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有企业60年绩效的实证与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新中国论文,国有企业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经典公有制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的公有制不但是在“四有”即有商品、有货币、有国家、有阶级的情况下存在的，而且是在有强势资本主义体系逼迫、封杀的情况下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公有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必须采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属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形式”的国有制，也就是表现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所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改革以来一直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人否定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否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具体否定方法就是否认国企绩效，论证国企“低效”、“无效”；进而提出“化公为私高效论”、“国资流失无害论”等。
新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究竟如何？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实证检验来揭示，而不能随便下判断、作结论。科学的实证检验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检验标准，然后才能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检验。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说，这个标准只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邓小平提出过“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毫无疑问，它也是一个指导和判断我们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的根本标准。把这些检验标准贯彻到国企绩效检验的标准中，也就是以科学绩效观为出发点，要求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能仅看一时的经济效益，还要看长期的效益，特别是企业的发展后劲；第二，不能仅看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包括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第三，不能仅讲某一时段的效益，还要看大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效益；第四，不能仅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生态效益。①所以，本文的绩效是指：诸种效率的综合，经济效率与社会效果、生态效益等的综合，以及效率与公平的综合等；从与我国理论经济学界目前惯用的效率“接轨”的角度考虑，可以称之为广义效率②，其核心依然是经济效率，其根本则是社会整体综合效率。
由于本文绩效内容中所包含的社会效果、生态效益和公平等难以量化(特别是基数意义上的)，所以本文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可以定量衡量国企绩效的评价公式，只像现代企业理论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那样，对绩效分解出一些主要评价指标来。本文认为国企绩效评价指标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称之为纯微观经济的指标，包括以各类利润率为核心的财务指标，经营管理情况，企业活力和竞争能力等；二是主要体现社会整体综合效率的指标，主要从社会贡献率和社会成本负担情况的角度考虑问题，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对社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作用等。
二、中国改革前30年的国有企业绩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加入了少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行列。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30年的经济成就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其中国有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对于中国实现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起着关键作用。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1.国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④
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民族资本之所以不能发展，主要就在于受到了外国列强直接或通过官僚资本的压制。官僚资本的最大“功绩”，就是阻抑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的工业化，只能采取国家资本的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受到外国资本财团严密封锁，而且国内那些被官僚资本压迫得破败不堪的弱小私有资本，也没有能力承担中国工业化这一重任。
据此，可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必然形式。作为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国家资本的缺陷是明显的，但也正是这有缺陷的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导和主干。
2.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比起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落后了将近200年。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人，非常明确实现工业化的意义，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但工业化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并非夺取了政权就可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严密的封锁和威胁之下，通过国家来筹集资本，并由国家投资办企业，是集中分散、弱小的财力以加速实现工业化的首要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行进口替代；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备战和生产力为目标，加快内地工业建设；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金投入和组织劳动力；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这样的发展战略，只能由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为主干与主导才能实施。通过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没收再加原来解放区兴建的公营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资本在金融、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就占主导地位。1949年，工业领域的国有(营)企业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纱锭占43％。综合起来算，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约占50％。至于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则占绝对优势。⑤
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还不足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动员和集聚全中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迅速建立起能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企业体系。结果，从1949-1957年，以财政投资建立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在技术上则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援。“一五”计划主要是重工业项目，由此构成了新中国的初级工业体系。
“一五”期间，是中国国企加速发展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使钢材自给率达到86％。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12个主要工业部门的产业成本降低29％。⑥一个初级的工业系统基本建成。如果说在“一五”期间国企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那么“一五”以后，由于企业已进入再生产，因此其扩建和技术改造等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自身的积累，而且国家还以所有者的身份，计划使用各企业的利税以再建新企业。当然，国家财政对国企的投资依然保持，但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资金来源。
1958-1960年的“大跃进”，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的实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被后人视为荒唐事而反复强调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扩大了计划指标，但由于其技术性较强并有系统管理，因此，还是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00个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机、精密仪器、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第二，工业中国企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4.6亿元增至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四，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第五，国企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这些都表明，“大跃进”虽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的国企，依然有重大发展，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渡过困难时期，并作为主干企业继续主导工业化进程。
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国企得以进一步发展，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响。在这10余年的时间内，国企的政治性得到进一步表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在坚持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发展国家资本和国企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虽然有政治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国企，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困难中还有较大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苏联从60年代初即撤去了其援华专家，并停止了援华项目和技术。因此，此期间中国国企的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是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的。这里，仅举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说明这个问题：1976年与1966年相比，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发电量2031亿千瓦小时，增长146％；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如以1952年为100，则1976年为1274.9。
3.国有企业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差距
一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2.3％，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1900年水平的70％。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尽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减缓了经济发展，到1980年，钢产量已达3700万吨，已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产量。同年，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增加到5.0％，接近西德的水平。⑦
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是：原煤第3位，原油第6位，钢第5位，发电量第6位，化肥第3位，硫酸第3位，烧碱第5位，水泥第4位。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骄人的业绩。1949年，我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只有120亿元，1979年达到4892亿元。30年的积累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的近40倍。⑧在这期间，中国建立了一批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整个工业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一个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用30年时间走完早期工业化国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
工业化率(见表1)、重工业增长、工业化结构水平的国际比较等重要指标，都能对此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进程提供证明。
所以，20世纪50-70年代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而且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差距，实现了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而且为改革后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三、改革30年来国有企业的绩效
中国改革的历程和成就，有目共睹。所以，这里只对国有企业的微观、宏观两个层次的经济绩效作最简略的概括。
1.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表现
30年改革，国企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在国内市场上，国企在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中显示出很强的实力，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行业排头兵。在国际市场上，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重要力量。国企的企业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企大部分实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
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国企总体的一些微观经济绩效指标可概括如下图1-3⑨：
数据来源：依据各年《中国财政年鉴》。
图1 全部国有企业绩效指标：1997-2005
横向比较来看，2002年，中国500强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是世界500强企业的6.46％，而利润是12.06％；人均资产是世界500强的1.57％，而人均利润是29.62％。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利润绝对值也会超过世界500强。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1997年(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年)，世界500强企业总资产为341878亿元，利润总额为4520亿元，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1.32％。2000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84014.94亿元，实现利润2408.33亿元，利润总额是总资产的2.87％。2002年，我国国有企业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3.3％，换算为净资产收益率为9.4％，而美国长期企业利润率不过8％。
2.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表现
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总量不断扩大；国企数量明显下降，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改革期间的个别时期，国企的资本利润率有时似乎不能令人满意，但增加值率的情况并不相同。如，国企亏损严重的1994年，辽宁省不同经济成分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的增加值，冗员很多的国企人均增加值是18991元，私营企业是16014元。中央企业亏损面比外资企业亏损面大，但是富余人员很多的中央企业人均增加值是33346元，而外资企业是29064元。可见，亏损不等于效率低。国企利润少，只不过是因为国企工资比重大，利息支出多，偷税也少，不少企业的亏损属于行业性亏损。而对社会的综合贡献是增加值，不是利润。
国企在我国改革时期的工业化、现代化中，继续突出和发挥了主干地位和主导作用。工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升级的过程。从18世纪末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工业化就是各国争取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向高端发展的竞赛与竞争。其中，决定国力水平的战略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是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也主要是在战略行业投资和发展，基本上建立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战略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各种形式的改革，国家资本更为明确地集中于这些战略行业，从而使其主干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
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战略行业整体仍处于较落后水平，所以仍需要继续改革和发展，但部分行业已经处于世界前列甚至领先的水平，具备了相当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生产能力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航空航天业为例，其整体发展水平已仅次于美、俄，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预警机上天、80年代初有“运10”大飞机的研制和试飞成功。也就是说，短短60年，在国家资本和国企的基础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基本主干框架。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假如说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国有经济和国企就不但是提供动力的引擎，而且是维系动态平衡的支点和“自动稳定器”。苏东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放弃了国有经济，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基本优势。国家资本的局限和国企的缺陷不是“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根据。相反，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恰恰可以证明国企的优势和生命力，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继续改革和发展国企。
四、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有企业社会整体综合效率的全面评估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企，对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不能否认当前我国国企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而抹杀国企的功绩，对于60年来国企的辉煌绩效我们要充分肯定，前文两个部分主要是从经济效率(绩效评价的核心)的角度进行了实证，下面则从社会整体综合效率(绩效评价的根本)的角度进行简略概括：
1.主导了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如前所述，这里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略作补充。新中国国企工程技术人员比重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装备水平在整体上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部分行业达到世界前列甚至领先的水平。如，2004年，中央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额达768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的1.5％，其中工业企业占2％；获得各类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357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83项，获得其他国家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44项；申请专利总数为657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853)，授权专利3886项(其中发明专利1265项)，授权专利和授权发明专利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⑩目前有40％以上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占技术来源比重超过50％，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引进技术比重在20％以下。同其他成分相比，国企登记国家专利最多(约占国内企业的80％)，一般都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较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70％左右出产于它们之手。国企是自主创新的骨干力量。
2.凸显了“三个有利于”
国企拥有先进生产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始终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像军工、航天航空、通信等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主要是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一系列巨大的重点工程，也都是国有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国企在前30年为我国奠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在后30年中支付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本，对于我国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擎天柱的作用。
从对增强综合国力的贡献来看，国企既是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载体，又是人民一致的根本利益的体现，它消除了人们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最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统一。它作为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又必然成为实现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先锋力量。国企不但是国家财力(税收)的主要源泉，而且是战略性物资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有关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是国企供给的。
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本文关于国企对就业、税收、稳定、公平等方面的贡献的实证，都可以说明。这里略举例如下：2003年，国企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高于私营企业职工45％—50％；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企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11)
3.引领了科学发展
国企作为公有制的存在形式，是以以人为本为宗旨的，突出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据河北省调查，82％的国企能够保证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而51％的私营企业却不能保证，每天工作9—12小时，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76％的职工假日加班无加班工资，而且经常拖欠。(12)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设法压低职工的工资和降低劳保、安全条件，主要雇佣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还经常拖欠工资，有的企业连起码的安全、劳保设施都没有(矿难2/3以上发生在私矿)，2004年私营企业的职工保险综合指数不到50％；有的剩余价值率达到200％；被私营企业收购的国企转制后，大量职工生活无着落。人们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主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以上，高者达几千倍。从本质上看，目前国企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它舍得投资提高职工素质，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相对公平的。
国企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主力、支点和杠杆。
国企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全国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力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不多的工业集中于沿海几个城市，面积占56％的西部地区产值不到全国的1/10。“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1/3摆在西部。20世纪60—70年代，国家集中财力支持“三线”建设，投资上千亿元新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成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支柱。现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的42％，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约占60％。(13)
国企从根本上克服了私有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具有巨大的社会正外部性，奠定了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经济基础。因为国企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牺牲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它能够在适应市场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微观层次上有机耦合。所以，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以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企长期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5年与2002年相比税金增加了2237亿元，年递增16％，占当年税收的近56％(不包括金融业)。(14)过期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倍-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每年在1000亿元左右(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5)
国企遵纪守法，规模经济、集约程度、技术水平高，在各类成分的企业中最好地做到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与生产效率、经济效率的统一。像宝钢降低物耗能耗的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华能集团创造了超临界发电技术，大大降低能耗和污染；煤炭回采率，国企煤矿要比私营企业煤矿高出1-2倍。目前一些私营企业肆意损害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煤矿、铁矿、金矿、钼矿、钨矿等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其价值约占每年GDP的3％以上(即5000亿元上下)。可见，国企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国有企业“低效论”、“无效论”简析
目前大量的实证文献对国企效率持“低下论”甚至“无效论”观点。如，《经济研究》1990年以来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企)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进行比较的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16)
但是，国企效率“低下论”、“无效论”在论证上是存在问题的，从而其结论是错误的。
1.国有企业“低效论”、“无效论”在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1)研究样本不是国企的有效代表。出于研究目的，要比较公有和非公企业，以及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效率，就需要寻找可以进行对比的样本组。如果某个产业没有所需要的不同所有制的足够样本，这类产业将被排除。然而这些被排除的产业尤其是国企占据垄断地位的行业，往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大量的文章就是这样首先把国企的主要部分排除在研究分析的样本之外，然后将焦点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非常激烈的制造业，而这一行业恰恰由于各种原因陷入困境的国企最为集中。以这样的样本选择作为论文的出发点，即使能够说明这部分国企的效率不高，但是要将结论推广到所有国企也是有问题的。
(2)研究方法有很大局限性。针对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类方法：一是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及其变形。而用这两种方法研究国企的效率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两类方法的共同局限：价值量指标与政策性负担问题。两类方法都要使用价值量指标(例如产值)，是用货币计算的产品单位价格乘以产品数量。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市场和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会使价格扭曲，从而使产值利润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这就造成了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矛盾。增产不增收就是说价值指标与实际创造的物质财富相背离。以铁路为例，1990-1994年，客运量增加了1.3亿人，货运量增加了1.3亿吨，运输收入增加了171.7亿元。可是，其实现利润却由113.1亿元下降为-27.7亿元。
多年来，国企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企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企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30年来，国企的价值指标基本是下降的，而它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企并不是低效率的。但是其作为政府功能的一种延伸，却不得不承担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以企业自身的成本对社会创造着巨大的外部效应。这一点往往为实证研究所忽视，当然也是非常难以度量的因素。
第二，单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局限。单要素生产率指标都以利润为核心，主要考察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益。长期以来，由于国企的固定资产执行低折旧或少折旧的政策，这样固定资产净值被人为高估，从而使资本产出率的分母偏大。国企在产品价格受到国家约束的情况下，承担着比非国有经济企业更高的负担(例如员工刚性薪酬、医疗、住房、养老、依法纳税等)，在同等效率情况下会使净产值金额不高，从而使资本产出率的分子偏小。在分母和分子的共同作用下使这个比值人为下降。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局限。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中，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意义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包含范围广阔，除了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因素以外，所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进入其中。对于处于市场竞争环境比较健全和具有充分经营自主权的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而对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中国国企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一些制度性“软件”改善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这些“软件”要素包括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外部竞争的加强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可能衡量的就不是相同的因素。
2.国有企业“低效论”、“无效论”在理论依据上的问题(17)
国企效率“低下论”、“无效论”的立论主要是以以下两个判断为前提：(1)“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决定了所有者独占产出成果，积极性最高，所以最有效率。国企领导人和职工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所有者，所以必然无效率。(2)经济发展是由少数企业家或“人力资本”创造的，只有他们才有创新能力，但他们在得到全部利润的激励下才会积极工作。国企领导人不可能得到全部利润，没有公平感，不能把所有能力都发挥出来，而别人分享利润都是没用的，所以国企必然无效率。
但是，这两个判断都是不能成立。
一个人的财产只有在他可以独立使用和支配的情况下，自己对其所有权及成果的独占才会比较有效率。在他无法独自使用和支配其财产的情况下，让他依靠政府强权的保护，自己独占很多人和他一起合作产生的产出成果，效率必然会因其他人没有积极性而低下。让他与其他人按劳动贡献分享所有权和产出成果，才会是更有效率的。
上述第二个判断的关键之点是把劳动等同于物，撇开了广大劳动者劳动中所包含的人类创新因素。实际上，创新劳动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马克思曾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18)不仅企业家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具有创新能力，只有让他们都发挥出这种能力，财富才能快速增长，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把国企保值增值的功劳全都归于企业领导人，抹杀了全国人民和企业员工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为国企的投资承担了投资风险，当然有权分享企业赢利；只有企业领导人的创新劳动，没有其他员工的创新劳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可能实现。如果管理者在某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的贡献确实比别人更大些，他可以比别人多得一些收入，但不能因此否定别人的贡献和按劳动贡献分享利润的权利。
总之，国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利于保护和扩大国家和广大劳动者利益，是完全有可能搞好的。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产权理论基础上的国企“低效论”、“无效论”虽然迎合了少数人的利益，却不符合实际，不符合我国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
六、国有企业一度存在的绩效问题简释
不能否认，中国国企单按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看的确一度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为严重)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的状况。许多学者对这种微观“无效率”、宏观高效率的矛盾状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李培林、刘元春等较好地综合了有关研究，对于中国国企的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而深刻的解释：国企作为后赶超时代的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过渡时期国家控制制度变迁进程的工具和社会福利的提供者、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和公共品的提供者及克服系统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协调器，决定了其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的“悖论”状况。(19)
国企的社会成本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这已经成为许多国企“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成为国企转变经营机制和改善经营状况的巨大阻碍。此外，由于缺乏对国企社会成本的严格定义和测算，实际上很难弄清在所有国有亏损企业中，有多少是属于真实的亏损，有多少是为了减少上缴利润或拖欠保险金的虚假亏损；在真实亏损的企业中，又有多少属于经营性亏损，多少属于政策性亏损；而政策性亏损企业，又有多大比例的亏损属于经营不善所致。
本文认为，造成国企绩效一度陷入困境的具体原因很多，政策负担、社会负担和历史负担过重是三个大的方面。近年来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国企的效率悖论问题也逐步缓解，其微观经济效率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拐点已经出现了U形反转，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证明，即使直接用微观经济效率指标作比较，目前我国的国企也已经超过了非国企。可见，把我国国企一度存在的困难和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些弊端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或国有制，是找错了病根。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如果用一些简明的公式表示，国企的绩效就是：纯微观经济效率中增加值＞税收＞利润，微观经济贡献(纳税+利润+利息)比重(55％)＞资产投入比重(48.1％)(20)；宏观经济效率＞微观经济效率；社会整体综合效率＞微观经济效率；社会贡献＞经济贡献。所以，我国国企不仅在我国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而且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体制的不断完善，国企因其本质属性、现有经济实力、产业特征、技术力量、贡献水平等，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主干、主力、主导等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企业现在和将来都不可取代的。无论非国企如何发展，国企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它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国企仍将是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它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动力、公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及技术人才；国企仍将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先导，它拥有大批具有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比较先进的设备，便于采用大型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便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试制、生产，便于推广应用各种现代化管理手段和方法；国企仍将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托，是满足国内需要和出口需要的主要产品供应者；国企仍将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的基本支点、重要杠杆、主要动力和“自动稳定器”。今后，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仍将主要依靠和发挥国企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参见杨承训：《论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与质量》，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7期。
②正如程恩富所概括：“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不仅仅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参见程恩富：《中国海派经济论坛(1998)》，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③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63-165页。
④刘永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⑤中财委：《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1950年。
⑥本文中统计数字除注明资料来源的以外，参见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
⑦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梁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470-471页。
⑧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百年追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6页。
⑨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效率与公平的视角》，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⑩黄淑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做自主创新的排头兵》，载《求是》2006年第12期。
(11)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
(12)李增辉：《四成企业工资敢比“最低”还低》，《人民日报》2006年6月22日。
(13)史中来：《略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效益》，载《红旗文稿》2006第11期。
(14)白天亮：《搞好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人民日报》2006年3月13日。
(15)转引自杨承训、张新宁：《论国有企业效率及其优化路径》，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8期。
(16)刘浩：《论公有制经济效率的认识误区》，载《财经研究》2004年第3期。
(17)裴小革：《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兼评国企必然无效论》，载《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
(19)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7期。
(20)转引自杨承训、张新宁：《论国有企业效率及其优化路径》，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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