀，进而孕育一种文化普遍价值观念来拯救濒于破碎的世界。所谓文化的普遍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应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善待人的生活世界、保障平等发展等等。文化的普遍价值诉求有两个向度：一是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倡导人类社会必须认同也可以认同的某些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应该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尊重，具有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的普遍约束力；二是应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传统在面对普遍文化价值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权力。简言之，普遍文化价值追求的是，在尊重各种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思想资源，进而构建用来解决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文化理念。
那么，文化的普遍价值应该如何达成呢？首先，应该谋求一种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公共理性，如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人类和平、保护文化平等发展等。这种公共理性因为是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共识前提下形成的，所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其次，普遍文化价值作为人类性的价值关切，所诉求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发展理念，因此它应该把承认文化差异、尊重文化个性作为其重要的追求指向，在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中呈现其存在的意义。最后，唯因文化的普遍价值预设了对于文化个性的尊重，所以对于不同的文化形态说来，文化的普遍价值为它们提供了文化的“交际性”（interness）平台，跨文化、跨地域的人们可以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体认文化的普遍价值对其生活实践的指导与调节意义。总之，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化哲学思考必须诉诸一种整体性视野，倡导和呼唤文化的普遍价值，在对不同领域文化发展现实的考察与分析中，注意将它们放到人类文化实践总体过程中来凸显其应有的人文价值，以期达到在对人类文化总体价值通观把握的基础上预示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类文化的价值整合提供方法，从而使人的文化实践具有高度的目的性与自觉性，以保证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培育中性智慧，缓解文明紧张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在主流之外，我们也的确看到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这种挑战，更多地来自“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突。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思潮招摇于世，“单边主义”便随之滋长，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就相伴而来。“文明冲突”中的强势一方以飞机、大炮宣泄着自己的强大，而“文明冲突”中的弱势一方则以“人弹”这种决绝而凄厉的方式捍卫着自己所谓的价值和尊严。显然，这种文明的紧张与冲突，与人们长期信守的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密切相关。构建和谐世界，必须超越这种思维范式，在思维观念上进行变革——确立中性智慧，进而走出一条与邻为伴、以邻为善、双和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智慧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毫无疑问，中性智慧重在对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它是一种生成性思维而不是现成的实体性思维，它是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建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思维。
毫无疑问，中性思维很好的体现了文化哲学的本真精神。培育中性智慧的关键是要克服由于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而产生的文化偏执心态，以一种包容的文化心态看到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并努力寻找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共通性。即在文化交往中，应当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放在同等的水平上进行平行的和交叉的比较，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总过程中进行文化定位，寻求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填补差异的有效途径，探索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深层结构和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点、联系点和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生长点。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曾经指出：“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的思想，认为只有对抗才能产生真正的活力，而21世纪的思想完全不同，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和谐的思想。现在法国的很多学者都主张一种复杂性思维，他们认为在政治思想方面应当能够把反面的、对立的、冲突的东西都能够纳入进来。这种思维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超越的思维，和谐的思维。而我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④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与精神平衡
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物质技术空间，人类的精神空间也在不断地在被物欲所填充。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保持物质技术与精神情感之间的平衡协调，使人不至于沦为“单向度”的工具，这一严重问题日益引起世界思想家们的关注。如海德格尔曾指出，现代技术以“预置”（bestellen）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预置就是为着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即“天地人神”的四重性）的保有，使得“物”都成了“设置物”（Bestand）。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范围和内容大大扩展，可人类却也逐渐意识到，信息的充斥导致了生活中直接经验的退却。在技术与商业合谋构筑的规则、范畴、程式中，人们真正的内在世界被遮蔽了，随之被隔离的是传统生活世界对人类精神的“人道关怀”。这样，在追求物质与技术的路上，人们不经意丢失了本真自我，并导致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与传统之间渐行渐远。
（四）优化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生态文明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所面对的自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这个世界不应仅仅被物质和技术所充斥，而应该洋溢一种健康的文化精神。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性推进，加速了技术理性主义价值观在全球的滥觞，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也日益恶化了人类的生态环境。但人类在拥有着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同时承受着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代价。当今世界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又一次尖锐地呈现出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肇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浪潮，内在蕴涵着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均进行讨伐、征服的倾向。它通过某种普遍性的标准，将“进步”、“发展”、“富强”、“文明”、“先进”等文化指标强行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中来。它创造了“文明的”侵略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体系，并将这种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通过扩张主义的商业贸易强行推广到全世界，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景观开始走向凋零。文化创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类文化越往前追溯，我们与自然的联系越紧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根本的文化态度。
三、“中国资源”的世界意义
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主题，我们应当在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哲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育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的文化哲学，以期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基本矛盾与困惑作出富有启示性、创建性的回答，并准确地揭示中国文化实践的特殊规律，服务于中国文化发展现代化的历史需求。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华文化将给予人们以重要的智慧与启示。
（一）中华整体有机文化观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
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观念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合一。孟子更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 “性”即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人只要极尽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于是心、性、天相通，融为一体。先秦道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样，都是宇宙的本体，只不过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⑥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 庄子更从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⑧。
这种整体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作用。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华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的学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它打通了天人、物我、主客、内外的界限，它以和谐为最高的价值诉求，强调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在这方面，儒家所强调的仁爱、克己让人、温良恭俭让的操守，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儒家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⑨ 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儒家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推崇的是差异与兼容、协调的是“相似”和“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这才是真正健康的世界主义。只有正确解决好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才有可能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
（二）中性智慧在中华文化精神中具有突出表现
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以致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中道”。“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突出的思想特征便是“中”。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这既说明他把中庸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也说明中庸是他的哲学基础。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⑩ 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孔子反对过分的拘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可见，孔子的这种倡导，也正是中性思维的基本要求。
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智慧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秦汉之际的作品，《中庸》以孔子思想为底色，又大量吸收易学思想，对于中性智慧又作了深入的阐发。《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允执厥中”——“允执”就是平心静气、静观执守、不离自性；“中”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点，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乎既定的道德标准。《中庸》强调“从容中道”，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2) 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思维，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它不提倡感情的过分激烈与外露，不论是内在的思想理论，还是外化的审美实践，都崇尚含蓄、适度、克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达到主体人格的完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性思维在中华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和”的价值追求。“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以“中”为“和”，就是用“中”去“和”，“和”是“中”的外显状态。概括地讲，“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认识自然。如《易经·乾卦》上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依据自然规律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二是以“和”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如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三是把“和”的理念作为一种辩证方法。如《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宋代哲学家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3) 等等，所强调的都是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如此才能发生变化、促成和谐。四是以“和”的标准去处世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之间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
（三）中华文化在维持人的身心平衡、注重精神建设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儒家大力提倡求真、行善、崇美，使人生脱离纯物欲满足的低级趣味。在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人的精神价值等问题方面，儒家的这种“身心和谐”、“义利兼顾”、实现“内在的超越”的思想资源或许是一剂治理的良药。
技术与精神平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个体层面就是身心平衡问题。我们从儒家思想可以看出，人的本质是精神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人的生存和发展又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身心平衡的人生观，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结合的人生观，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儒家将个人道德修养看得十分重要，视其为通往身心和谐理想境界的最佳路径选择。儒家后世更进一步将“修身”放在人生诸大事的首位，将其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相连。一个人要想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目标，就应做到“身心和谐”，实现“内在的超越”。而做到这些，需要个人以修身为本，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步步做起。孔子经常告诫弟子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4)。孔门弟子曾参严于律己：“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5) 《大学》则讲：“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表明提高道德修养，经常反省自己，对实现身心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主张以修身为本，并辅之以道德教化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对此我们透过儒家“义”与“利”关系问题的讨论，也许能有更深切的感受。儒家视人为一种精神、情感的存在，人的本质来自对“道”的内化——德，道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在对正当欲望的合理满足加以肯定的同时，儒家强调要以道德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欲望，反对非义之利、唯利是图，反对对利欲的放纵，反对对物质的片面追求。孟子提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6)；荀子认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不同也”(17)。儒家大都主张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有价值。儒家主张崇高的人格重于物质享受，但并不因此而抹煞人对物欲的正当追求。他们在探讨人类身心生活何以和谐的过程中，强调对义利的合理调配，以实现内心的均衡。它是介于“趋利”与“禁欲”两极端间的“义”“利”均衡之道。儒家承认人有“好利”本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8)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19) 然而，无休止的欲望会带来社会纷争：“人生而欲，欲而不和，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20) 解决义利矛盾的最好办法，是使“两者相持而长”，即让“欲不穷于物”，亦令“物不屈于欲”。(21) 此外，儒家在承认人的正当物欲应得到满足的同时，主张利益的获取要符合一定的礼义标准。也就是说，“利”的获取要通过“义”这个正当的方法；物质利益的取舍得失，应以“义”为原则。荀子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22) 他进一步提出了“以义制利”的思想：利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物质需求，义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只有以义制利，才能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
（四）中华传统生态思想对未来人类生态文明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自然）人关系是其核心主题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时，并不是把天与人的关系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在力求寻找两者内在联系的同时，把天人关系视作同源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其理论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张岱年指出，“天人合一”作为天人关系的基本表述，表达的是天人之间的“相通”、“相类”，其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意义，是认为天与人不是相对待之二物，而乃一息息相通之整体，其间实无判隔。第二层意义，是认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原，人伦道德原出于天。”(23)
对于“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命题，其基本思想内涵我们可以把握如次：第一，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天地的产物亦是自然的产物。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天道），人也服从这个规律；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循同一规律。第三，人性即是天道，人伦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第四，人生的理想与境界是天人和谐。
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儒家或道家，都认为在自然之中弥漫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人应自觉从中汲取智慧，并以其为自己创造活动的根源。儒家思想家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创造生命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内在的、相互塑造关系。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他还提出“亲亲”、“仁民”、“爱民”等主张，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到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宋代张载主张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本质上是一致的。显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理解，与现代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是相吻合的。道家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老子最先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仅天地要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在老子看来，天下万物都是很自然地产生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然后又很自然地复归于自然世界，“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复命日常”(24)。不以人为中心来看待自然，却又显示人与自然的亲切关系，可以说是道家哲学自然观的基本特色。
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需要我们站在时代高度予以借鉴和发扬。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尊重生命、仁民爱物的思想。如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扩展到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其二是对生物资源顺时取用、化育并进的思想。如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告诫人们要与万物为友，与自然和谐一致。《礼记·中庸》主张“参天地之化育”，即参与自然创造和养育万物的进化过程，而不是以戡天役物的态度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其三是倡导放眼未来、为后人造福的思想。如《尚书·太甲上》曰：“惟怀永图”，孔子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教导人们不要“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而应“远谋近功”，为后人造福等。中国传统中“天地一体”、“万物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人类解决21世纪的世界性文化难题，并在观念与实践层面真正培育起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 1935年，朱谦之出版了《文化哲学》一书，就文化的定义、文化的类型、发展阶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可视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开拓性论著。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③ 《孟子·尽心上》。
④ 转引自《南方》杂志2006年总第36期。
⑤ 《孟子·尽心上》。
⑥ 《老子》第四十二章。
⑦ 《老子》第四十五章。
⑧ 《庄子·齐物论》。
⑨ 《论语·季氏》。
⑩ 《论语·雍也》。
(11) 《论语·子罕》。
(12) 《中庸·天命章》。
(13) 张载：《正蒙·太和篇》。
(14)(18) 《论语·里仁》。
(15) 《论语·学而》。
(16) 《孟子·滕文公上》。
(17) 《荀子·荣辱》。
(19) 《二程遗书·荣辱》。
(20)(21) 《二程遗书·礼论》。
(22) 《二程遗书·大略》。
(2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8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4) 《道德经》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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