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中古论文,中外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5-0120-09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外交通的因素含蕴其中。中国古代对外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途，两种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东、西方通商贸易的关系固不俟言，同时也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至为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中古时期，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客观上促进了中外交通的发展，他们留下的各种行记更是弥足珍贵的中外交通史料，其历史意义远远超乎佛教信仰。本文试就佛教与中古时期的中外交通略作回顾和考察，以期对佛教在中国的深度影响以及中西交通史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裨益。
一、佛教对中古中外陆路交通的促进
西汉中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往的陆路通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传入中国创造了必要条件。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佛教正是循着“丝绸之路”这条人类“文化运河”逐渐传入了中国内地。从此，佛教就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僧侣，对于中外陆路交通的拓展和繁荣具有推波助澜之益。
佛教传入之初，东汉末年即有外国僧人来华译经。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和魏晋时期的经序等资料，东汉末年在洛阳译经传教的外国人有安息人安世商和安玄、月氏人支娄迦谶和支曜、康居人康巨和康孟详、天竺人竺佛朔等。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之中西陆路交通的新发展，外国僧人译经传教者无惮夷险，远涉艰关，沿着“丝绸之路”纷至沓来。曹魏齐王嘉平四年(252)，康居沙门僧铠从康居经丝路来到魏都洛阳。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安息高僧昙谛从安息辗转东来洛阳。甘露三年(258)，龟兹沙门帛延从龟兹经河西来到洛阳。三国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高僧还有天竺人昙柯迦罗和竺律炎、月支人支谦和支疆梁接、康居人康僧会。两晋时期，月支人支法度、昙摩难提、支道根、支施仑，龟兹人帛尸梨蜜、帛法炬、佛图澄、鸠摩罗什，安息人安法钦，罽宾国人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僧伽罗叉、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耶舍，天竺人佛驮跋陀罗等，域外高僧无惮夷险，远涉艰关，沿着丝绸之路接踵而至中国内地。南北朝时期，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般若流支、佛陀扇多等人杖锡流沙，于北魏时来到中国。北齐和北周，又有北天竺僧人那连提耶舍和阇那崛多亦依西北陆路来到中国内地。
迨至隋唐，佛法经像盛于中国，异域沙门咸来辐凑，负锡持经，适兹乐土。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唐代外来高僧多达五六十人，主要源自西域诸国和天竺五国，从东南海路而来者居多，不过，从西北陆路而来者亦复不少。如西天竺沙门释伽梵达磨“远逾沙碛，来抵中华”。[1]中天竺沙门波颇“远度葱河，来归震旦”。[2]中天竺沙门善无畏经迦湿弥罗国，至突厥，登雪山，再至西州，终到长安。此外，康国人僧伽跋摩、何国人僧伽、吐火罗国人弥陀山和佛陀达摩、高昌人玄觉、于阗人实叉难陀等，也都是从陆路而来。
中古时期，与外国僧人东来传教相伴而兴的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当时，外国僧人来华译经传法，中国僧人则为了搜寻经典，欲睹圣迹，远诣异国，掀起了西行求法运动。曹魏时代的朱士行是中土沙门西行求法的第一人。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发迹雍州，西渡流沙”，[3]到达西域于阗。朱士行之后，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年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慧辩、慧睿、支法领、法净、昙猛等人都曾西行求法。东晋末年，凉州人释宝云忘身循道，誓欲躬睹灵迹，广寻群经。他与智严等人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逾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4]智严在罽宾遇见禅师佛驮跋陀罗，乃竭诚邀请，佛驮跋陀罗遂共京行，他们“逾涉雪山，寒苦崄绝，饮冰茹木，频于危殆。绵历数载，方达关中”。[5]
东晋南朝之际的西行求法者，以法显最为著名。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法显与慧景、道隆、道整等人一起，从长安出发，翻越陇山至乾归国(都城在今甘肃榆中)，过耨檀国(即南凉都城，今青海乐都)，度养楼山(祁连山支脉大坂山)到张掖，再到敦煌，继续西进，至鄯善国(今新疆若羌)；西北行到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又西南行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到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南行入葱岭山，到於麾国(今新疆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再到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西行翻度葱岭，游历了乌苌国、犍陀卫国、竺刹罗国、弗楼沙国、那竭国、毗荼国、僧伽施国、拘萨罗国、毗舍离国、多摩梨帝国、师子国、耶婆提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6]法显西行路线，颇有特点。他从敦煌出发后，先走“丝路”中段南道，然后北上奔赴中道，至焉耆；从焉耆并未沿中道西去，而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于阗，然后再西北行翻越葱岭。
法显之后，后秦弘始六年(404)，释智猛招结同志沙门15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至凉州城(今甘肃武威)，既而出阳关，西入流沙，经鄯善、龟兹、于阗诸国后，登葱岭，至波仑国，翻越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奇沙国，西南行到迦维罗卫国，最后到达阿育王旧都。[7]是时，又有释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乃于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25人，从幽州黄龙(今辽宁朝阳)出发西行，初至河南国(西秦)，仍出海西郡(即西平郡，今青海西宁一带)，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龟兹、疏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到达罽宾国，又西行至辛头那提河，缘河西入月氏国，经中天竺，到达南天竺。[8]昙无竭翻越葱岭后行经的路线与法显相似。刘宋中叶以及齐梁，西行者较少。北朝西行求法者以北魏末年的宋云、惠生最为著名。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等人从洛阳出发到长安，经陇西由河州(今甘肃临夏)渡过黄河，西行至赤岭(日月山)，渡流沙，至吐谷浑国，又西行至鄯善城(今新疆若羌)，继续西行到于阗国，西北行至朱驹波国(今新疆叶城)，到汉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沿昆仑山北麓越帕米尔、兴都库什山，游历了钵和国、厌哒国、钵卢勒国、乌场国等地，往返历时5年。[9]
两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当时，中国政治南北对峙，东晋南朝途经吐谷浑与西域和漠北柔然的交通往来，形成了从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之间的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东西通道。因南朝封吐谷浑为河南王，又因其地在今青海省黄河及其支流湟水以南，这条通道被称为“河南道”、“羌中道”，也称“吐谷浑道”或“青海道”。河南道以西宁和张掖为枢纽，承东启西，通南达北，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东晋法显西行求法由长安度陇，经兰州到西宁，就是经过河南道，北上越过养楼山(达坂山)到达张掖，然后继续西行。上述昙无竭、宋云等人西行求法，也曾经过河南道。宋元嘉末年，释慧览从酒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返回时从罽宾归国，先至于阗，经由河南道入吐谷浑，而后南向入蜀。[10]元徽三年(475)，释法献“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11]既到于阗，欲度葱岭，由于栈道断绝，遂从于阗而返。两晋南北朝时期，经行河南道的高僧还有单道开、释法绪、释昙弘、释道汪、释慧睿、释智猛、释僧隐、释玄畅、释明达等。[12]据汶江先生统计，经行河南道的西行求法僧约占两晋南北朝西行求法僧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13]
有唐一代，中国僧人掀起西行求法运动的新高潮，西行人数之多，游历地区之广，空前绝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师。贞观三年(628)，玄奘从长安出发，经陇山古道，历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后，渡莫贺延碛，到伊吾，至高昌，从高昌继续西行，至“阿耆尼国……西南行……至屈支国……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14]玄奘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经过赭时(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国(即撒马尔罕)、羯霜那国(即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东南方向渡阿姆河，经吐火罗斯坦至印度。玄奘所经阿耆尼国即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即龟兹(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所过凌山即拔达岭(今别迭里山口)，大清池即热海(今伊塞克湖)，素叶水城即碎叶城(今托克马克)。玄奘是先沿着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西行，然后在西域境内依丝路中段中道，最后循着丝路西段北道前行。贞观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国，他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经弗栗恃萨傥那国(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进入吐火罗国故地，再穿过瓦罕走廊达摩悉铁帝国(瓦罕之南)、东行至波谜罗川(即瓦罕河谷)越过葱岭，至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但未从丝路中段西域南道东行，而是经乌铩国(今新疆莎车)，绕道佉沙国(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到达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经尼壤(今新疆民丰)、折摩驮那国(今新疆且末)、纳缚波故国(今新疆若羌)，到达罗布泊地区，再到敦煌，沿丝路东段南道，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唐长安。[15]
中古时期，身披袈裟、口诵佛经的佛教僧人们，为法忘身，背井离乡，万里迢迢，穿行在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中西陆路交通大道上。“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16]“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7]法显入印度后，“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18]他经过鸡足山，“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师子、虎、狼，不可妄行。”[19]昙无竭“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20]宋云登葱岭山，“山路剞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21]玄奘西行求法东归，在尼壤城(今新疆民丰)以东经过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22]戈壁、沙漠、雪山、大河，艰危万重。汉唐佛教僧侣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往来于充满艰险的中西陆路交通大道上。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足印，成为后人前进的路标。佛教徒“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23]他们轻生重道，履险若夷，“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途，热海波涛之路”。[24]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僧人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中古中西陆路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佛教对中古中外海路交通的推动
佛教不仅对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有相当助力，而且对海路交通的发展也增益不少。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很早就掌握了造船技术，不仅开辟了我国沿海的海上交通，而且开辟了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至迟在两汉时期还开辟了对印度洋的远海交通。汉唐时期，中外僧人为了求法巡礼，泛舶海中，远渡重洋，从而推动了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发展。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在中土迅速发展后，又很快传入了东邻朝鲜半岛诸国。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皇帝苻坚派遣顺道和尚给高句丽送去了佛像和佛经。从此，佛教始传高句丽。374年，前秦又派遣僧人阿道前往高句丽弘扬佛教。与此同时，高句丽僧人义渊、惠灌、智晃、定法师等人又来中国求法。384年七月，百济枕流王遣使入晋朝贡。这年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百济，枕流王迎之宫内礼敬。佛教传入百济，始于这年。此后，百济又多次向中国求佛经。由今朝鲜汉江口、南阳湾渡海至山东半岛是古代百济与中国的交通路线。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间接促进了中国与百济和高句丽的海上交通往来。
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比高句丽晚大约50多年。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28年，佛教传入了新罗。此后，南朝梁、陈多次派遣使者及僧人赴新罗赠送佛经。549年，梁朝遣使与新罗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565年，陈朝遣使刘思与僧明观入新罗，送释氏经论1700多卷。与此同时，新罗僧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游方参学，求法巡礼。古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往来既有陆路，也有海路。陆路由营州(今辽宁朝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东北海行至新罗王城(今韩国庆州)。[25]由于陆路遥远难行，古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往来主要走海路。著名的入唐新罗僧人义湘往返就都是海路，他“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26]几年后从文登县又乘船渡海东归。据统计，590-907年三百余年间，入华新罗僧侣多达185人。[27]隋唐时期，大批佛教僧侣频繁往来于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大海上，这无疑是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重要内容。
佛教传入新罗不久，接着又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初期(794-894年)，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十分兴盛。唐与日本之间有多条海上航线，北路自难波(今日本大阪)，经筑紫(今九州北部)、壹岐岛、对马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再沿辽东半岛东岸西南下，最后横渡渤海湾，在唐朝登州登陆。南岛路自难波，经筑紫、夜久(今屋久岛)、吐火罗(今宝诸岛)、奄美(今大岛)，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南路自难波，经筑紫、值嘉岛(今日本五岛)，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登陆。[28]唐朝高僧鉴真泛海东渡一共六次，第六次东渡日本的路线大致依循南岛路，他从扬州出发，越过东海，先至阿儿奈波岛(今日本冲绳岛)，经多祢岛(今种子岛)、益救岛(今屋久岛)、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西南方村大字秋目浦)到筑志(今九州北部)，再经难波、河内国(今大阪府)，最终到达当时日本首都奈良。[29]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所走是海道南岛路，回国时则循北路。隋唐时期，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之风极盛，入唐学问僧、请益僧为数众多。中日佛教僧人的海上往来，必然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佛教对中国古代海路交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之大莫过于对南海之路的推波助澜。古代中国的南海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海港徐闻(今广东雷州市岛南端)、合浦(今广西合浦)等地出发，经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到达印度在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和已程不国(今锡兰岛)。[30]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海交通在两汉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于是，不少中外僧人乘船到达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来往于中印之间。天竺人耆域是最早从海路来到中国的外国僧人，他“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31]于晋惠帝末年到达洛阳。东晋法显从西北陆路西行到印度，归国时则取道海路返回。法显乘商人大船到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东行至广州，因“遇黑风暴雨”，西北行至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崂山)后上岸。罽宾国人昙摩耶舍逾历名邦，履践郡国，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到达广州。[32]南北朝时期，往来南海海路的中外僧人还有智严、昙无竭、道普、佛驮跋陀罗、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僧伽婆罗、拘那罗陀(真谛)、须菩提等人。昙无竭西行求法，去时遵陆路，“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33]而回国。罽宾国人佛驮什于宋景平元年(423)届于扬州。[34]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随舶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35]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拘那罗陀历游诸国，他携带经论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先到南海，于梁太清二年(548)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36]除了广州和扬州，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可知，番禺、梁安郡(今福建泉州)、晋安郡(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胶州一带(山东半岛)也是当时中外僧人乘舶海上往来的重要港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外海路交通虽已有较大发展，不过，陆路仍占据当时中外交通往来的主导地位。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加之大食势力侵入中亚，中西陆路交通拥塞受阻，中外交通重心遂即转移到了东南海路。从广州等沿海口岸经南海西行的唐代对外海上交通线日益繁荣，外国高僧大多经南海诸国至广州或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然后到中国内地弘法。中印度人释极量和莲华、南印度人金刚智、北天竺人不空和智慧等都是从南海海路来到中国。南印度人金刚智曾游师子国，登楞伽山，泛海东行，游历佛逝、裸人等二十馀国，“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37]北天竺迦毕试国沙门释般剌若“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遍历南海诸国”，[38]于唐德宗建中初年至广州，贞元二年(786)到达京师长安。
在唐代，外国高僧海上泛舟而来传教，源源不断；中国高僧海上西行求法，如火如荼。开元二十九年(741)，释含光等人乘昆仑舶离开广州前往诃陵国，“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39]两次遭遇黑风暴，几乎丧生，终于到达师子国，后来游历五天竺，天宝六载(747)，返回京师长安。又有释慧日在唐中宗时受具足戒，后遇义净三藏，遂萌发赴印求法之心，“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计行七十馀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40]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唐代西行求法僧共60多人。这60多人中，并州常慜及弟子，益州明远、义朗、智岸、义玄、会宁，交州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爱州智行、大乘灯，高昌彼岸、智岸，洛阳昙润、义辉、智弘，荆州道琳、昙光、慧命、无行、法振、乘悟，润州玄逵，襄阳灵运，澧州僧哲、大津，梁州乘如、贞固、道宏、法朗等人。几近三分之二的高僧循南海海路前往印度求法。其中，义净是中国佛教史上海路西行求法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僧人，他往返俱循南海海路。
中古时期，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落后，对海潮、气象又不能预报，风暴、海浪、海礁、海盗的威胁，海上航行，九死一生，十分艰险。“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涛天。”[41]可是，中外佛教僧人无所畏惧，鼓舶海上，长渡沧溟，洵属难能可贵。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求那跋陀罗在海上断绝淡水五日，不空在海上遭遇黑风(大风暴)兼旬。常慜由江表随舶南征至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又乘船去印度，“解缆未远，忽起沧波”，[42]不经半日，他和弟子俱与船亡。释道普与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43]僧人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润、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皆于海路途中染病而亡。中古时期，佛教僧人虽然不是海洋航行的主体，但是他们泛舶海中，频繁出没在海洋风波里，有的遇疾而卒，有的舶沉身没，有的屡遭风暴，下落不明，莫知存亡，他们经历了海航的生死考验，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佛教僧人为中国古代对外海路交通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佛教僧人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航海经验。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义净离开广州南行，“于时广莫初飚，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44]这里所说的广莫指北风，朱方指西南方，百丈是指船舶上的纤缆，离箕谓其时风起，创节谓创逢节气(指冬至)，玄朔指北方，五两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五两(或八两)鸡毛悬于船舶桅杆之上。南海和印度洋上，每年季风交替，冬季为东北风，夏季为西南风。古代航海全凭自然风力，从广州南航，均以冬季腊月出发；从南海北上，则均在五六月间。[45]可见，义净是利用信风之便，连纤缆都放置一边。当时的无行禅师“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46]也是利用了信风。佛教僧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海洋知识，有助于人们对中外海路交通的积极探索。
三、佛教典籍记载为研究中古中外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对陆路和海路交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还表现在中古佛教典籍里保存了弥足珍贵的中外交通史资料。
中印两国之间的相互往来是中古中外交通的重要内容，而关于中印交通路线最全面、最详细的记载见于佛教著作《释迦方志》。唐高僧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曰：“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道宣所说“三道”，文繁不能俱引，概括起来说，东道自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出，经今青海、西藏西南行，至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中道从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行，循“丝绸之路”西域南道，入印度；北道自伊州(今新疆哈密)经今天山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的通道西行，越过凌山(别迭里山口)，经中亚，入印度。这三道中，北道即通常所说的“丝路”中段北道，中道则是“丝路”中段南道，东道即是“吐蕃—泥婆罗道”。其中，北道和中道也见于唐代及唐代以前的有关史籍，但以道宣《释迦方志》对其经由和里程记述得最为翔实。尤为可贵的是，关于唐代中印交通的“吐蕃—泥婆罗道”，汉文史籍的记载首推《释迦方志》。两《唐书·地理志》以及唐代其他史籍都未记载这条中印交通线。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虽然说玄照等人西行求法经过此道，但未交待此道的具体走向。《释迦方志》记载，唐代吐蕃—泥婆罗道“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餘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释迦方志》关于吐蕃—泥婆罗道具体走向的记载，为近年来在西藏西南边境吉隆县考古发现的唐代摩崖石碑《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证实。[47]这是一条由西藏经泥婆罗(尼泊尔)至印度的通道，大体走向是：经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至日月山、青海湖附近，转而西南行，经都兰、格尔木，越唐古拉山口，进入今西藏，经安多、那曲，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进入尼泊尔，进而抵达北印度。此路是唐代中印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对研究中外交通史很有价值。
佛教典籍中保存有丰富的中外交通史料。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四中的一条注就记载了唐代西行求法高僧从印度归国的返程路线：“(耽摩立底)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正当二月。若向师子洲，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此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而达，停止夏半，泛舶北行，可一月余，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若有福力扶持，所在则乐如行市。如其宿因业薄，到处实危若倾巢。”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详细记述了唐代西行求法僧人前往印度的路线，而对他们归来时的路线语焉不详，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中的这条注因而十分珍贵。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说：“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义净在此没有说明牂柯道的具体走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音义云：“……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喜(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夷)，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随)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氐)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吐)蕃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人(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义净把此路称做“牂柯道”，并不准确。因为唐代牂柯约当今贵州中南部，不过，牂柯道起点在僰道(今四川宜宾)，由此往东南也可到云南，由云南入天竺。慧琳在对“牂柯”的注解中，又说从越嶲、姚州、永昌往西，再经吐蕃南界，而入天竺。这一路途大体上与贾耽所记边州入四夷路程的由云南入天竺之“西道”相吻合，只是慧琳所记道程颇为舛误含混。[48]尽管如此，由于唐代史籍关于中国西南通印度道路的记载，除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边州入四夷道第六“安南通天竺道”外，就是慧琳的这条记载了，加之慧琳所引用的《南方记》等书早已不存，因此，慧琳的这条记载对研究唐代对外交通史来说十分重要。
最为集中反映中古中外交通的佛教典籍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各种行记。中古时期，西行求法高僧很多，他们归来后多有行记问世。西行求法僧沙门支僧载《外国事》、宝云《游履外国传》、道普《游履异域传》、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法盛《历国传》、竺法维《佛国记》、竺枝《扶南记》、无行《中天附书》等，都直接反映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的实际状况。惜乎这些行记佚失十分严重，支僧载《外国事》仅有只言片语为《水经注》、《太平御览》所引，智猛《游行外国传》现存者仅有见于《初学记》和《出三藏记集》所引的寥寥几条，其他行记则亡佚无存。以上诸书倘若存世，当可补正中外史地的许多问题，无疑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
关于中古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史《外国传》和《地理志》的记载一般比较简略，而且往往是综合他书抄掇而成，自然不如佛教僧人行记耳闻目见的详细、可靠。中古佛教僧人行记佚失了很多，留传下来的却也不少，直接反映了中古中国的对外交通状况。《法显传》的作者东晋高僧法显以亲身经历，亲笔自写，记述了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特别重要的是，《法显传》对东晋时期航海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沿途水文气象等都有记载，是研究四、五世纪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珍贵资料，使其成为中国第一部详细的航海行记，在中国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魏宋云西行求法归来后撰写有关于他西行的《宋云家纪》，与他同行的惠生也撰有《行纪》，可惜均已散佚。所幸与宋云同时代的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中记述了宋云等人西行的情况，后世学者习惯上把《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宋云西行的这段文字称为《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西行亲身经历的110个以及传闻听说的28个城邦、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其中对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镇都邑、道路关隘的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时比定地名的指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按玄奘经行的路线记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陆路交通路线的脉络。《法显传》、《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时间上连续性的记载，对于后世比较完整地研究中古中国对外交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法显、玄奘并称中国佛教史上最有成就的三位求法僧的唐代高僧义净，经历南海，巡礼印度，前后长达25年。义净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他本人及其他求法僧经南海诸国到印度的路程及所经历的国家，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南海海上交通路线。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从广州(或交州)出发，乘船舶约20天，到今苏门答腊港(即巴邻旁)的佛逝国，再往西至末罗瑜国，到马来半岛的羯荼国，北行十余日到裸人国，再西北行半月许即到当时南印度的耽摩立底国，返程大体相同。《新唐书·地理志》中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是唐代南海海路交通的重要路线。从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记载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的路线并非一道，或从广州登舶，或从交趾登舶，或从占波登舶，或经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或经裸人国抵达东印度耽摩立底，或从羯荼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度。[49]
义净之后，僧人慧超大约于开元十一年(722)从海路赴印度求法巡礼，先至东天竺诸国，后来游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诸国。慧超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是研究8世纪上半叶中外陆路交通的重要资料。继《往五天竺国传》之后，又有《悟空入竺记》，记载了悟空在天竺的游历，为我们了解安史之乱后河西路断的情况下唐朝和西域之交通往来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初唐中西陆路交通的情况，《往五天竺国传》记述了盛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情况。以上两书仅限陆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对于陆路和海路都有记述，其中尤以海道情况最为重要。历史上，西行求法高僧每有行记问世，将不同时期的高僧行记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外交通的发展轨迹。
古代史籍对中外交通的记载非常稀少，佛教僧众西行求法行记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中古时期，求法僧西行选择的路线反映了当时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他们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古对外交通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大大充实了有关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记载参照比勘。高僧行记是研究中古中外交通的珍贵文献，久为中外学者重视，因而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多国文字。今天，我们对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仍实多赖此类行记，佛教西行求法僧功不可没。由此可见，佛教与中外交通的关系不同寻常。
中古时期，佛教的盛行，使得中外交通海陆两途不仅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通商之路，而且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佛传之路。中外僧人或陆路，或海路，往来频繁，持续数百年，主观上出于宗教的热忱，客观上丰富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内容。求法僧人们海陆两途并举，但并非因循旧路，墨守成规，而是乘危履崄，积极探索。法显西行求法去时依陆路，归来时走的是海路。慧超遵海路前往，归来却是循西域陆道。圆仁入唐走南岛路，归国时走北路。即使经行同一路线，也并非如出一辙。法显和玄奘西行虽然皆循西北陆路，但是并不相同，法显等人离开敦煌后，取道鄯善，循昆仑山北西行，玄奘则取道高昌循天山南麓西行。唐代著名求法僧义净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50]斯言诚非虚语。中古时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51]着其先鞭，导夫先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古中外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线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其功绩，除了商人，无出缁流沙门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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