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制度论文,庶姓勋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68-11 中古官宦所谓的起家，通常专指初入仕途获得首项正式官职的过程。①其别名释褐、解褐、投褐、释巾、解巾、脱巾，无不表达摆脱庶民身份，变成国家事务管理者的内涵。仅就个人而言，起家意味着从“家”这一“私”的世界飞跃到“公”的世界，实现体制内外的根本转换。②六朝时期，起家又与阀阅门第紧密结合，充当衡量贵族等第的标尺和贯彻士庶流品的框架。③士族阶层往往垄断某些特殊的起家层位，以维护既定的门阀秩序和政治权益。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为巩固统治，积极推动代人集团的士族化进程，使其在婚嫁宦学方面与中原旧族顺利接轨，规范严整的起家制度便应运而生。这对于了解北魏上流社会的动向意义重大，极具学术价值。④本文在此基础上拟将考察范围延伸至庶姓勋贵，⑤从而完善整个士族起家的等级体系。 一、北魏墓志中庶姓勋贵起家事例举证 资料的真实性决定结论的可信度，审慎甄别材料乃治史之前提。众所周知，传世正史和出土墓志均大量保存北魏勋贵的仕宦信息，但在起家问题上，前者远不及后者可靠。一方面，正史截取传主仕途履历有欠完整，起家的段落往往被忽略，故首位官职未必就是起家官，例证如下：(一)《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李蕤传》：“蕤，字延宾。历步兵校尉、东郡太守、司农少卿。”《李蕤墓志》却载“弱冠侍御中散、符玺郎中，转监御令，拜步兵校尉，出为东郡太守，迁大司农少卿”。⑥比较方知起家官是侍御中散，而非步兵校尉。(二)《魏书》卷五六《郑羲传附郑忠传》：“(道)忠，字周子。右军将军、镇远将军。”《郑道忠墓志》则说始为高阳王国常侍，后迁镇远将军、后军将军。⑦正史记录的只是最高官职，又将“后”讹为“右”，且并未涉及起家。(三)《魏书》卷四二《寇赞传附寇治传》：“治，字祖礼。自洛阳令稍迁镇远将军、东荆州刺史。”《寇治墓志》明言释褐中散，后徙洛阳令，迁假节、督东荆州诸军事、镇远将军、东荆州刺史。⑧史书显然遗漏了起家。(四)《魏书》卷六三《王肃传附王翊传》：“翊，字士游，肃次兄琛子也。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书侍郎。”《王翊墓志》详载：“解褐为秘书郎中。……又除襄威将军、补司空主簿。追申起家之屈，迁为从事中郎，特除中书侍郎，加镇远之号，又为清河王友。”⑨史籍只罗列若干要职，起家被排除在外。(五)《魏书》卷五七《高祐传附高雅传》：“雅，字兴贤，有风度。自给事中稍迁司徒府录事参军、定州抚军府长史。”《高雅墓志》却说：“景明中，释褐司徒行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除厉威将军、郢州征虏府录事参事，入除给事中，仍加宣威将军，徙司徒录事参军。熙平中，除定州抚军府长史。”⑩史乘严重缩水，没能反映起家。由此可见，将六朝人物传记中最初出现的官名视为起家官乃致命的弱点，而墓志如此操作却无大碍。 另一方面，即便正史明确著录的起家官也与墓志颇多抵牾，事例如下：(一)《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高道悦墓志》：“年十五，除中书学生，拜侍御史，迁主文中散。”(11)显见正史将起家官和首次迁转官混为一谈。(二)《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绍传》：“绍，字永业。高祖以其贵臣世胄，顾念之。九岁除员外郎，侍学东宫，转太子舍人。十一尚琅邪长公主，拜驸马都尉。”《穆绍墓志》：“除太子舍人，选尚琅琊公主，拜驸马都尉。”(12)员外散骑侍郎品级高于太子舍人，史书无疑颠倒了起家和迁转的顺序。(三)《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韦彧传》：“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韦彧墓志》：“高祖孝文皇帝定鼎嵩瀍，亲简人门，太和十九年，钦公高辩，顾谓仆射李思冲曰：才明如响，可除奉朝请，令优游道素，以成高器。广阳王嘉奏为骑兵。事非所好，辞官去禄。”(13)可知，韦彧释褐广阳王骑兵参军，奉朝请只是皇帝提出的建议。(四)《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杨顺传》：“顺，字延和，宽裕谨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请。”《杨顺墓志》：“解褐员外散骑侍郎、直寝。”(14)史志记录的起家官互异，学界普遍倾向后者。 当然，正史记载的起家官不乏与墓志吻合的例子，但由于上述弊端的干扰，使我们在选择材料时需格外谨慎，史志互证必不可少。正常情况下，墓志所列生平首任官职就是起家官，注明标志性语词的起家官更是毋庸置疑。因此，以墓志为中心研究北魏起家制度比较稳妥，亦可省略繁琐的考辨工作。这是由北朝史志不同的编撰特点造成的，一般说来，墓志成文于当时，作者与丧家关系密切，熟悉逝者的履历事迹，又有行状、谱牒、家传等丰富资料可供参考，写成后势必还要亲朋故旧过目审核，务求真实准确。相形之下，魏收修《魏书》已远在北齐，大抵抄缀旧国史，竟在十月内草率杀青，加之性情褊急骄矜，投诉者前后多达百余人，遗漏家世职位乃争议焦点之一。(15)至于起家官的脱误便不足为奇了。鉴于此，本文取材仅限元魏墓志，为防出现伪志，范围限定于考订精审的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和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出土时间截止2003年。共选庶姓勋贵墓志92方(见附表)，他们的生活年代遍及北魏各历史时期(前期22方、后期70方)，涵盖除宗室外的整个统治集团(代人48方、中原士族42方和领民酋长2方)，其起家情况足可管窥该制度之全豹。 二、庶姓勋贵起家官的职位类型 官僚体制下，国家根据需要设官分职，不同职位只有分工的差异，并无优劣之别。但在六朝贵族制时代，大族凭借权势把持符合自身文化旨趣及利益诉求的官职，使之成为本阶层固有的升晋阶梯和活动领地，于是区分清浊、要闲、中央与地方官成为官场积习，清要的京官备受名族子弟垂青。(16)所以，除了朝班位阶的高下，职位类型也是权量起家水准的重要指标。不过，北魏是伴随贵族化的步伐逐渐接受这一理念的，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后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必须进行分期梳理。 现存墓志显示，庶姓勋贵在北魏前期主要以三种途径释褐：一是有爵封君，赐爵同时加授品级相当的将军军号，军号可随爵位传袭，历代封君皆以之起家，此制直到太和十六年(492年)军号与爵位脱钩方告废止，算是用政治待遇弥补虚封爵社会经济功效的缺失。(17)《杨乾墓志》载，杨乾父杨悦为鹰扬将军、恒农男爵，本人“龆龀袭爵恒农男，后加鹰扬将军、公士”。《高广墓志》载，高广父出使萧齐殉难，“皇上悼惜，世加荣品。……由是弱岁拜扬烈将军、西扬男。”男爵位列五品，鹰扬、扬烈将军案太和十七年(493年)前《职员令》亦为五品，爵位与军号协调匹配，共同保障封君的仕宦权益。二是作为骨干力量的代人及其附庸恩幸、宾客与外戚，在胡汉分治的背景下，他们常以内行系统的内小或中散起家，充当皇帝的随侍扈从。墓志载，代人出身内小者有杨播、侯刚、丘哲；出身中散者有李蕤、王昌、乞伏宝、皮演。(18)实际上，中散与内小同义，不过是后者改名而来，皆为鲜卑部落内侍之遗制。(19)内行官凌驾外朝之上，乃王朝统治的核心，代人独享以此起家，充分彰显政权柱石的特殊地位。三是归附较晚的代人和被征服的中原士族，朝廷根据实际情况在外朝系统随机安排起家。在中央或任文官，贡献才智，如著作佐郎韩显宗、中书博士李璧、中书侍郎张玄、尚书起部郎甯懋、侍御史高道悦；或任武将，值勤警戒，如武骑常侍公孙猗，殿中将军石育、席盛；或入幕府为僚佐，如大将军府司马张卢、平北将军府主簿韩震。还有离京外任者，如鲁阳太守司马兴龙。比对相关研究资料发现，庶姓臣僚以上述职位起家在北魏前期司空见惯，(20)由此不难推导当时起家官的类型特征。 首先，起家官清浊混淆，惟著作佐郎、中书侍郎为典型清官；诸将军军号、武骑常侍、殿中将军都是旧族无人问津的浊官；中散或内小等侍从脱胎游牧行国，难辨清浊；中书博士、尚书起部郎、侍御史、幕府僚属、郡太守尽管权势显要，绝非浊官，但也不在清官行列。其次，起家官以实权岗位为主，军号将军候旨领兵征伐、镇守方面，武骑常侍、殿中将军番上宿卫；内侍内行出纳诏命、执掌枢密；著作佐郎、中书侍郎、中书博士负责文翰，为皇帝施政出谋划策；尚书郎从事具体行政；侍御史专司纠举监察；幕府僚佐参赞军机；郡太守治理地方。皆为政府要职，坚决杜绝魏晋名士推崇的闲散怠惰之风。再次，远离中央，以地方官入仕不再被视若畏途。非惟司马兴龙一人，《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载，大族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复次，按政治归属划定起家领域，代人与非代人分居内行和外朝，仕途就此泾渭分明，北魏国家的代人属性可见一斑。最后，同期宗室起家与异姓代人相仿，取决于爵位的有无，封君以将军军号解巾，无爵者选充内侍郎卫，只是不得担任中散，或存制衡防范之意。(21)二者尚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据此可知，拓跋鲜卑初入中原，对贵族制传统不甚了了，清浊流品思想在起家类型方面并无显著表现。就连孝文帝本人都承认：“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22)看来结论基本贴近事实。 降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全面厘定胡汉姓族，官僚贵胄的等级序列得以深化重组，门第竞逐取代种族冲突成为北魏政坛的时尚主题，代人与非代人的界线也渐趋模糊。士庶分野、清浊流品的观念彻底激活新生的贵族机体。清河大族崔僧渊赞颂孝文帝道：“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23)吏部尚书元顺亦云：“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24)起家制度严格贯彻这一信条，魏晋典型的清官秘书著作、黄门散骑、东宫及王国僚佐始受新贵青睐。散骑省的员外散骑侍郎和奉朝请是庶姓勋贵子弟起家之大宗，解褐前者有鄯乾、王祯、王诵、穆彦、闾伯昇、封延之、杨顺，脱巾后者有邢伟、刘颜、司马昞、李超、和邃、赫连悦、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杨暐、杨仲宣。另外，同省地位更高的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偶尔也恩赏庶姓起家，分授杨舒、尔朱袭、封柔、穆子岩，皆属特殊条件下的破格提拔。东宫及王公封国系统也大量容纳入仕高门，如太子洗马王绍、太子舍人穆绍、高阳王国常侍郑道忠、彭城王左常侍崔鸿、中山王国中尉唐耀、广平王左常侍杨昱、勃海公国郎中令陆绍、平原公国郎中令王温。秘书省的首席清望秘书郎员额极度有限，只能安排顶级冠族起家，如赵郡李颐、代人于纂、琅琊王翊和清河崔混。北魏后期为改变“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的局面，规定“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25)于是，郡县守令起家亦为清流，如定阳太守山徽、介休县令李谋、牂牁县令寇慰、信都县令张瑾、渭南县令杨穆。上述清官释褐者共40人，约占同期取样总数的57％，足证贵族化程度的持续加深。 六朝时期，伴随诸公及将军幕府权势规模的扩张，本非清职的参军、主簿等僚佐凭借与府主的密切关系成为炙手可热的起家候选，贵族子弟若对门第充满自信，完全可以放弃竞争激烈的典型清官，退而求其次，仰仗长官提携搭建稳固的发展平台，寻求日后的飞黄腾达。(26)北魏庶姓勋贵深谙其中道理，投褐入幕者络绎不绝，如太尉骑兵参军杨侃，太尉外兵参军穆循，太尉行参军穆纂、长孙子泽、司马昇，司徒行参军崔猷、高雅，司空参军高湛，司空行参军李遵、尹祥，骠骑大将军行参军张满，征东府中兵参军贾瑾，征虏府长流参军寇演，冠军府长流参军崔鹔，广阳王骑兵参军韦彧，司徒主簿崔敬邕、镇西府主簿杨遁。幕僚脱巾者共17人，约占同期取样总数的24％，贵族阶层功利至上的心态显露无遗。 以将军军号和禁卫武职起家的现象在贵族化时代照旧存在，如平北将军叔孙协、伏波将军杨泰、广武将军王真保、虎贲郎将山晖、奉车都尉吐谷浑玑、积射将军于景、冗从仆射于万年、步兵校尉尔朱绍、殿中内监张宁、殿中将军王僧和宗欣。实际上，浸染贵族思潮的时人已经意识到武官属性的浊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明)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染华墓志》：“蹔卫皇宫，乃出身应召，得为领表。及迁鼎洛邑，料隔清浊，既夙厕混流，释褐乖分，太和廿年除皇子北海王常侍。”(27)但作为起家官还是能够接受的，原因有三：一是纯粹的清要官数额有限，二是朝廷确保武官参加吏部铨叙的资格，三是代北尚武习俗的长久保持。(28)这与东晋南朝贵族起家重文轻武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杨颖解褐大司农丞、皇甫驎释巾中书博士，实属罕见的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学者的统计也证实，北魏前期频繁充作汉族士人出身的中书博士此时极少当起家官。(29)疑与中书学(后改称国子学)教学档次提升，开始从现任官员和知名学者中选拔师资有关。 总括以上，北魏后期庶姓勋贵的起家类型带有鲜明的贵族特质。首先，六朝贵族普遍青睐的清要职占据绝对优势，黄门散骑、秘书著作、东宫及王公国属员、诸公及将军幕府僚佐四项总计52人，占比高达74％。足见，起家制度是孝文帝贵族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次，散官的数量明显增多，有职无权的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给事中、谏议大夫、军号将军、虎贲郎将、奉车都尉、积射将军、冗从仆射、步兵校尉、殿中内监、殿中将军合计33人，占比约47％。这客观反映了官场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窘境和贵族安富尊荣、鄙薄实务风气的滋长。再次，庶姓勋贵的起家官基本可与宗室共享，但处于高位的侍中、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给事中、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羽林监、步兵校尉等仍为宗室上层专有，极少对臣下开放，显现出宗室整体凌驾庶姓的格局。(30)北魏后期的起家制度照比前期发生根本改观，昭示国家文明进步的轨迹。 三、庶姓勋贵的起家官品及其决定因素 魏晋铨叙采取九品官人法，其操作原则的要点是：起家官品取决于中正授予的资格凭证乡品，二者通常保持四级间距，即起家后连续晋升四次便可兑现乡品承诺的仕宦峰值，乡品则是按照任子精神对父祖官爵的如实反馈，这套办法反复执行，必定产生世袭性的贵族制。(31)简言之，以乡品为媒介，世资决定起家。北魏奉此为圭臬，《通典》卷一六《选举四》：“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白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列昭然，文无亏没。”乡品的调节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元瞻墓志》：“后为汝南王以茂德懿亲重临京牧，妙简忠良，铨定乡品，召公为州都，委以选事，区别人物，泾渭斯叙。”(32)故本文将围绕起家官品、乡品和世资的对应关系，按乡品高下排摆庶姓勋贵的起家梯次。当然，官场变幻莫测，不能排除诸多偶然因素而简单地对号入座，我们所能做的是透过杂乱无章的数据，找寻潜藏其间的规律性线索。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留存现世的北魏官品令有两部，即太和十七年(493年)的前令和太和廿三年(499年)的后令，研究起家官品究竟以何为准呢？前令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晋官品为蓝本，系统融合拓跋旧有职官和崔浩改制以来的成果，又将南齐品分正从的构想率先付诸实施，形成正从九品十八级五十四阶的精密体系，上至公卿令仆、下及末官胥吏，一应俱全。后令则是在前令基础上贯彻贵族流品理念的产物，它切割门第二品的高门土族占据的六品以上区位，重划正从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为流内官，寒素担任的七品以下部分堕入流外勋品，以此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理论上讲，前后令的差异主要是位置关系的相对调整，大多数官职的实际效力维持不变。(33)如前所述，与乡品直接照应的是晋官品，北魏太和前令属于这一序列，故衡量起家官品应以此为准。实际上，即便后令出台，前令仍未尽废，二者相互参照，共同协调仕进。《魏书》卷六八《甄琛传》载，朝臣弹劾宣武帝心腹甄琛：“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文中“正四”乃前令划拨皇子皇孙起家的特定层位，(34)“七品”倒退三阶即后令流外勋品。也就是说，甄琛家世卑微，父弟本为流外寒素，却依恃其权势破格入仕，违反了朝廷的人事规章，此例便是新旧品令并用。又《魏书》卷一○八《礼志四》载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太常刘芳奏议：“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这里提到的“正八品”是指前令而言，因为后令的正八品换算晋令为第五品，对应上古爵命的大夫，而非下士。总之，晋官品与太和前令一脉相承，与后令则无可比性，故前令在确定起家官品问题上始终适用。 研究发现，北魏前令正从四品以上是个特殊的起家域位，对应的乡品是逸出中正评议范围的“超品”，专供皇王子孙释褐之用，原则上不容庶姓染指。(35)但某些勋贵深蒙恩宠，偶尔也能跻身其间。本文取样中有20人超品起家，分别是叔孙协从二品，尔朱绍、尔朱袭、穆子岩从三品，张卢、张玄、杨舒、王真保、封柔正四品，鄯乾、王祯、王绍、吐谷浑玑、于景、于万年、王诵、穆彦、闾伯昇、封延之、杨顺从四品。从政治身份来看，代人与非代人13比7，皇帝对前者有一定的偏袒。就具体品级而言，区域边缘的从四品占大多数，表明朝廷有意抑制整体等级，以与宗室保持距离。而且均有明确的原因可查：一为拉拢朝中重臣，如穆子岩，“灵太后欲黜(元)叉，犹豫未决，(穆)绍赞成之，以功加特进，又拜其次子岩为给事中。”(36)再有世代执掌禁军的于景、于万年，父祖为胡太后智囊的封柔、封延之。二为优礼有爵封君，如侯爵王真保、王绍、吐谷浑玑，男爵王祯，此时爵位与军号业已分离，同位起家更不现实，只得适度下调起家官品。三为抚慰归降王族，如鄯善国王之孙鄯乾、柔然国主之后间伯昇。四为酬赏勋望后裔，如帝室十族叔孙协、勋臣八姓穆彦、上客杨舒、杨顺、王诵。五为表彰功臣楷模，如张卢父“蒙国宠御，侧在内侍，为给事阿干。其功未酬，奄尔倾背。主上钦惜，赐赠并州刺史。君藉斯基，遂仕圣世，襄威将军、大将军府司马。”(37)张玄则是为招揽汉族名士、搭建沟通桥梁而树立的招牌。六为权臣专擅自授。尔朱绍、尔朱袭便是父兄策动河阴之变、掌控洛阳朝政后任意安排起家的。 若资望权势和生逢际遇不及上述六类人群，就要接受中正品评。乡品最高为一品，对应五品起家官。这类情况共47人，其中正五品26人，为李蕤、王昌、杨播、侯刚、杨乾、高广、寇治、甯懋、丘哲、乞伏宝、石育、李宪、司马兴龙、皮演、席盛、崔敬邕、杨泰、陆绍、山徽、穆绍、王僧、高湛、宗欣、穆循、王温、杨侃；从五品21人，为韩显宗、高道悦、李璧、韩震、杨颖、山晖、皇甫驎、寇演、郑道忠、李颐、崔鸿、于纂、唐耀、王翊、贾瑾、张宁、崔鹔、崔混、韦彧、杨昱、杨遁。乡品最低为二品，对应六品起家官，这类情况共25人，全部为正六品，为公孙猗、崔猷、邢伟、刘颜、司马昞、穆纂、李超、李遵、李谋、和邃、寇慰、赫连悦、长孙子泽、张瓘、司马昇、高雅、张满、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尹祥、杨暐、杨仲宣、杨穆。两类合计，代人与非代人34比38，比例基本持平，综合世资低于一品的宗室也多以此层次解巾，说明乡品一、二品，官品五、六品是胡汉贵胄共享的起家区位。 差别产生源自不同的家世背景，大致说来，父祖三状前令一至三品者可获一品乡品，以五品起家。如李蕤祖一品公爵、父二品侯爵，王昌父祖俱一品公爵，杨播父一品公爵，侯刚曾祖二品侯爵、祖二品镇南将军，杨乾曾祖三品龙骧将军，高广父二品散骑常侍，寇治祖一品公爵、父二品侯爵，丘哲祖一品公爵、父二品尚书，乞伏宝祖二品尚书，石育曾祖一品镇东将军，李宪祖一品太尉、父二品安南将军，司马兴龙祖一品征西将军、父二品散骑常侍，皮演祖一品王爵、父一品公爵，崔敬邕父二品侯爵，陆绍曾祖一品公爵、父二品安西将军，山徽祖一品公爵、父二品侯爵，穆绍父祖俱一品公爵，王僧父三品步兵校尉，高湛祖一品公爵、父一品司徒，王温祖三品征虏将军、父三品龙骧将军，杨侃祖一品公爵，韩显宗父一品公爵，高道悦曾祖二品仆射，李璧曾祖二品尚书，寇演父祖俱一品公爵，李颐祖一品骠骑将军、父一品征北将军，崔鸿祖三品龙骧将军，于纂祖一品公爵、父二品散骑常侍，王翊祖一品镇北将军，张宁祖二品安东将军、父一品镇军将军，崔混父二品侯爵，韦彧父祖俱二品侯爵，杨昱祖一品公爵、父一品太师，杨遁祖一品公爵、父一品太傅。父祖三状四至五品者可获二品乡品，以六品起家。如公孙猗祖五品男爵、父四品车骑府长史，崔猷父祖俱五品太守，邢伟祖四品子爵、父四品镇将，穆纂父四品司徒左长史，和邃父五品太守，赫连悦曾祖四品刺史、父五品尚书郎中，张瓘曾祖五品太守、祖四品刺史，司马昇父四品刺史，高雅祖四品刺史、父五品太守，侯掌祖五品中书议郎、父五品伏波将军，杨暐祖五品太守、父四品刺史，杨穆祖五品太守、父四品散骑侍郎。以上只是概略的对应，例外也是存在的，乡品一品者席盛、杨泰、宗欣、穆循、韩震、杨颖、皇甫驎、郑道忠、贾瑾、崔鹔的世资不满三品，乡品二品者刘颜、司马昞、李超、李遵、李谋、寇慰、长孙子泽、张满、李挺、王偃、叔孙固、尹祥、杨仲宣的世资超过四品。由于资料的匮乏，暂且将这些特例归结为官场的无常。之所以要在三、四品间划界，因为在政治传统中三品以上对应三公九卿(禄秩万石至中二千石)，四品以下对应州牧、郡太守(禄秩二千石)，二者地位泾渭分明。(38) 上述人物的世资都在前令五品以上，完全达到六朝贵族的资格线。(39)按照魏晋惯例，这样的门第一般授予二品乡品，以六、七品官起家；一品乡品为虚设，实际很难获得，五品起家自然罕见；宗室独享四品以上起家的优待，称为“宗室选”。(40)若套用晋官品衡量北魏庶姓勋贵的起家官，可查者全部都在七品以上。如叔孙协平北将军列第三品；于景积射将军，尔朱绍步兵校尉，王真保广武将军列第四品；杨乾鹰扬将军，司马兴龙、山徽太守，山晖虎贲郎将，杨舒散骑侍郎，杨泰伏波将军，于万年冗从仆射，穆子岩给事中列第五品；韩显宗著作佐郎，高道悦侍御史，李璧、皇甫驎中书博士，张卢大将军府司马，甯懋尚书郎，张玄中书侍郎，石育、席盛、王僧、宗欣殿中将军，邢伟、刘颜、司马昞、李超、和邃、赫连悦、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杨暐、杨仲宣奉朝请，吐谷浑玑奉车都尉，李谋、寇慰、张瓘、杨穆县令，李颐、于纂、王翊、崔混秘书郎，陆绍、王温公国郎中令，唐耀王国中尉，穆绍太子舍人，张宁殿中内监列第六品；杨颖大司农丞，王绍太子洗马，封柔谏议大夫列第七品。整体设定在晋制流内框架之中，足证其对北魏的影响力。不过，由于政治形势、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及官制的变迁，北魏庶姓勋贵挣脱六、七品的束缚，开始向五品乃至四品以上扩展。切换到太和前令，就表现为乡品超品、一品，五品以上起家事例的激增。从另一角度理解，北魏贵族乡品虽设三档，然皆拆分晋制二品而来；起家官的下限取消七品，改以六品封底，验证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起家官品比乡品低四等的论断，北魏最终将此规则具体化、条理化、固定化，使后人一目了然。 与太和前令相比，后令无法与乡品直接对接，欠缺核算起家的基准功能。但它毕竟是北魏后期确定升迁秩序和阀阅资绩的依据，故有必要将起家官品折算为后令考察。其中三品1人：叔孙协；四品5人：张卢、张玄、司马兴龙、王真保、封柔；五品10人：李璧、杨乾、高广、皇甫驎、王绍、吐谷浑玑、杨舒、杨泰、尔朱绍、尔朱袭；六品15人：甯懋、山晖、崔敬邕、李谋、于万年、寇慰、山徽、贾瑾、穆绍、张瓘、高湛、穆子岩、穆循、杨侃、杨穆；七品54人：韩显宗、李蕤、王昌、杨播、侯刚、公孙猗、寇治、丘哲、韩震、乞伏宝、李宪、皮演、杨颖、鄯乾、崔猷、邢伟、王祯、刘颜、寇演、司马昞、穆纂、郑道忠、李超、李遵、李颐、崔鸿、于景、于纂、和邃、陆绍、王诵、王翊、穆彦、赫连悦、长孙子泽、司马昇、崔鹔、高雅、张满、崔混、闾伯昇、封延之、李挺、王偃、叔孙固、侯掌、尹祥、韦彧、王温、杨暐、杨昱、杨顺、杨仲宣、杨遁；八品7人：高道悦、石育、席盛、唐耀、张宁、王僧、宗欣。宗室起家官同样分布在三至八品，宗王占据三、四品，非王爵的皇王子孙占据五品，其余世资逊色者退居六至八品。(41)比较可知，确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论：“只有宗室或者准王室的近臣能够从五品以上起家，一般的臣下则多自六品以下，特别是七品以下起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他的前后令官品换算表，后令六至八品恰好覆盖庶姓集中起家的前令五、六品，后令五品以上则照应前令四品以上的宗室选。(42)这充分说明，尽管前后令品级变动存在个别误差，但在确定起家梯度时却严格遵照比例整体位移。换言之，太和改制后，朝廷需折中前后品令，在既定范围内斟酌勋贵起家事宜。 四、庶姓勋贵的起家年龄 若把仕途喻为赛跑，起家无异于起跑，起家类型是分配的赛道，起家品级是出发点的位置，起家年龄则是至关紧要的发令时间。六朝贵族讲究弱冠前后起家，《梁书》卷一《武帝纪上》：“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高门入仕领先寒素十年，保证压倒性的竞争优势。贵族内部围绕起家时间也要明争暗斗，纷纷借助权势为后代营造“弱龄早慧，幼学夙成”的舆论，同时广积人脉，扩展声望，跃跃欲试地准备抢占先机。年少起家俨然标榜阀阅的资本。如《穆亮墓志》：“公弱冠登朝，爰暨知命。”(43)《司马悦墓志》：“年十四，以道训之胄，入侍禁墀。”(44)因此，起家年龄也是考察仕进等级的要素之一。本文收录92人里有63人起家时间明确，足够说明问题。 北魏前期16人的起家年龄：丘哲7岁，杨乾8岁，高广、皮演11岁，李宪12岁，王昌13岁，杨播、高道悦15岁，侯刚16岁，李璧18岁，寇治19岁，韩显宗、李蕤、公孙猗、石育20岁，甯懋35岁，平均年龄仅16岁，远低于弱冠之年。北魏后期47人的起家年龄：穆绍9岁，穆子岩11岁，王诵12岁，杨舒13岁，李谋15岁，穆纂、杨昱16岁，张瓘17岁，李颐、于景、尔朱袭、赫连悦18岁，崔鸿19岁，邢伟、山晖、王绍、吐谷浑玑、郑道忠、李超、寇慰、王真保20岁，高湛、叔孙固、韦彧21岁，穆彦22岁，唐耀、崔鹔23岁，和邃、长孙子泽24岁，崔混25岁，高雅、杨暐26岁，尔朱绍27岁，崔敬邕28岁，王僧29岁，杨遁30岁，杨侃31岁，刘颜、司马昇32岁，杨泰、封延之、穆循39岁，崔猷、张宁40岁，于万年44岁，宗欣50岁，皇甫驎57岁，平均年龄达25岁，略高于弱冠之年。 由以上数据可知：首先，北魏一朝庶姓勋贵起家年龄的总平均值为21岁，符合弱冠的要求，表明北魏仕进制度翻版了魏晋贵族元素。其次，北魏后期的起家年龄对比前期大大延迟，这是因为紧俏的职位无法满足猎官者日益膨胀的需求，致使仕途拥堵，士子只得排队等候，难以按时起家。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推行论资排辈的“停年格”，坦言：“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45)即为实况之写照。再次，以政治身份而论，代人和非代人起家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2岁和24岁，前者略微占优，凸显国家对开国功臣子弟的礼遇。复次，庶姓勋贵释巾虽早，仍旧难敌人均18岁起家的宗室。(46)《魏书》卷九《孝明帝纪》载，熙平二年(517年)八月“己亥，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禁止庶姓少年解巾，宗室的领先地位不容撼动。 综上所述，本文所选92方墓志的主人是北魏庶姓勋贵的典型代表，其世资俱在太和前令五品以上，契合六朝贵族的身份特征。依照魏晋“二品系资”的原则，他们应受标识高门的二品乡品，在弱冠之年以六、七品的清要职释褐，就此踏上非比寻常的仕途。北魏立足自身情况，在魏晋旧制基础上系统改良起家制度，具体做法是以父祖三、四品官资划界，把乡品二品拆解为一、二品，分别对应五、六品起家官，实则是将起家官品与乡品差四等的隐性规则体制化，显示出中古贵族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就北魏起家的整体状况而言，四品以上的起家官主要分配给尊贵异常的皇室至亲，庶姓即便侥幸入围，也只能获得边缘位置的从四品员外散骑侍郎，五、六品是庶姓与普通宗室共享的起家区域，彼此差别不大，庶姓起家的平均年龄要比宗室延迟三、四年，拓跋统治集团的等级构造和权利格局亦由此生动展现。诚然，这些结论与分析模式尚需新材料的进一步验证。无论如何，起家作为阀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贵族社会金字塔的支柱，北魏贵胄起家与晋制合流，证实贵族化运动的深入，此乃中古北方政权演进的潮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