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民族学对传统民族学的突破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广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义民族学从体系和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民族学的领域和范围，实践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民族学在中国的一个新发展，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科学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广义民族学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拓宽了传统民族学的范围和领域，突破了传统体系的局限，建立起拥有诸多民族学分支学科的学科群，使之形成为民族科学。
传统民族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而产生的，最初是依据殖民者的需要，考察、调查、记叙、描述殖民地土著居民的生活环境、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等，因而形成了以国外落后民族、原始民族、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特点，即主要研究资产阶级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形态。如德国民族学家西奥多·魏茨在其1859年《自然民族的人类学》中认为：民族学是研究“各族和各部落的部落亲属关系”的科学（注：转自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英国民族学家吉勒认为：民族学研究人类早期“彼此之间各种不同的关系”（注：吉勒：《民族学》，1902年版。）；M· 斯密特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欧亚文明带以外人类生活之自然表现的科学”（注：《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2页。）；戴尼凯则说：“我们已经有历史、经济、政治等科学来研究文明民族，剩下来的还有许多没有历史或历史不完全的民族，则为民族学的特殊领域”（注：转引自《民族学研究》第1 辑，第41页。）；卫惠林教授也认为：“原始民族，即现代野蛮人社会之研究，为民族学的特殊使命”。因此说，传统民族学是以前资本主义阶段的“野蛮民族”及其文化形态为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不仅具有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类型，而且也具有资本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历史类型，并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因此民族学应研究一切社会形态的民族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在内容上予以扩展与延伸。如勃罗姆列伊指出：“民族学是关于处在一切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的科学”；“民族学在空间上包括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全部地域，在时间上则包括从最远古一代一直延伸到今天。一切现在存在和过去存在的民族，都在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民族学首先是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研究它们的特征在时间上的变化，即民族过程。”同时指出：“全面阐明每个民族生活中典型特点的必要性产生了民族语言学、民族人口学、民族地理学等民族学的一系列特殊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而“民族社会学”则“从比较的角度，一方面研究在不同的民族中所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特点，另一方面研究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中所发生的民族变化的特点。”（注：勃罗姆列伊：《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然而在此后的实际研究中，传统民族学的“土著民族”与文化的界说并没有被打破。至80年代，我国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提出：“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所说的民族是广义的，“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注：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林耀华教授也提出：“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和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它“把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注：林耀华：《民族学研究》，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概括民族学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上可见，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传统民族学的突破主要是在纵向上，即由研究原始、落后的民族，拓展到一切社会形态下各个不同时代的民族的研究；内容上提出研究各民族产生、发展、消亡过程和规律。因而在具体研究上，对民族规律，各族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研究都未能力行，未转入日程；且其它内容尚未顾及。而各个民族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总是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以及它和周围其它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要对一个民族有所了解，就必须对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分布、群体规模和人种构成、历史渊源和社会状况、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同时，民族学应研究现实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空缺，同时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民族工作的实际，满足现代化建设对民族研究领域多学科的需求，施正一教授提出和界定了广义民族学的概念，建立了包括诸多分支学科的广义民族学体系，使之成为民族科学。
施正一教授指出：“民族学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是因为它抓住了‘民族’这个客观存在的主体及其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作用、特点和由此而引起的表现于各种形式的特殊性矛盾”；（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14页；第15～16页；第2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28页。）通过对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及其心理素质等研究，揭示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和共同性。因此，“民族学和其他各门科学的根本区别或它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以‘民族’这个客观存在的主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民族是一种人们的社会共同体，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而且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即具有多种表象与特征，或者说这个特定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或要素具有一定的结构关系。因此，要全面研究‘民族’这个整体，就不仅仅要进行纵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历史过程；而且也要进行横向研究，即研究民族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或各种特征，还要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关系”。（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14页；第15～16 页；第2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28页。）这里， 施正一教授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的主体”。因而其研究内容即包括这一主体与其客体的各个方面及其关系。正如杨堃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必须包括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方面。若仅有纵向研究而无横向研究，那是不全面的”。（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14页；第15～16页；第2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28页。）并且由于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的主体是一动态范畴，因而也就决定了以它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也是随其发展而发展的。
在此，施正一教授划分了三种不同的民族学，提出了广义民族学的概念及体系。指出：对民族“进行一般的综合研究，概述一般情况，阐明基本原理”，为“狭义民族学（即传统民族学）”；若“从不同方面去研究民族，如研究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各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等等”，即“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凡“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和各种关系”，即“广义民族学”，或叫“民族科学”。（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14页；第15～16页；第2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28页。）广义民族学在纵向上包括各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横向上研究各民族的各个方面，不仅研究民族文化形态，而且拓宽至经济表现形态、民族内部与民族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诸表现形态。（具体如民族史、民族语言、艺术、宗教、习俗、民族经济、人口、社会、政治、心理，一个民族的社会地位、作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即其内容更广泛地涉猎民族来源、分布、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民族关系等诸方面，使民族学日益和史学、考古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密切联系和交叉起来，使单一的民族学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而拓宽了其研究领域，发展了一系列分支学科，形成了一个科学群体，即学科群。它包含14个分支学科：理论民族学、人口民族学、语言民族学、社会民族学、经济民族学、法制民族学、文化民族学、文艺民族学、伦理民族学、教育民族学、心理民族学、宗教民族学、历史民族学、传统民族学。还将增括政治民族学、都市民族学、乡村民族学、影视民族学、医药民族学等。（注：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14页；第15～16 页；第2页；第2 页、第7页、第8页；第28页。）民族学分支学科的建立，使民族科学能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更深入地研究民族整体的各个方面，将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建立在雄厚的分科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系统地分析民族的文化现象、特征，分析矛盾、结构，揭示关系和规律。它大大突破了以往民族研究的四元结构（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和民族学），在学科建设上将民族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因此，广义民族学的诞生，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民族学的范围和领域；将民族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从体系上打破了传统民族学的局限，建立了拥有若干分支学科的广义民族学体系，形成了中国的民族科学。
二、广义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确立，补充和发展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使民族学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论。
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及具体叙述法。直接观察法，是传统民族学的基本方法，也叫“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或称“居住体验法”、“局内观察法”，是针对某个民族进行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和直观的描述；传统民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比较研究法，即搜集各民族资料，将各个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具体叙述法，即具体记述或描绘民族的特点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可见，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都是直观的、具体的、零散的，没有整体的、客观的综合。虽然从单个民族的研究发展为对各民族的研究，但仍都是微观的、局部的和表象的，忽视甚至排斥从总体上去研究民族的发展规律，不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剖析各民族的文化现象。因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从而也没有形成科学的方法论。
而施正一教授将其研究方法科学分类，予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广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一）指导方法（或理论思维方法）；（二）基本方法（或本学科的主要方法）；（三）具体方法（或通常应用的一般方法与有关学科的一些特殊方法）。
指导方法。即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具体指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实践的和发展的观点的原则。它是方法论中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此，施正一教授还介绍了“系统辩证论”的认识论理论，即认识的对象、主体、中介、检验标准、过程、功能等都是一个一个的系统，因而对整个自然的认识也是一个大系统。认为这一认识方法可视作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作为指导原则到具体方法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基本方法。指从整体上看本学科所采用的最主要的一些方法，除直接观察法、田野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外，还有历史叙述法、阶级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在此，施正一教授提出了“辩证结构论”，它包括系统辩证论、层次辩证论、矛盾辩证论三个方面，由此三方面的分析，组合为一种新的辩证结构分析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中，以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结构特征，周密分析不同民族间相互交错的结构性关系。
具体方法。施正一教授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科学研究通常都应用的方法，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逻辑、历史，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等；另一类是因广义民族学与许多相关学科交叉而需要应用的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民族语言研究中要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分类法；民族经济研究中要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分析法等，亦即相关学科的主要方法，也就是广义民族学研究的特殊方法。
因此，可以说广义民族学将研究方法与指导思想相结合，确立了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弥补了传统民族学研究中未形成科学方法论的空缺，使民族学得到了发展。
三、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广义民族学理论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拥有了经典依据，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础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不仅专门探讨了氏族、部落、原始民族和其他各种落后民族，而且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发展问题，研究了工业民族如何战胜农业民族等种种论题。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氏族、部落、原始民族与古代民族诸方面的状况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与研究；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现代民族与民族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论述。杨堃教授指出：“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民族学是专门研究‘自然民族’的。他们认为这些民族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故叫做‘自然民族’或‘原始民族’。”“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民族学应研究民族的发展规律，即研究每个民族的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民族学研究不限于后进民族，也包括文明民族，即包括压迫和被压迫民族”。（注：杨堃：《民族学概论》第4页。）并且，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最先打破了民族学只研究“自然民族”或“原始民族”的局限，强调研究“资本主义民族”或“现代民族”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了民族学研究中应当重视经济因素对民族发展的作用。（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6页。）同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为一切科学的发展，包括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学”。（注：杨堃：《民族学概论》第103 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自然是科学的广义民族学的创始人。而以其理论为基础的广义民族学体系和方法论的形成，则实践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四、广义民族学的产生，是民族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体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著作。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1934年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著作。1941年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单个民族的系统调查和研究。50年代林耀华、陈永龄的《燕京、清华、北大学生赴呼伦贝尔考察报告》和林耀华、宋蜀华的《波密简述》等西藏地区调查报告，林耀华主编的《西藏社会概况》，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某一民族社会的资料。1956年我国承认民族学为独立学科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初步确立。但由于此后极左思想的影响，民族学在我国陷入搁浅的境地，未能及时形成中国民族学的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耀华、杨堃、李毅夫、金天明等老一辈民族学家，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式的民族学体系的设想。1980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召开，主要议题是中国民族学的体系问题，再次强调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随后十多年来，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民族学研究》论文选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词典》及林耀华的《民族学研究》、杨堃的《民族与民族学》等，大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某一民族或民族文化的具体研究。另外，杨堃的《民族学概论》和林耀华的《民族学通论》主要是从纵的方面研究精神、物质文化。而广义民族学则是将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主体，即一个实体，从总体上、理论上对其各表现形态及其关系和发展规律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同时确立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方法论，在我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体系；并且其14个分支学科是以中国各民族诸种形态及其发展为主要内容，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践，阐明其规律和趋势，因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一个新发展。
科学的发展历来存在两种趋势的交叉，一是力求深入了解事物的具体形态及其变化，一是力求对事物的整体进行宏观的把握。即一方面是微观研究，使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呈现“分”的趋势，是科学知识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另一方面是宏观研究，使整体研究越来越强，呈“合”的趋势，是科学体系的高度综合和整体化。并且微观越发展，宏观综合就越为重要。当代不仅许多传统部门科学均已形成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严整的庞大学科体系，而且一些新兴科学也都以学科群出现。民族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术领域，自然不可能脱离世界科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一规律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对科学发展的需要的反映。广义民族学的提出，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及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客观需要，因而也是上述规律作用的产物。它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科学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收稿日期：199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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