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百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4；D232；D65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3—0045—10
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之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文化科学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简称“双百”）的方针。次年，便发生了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关于这段历史，国内史家惯用“逆转”一词。而“阳谋”之说，则成为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心中一个难解的结。对此，为了求得科学的认识，需要客观地弄清楚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这是问题的枢纽所在。
一
我们知道，毛泽东于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表示了要“百家争鸣”的意见。1956年4月28日，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向各方人士公开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据此，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注：参见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1985年5 月21日《光明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244页。）以上表述，意思很明确，即所谓“双百”，是党对文化科学领域所主张的方针。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化了的词句换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创作与学术的自由。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双百”思想的一个层面。
受五四大潮熏陶，投身政治活动的毛泽东，青年时代即追求学术自由。他曾在《湘江评论》上著文说，自由讨论学术是“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主张在学术方面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293页。）。他提倡独立思考、破除迷信，藐视学术权威，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认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具有鲜明性格色彩的思想，伴随毛泽东一生直至晚年。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着说着，他便转到了“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话题上，他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讲到司马迁的《史记》，哥白尼的天文学，意大利的伽利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开始人家都不承认他。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我们这社会不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但还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又多次表述，为人们所熟知。
在被认为是纯学术或纯艺术的领域，毛泽东历来显得十分宽容和大度，对以势压人的学阀态度，对用政治力量干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不以为然，且以身作则。1956年2月19日， 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有不同意见一事，指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表达了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的思想。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曾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打击摩尔根学派，造成恶劣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讨论。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会后生物学家李汝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读后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将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对哲学、逻辑学素有兴趣，在5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中，他欣赏周谷城等少数派的观点，认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苏联学界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高低之分是不对的。但当周谷城请他在自己的论文集前“写几句话”时，他又不愿影响自由讨论的气氛，表示：“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之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多位学者于中南海畅谈逻辑学问题，他再次强调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注：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9页。）作为诗人的毛泽东， 自己擅长并爱好旧体诗，却认为诗应当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态度十分民主。1956年8月24日， 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艺术表现形式要多样化的意见，曾给艺术家们以极大的鼓舞。
二
1957年10月，时值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几次说，我们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上的，不涉及政治，“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注：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这番话，点到了那段历史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要弄清楚当年的“双百”是如何突破界限，发展到了政治方面，史家在考证时颇感不易。这是因为：客观上说，不仅创作和学术自由，必然要伴随相应的政治条件；而且文艺和学术自身也不可能与政治绝对划清界限。“划限”的困难，在陆定一那篇阐述“双百”的著名讲话中就表现了出来。作为中宣部长，陆对宣传党的“双百”方针不遗余力，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讲这一连串的“自由”的同时，他还必须说明党的阶级斗争路线和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完全正确：“我们又要看到，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有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这个批判，是完全应该做的。对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也是应该做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关于艺术和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陆定一说：“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文艺和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注：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他力图说明艺术和学术与政治问题还是有所区别，进而为他提倡的那些“自由”划出一个界限，但人们从他的话中得到的印象是，“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属于政治的范畴。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毛泽东那里。
平心而论，“双百”虽是党对文化科学领域提出的方针，但它却是一个政治性的方针，其形成于1956年4 月间中共高层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讨论，而毛泽东报告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共二十大揭出的斯大林问题和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检讨。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开头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鉴于斯大林搞个人独裁的错误，加之本国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论十大关系》虽未提及“双百”方针，但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后来与“双百”并列，被称之为“两万”（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亦万岁）的方针，毛泽东的“双百”思想其实已经表达了出来。这是一个区别于专制、僵化的苏联模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完整的治国方略。“双百”在其中虽是专门对文化科学领域而言的，但明显是治国政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实行“双百”，也自然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同年9月， 毛泽东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7页。）。次年春，毛泽东到外地宣讲“双百”方针， 他一再提及苏联的教训，说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表示，希望把我们的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相信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多、快地繁荣发展起来。（注：参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允许人们说各种话， 甚至可以批评政府，这种意义上的“双百”，显然已不止限于艺术和学术领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白地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史实证明，毛泽东“双百”思想的形成，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次思想解放的产物，它含有中共领导人集体的智慧。此外，还有些因素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促使他的这一思想发展和变化。
其一，到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于完成，阶级斗争在理论上说已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意外顺利，不仅时间比原来大为缩短，而且没有造成社会动荡。资本家们“敲锣打鼓、服服帖帖”地接受改造；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使毛泽东一度对国内政局估计得十分乐观，相比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的做法及其不良后果，他确信具有中国特色的曾被人怀疑是“右”的做法（即把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慢慢化掉”）更为高明，从中自信心大增。他认为苏联的革命准备没有我们这样长，他们的革命是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我们还有民族压迫。帝国主义一百多年长期统治我们，知识分子就恨死帝国主义。再一层，我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一律没收，经济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破坏。鉴于斯大林混淆两种矛盾的教训，除经济政策外，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也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其解决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注：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 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注：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其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7年， 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表现了出来，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官僚主义造成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紧张。1956年下半年，国内群众闹事事件急剧增加。中共是靠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打得天下的，脱离群众就会失去政权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早在进城前就感到担忧的。他曾表示要探索出一条跳出中国旧政权兴衰周期律的“民主新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民主问题的独到理解。在搞了一辈子革命运动的毛泽东看来，民主亦即是一种政治运动。他借用当时有所谓“大民主”“小民主”的说法，认为大民主，群众的民主运动，是对付敌对阶级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大民主，而用小民主，即整风运动。前者是暴风骤雨；后者则应和风细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毛病吹掉。如果不能实行小民主，就可能逼出一个大民主。“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是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注：参见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结束语，1957年2月27日、3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明白为使执政党少犯错误，必须要有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囿于认识上的限制，他的关于“民主新路”的思考，却没有朝着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方向发展下去。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那一套必须坚决摈弃，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呢？毛泽东其时还考虑得不够，他甚至觉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注：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 搞不起来。随着中共中央不断得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准备开展一场针对执政党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恰在此时，《人民日报》于1957年1月7日发表陈其通等4 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双百”方针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该文是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他还估计在党内“太守”（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中多数人不赞成“双百”方针。他的犟脾气上来了。有段时间，他一讲话必要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放一下就大惊小怪，是不相信人民的表现。也恰在此时，青年作家王蒙的一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了争议。这篇发表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的作品， 描写了北京某区党委会里，一个青年干部同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在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反官僚主义，环境不典型，甚至有影射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大不以为然。他夸奖王蒙的小说写得好，认为王蒙是很有希望的新生力量，说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注：参见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用在学术上，划界限很难。《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泽东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注：转引自徐铸成《阳谋——1957》，《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于是乎， 实行“双百”方针便与整风运动重叠了起来。“鸣放”一词成了帮助执政党整风，发表批评意见的代名词。
其三，1956年夏秋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仍有可能被阶级敌人所推翻的一种现实危险性，应了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那个“惧”字。这必然影响到他关于“双百”问题的思考。当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让敌人充分暴露，然后聚而歼之，这是毛泽东在战场上常用的一种战略战术。在帮助苏共中央处理匈牙利事件的过程中，他又在新形势下使用了一次，结果证明照样好用。（注：1956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协助苏共处理匈牙利事件，30日晚刘就苏军撤出与进攻两种办法，用电话请示毛泽东，毛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见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关于国内局势，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情况与波匈不同。我们肃反搞得彻底，又有成百万经验丰富的干部，加之党的领导完全正确、军队忠实可靠，因此，应该有信心，不要害怕造反，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要悲观，不要怕大民主，但是必须很好地改正我们的错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否则，将是危险的。劝别人不要悲观，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对形势估计的乐观情绪在减少。联系到党内外、社会上的一些政治动向，他甚至生出一种危机感：“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在随后于1957年1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思想动向问题被当做第一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举了一些由下面报告上来的颇为触目惊心的情况：“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这些情况报告有的与事实有出入， 但在当时足以使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起来。他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扫过去，形势就显得很严重：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 月18日。）与阶级敌人作战，毛泽东从来是无所畏惧的战士，是胜利者。他表示，我们没有怕过帝国主义，没有怕过蒋介石，现在也不怕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交待了对敌斗争的策略，说“要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虚晃一枪，回马便走者，欲杀回马枪也。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引蛇出洞”的战略战术。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双百”方针，在原来意使香花盛开的命题里面，便加入了有关毒草、有关斗争的内容。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恨蒋介石，但蒋介石是个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蒋介石全集。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毒草锄了可以肥田。 这同匈牙利事件可以使坏事变好事的道理一样。
关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的说法也有变化。他指出，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中间状况的知识分子（注：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 第320～325页。）。这样，学术自由意义上的百家争鸣便被提到了两个阶级为争取知识分子而进行斗争的层面。这不仅使原来的命题完全政治化了，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诗人和学者，他赞成学术自由，懂得这是使文艺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战士，他又必须这样来说明：“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他的斗争目标是“兴无灭资”。其结果，“百家”必然变成了一家。当年宣布“双百”方针的主要发言人、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30年后著文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注：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这是这位历史见证人“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而留下的由衷之言。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后来也就“双百”方针与阶级斗争问题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其四，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国内政局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意识到了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准备应付的办法，但他思想的侧重点仍集中在反官僚主义方面，认为中国如发生匈牙利式的事件，其主要危险是党内官僚主义使党群关系恶化，从而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搞整风运动。因此在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的讲话还是强调一个“放”字，希望通过“小民主”的“鸣放”，帮助党的干部改正缺点毛病，造成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发动群众，用运动的方式批评官僚主义，难免会出现某种过火和失控的现象，这又反过来使毛泽东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日趋加重。到五、六月间，党内整风终于让位于部署反击“右派”。6月8日，毛泽东指示党内，用一段时间在社会上搞“大鸣大放”，“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然后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反击，打“一场大战”。（注：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
在反击右派的形势下，毛泽东“双百”思想的重心转向政治斗争方面。政治斗争首先要求分清敌我，而“双百”本来就存在“划界限很难”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特别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他提出：百花齐放就是要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条——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算是标准，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注：转引自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这个补充作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加进了于6月19 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日后成了给右派分子定性的“法律”依据。“六条标准”在政治上都带有根本性，概括得不可谓不全面，然而作为给“毒草”或右派定性的依据，却失之笼统，给斗争中“无限上纲”的做法提供了余地。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不能说与此无关。
另外，毛泽东关于用“大民主”对付官僚主义、对付敌对阶级的思想也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了发展。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在另一个场合， 毛泽东还把用大鸣、大放的办法整风、反击右派的形式比喻为“放火”，并建议隔几年来一次（注：参见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可以看出，这些思想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党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双百”方针则相距甚远了。
三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派斗争，历史运动的表面确呈“逆转”的现象，然而从历史运动的深层分析，从毛泽东“双百”思想的系统性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鸣放”之初，社会学家费孝通撰写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达其时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欢欣与顾虑共存的矛盾心情。顾虑者何？“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注：1957年3月24 日《人民日报》。）有这种顾虑的知识分子是鉴于建国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直到1955年还发生了因文艺思想问题导致胡风等大批作家被逮捕入狱的事件，尽管他们对党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但对“双百”方针有顾虑却是一种经验使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当初那些知识分子的顾虑被不幸言中，更有许多人身受打击，由此埋下难解的心结。然而，历史的当事人虽然亲身经历了历史，却不见得都能够对历史产生理性的认识。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有段名言，他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注：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毛泽东的话是实在的。在他的“双百”思想变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这个观点确是早已公开声明了的。谁不了解它，也就根本无法了解毛泽东。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曾几次谈到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从此， 阶级斗争的观点就没有离开过毛泽东，他的特点在于不迷信本本和教条，强调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成为毛泽东“双百”思想理论基础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同样是他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成果。这一学说主要论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许多内容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下提出的，然而“两类矛盾”的思想在毛泽东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之初就已见端倪。载于《毛泽东选集》篇首，著于1926年的名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确定为革命的敌人；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当做无产阶级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从而划分出革命战线的内部与外部。这成为他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基础。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两类矛盾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一思想的哲学原理是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不大赞成恩格斯把对立统一规律列为辩证法的次要范畴，而赞成列宁的观点，认为它是辩证法的核心。他用中国的语言把对立统一规律称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并且论证马克思是根据这一法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在说明“双百”方针时，毛泽东有一段重要论述，他指出“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对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叙述至此，似可以这样来概括毛泽东“双百”思想的系统性：对立统一（矛盾法则）——阶级斗争——两类矛盾——“双百”方针。其中，阶级斗争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的主要表现，而两类矛盾和“双百”方针则是阶级斗争观点的“解释和发展”，它们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研究毛泽东“双百”思想及其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已论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的一项创造。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消灭私有制，让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绝种”，是毛泽东的奋斗目标；然而作为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又懂得这必须一步一步走。要在阶级斗争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个个击破，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在革命战线内部和人民内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盖出于此种斗争艺术。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醒党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并公开宣布了“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政策，明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建国初， 为了稳定政权，毛泽东认为“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是必要的，他曾指示“不要四面出击”，说：“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注：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他又力排众议，批评党内“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思想，比原计划大大提前地发出了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号令。事先他告诫党内，在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可是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敲锣打鼓、服服帖帖”地接受消灭，这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估计到资本家们迫于无奈和心有不甘，毛泽东还是对和平改造的成功感到满意，事后他说，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注：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日。）
尽管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很顺利，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大战方息需要休整，且资本家敲锣打鼓之后，马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说不出口，不得人心，于我们不利。于是便有1956年那段风平浪静，提出“双百”方针的日子。当新的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回顾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承认，资产阶级右派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帖帖，所以说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今天开展这个斗争，是因为他们要造反。至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毛泽东则早有认识：他们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到去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提出“两万”、“双百”的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注：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7月17日。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思路是顺畅的：“双百”方针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内部亦有阶级矛盾存在。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所以在人民内部发生阶级斗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用“双百”方针使敌人暴露，进而加以聚歼，则是在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中获得的新经验，这也属于毛泽东所谓对对立统一学说的一种“解释和发展”。
“双百”方针提出之时，被人誉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可见知识分子问题与“双百”方针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肯定这二者之间确有“密切的联系”，他指出“双百”方针，对于发展科学艺术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方针；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更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渐政治化，毛泽东对后一层的所谓“特殊意义”强调得越来越多。我们还可以看到，“意义”之中又有二义，其一是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其二是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前文已经叙及，毛泽东在谈到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稳定经济的时候，也谈到需要使用知识分子办报、办教育、搞科学，因为共产党几十年忙于阶级斗争，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不用这些人做事，就没有人。要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就应该允许他们自由说话，说错了也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这是实行“双百”方针的一方面理由。“双百”方针的另一方面作用，在于它是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利器。对于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错误思想、社会上的错误议论，只有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分清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而不能用我们习惯的那种拉出去砍了“正军法”的办法。
以上思想又基于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与判断，即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向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一阶级分析，同他所坚持的阶级观点一样，是始终如一的，体现了他的原则性立场。1956年初，当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较为乐观的时候，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表示欢迎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注：参见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但他却没有表态肯定周恩来在会议主题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同年8月30日，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党内“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 年8月30日。）。党内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党外？于是八大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变，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也随之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这样严重的问题（注：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1957年1月。）。他批评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多次强调百花齐放，不仅要放香花，而且要锄毒草；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争鸣的论点，并且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要分别一下，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其实在世界观上是难以分家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仍是动摇的，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跟人民不是一条心，也不是两条心，而是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注：参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 对于党内外动摇分子在1956年这个“多事之秋”的表现，毛泽东的愤慨溢于言表：“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 ）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历来为毛泽东所重视。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歧，他认为可以表现为学术问题，但实质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索性把这个问题说穿了：“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样改造，那他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唯心论与要消灭共产党联系到了一起！至此，原来学术自由意义上的“双百”的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便是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武器，发动群众，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了。
陆定一先生在他那篇“为存史实”的纪念文章中告诉世人：“双百”方针本来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不是政治斗争的方针。史家考证史实，知陆老所言不差。但“双百”方针在它提出之时，即是一个新的治国政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实际上，文化学术问题的确与政治问题“划界限很难”。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是如此。加上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双百”方针结果却在1957年的夏季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方针。从毛泽东的思想上考察这一变化，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处的固有矛盾，也可以看到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的不同估计，但更有其始终如一的东西，那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既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特征，也是后人理解他、研究他的最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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