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经济模式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西方国家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相同，但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互有差异，各具特色。经济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模式是固定的、僵化的，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相反，各国模式在不断进行调整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常是局部的、渐进的，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其变化则是相当显著的。自从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西方国家都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某种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某种调整，通过这种改革和调整，它们的经济模式也在发生某种新变化。各国都力求使本国的经济模式更能适应当前变化了的新形势，从而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一、西方国家的不同经济模式
西方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早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经济模式，并都独具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成为一种时尚，其基本特征，是在私人垄断的基础上，由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宏观调控。这一基本特征，各国都是相同的。但其具体形式仍互有差别。如果说在一般垄断时期，各国不同模式主要是因垄断的表现特点不同而互有区别的话，则当代西方国家的模式主要是因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方式、重点以及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相互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无论在什么时期，各国模式都是各该国国情（包括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征）及其所处国际环境的产物。人们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思想理论，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本国模式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对于当代西方国家的不同经济模式，学者们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有人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如法国的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理事、著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在他所著《两种资本主义之战》一书中说，当前西方出现了“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两种资本主义，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则以德、日、北欧等为代表。有人把西方经济模式分为3种。如罗马尼亚《今日报》刊载题为《三种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一文，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可分为3种：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模式在美国达到了成功的顶峰；第二种是德国模式，也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第三种是日本模式，它使该国的经济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发展[①a]。还有的学者，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研究员罗贝尔·博维认为，可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分为4种：一种是“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即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以法国为典型的“欧洲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它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第四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其特点之一是“合作体制”。我国学者在对各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的研究中，也发现有的国家模式相近，可以划为一类；有的国家则独特性突出，应划为另一类。
——美国模式。有人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实，今天的资本主义，离不开国家的宏观干预和调节，传统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早已不存在了。有人之所以把美国模式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无非是强调美国崇尚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私人企业完全按企业家个人的意志行事，他们各自分散决策；衡量企业管理绩效的主要标准是能为股东利益创造多少利润；因此，企业总是尽量将职工的工资压到最低，同时把社会性开支压缩到最少；政府的作用不在于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在于为私人企业创造发展条件，并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德国模式。或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如果说美国强调个人自由，则德国要求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相结合；如果说美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机制是市场竞争，则德国在强调和鼓励竞争的同时，又注重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如果说美国追逐的是利润，则德国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向工人提供较普遍的社会保障；如果说美国企业中，所有者大权独揽，则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建立起“共同决策”制度，工会代表参加大企业的董事会；此外，银行广泛持有德国各大企业的股份，在企业的董事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干预，但又认为政府的干预必须建立在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以保证经济在一定秩序中运行。
——瑞典模式。瑞典同样以市场作为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样维护私有制，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在此前提下，又推行经济民主、自由和社会平等。为此，象德国一样，让工会代表参加董事会，允许职工将资金集中用于投资；实行工资一致原则和集体谈判制度；特别是实行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的社会保障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达35%左右。法、德的这个比重在28%左右，美英为18—20%；日本只有11%。但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实行高额税收和大幅度的累进收入税，以保证社会福利的开支和促进社会平等。
——日本模式。日本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传统，同时又向西方学习发展现代经济的经验，形成独特的模式。日本的大企业，与美国不同，不是以个人持股为主，而是以法人持股占据主导地位；日本的大企业多是互相控股，因此被称为“法人资本主义”，也称为“株式会社”模式；日本企业的管理也与美国有所不同，不是由大所有者，而是由高层经理所控制，企业经营同样注重效益，但其侧重点在于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大企业内部，还形成了独特的“命运共同体”，即职工和企业管理者都把企业的发展作为共同事业，为此而共同合作。企业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特点在于，政府不象美国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开支，也不象欧洲国家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和实行那样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而是一方面维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对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导经济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如果说美国和德国都强调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则日本国内市场一贯比较封闭。
二、经济模式变化的动因
从近半个世纪的实际情况看，导致西方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模式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正面”原因；二是经济的困难和危机，不仅是周期性危机，而且特别是结构性危机，这是“负面”原因；三是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基本趋势的变化，这是各国必须作出相应改革和调整的外部原因。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到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高潮，信息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加速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并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工业经济加速向信息经济转变。这是西方国家经济的质的飞跃。如何适应这个转变，促进和加速进行这个转变，关系到每个国家的未来。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在这一大转变中，美国以其雄厚的高科技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过去以应用技术见长的日本则瞠乎其后，已逐渐失去了往日追赶美国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西欧的科技实力本来就不敌美国，传统产业比重也较大，实行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困难更大。即使美国，要保持其科技和经济的领先地位，也不能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所有这些国家为了适应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信息经济的转变，都不仅必须增加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其次，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曾经有过50、60年代长达20多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当时各国主要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财政和信贷政策，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较高。特别是60年代的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经济飞跃发展，创造了西方历史上少有的“奇迹”。当代西方国家的模式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定型的。
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通货膨胀压力加强，美元危机接连发生。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动摇并最终垮台。1973年，一场来势猛烈的石油危机，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滞胀的困境。滞胀是石油危机、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等一系列结构性危机交织并发的产物。在滞胀的严峻形势面前，西方国家在几年的悲观、沮丧、彷徨和反思之后，以英国保守党人玛·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罗·里根为代表，宣称摒弃凯恩斯主义，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实行紧缩货币、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实行减税、刺激私人投资，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民营化）等一系列政策。这些做法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成绩有限。
90年代伊始，一场新的衰退袭来。就整个西方世界来说，直到1993年底，衰退才算过去。但在此期间，各种隐患和问题都暴露无遗。直到现在，西方经济问题成堆。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形成银行巨额坏帐，放款能力大大下降，企业投资裹足不前，经济增长停滞，连续多年是“零增长”，竞争力下降，一度占有的市场一一丧失。欧盟国家在衰退过后，经济始终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至今仍有11%左右，各国失业总数达1800万人；政府赤字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进入货币联盟的标准（3%）。国家债务不断增加。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德国更是困难重重。因其生产成本高而出口增长迟缓，其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87年的14%下降到目前的10%。美国虽然走出衰退最早，公司利润增加，投资和消费也在增长，但居民实际收入并没有多少增加，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对外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为了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所有这些西方国家都认为必须进行一定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最后，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大转变时期，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过渡，世界各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方兴未艾。美、日、欧等西方国家为了占领更大市场，扩大经济势力范围，取得在世界经济中的某种优势，竞争日益激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迈入振兴的新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在以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国家要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在激烈的经济战中取胜，也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改革
自从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改革之风日趋强劲，虽然迄今仍然是说得多，做得少，但它们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改革的方向或指导方针，各国都在展开争论，但一般说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实行自由化，在某些领域、部门和环节上，放松和减少政府干预和限制，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另一些领域、部门和环节上，加强国家的干预。但现在说得最多的是前一方面。特别是美国正在起劲地鼓吹自由经济。如舒尔茨就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应以市场规则为准。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就越繁荣。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脱离政府的过程”。政府对经济限制一向较多的日本，类似的论调就更多。日本《读卖》月刊早就载文指出：在日本“人们要求放宽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改善日本经济素质的中长期目标来说，不妨把放宽限制当作坐标轴”。[①b]日本《产经新闻》也发表社论说：“通过种种摸索，例如将以官僚为主导的日本体制改变为发挥‘个人’和‘民间’的自由独创精神和旺盛活力的方式，日本的再生并不是不可能的。”[②b]
这种极力主张“自由化”的论调，把国家经济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和干预的失误；把克服这些困难，增强经济活力，迎接新时期的新挑战的希望，寄托在市场和私人创造性的发挥上。关于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各国有所不同。下面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私有化。自80年代初由英国带头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来，迄今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私有化波及的部门越来越广泛。到90年代初，私有化已涉及银行、保险、电讯、公用工程、能源、运输、建筑、采矿、钢铁、化工等各行各业。目前，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在继续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就连日本，在1987年把国有电报电话公司实行私有化后，近年来政府手中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也准备陆续上市。各国企图通过私有化，卸掉亏损国有企业的包袱，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用于促进经济活动，增加就业和其他公共事业。
——削减政府预算支出，缩小赤字。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各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赤字不断扩大，国家债务日益沉重，成了制约经济增长、削弱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重大消极因素。因此，各国政府都力图削减预算支出，主要是占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的公共开支，同时改革税收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计划到本世纪末消除赤字，实现财政平衡。法德等国也认为，为了加强经济活力，改善失业状况，必须削减赤字，将政府预算赤字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降至3%以下，但同时又不能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同时依赖社会救助的人数不断增多，所需社会保障开支不断增加，政府不堪重负。因此，早就决定进行改革，使福利制度更加完善，同时又能节约开支。方针是在这一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和让公民积极参与。换言之，将部分社会机构转为私营。将部分救助事业转交地方机构，或干脆减少或取消某些福利计划开支。
——权力下放。西方国家在当前改革中，都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实行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目的是提高国家机器的灵活性和效率，减少官僚主义。美、英、法、德等国都在以不同方式，实行权力适当下放，这也是与上述中央政府放弃扩大福利计划的政策分不开的。当然，责任的下放，又必须作到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相适应。
——放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早在80年代，在美英等国，政府已经放宽或取消了对经济的不少管制规定。目前，为增强经济的活力，特别是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继续放宽管制。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2月8日签署了新的电信法，停止执行原规定在本地和长途的电话业务、有线电视、广播和无线服务之间保持界限的条例，因为在数字通信时代，这些条例已经过时。至于日本、欧洲各国，政府的管制较强，放宽管制的呼声就更为强烈。
——改革科技教育体制。为了适应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要求，促进高科技的发展和产业化，各国都迫切感到有必要对相沿已久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认为这既是为21世纪作好科技和人才准备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也是为当前减少失业，扩大就业所必需。但是，在国家财力窘迫的情况下，如何作到少花钱，多办事，这使当政者颇费周折。目前，在一些国家，一方面在促进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与企业的直接合作，另一方面则把科研教育和培训事业更多地由企业和私人承担起来。
——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在欧洲国家，由于失业严重，这一问题的解决格外迫切。但减少失业，增加就业，是涉及面极广的问题。仅在劳动工资本身范围内采取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但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也煞费苦心地在作出努力。如在一些欧洲国家，在中央和地方都建立劳工市场管理机构，负责劳工市场管理和就业工作；国家和企业为组织职业培训提供财政支持；鼓励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由国家提供补贴；实行立法规定，限制企业解雇员工；规定工资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等。在日本，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工资的年功序列制，企业不得随便裁减员工，但其弊病是劳动生产率较低。几年来，日本舆论不时提出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目前，有的公司已开始解雇工人，更多公司则采取更多雇用临时工的办法。
西方国家的上述种种改革，有的已着手实施，但多数仍在酝酿和计划中，实际行动不多。这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改革虽然十分迫切，但改革又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阻力，难以顺利开展。首先，这些改革计划往往互相牵掣，甚至互相矛盾。如政府要削减财政开支和消除赤字，又要增加某些领域，如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投入，这实在是左右为难。又如政府要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又要求企业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增强经济活力，这也很难兼顾。其次，这些改革，每一项都无不触及社会各集团和群体的利益，从而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抗争。如削减政府开支，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首当其冲，他们面临丢掉饭碗的威胁，当然要进行抵制。又如缩减社会福利计划，更涉及为数众多的享有社会福利待遇的各社会群体，他们面临着失去或减少生活保障的威胁，不能不群起反对。就连“权力下放”，也有各级政府之间权力与义务平衡问题。再次，对于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不同政治派别各有不同主张和议案，互相斗争，其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搞好改革，而在于互相拆台，哗众取宠，争取选民，因而在任何一项改革上，都不免多方掣肘，动辄得咎。最后，西方各国的现行体制，是长期形成的，要改革，免不了要受到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如日、德等国所实行的由政府实行严格管理的制度，已相当僵化，积重难返，要破除掉实属不易。
西方国家的改革虽然有种种困难和阻碍，但因客观形势所迫，改革又非进行不可。因此，预计今后西方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在矛盾斗争中和曲折迂回的道路上进行下去。它们的经济模式也将随之逐步有所改变。
四、不同模式之间的较量
各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化，实际上是一场新的竞赛，是不同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为了在这场经济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各种模式一方面在尽量谋求自身的调整和完善，同时相互之间将奋力抗争。
各种不同模式的较量，其结局将如何呢？有人认为，通过竞争，某种模式将显示其更大的优越性，因而最终取得胜利，其他模式则甘拜下风，向前者靠拢。果真如此，那么，究竟哪种模式最终会占上风呢？有些人说，衡量模式的优劣，应该看它能否实现稳定的增长，并在增长中解决一个老问题，即效率与公平能否兼顾、如何兼顾的问题。或者如经济学家亨茨勒所说：“最终取胜的关键在于某一种模式是否与世界经济的要求相符合”。
有的人急于下个结论，认为从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以日本、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各种模式似乎正在朝着某种方向演进，即向美国模式靠拢。这是因为，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较日欧稍快，生产率水平有新的提高，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加强等方面超过日欧。因此，有人认为，既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国模式还是比较好的。反观日德等国，经济状况不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多，且更不易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经济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日本和德国民众中个人主义情绪正在增长，德国模式中的协商一致原则和日本模式中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受到破坏，它们也越来越受到美国取消或放宽控制调节、更崇尚自由和开放和更注重短期利益倾向的压力。
前面提到的法国的米歇尔·阿尔贝，在对“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后者显然优于前者。但他也不无疑虑地指出：近年来出现了“反淘汰现象”，即“莱茵模式”反而有向“新美国模式”看齐的趋势。他认为，“新美国模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提供了财运从天而降的“玫瑰色梦想”。它远比“莱茵模式”的沉静、刻板、稳步致富更让人动心。他无可奈何地指出，个人主义、好逸恶劳、金钱游戏，正逐渐侵蚀到日本和德国的社会。
的确，即使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模式带来的也并非全是福祉。许多人都指出，美国模式驱使企业急功近利，投机盛行，企业购并风潮迭起，贫富悬殊，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储蓄率低下，教育水准低落。这种模式实在没有多大优越性可言。
看来，各种模式都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实在令人困惑。在这种困惑中，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主张开始抬头。众所周知，所谓“第三条道路”之说由来已久。但过去是指企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或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两种体制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现在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与此不同，它企图在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寻找新的途径，重新构建新的模式。例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就曾提出法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迄今为止，欧洲“社会保障涉及的面较广，报酬增加幅度较高，但就业机会较少”。而美国“社会保障面较窄，劳动报酬增加多”。他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寻求对付经济方面不平衡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寻求第三条道路。它可以使所有人享受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成果”。但希拉克并没有对他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作出确切的说明。他要求“对欧洲模式进行改革，使其除掉日益暴露无遗的弊病”，但拒绝接受美国模式。由于他没有说明如何才能作到这一点，因此，他的“第三条道路”之说只是个“设想”。还有的法国人更异想天开地认为，最好是能够把“美国的有效率的经济，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意大利式的预算格局”结合起来，但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如何才能把各种模式的优点结合起来，这种美好的愿望只是一种空想。
当前，西方国家原有的经济模式确实都出现了问题。这是世界发生大变动、西方国家经济也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所发生的问题。它反映了旧的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从根本上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又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寻找摆脱困难的出路的时刻，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化的时刻，谈论各种模式的孰优孰劣，这是十分自然的。然而要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并不那么简单。至于想从这种比较中得出各国要向那种模式看齐，就更不可能。因为，固然可以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和得失，来评论其短长，但也必须看到，归根到底，各种模式都是在各自国家的独特条件下，历史地形成的，带有本国本民族的特色。在一个国家运行得比较成功时，在其他国家就未必同样成功，甚至不为群众所接受。各国的体制改革和模式的变化，可以互相借鉴和互相影响，但不可能照抄、照搬。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10年或15年期间，是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的变化时期。经过这一变化，各国模式都将出现新的面貌。但那时，各国模式仍将是既有同一性，又有多样性。至于那时各国模式究竟有什么异同，如何评价它们的优劣，这就有待将来的实践来回答了。
注释：
①a （罗马尼亚）《今日报》，1996年2月28日。
①b （日本）《读卖》月刊，1994年4月号。
②b （日本）《产经新闻》，199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