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社会主义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之 路，成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时，都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的 内在要求。深入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于 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推进和深化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伟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科学概念的确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在我国确立起来。 这时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关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走向的根 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而深邃的哲学思维，运用 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 矛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19 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具有 长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学说的重要贡献。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 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 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人民出版社，1995)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 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 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 ，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 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58～759页，人民 出版社，1995)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还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没有 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因而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毛 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 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 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这表明， 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包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一切社 会矛盾的总根源，它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进而，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 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 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 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67、766页，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 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社 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大家知道，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 新课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深 邃的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列宁在十月革命之 后，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实践经验，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具体地分析了社 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他在批判布哈林写的《过渡时期经济》一文时，曾经提出 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思想。但是，由于列宁辞世 过早，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实践，因而也不可能充分地和系统地回答社会 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历史留给了斯大林比较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之前，斯大林还比较多地讲到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包括已经大量表现出来的人民 内部矛盾。但他这时所讲的矛盾，主要是指过渡时期存在着的社会矛盾，而没有回答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是否仍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因而远没有形成完整准确的 科学理论。相反，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斯大林就错误 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 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主要动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 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 的天真的想法。”(同上书，757页)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否认苏联社会存 在矛盾，这就势必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把一切矛 盾归结于国外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挑动，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苏联这种长期积 累下来的社会矛盾，以及由于苏联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误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 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的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并且指 明它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社会主 义社会还有矛盾，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同样，不能正确地了 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况和性质，也就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 ，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其二，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即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其中相适应是主要 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旧制度而且有巨大优越性的根本原因所 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自身的调整而得到解决 。在一定意义上说，调整就是改革。这时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 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 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提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 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 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毛泽东文集》第7卷，275页，人民出版社，1999)这里，他 是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提出改革和建设的任务的。改革是要改变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局部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 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代表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改革是“始于毛，成于邓”，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个另辟蹊径的伟业，从毛泽东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即要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起，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历程。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这些成果，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主题明确：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1页，人民出版社，1986)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 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 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 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 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事实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 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薄一波：《若干重大 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1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这样，毛泽东“以苏联 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 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 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
第二，探索涉及的面广，它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毛泽东提出“以苏联 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 关系》报告。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 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 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 快更好。他在报告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报告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它通过对产 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 念)；而后五个关系，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 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与问题。这反映了这次探索所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涵盖了经济、 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第三，探索达到相当的深度，初步涉及体制方面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 若干设想，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可 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7年12月7日毛泽东 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合会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 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 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 、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强调要给地方、企业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重视价值法则的作用。这时，陈云还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 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 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 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 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创造性的构思。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却是明晰的。他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 创性的工作。当然，这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 这并不奇怪。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应该 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 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 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 ：“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 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21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 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 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 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 重要准备。
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 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一理论的形 成，薄一波所作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 的历史性功绩。
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他说：“从二十多 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 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182 页)他同毛泽东一样，善于从哲学的高度，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伴随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产生并不断走向 完善的。应当说，在新时期初始，邓小平提出改革的任务时，还主要是从发展生产力、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角度讲的。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改革力度的加 大，邓小平也逐步深化了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面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并提出要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这就从 制度的层面，从重新审视现行体制和政策的角度，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1982年1 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机构精简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同上书，396页)同年10月，他又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 意义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并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 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同上书，82页)到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 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 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同上书，113页)
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准确地反映了这场变革的深刻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在原来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说的；所谓“第二次革命” ，是同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次革命相比，在社会变革的 深刻性和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来看，主要 是要解决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任务，如果说第一次革命首先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 民主，为国家富强开辟了现实道路和广阔的前景；那么，第二次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实 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这在社会变革上说具有同等的意义，所以邓小平把这场改革称 之为“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同上书，156页)
所以，这场改革的深刻性，从广度上说是从城市到农村，在全国范围内涉及社会经济 、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从深度上说，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细枝末 节的改动，而是带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关于“ 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充分反映了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确立的唯物史观提示我们，社会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之中， 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 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32～33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打破生产力发展 的桎梏。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了解放生产 力的伟大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但应当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仍存在不完善的方面，这不完善的方面如 果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和改革，仍然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在建 国初期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工业化起步时期曾起过 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扩展，这种体制的弊端，主要是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和 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也就是要打破这种“障碍” ，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 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 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特别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 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 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正是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表明改革具有 革命的意义，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革命。
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作了 科学的划分，指明经济体制(即生产关系方面)如果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仍有可能 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这种生产力与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的矛盾，虽然并不表现为是同 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主体地位为主要特征)的矛盾，但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 这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它的不适应方面。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把改革作为我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提了出来。有学者认为，毛泽 东只提矛盾是动力，没有提改革是动力，表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其实这是一 个误解。如前所述，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的矛 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调整而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调整就是改革。何 况，这时毛泽东已经多次提出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新时期强调改革是动力，是中国的 第二次革命，确是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要求。但从哲学上说，矛盾是普 遍存在的，改革则是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可以说，矛盾是根本动力，改革是直 接动力，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应当肯定，邓小平把改革作为直接动力提了出来，是对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重要贡献。
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而在 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有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 制度也是这样。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 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 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43页，人民出版社，1971)这是因为，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 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很不完善，这 些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这种情况，也同样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 基础的关系上。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 同的性质，因而解决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它不需要通过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的方式来解决 ，而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加以调整解决，通过这种自觉的活动，使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通过内在矛盾的运动，通过自身的改革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 ，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因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列宁说：“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 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质 、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必定会在国家这个或那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 主义的途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列宁全集》第34卷，140页，人民出版社，1985) 因此，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的一个根 本性目的。
如前所述，把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准确地反映了这场变革的深刻性。正是由 于这场变革的深刻性，因而整个改革过程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应当指出，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各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具体 途径和形式也必然各有特色，不会再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 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又必然要遵循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诸如，无产阶级政 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 以及有利于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等。这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求适合自己国 情的建设道路时都必须遵循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正如邓小平在1986年9月同外宾 的一次谈话所指出的：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他把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提出的“在改革中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138页)成为我 们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必须具有的共识。所以，我国的改革开 放，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 向；当然，也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更有利于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正确把握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证明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是一个客观存在。可以说，它们之间 的斗争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走向和改革成败 的根本问题。应当指出，其所以存在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和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 其深刻的外部环境及社会历史原因的。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各国改革浪潮的最初兴起，同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有着密切 的关联。苏共二十大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起了解放思想 的积极作用，启动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探索适合本 国实际的建设道路。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的基本倾向是全 盘否定斯大林，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对这样重大的 问题采取过于轻率的做法，加上西方国家利用这个秘密报告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制 度的恶浪，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种情况，不能不对 苏联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两种不同的改 革观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当时，毛泽东在“以苏联为鉴戒 ”开启我国改革先河的同时，又敏锐地提出要维护和遵循十月革命的普遍规律，科学地 预见到苏联丢掉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我们坚持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深远的意义。应当指出，以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社 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改革的取向，就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实质。 他们改革目标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过去的 一切”。最后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告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 维”，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倡言“全民党”和“全民国家”那股机会主 义思潮的恶性发展。正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最终葬 送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曾任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办公室主任的瓦·博尔金在反思苏联 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时说：“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 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 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 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我从道义上有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 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 变化过程，他如何在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 革中令人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戈尔巴乔夫沉浮录》，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上述这些，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由来及其斗争的实质。
还应该看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往往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看做是他们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天赐良机。他们凭借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优势，运 用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外交的多种途径，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强大的和平攻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政治 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发动的这场“ 无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是直截了当的、不加掩饰的。1989年5月布什抛出“超越遏 制”的战略时，他就认为，自杜鲁门以来的遏制战略“发生了作用”，现在正接近于战 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较量的尾声”。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 势力更是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不断制造事端，软硬兼施， 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实施这一战略时 ，不仅要用他们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观念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政策和走向，而且还十 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反对派，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战士”、 “自由战士”，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力量。这种情况，必然对社会主义国家产 生严重的影响。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从“西单墙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 及近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串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 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 鼓吹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多元 化。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 略相呼应，并按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再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主张，这固然同国际敌对 势力的怂恿和支持密切相关，但同时还要看到它的存在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仍处在逐步消灭阶级的过程之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完全消亡还需要 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 有可能激化。这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着寄生虫、老爷、骗子 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和保护者，还存在着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 的人们。这些正是国际敌对势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策划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同时，由于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就 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群体；而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条 件下，拜金主义、惟利是图、金钱万能价值观念的滋生也是难以避免的。在上述基础上 ，在我国产生一些要求“全盘西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 是并不奇怪的。可以说，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和斗争，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
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对上述情况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1979 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 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 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168页)他坚决批判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反复强调在改革中必须坚持 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样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社会 风气败坏等现象。他在指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要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 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241页)这 些论述，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标签：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