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志贺直哉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人物心理状态、精神世界的刻画细腻独到。精神生态学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精神生态学维度出发，探讨人的生物性状态、所处环境和人的内在精神特质对个体的精神生态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精神生态；生物性特征；环境因素；内在精神
志贺直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既是白桦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心境小说”的泰斗，作品中既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强调人内心的平衡状态。国内对他的研究多围绕人道主义、自我意识、心境小说等角度展开，从精神生态维度对志贺直哉作品进行分析的研究者甚少。志贺直哉的作品对人物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的变化发展刻画细腻独到，是结合文学与精神生态学进行研究的绝佳材料。本文以志贺直哉大正六年之前创作的三篇短篇小说《范的犯罪》《克劳狄斯的日记》《剃刀》为例，从精神生态学角度出发，探讨文中人物的生物性状态、所处环境和人的内在精神特质在主人公的精神生态恶化失衡过程中产生的作用。
一、精神生态与影响变量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一般将生态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大门类。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
人既是生物性的存在，又是精神性的存在，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 。”精神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门分支，专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所指的人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多重含义。例如，个体在不同的空间中生活会形成不同的精神状态，个体与所在群体的密切程度、交流方式、人际关系等的状态都会塑造不同的精神生态。此外，个体的精神世界内部的精神特质也会影响精神生态的整体平衡，并对个体的生物性状态和所处环境产生反作用。研究者方明（2018）使用了“精神变量”这个词来概括“欲望、价值观、情感、信念”等影响人精神生态状况的因素，并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狄更斯小说中人物角色的精神生态情况，但方明只将人的精神生态简单地定性为“良性平衡”或“恶性失衡”，而没有将“精神变量”概念有效运用到精神生态的分析中 。笔者认为，既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精神系统三个系统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体系，那么在讨论影响个体精神生态的变量时，就必须将人的生物性状态、所处环境和人的内在精神特质都纳入考量。
笔者认为，可将影响精神生态整体状况的变量分为三种：与人的身体、生物性状态有关的生物性变量——健康情况、疲劳程度、是否受伤等；来自外部的环境变量——生态环境、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与个体的精神特质有关的精神变量——情感、欲望、信仰、自我认同感等都会对精神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施加影响。同时生物性变量、环境变量和精神变量三者间又相互影响，互相牵制：生物性变量和环境变量会从各方面影响人的心理、情绪、价值观等精神变量，而精神变量作用于生物性变量，并通过影响驱动人的行为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人的精神生态的变量有各种表现形式，大到宗教信仰、人生际遇、婚姻状况，小到饥饿感、天气情况，都会引起精神世界的变化。因此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对这些变量的运动作用保持敏感。
二、生物性变量的催化作用
生物性变量是指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相关的影响个体精神生态的因素，多与人的身体状态相关，如健康情况、疲劳程度、是否受伤、年龄等。精神生态学虽然强调人的精神性，但却不能否认精神必须依存于物质，人的精神状态势必受到身体这一物质存在的影响，无论从生物学、医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身体的生物性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同样的生存环境、人生机遇施加于不同身体状态的人身上，也会受到其生物性状态的催化而不同的影响。
志贺直哉在创作中非常注重人物的身体状态对精神状态的影响，对生物性变量的刻画毫不吝啬笔墨。在《剃刀》中，主人公芳三郎因感冒卧病在床，生病状态引起他情绪的极度不稳定，易怒、缺乏耐心，这是典型的生物性变量对精神生态的催化作用，而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又对行为产生负面驱动作用，令几十年使剃刀从不出问题的芳三郎犯下自己无法接受的失误，继而引发更大的悲剧，对客人痛下杀手，给所处的群体生态造成伤害。
除了生病这种广为人知的催化剂，志贺直哉还在作品中设定了更细节、更微妙的生物性变量，例如《范的犯罪》中饥饿感的设置就很耐人寻味——范希望妻子去死的强烈念头是在腹中饥饿时产生的。他在肚子饿时看到妻子磨磨蹭蹭、不情不愿地准备饭食，产生了巨大的愤怒怨愤情绪，以至于一晚上都兴奋地想着要妻子死去自己才能回归正常生活这个念头。虽然范的情绪与夫妻二人长期的关系恶化有关，但这份比平时更激烈的怨怒情绪却和范当时的身体感官状况密不可分，生物性的饥饿感催化了精神上的不满足、委屈等情绪，使范的精神状态陷入难以平复的负面波动。当身体的生物性状态不舒适时，精神变量就会更加敏感脆弱，精神生态更易陷入恶性失衡中。
三、环境变量的塑造作用
除了与人自身的身体情况相关的生物性变量外，环境因素也从各方面塑造着精神生态。常见的自然环境变量如自然风光、天气情况、空气质量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生态情况；社会环境变量更多样化，如社会结构、收入水平、婚姻状况、人际关系等，这些社会变量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信仰、性格等精神世界的元素。
在本文所选的三篇作品中，作用最突出的环境变量当属人际关系，范承受着扭曲的夫妻关系、克劳狄斯苦于异化错位的亲属关系、《剃刀》中芳三郎与客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都体现出人际关系的异化对主人公的精神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范认为妻子婚前有孕又蓄意杀死孩子，夫妻关系恶化为残酷冷漠的仇人，致使范长期痛苦挣扎、看不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克劳狄斯因娶了自己倾慕已久的寡嫂被侄子哈姆雷特怀疑为杀父仇人，叔侄间的误解又引起他与妻子的隔阂，精神逐步崩溃；剃刀师傅芳三郎眼中只有剃刀，客人降级为他舞动剃刀的工具，他在划伤客人皮肤后动手杀人就是因为与客人的社会关系在他眼中已被物化，人不再是“人”。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三位主人公的精神状态都逃不开群体社会中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的塑造，异化、僵化、物化的人际关系会使人陷入孤独、麻木等消极情绪中，长此以往则侵蚀人的良性精神空间，使精神生态系统陷入恶性失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环境变量是人的生活空间。志贺直哉在《范的犯罪》与《剃刀》中设置了两种极端的生活空间，从中可分析空间环境对精神生态的影响。卧病在床的剃刀师傅芳三郎几乎全篇都活动在一个逼仄空间里，这恰符合了他眼中只有剃刀的精神世界。生活空间的封闭逼仄会影响人的眼界、心态，精神生态也随之变得封闭排他。与之相对的是漂泊卖艺人范，四处旅居的生活模式使范的生活中缺乏令他有归属感的空间，于是妻子作为唯一的家人带来的欺骗背叛就显得尤为严重，因为它击碎了范对“家”仅有的归属感、亲近感，使得范心中充满愤怒怨恨，即使主观上想要宽容谅解妻子也最终无法办到。生活空间不固定造成的身体漂泊、卖艺生活产生的物理意义上的无归属，引起范心理上的归属感缺失，因此在面对“家人”的背叛时会反应比常人更加激烈，这便是环境变量对精神世界的塑造，身体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空间，精神生态就更易陷入不稳定的失衡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剃刀》中并不只有挤压精神变量的逼仄环境，而是在一片晦暗基调中掺入了一抹日常生活的温情：剃刀师傅躺在床上焦躁不安时，听到妻子与帮工准备晚饭的动静，心情就有所改善。可见，与外界环境的良性交互对人的精神状态会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没有语言或肢体的交流，只是听到家人准备晚饭这样“鸡犬相闻”的有限交流都能改善困在房间一隅的芳三郎的心绪。这种积极描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调控失衡精神生态的启发。
四、精神变量的驱动作用
精神变量既调控着精神生态，还作用于生物性变量，并影响驱动人的行为，从而对外部的环境变量产生影响。消极的精神变量会引起精神生态的失衡，并驱动个体做出恶性行为，加剧生物性变量和周遭环境中不利于精神生态的因素，形成恶性循环；反之，积极的精神变量则会促进精神生态、身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良性循环。从本文所选的作品中可发现人物精神世界中的自我压抑、自我认同感缺失等消极精神变量对人物的生物性特征和所处的社会生态的不利影响。
《范的犯罪》和《克劳狄斯的日记》的主人公都长期压抑自我，隐藏内心世界的欲望和想法，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范的自我压抑可归纳为三方面：克制表达，封闭自我；克制情绪，压抑内心感受；克制欲望，缺少发泄途径。自我压抑的精神特质驱使范成为助手口中范柔和亲切、“克己心”极强的人，从不发怒，而且不赌博不喝酒不玩女人、一有空就读传教书。而实际上这种行为模式不利于范的精神生态平衡，他与妻子极少交流，对外要隐瞒家庭内部的龃龉，没有倾诉对象，内心积存着许多对生活的不满，表面健康的生活习惯、与人为善的性格反而使他的消极情绪缺乏发泄出口，得不到调节的负面情绪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内部积压发酵。文中形容范是个一望便知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的人，可见长期的自我压抑已对范的身体造成损害，他与妻子的扭曲关系也最终夺去了妻子的性命。由此可见，负面的精神变量若得不到及时的发泄调节，会对人的精神世界、身体健康和所处环境带来恶性影响。而克劳狄斯的自我压抑、精神失衡导致他长期失眠、精神崩溃和周边人际关系的失控。克劳狄斯在日记里心潮澎湃地渴望与哈姆雷特取得相互理解，但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与哈姆雷特交流，而是把自己的愿望、内心活动封存在了日记里，对哈姆雷特、妻子或大臣都没有吐露过。自我压抑导致心理活动与行为的脱节、内在的精神生态与所处的社会生态的脱节，最终他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与哈姆雷特、王后的关系都不断恶化，这就是克劳狄斯精神上的自我封闭产生的消极影响，
除了自我封闭压抑外，缺乏良性健康的自我认同驱动个体做出伤人伤己的行为，造成精神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和生物性特征的崩坏。例如剃刀师傅芳三郎将信念、自我认同感都寄托在剃刀上，以至于划破客人皮肤后信念大受打击，索性杀死客人，对这种自我认同标准的执着已达到病态程度。范作为卖艺人、日本统治下的“支那人”，社会地位极低，本身就容易陷入自卑中，又婚姻失败得不到妻子的认同尊重，于是长期陷于自我否定的迷茫痛苦中，责备自己软弱无能，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得到幸福。范隐约意识到他的精神困境与恶化扭曲的夫妻关系有关，便希望妻子死亡、想通过结束这种失衡的人际关系来自救，但其实对范而言失衡的因素已不只是夫妻关系这个变量，他的精神危机还在于对自身身份、人格缺乏认同感，精神生态落入消极怀疑的恶性循环中。健康的自我认同感的形成需要良性的外界调节，而个体自我认同的缺失又会反过来危害周遭环境和个体的生理心理健康。
五、结论
《范的犯罪》、《克劳狄斯的日记》、《剃刀》三篇作品出场人物不多，空间转换也有限，却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出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乾坤，就像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放在一只狭小、封闭的孵化箱里观察，通过各种变量来调控主人公的精神生态，展现出人的生物性状态、环境因素和人的内在精神特质三方面的影响。作为生物性存在，个体的身体状态对精神生态系统中的变化起到催化作用，个体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对精神世界起到塑造作用，而人的精神特质既影响着精神生态的平衡，又驱动着个体的行为，从而对生物性状态和所处环境都产生反作用。研究生物性变量、环境变量和精神变量对精神生态的影响，有利于个体及时监测、调控这些变量，维护精神生态系统的良性平衡。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焦小婷，寻找精神的栖息地——托尼・莫里森小说女性人物精神生态困境阐释[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方明，狄更斯小说的精神生态学维度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
[4]方明，《远大前程》的精神生态学维度探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
[5]方明，《雾都孤儿》的精神建构探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
[6]张彦琼，张雅萍，《蝇王》的精神生态学启示[J]，世界文学评论，2011（2）.
[7]宋敏桢，精神生态视角下的《儿子与情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
[8]王翠，郭伟，劳伦斯笔下的精神生态——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9]吴金莲，试析莫里森小说人物的精神生态危机[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10]刘晓真，聚焦：托妮・莫里森小说人物精神生态危机的书写——以《最蓝的眼睛》《宠儿》和《天堂》为例[J]，名作欣赏，2015（9）.
[11]蓝泰凯，“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志贺直哉[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2003（2）.
作者简介：吕秋晨（1995.09-），女，江苏省徐州市人，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现代日本文学。
论文作者:吕秋晨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29
标签：精神论文; 生态论文; 变量论文; 生物论文; 剃刀论文; 生态学论文; 环境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4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