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伦理学研究回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这是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和《给黎锦熙的信》中所下的断语和所作的畅想。20世纪初，在毛泽东等一代青年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混乱不堪的现象必须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重铸国魂和民魂入手，因此竞相把目光集注在道德革命和伦理启蒙上。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的主线或主潮始终围绕着道德领域里的革故鼎新和思想启蒙而展开，充满着对新道德的向往、追求和建设热情，并在道德新旧论争中西古今之辨中发展起了颇具系统性的伦理科学。回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学术变迁，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伦理学在改造社会和人心、铸造国魂和民魂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深为伦理学与时俱进、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品格所感奋。
一、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即将逝去的20世纪在数千年人类伦理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或者说最为辉煌壮丽的一笔，甚至可以说20世纪是人类伦理文化风云际会的伟大世纪。没有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那样使人深感社会的急变而热切地呼唤价值重估和伦理革命，也没有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那样使人深感价值重构和伦理文化现代化的需要而不断提出新学说、产生新学派、出现新思潮，同时也没有一个世纪能够像20世纪那样尖锐地提出伦理文化建设上世界性与民族性、批判性与继承性诸问题以及因两次世界大战、科学技术革命、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所生发的一系列必须解决的伦理道德问题。20世纪也是人类伦理文化的创世纪。从西向东、从东向西的各民族伦理文化大融合、大沟通在20世纪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伦理学理论因激荡澎湃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的进步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不仅形成了系统的规范伦理学、严谨的分析伦理学和丰实的描述伦理学，而且产生了许多为其他世纪闻所未闻的伦理学新学科，如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技术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空间开发伦理学等等。
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是20世纪人类伦理学殿堂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伦理学。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理化、系统化和独立化的伦理科学。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谢蒙的《伦理学精义》，江恒源的《伦理学概说》，谢扶雅的《伦理学》，温公颐的《道德学》，张东荪的《道德哲学》，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谢幼伟的《伦理学大纲》，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直到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教程》、《伦理学》，李奇主编的《道德学说》，周原冰撰著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等，代表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体系的不竭努力，汇成20世纪中国伦理学理论建设的滚滚江河。不仅如此，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面向生活现实、转化社会风习、锻铸国魂和民魂的真正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科学和价值科学。从世纪之初“壮士竞言招国魂”，改造国民性，中经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道德重建和复兴运动，到八、九十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培养四有新人，人们对伦理变革、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竞相提出“救国莫先乎救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四个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等观点，使伦理学改造社会与人心的实践理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与拓展。纵观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虽有无数曲折和坎坷，但终成浩荡大方、劈波斩浪的气象，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参与着时代的创造，反映着开放之时代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理性，并有效地扮演着引导时代前进的历史角色，以自己的如椽大笔写下了人类伦理文化的辉煌篇章。
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0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萌生、孕育与形成的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发展和衰落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并在斗争中发展、最终取代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曲折发展并经历重大挫折或坎坷的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改革开放路线至20世纪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蓬勃发展并面向世界和未来取得重大成果的阶段。这四个阶段既互有一定的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共同架构并支撑起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大厦。第一阶段主要伴随世纪之初新式学堂的兴建和对教科书的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救亡图存之路及中西道德的论战、以及革命胜利后道德建设的时代旋律而展开。出于对改造国民性和道德革命的强调，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意识到伦理道德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同时引进西方的道德观念，以此来观照中国的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起了一门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科学。刘师培1906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标志着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科的正式产生和形成。以后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和翻译的《伦理学原理》（1909年）（德哲泡尔生原作）、谢蒙的《伦理学精义》以及杜亚泉撰写的《伦理标准说》（1905年），愤民的《论道德》等文，均可谓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学科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蔡元培1910年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道德领域里的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弊端，对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不久爆发了《东方杂志》和《新青年》的东西文化论战，东方文化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或西方文化派围绕中国道德向何处去以及世界伦理文化发展大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人们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所振奋，崇尚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道德之上的新道德，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分化，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梁启超转而崇尚东方文明，成为东方文化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由民主主义发展而为共产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在20年代初，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公开倡导新孔学，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引起伦理文化领域又一次大论战。继之，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主张为科学和玄学划界，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梁漱溟、张君劢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此后中国伦理学界基本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三种思潮相互颉颃并互有吸收发展的格局。三四十年代，三大伦理思潮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救亡的过程中成长。现代新儒家学者建立起了新唯识学、新理学和新心学的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学说的主张。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方面继续鼓吹一心一意地西方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全盘引进和翻译介绍，张东荪、温公颐等人先后依据西方伦理学说编著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学》读本。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伦理思想。40年代围绕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伦理向何处去的问题，三大伦理思潮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争鸣。经过事关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取代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学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建国初期至1999年底的50年，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极不平凡也极为重要的50年。新中国伦理学50年的发展历程，可区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发展阶段。前3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有发展也有坎坷，且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样的重创和严重扭曲，教训十分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仍然有不少充满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人士潜心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伦理学还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一书和《道德的阶级性继承性》等文，冯定《人生漫谈》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吴晗《说道德》、《再说道德》以及《三说道德》等文，李奇《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革命变革》、《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等文，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一书，此外还有周辅成对西方伦理学名著的编辑和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介绍评析，许启贤、江峰、高仲田、步近智、唐宇元等人关于道德阶级性继承性讨论的文章，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其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学智慧， 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的复苏及其繁盛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时代，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也使伦理学获得了新生。自1978年底到1999年的20年是中国伦理学迅速发展并走向世界的黄金时代。不仅出版了一大批伦理学原理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在中外伦理思想史和道德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应用伦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教程》和《伦理学》，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纲要》及其独自编著的《伦理学教程》，魏英敏编著的《简明伦理学教程》和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及其他学者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代表了这一时期伦理学原理研究的成果。陈瑛等合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代表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代表了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应用伦理学方面，周纪兰的《应用伦理学概论》，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和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等著作，多具有创新补白的意义。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伦理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表现在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刻，基本理论日趋精进而富有时代气息，新学科相继得以建立，同国际伦理学界的沟通与交流日趋活跃，伦理学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改造社会和人心的实践功能得以突显，介入社会生活的力量不断加强。凡此种种都构成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壮丽篇章。
二、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是中国伦理学的创世纪，伦理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百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显现出诱人的发展前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伦理学原理、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诸学科。就宏观总体而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问题集中表现在（1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体系，（2）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类型，（3）关于社会所需的道德原则及其规范体系，（4 ）关于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与此相关的道德建设等方面。伦理学家们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发展和深化着伦理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
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科体系，事实上涉及对伦理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伦理学科的建构问题，属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部分。就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而言，解放以前刘师培注重从人的身心关系来探讨，张廷健在《现代伦理学》一书中总结出八种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人性善恶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道德与经济关系问题等。在谈到道德与经济关系问题时，张廷健指出此为最切于实际之问题。此外，张东荪、王斐荪、高巩白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谈到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但这种探讨基本上是个体性的，远不及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活跃和热烈。自罗国杰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后，伦理学界掀起了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热潮，产生了许多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善与恶的矛盾关系问题”，“现有与应有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等观点。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深化，开阔了人们的伦理视野，使伦理学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动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既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相关，也涉及到伦理学的建设及其系统化、科学化问题。20世纪中国伦理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执着和努力。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即试图从人的身心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来建立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谢蒙1914年编著的《伦理学精义》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将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定为善恶、义务和德性，并认为伦理学是一个由善恶论、义务论和德性论所组合起来的理论体系。张东荪的《道德哲学》和《现代伦理学》总结西方伦理学派别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汪少伦的《伦理学体系》一书认为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可分为道德起源、道德理论和道德规律三大块。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20世纪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且逻辑谨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该著认为伦理学是全面研究道德现象的，其学科体系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活动三部分构成。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其理论结构明确地区分为“理论篇”、“规范篇”和“实践篇”。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从对伦理学的类型分析起步，总结中外伦理思想，推出马克思主义规范伦理学，并将其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两大系列，最后归结为人生的不朽与至善。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发展变化，一些伦理学家大胆革新伦理学学科体系，紧密联系社会道德生活的实践和全球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编写新的伦理学教科书，章海山、郭广银、陈楚佳、骆祖望等人各自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代表了这种努力和追求。
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类型问题，一直是20世纪伦理学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道德的本质，涉及到对道德内在涵义的理解和对道德根本特征的把握，始终是伦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西道德论战即涉及对道德本质的讨论。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强调进化是道德的本质，因而力倡道德革命，主张反对和批判旧道德、推崇和向往新道德。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易专制为共和，旧道德随之意义破碎和势力失坠，已无以维持今日之新社会，中国道德应走西方道德之路，培植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新精神，以适应世界潮流。国粹派和调和派则强调道德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国粹派认为社会纷扰非害于道德过时，而害于道德失坠，是故只有发扬传统道德才能正人心之风俗。道德的本质在于它的不变性和稳定性。调和派认为，道德有体有用、有本有末，道德的本体和本质是不变的，但道德的末用或具体规范则可以与时俱变。30年代王斐荪编著的《伦理学导论》一书辟专章论述道德本质问题，并将其概括为相对论、绝对论、主观论、客观论等观点，认为道德相对论者认道德行为需受时空之限制，道德绝对论者认道德行为之善恶是非原为无条件的、绝对的，客观论者认道德之评价属于行为本身，而与批评者之主观无关，主观论者认人类判断之是非善恶全基于个人主观之心理体验。黄氏本人倾向于从实际生活的层面来谈论道德的本质，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使行为与实际生活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道德的本质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主体性说”、“约束性说”和“主体性与约束性统一说”等观点。持“主体性说”的人坚持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道德的主体性，道德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特殊表现形式，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准则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积极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积极创造的，而不是消极防范的。持“约束性说”的人坚持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约束性，道德一开始并自始至终是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矛盾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要求既注意个人的发展和个人利益的满足，更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道德的崇高性、道德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它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既是道德的客体，又是道德的主体，既有接受道德约束、维护社会集体利益的一面，又有促进自身发展和创造道德规范、推动道德前进的一面，因此道德的本质在于它是主体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与道德的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旧道德之争，激进派和西化派强调道德的时代性和变化性，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则强调道德的民族性和继承性。30—4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认为道德既有阶级性又有继承性，是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辩证统一，主张对道德遗产给予批判地继承。全国解放后，关于道德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50年代初围绕岳飞等民族英雄道德品质的讨论，一次是60年代初由吴晗《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文所引起的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理学恢复研究后出于对60年代讨论经验教训总结而展开的关于道德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比较而言，以最后一次讨论最为深入、全面，也最为公允、客观，理论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最大，总的表现是承认统治阶级道德或剥削阶级道德也能够予以批判继承。关于道德的类型问题的讨论，20世纪的伦理学家们也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所谓二元说、三元说和多元说等理论。二元说认为道德主要可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大类，三元说则将道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区分为自然道德、社会道德和自身道德三大类，多元说有的将其区分为宗教道德、自然道德、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四大类，有的则将其区分为己身道德、家族道德、社会道德、国家道德和宇宙道德等类型。
研究道德的本质、属性与类型，是伦理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理论伦理学的有机内容。但伦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是一门特殊的规范科学，规范伦理学一直是伦理学的主脉和核心。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同样也是如此。关注社会的道德原则始终是20世纪众多伦理学家的首要职责，他们为构建现实可行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付出了艰辛的求索和劳动。早在世纪之初，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就力倡为众人服务、天下为公的伦理观，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道德和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结合起来，造成一种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新道德。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出于对传统道德重整体轻个体的精神的不满，主张一种个人主义或实用主义的道德观，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争你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30年代张东荪在所编著的《道德哲学》一书中也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主张以我为出发点，通过扩充自我去实现和发展自我，并认为伸张自我在道德上的表现即为伸张的道德、创造的道德。尽管也有拘束的道德，但伸张的道德比拘束的道德要更有意义、更为重要或更为根本。全国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实际奉行或践履的道德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成为中国人民遵循的普遍道德规范，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强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建设，伦理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又展开了新的认识或探讨。就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研究而言，出现了一元说与多元说等理论，有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有人则认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只能调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不能调节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调节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关系需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热爱社会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也有人认为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三大领域（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调节需要的道德原则只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正三大原则。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除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外，有人还主张加上爱自然规律等。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96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了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以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对社会主义现阶段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的研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无疑是20世纪关于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研究的最新和最重要成果。
关于中国伦理向何处去以及道德建设问题，也是20世纪伦理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全国解放以前，此一问题的讨论主要表现为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的论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认为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伦理文化的出路即在于一心一意地西方化。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伦理文化，并宣称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就是“走孔家的路”，因此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家伦理学说是当代道德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伦理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发展前景，舍此别无其他。全国解放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伦理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两次全会讨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部署道德建设的任务。广大伦理学工作者也深入实际，研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掀起了探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的理论热潮。其中罗国杰主编的《道德建设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国平等编著的《道德建设工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环境、目标和任务，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宗旨、核心、基本原则和要求、途径和方法，并对道德建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颇具深度和新意的探讨。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但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回溯即可发现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博大宏阔。由此我们看到，中国伦理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经历许多曲折，但曲折之后的发展确实令人鼓舞。
三、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历史启示
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给人们以许多警醒和启迪。深入而科学地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不仅是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新世纪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新体系，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和中国伦理文化的全面复兴，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回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首先感受到毛泽东所说的“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一语的无比重要性，它既高瞻远瞩又幽深警策，情思无限，言简意赅。近代以来的中国已被拖入全球化或世界化的轨道，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时代。开放的时代需要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因为伦理学事关社会秩序的重建和人心的安顿，事关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风俗习惯的改善。也许一般地说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伦理学，但开放的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超过了以往。开放的时代，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家与国家，还有人与集体、国家乃至世界的联系日趋频繁和复杂，社会和人对道德调节的需要日趋增加，需要认识和解决的伦理问题也日趋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之时代解决诸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诸问题，也必须诉诸道德的手段或方式，伦理学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和社会干预功能。试图取消伦理学或否认道德作用的作法是同开放之时代的本质特征相违背的。社会需要伦理学。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需要催生和繁衍了伦理学。具有独立性质的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与开放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追随时代一道前进，经历时代或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曲折、悲壮和亢奋、雄浑，并参与了时代或中国社会历史的创造，体验着它的苦难，也分享着它的成功和辉煌。可以说，一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浸透着伦理学的因子，饱含着伦理学的内容。伦理学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重视伦理学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的道德建设，关涉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其次，伦理学领域中的古今中外之争涉及到伦理文化建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是开放之时代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也事关伦理学的发展及其命运。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承续了肇始于上一世纪的古今中外之争，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和水平。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伦理学始终以特有的注意力关注和探讨着新伦理建设过程中与传统伦理、与外国伦理的关系，并因此产生了许多思潮或学派，提出了许多理论和观点，尽管有些思潮和观点过分偏激或保守，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和加深了人们对其所主张的观点的了解，推动了人们正确思维和观点的形成。纵贯20世纪全过程的三大伦理思潮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对伦理建设上古今中外的关系处理及其对策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方案，发表了许多见解，其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论，它们一并构成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资源，既留给我们许多教训，也给我们许多启发。在三大伦理思潮中，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代表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大方向的，也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伦理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外之争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即主张继承祖国传统伦理精华，合理吸收国外伦理文明的积极因素。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伦理资源的发掘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负面因素的深刻认识，对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对传统伦理道德消极因素的揭露和对西方伦理文明合理因素的肯定，都在总体上予以批判的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际是在儒家伦理文化无力于救亡图存、锻造出光复和振兴中国的国魂和民魂，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暴露出种种弊端、粉碎着中国人学西方的美梦的情势下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相结合，代表了建设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或复古派也不同于激进主义或西化派的同时又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伦理文明的合理因素的新伦理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壮大，说明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只能给予批判地总结和科学地继承，而决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或一概否定。因为只有对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给予批判地总结和科学地继承，才能真正创造出一种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有历史感又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新伦理。这是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再次，伦理学发展的动力或生命之源在于贴近生活，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在现实的应用伦理和社会道德建设中建功立业。回溯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经验教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时候伦理学面向现实，关心并积极参与社会的道德建设，它就能够得到发展，走向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的大发展，既与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也与广大伦理学工作者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关心现实的道德问题，积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密切相关。90年代中国伦理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既适应了社会道德发展的需要，促进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发展，又使伦理学更加贴近生活实际，获得了自身发展的良好优势或动源，发挥了伦理学之为实践理性的作用和力量。社会道德生活实践需要伦理学，伦理学也需要社会道德生活的实践。当今社会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大批应用伦理学科的兴起，既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所必需，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和促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新的世纪是20世纪的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促成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在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也许可以说继往是开来的先决条件。只有对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科学的总结，才能找到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建设的突破口，才能更好地扬长避短，再造中国伦理文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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