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想社会观的演化与民族精神的孕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精神论文,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想社会观是指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基本形态所作的宏观规划或美好期望。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周易》的阴阳和合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都在阐发自己的社会主张。尽管不同流派的观点差别很大，但不少理论似乎都蕴涵着一种理想社会观——“大同”。这一政治构思经过多代思想家的不断补充和修正，渐趋明晰，唤起人们的憧憬，得到民众较多的心理认同。大同理想社会观的逐步演化，为中国人形成爱国意识和具有东方特色的民族精神奠定了人文基础。
一、中国理想社会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演化
中国的先祖推崇社会的“同”，而且将“公”作为实现“同”的途径。这里的“同”有归同、团结等意思，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或差别较小的社会状态。这里的“公”有生活资料共享、决断通过众人、做事利于众人的意思。最初的先贤，尧、舜、禹、汤等给后人留下了以“公”向“同”的行为示范，如政权交接的废“立亲”而采“禅让”，水患面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少典籍也从不同角度教化人们从“公”认“同”。
（一）中国古代理想社会观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萌生和发展
1.《周易》的理想社会观所表达的“泰”与“和”
目前，不少人引用《礼记·礼运》的描述，说明大同思想始于孔子。此说法只是讲了“大同”的直接来源。其实，“同”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总概括。不同的时代，国人对“同”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周易》所表达的“泰”、“和”与后世的“同”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形成于西周时期的《周易》对理想社会作了宏观概括，将“泰”作为政治清明、风调雨顺的标志，认为“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1]（P43-44）。“否极泰来”则是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国家由乱到治的象征。《周易》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和平”。“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P101）“和”的标志是国家不发生冲突和分裂，各民族不起战争，和平相处。社会权力分配的原则是“见群龙无首，吉”[1]（P3）。所谓群龙无首，不是指组织无序的混乱群体，而是指人们都不自封首领，不争权夺利的政治局面。“天下和平”隐含着淡化专制统治，趋向群体决策的职能。在“和”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差别不大，具有“同”的特性。《周易》倡导人的品格力量和天、地、人的协同运动，突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P3），意在引导人们不断地奋斗，处理好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否”到“泰”，再由“泰”而达“和”的社会境界。《周易》以简明的图式解读人类社会，主张通过天地阴阳的和合，不同事物在变化中趋向对立统一，其中的“自强不息”、“国泰民安”、“天下和平”等思想激发人们不断实现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2.儒家理想社会观中的“小康”与“大同”
孔子所开辟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推崇周礼，敬仰天下有道、里仁为美、礼让为国的社会秩序。《论语》所显现孔子的理想社会观大体有四项内容：一是指出社会弊病的要害所在——“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P393）二是回答弟子提问自言其志时表达的社会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P51）三是阐述到达理想社会的途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P10）四是提出处理人们之间经济矛盾的方法——“周急不继富”[2]（P54），主张周济穷人之所急，反对为富者锦上添花。孔子用均、和、安、为政以德、继周等措施来达到他所设想的使老人得以安乐、朋友互信、年轻人得到关怀的理想社会。西汉名儒戴圣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论述收入《礼记》一书。《礼记·礼运》借孔子与学生子游对话之名，系统表达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礼运》在表达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的同时，也向人们描绘了另一种“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3]（P393）《礼运》把“大同”和“小康”描绘成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状态。“大同”为最高理想社会，而“小康”则是天下私有，潜伏着阴谋和征伐，要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社会。所以，小康只能是大同的“过渡阶段”。
汉代儒家进一步扩展了小康、大同社会观，提出了具有发展阶段的三世说。《春秋公羊传》将鲁国的历史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西汉大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的过程中具体划分了三世的起讫年代。东汉学者何休进一步发展“三阶段”论，“于所传闻之世，乃起治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之世，著治太平。”[4]公羊学派从“有传闻、有闻、有见”三种情况推出了“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之说。在中国历史上，“三世说”第一次系统地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具有较大的影响。后世儒家在前世观点的基础上不断阐述各自的社会理想，使小康、大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众所接受，成为许多人的憧憬——乱世憧憬小康，治世憧憬大同。
3.中国古代理想社会观的特点
大同理想源于自然经济，反映劳动阶级的心愿，同时为统治者所利用，具有崇德斥武的内核。大同理想社会观与民本思想、社会进化思想、节俭敬业思想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阶级统治的重要精神武器。统治者用大同砥砺官员，拢络民意；老百姓则期望大同降临而沐浴福祉。大同理想社会观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以“公”建立社会的经济基础。天下为公是大同理想的首要基石。这一社会观倡导财产公有，不藏于己，反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和剥削，使劳动成为社会风尚；认为“公”的具体表现就是“均”，通过“均”铲除不平、不安的根源。
第二，以“同”树立社会的政治标志。大同理想盛赞“大道之行”，突出强调社会政治目标的一致性，即“大道”统一，在维护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官员和百姓上下沟通，目标一致，志同道合；社会管理者退私立身，德才兼备，选贤任能，杜绝暴君和贪官。
第三，以“和”协调社会的人际关系。大同理想不排斥人们之间的差异，而是强调异中的统一，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讲求融洽与和谐，祛除战争和犯罪，引导人们向往讲究信用、和睦相处、人尽其力的恬静安宁的生活。
中国古代理想社会观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思维走向：私（乱）→公（泰）→同（和）。这既是当时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又是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想像。在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私有的经济基础引起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动乱频发，国殇家破，人们要求社会由乱到治，安居乐业；在治世状态，人们期望社会平均，官员秉公办事，以民为本，实现生活康泰；然而，即使天下大治，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也不可能使社会达到平均和公平，社会照样在逐步拉大的贫富差距中蹒跚。所以，人们只是期望社会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同”，社会却从来不能实现人人相互平等的“和”。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同理想社会观引导人们向善抑恶，对社会稳定和自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中国人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成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引领世界前进的民族。然而，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强力冲击了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冲击着古代大同理想社会观的灵魂支柱和逻辑构架。历史来到19世纪，在国势日益衰落，列强武力叩门的情况下，中国人对本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之学产生怀疑，环顾四周，尤其注目于西方，希望借鉴新的学说，重新构筑富强中国的理想蓝图。
（二）中国近代理想社会观在国难危世中构思和传播
1840年后的近代中国，四邻交逼，不能立国。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使大清连续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令昔日泱泱大国元气大伤。面对西方的强大，中国失去了昔日的物质优势和精神优势，国民处于史无前例的忧惑之中。国破家贫思大同，不少有识之士结合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出自己的各种社会构想，赋予“大同”以近代悲壮的内容。
1.太平军的“天国之梦”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重提大同理想并与西方神学相融的人。他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与历代农民运动中的“等贵贱，均贫富”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借助于“天下为公”这一古代名言来阐发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自己的“天国之梦”。他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5]的太平天国，确曾激励贫苦的民众通过暴动为之奋斗。太平军在中国南方地区征战15年，建立了军事化的公产政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反映了中国农民反对封建压迫、铲除剥削的革命要求。从洪秀全理想的实践和太平天国的初始模式来看，他们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自然经济所造成的简单贫富差别，建立一个处处均匀的“天国”。
洪秀全的天国理想虽然掺和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但其本质更多的则属于传统的中国农民革命的愿望，与古代大同有着相似的“公”、“同”特征。太平天国社会要求民众的生产劳动、生活消费从内容到形式必须整齐划一，不容差异，想以此实现“普天之下皆兄弟”和妇女解放的愿望。虽然太平天国后期推行《资政新篇》，试图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不具备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在封建思想和离奇神学的综合指导下，太平天国自建立之初就不太平，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没能摆脱兴疾衰忽的历史命运。
2.维新派的“大同世界”
康有为对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有意义的探索，并参与维新，尝试改良实践，试图开列医治晚清颓势的神奇药方。他将《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与“三世说”相提并论，设计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小康）到“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发展路径。“以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托生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6]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16年，三次环游世界，比较中西制度，构思他的社会理想。康有为的理想社会观集中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九界”是人类“苦”之根源，主张“去九界”——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为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有两个亮点：第一，破除性别界限，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第二，破除私有制度，主张财产公有。这些既包含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内容，也展示了来自西方的天赋人权及个性解放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追求。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建立理想社会产生了启蒙作用。然而，康有为实现大同的路径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他所崇尚并且极力仿效的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是要在保留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良来培育资本主义因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希冀缓慢的量变难以完成制度的更替。所以，维新派的变法在百日之后便以喋血刑场而告终。处于封建禁锢和列强逞凶的危世中国，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大同理想终归黄粱之梦。
3.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
19世纪末期，中国封建王朝日益衰败，民不聊生，志士仁人都在思考东方社会应该走向何处，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孙中山。
孙中山受过比较完备的中西方教育，游历多国，亲眼目睹东方故国的落后和西方大国的强盛，从中察觉到两种社会的弊害，同时也领略了马克思的学说和俄国的革命成果。因此，他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封建统治，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实现“大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观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继承古代大同又吸取西方某些改良主张，其图式为：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7]（P929）。他想采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措施，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看到了民族的独立是政治民主和世界大同的前提，所以他将“民族主义”列在“三民主义”之首，期望通过民主革命来实现民族独立。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孙中山对农民革命的唤起显得缺失，国民革命力量的刚性不足，所以在封建军阀的反扑之中，国家在复辟帝制和走向共和的两端摆动。晚年，孙中山对马克思学说、苏俄的革命和共产党的力量倾力研究，有所认同，因而才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出台。他教育国民党员：“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7]（P966）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借鉴了林肯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学说，倡导国家财产归民所有、国家生活归民所治、国家权力归民所享。从孙中山晚年采取新“三民主义”的态度来看，他对共产主义采取了具有一定保留的信奉态度，突出了“农工”的地位和作用。当然，由于孙中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性，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都是初步的，存在着概念混淆、尚未触及本质等局限。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距离。尽管如此，孙中山的观点代表着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认识的最高水平。三民主义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社会观，影响着中国先进分子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选择。
二、中华民族精神在人们为理想社会的奋斗中孕育
在中华文明史上，人们向往理想社会，企盼大同的愿望，逐步成为部分知识阶层和劳动阶级的群体心理，渐渐铸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其社会生活的反映，是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其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的凝结，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志。自古以来，中国人为理想社会而奋斗，围绕爱国这一情结，孕育了中国特色的团结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的内核。
（一）中国理想社会观的发展不断强化人民大众的爱国意识
中国理想社会观的产生反映了阶级矛盾激烈冲突引发的残酷屠戮和人们渴望和平的现实。连年征战的苦难使人们从思念故乡扩展到对国家的认同和维护。所以，中国理想社会观的空间定位是国家之内的大同，是要建立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同国”。虽然康有为的《大同书》曾强调去国界合天下，但还不能称其为建立世界大同的理论，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列强待我不平等，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世界大同”只是人们希望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心愿的写照。自古以来，大同理想社会观的发展不断从三个方面强化国民的爱国意识。
1.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会聚十多亿人民为一家，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年而不坠，并且彰显特有的魅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人崇尚无私之公，富于优良的奉公传统。在中国大同理想社会观的长期熏陶下，人们讲究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天道给人的启示就是“公”，因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3]（P432），所以，人也应效法天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们出以公心，彼此关照，和睦共处，才能“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P393）。理想社会观引导民众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从而保障家庭生活的安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献身祖国逐渐由群体意识转化为民族心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8]成为人们处理“国”与“家”矛盾的信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和“家”利益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民众往往义无返顾，舍家保国；当国家遭受磨难、蒙受羞辱之时，个人就会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最大侮辱而奋起抗争，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当国家昌盛祥和、扬威四方之时，个人则享受幸福，欢欣鼓舞。历代的治乱兴亡，不乏“朝闻道，夕死可矣”[3]（P25）的志士犯颜直谏，为民请命；也不乏横刀立马的戍边猛将，为保家卫国，慷慨赴死，马革裹尸；还有那身陷囹圄，历尽磨难，不移其志，以死报国的不屈忠烈。在国家利益面前，中国人表现出浩大的民族之气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2.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
受理想社会观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在处理阶级矛盾、人与自然矛盾过程中，表现出坚毅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第一，在困难面前，知难而进，持之以恒，向往美好未来，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一种坚定信念支撑人们生生不息，向着光明之境努力前进。愚公移山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种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民族风格。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强调人格修养，练好内功，应对环境的考验。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斗争精神，不惧邪恶势力，敢于扬正祛邪，不怕失败，愈挫愈奋，直至成功。越王勾践为达宏愿，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终于恢复河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9]（P199）脍炙人口的名言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克服困难，学以致用，究源穷理，不管条件优劣与否，都能保持昂扬的奋斗锐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9]（P148）。
3.同舟共济、自立自强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往往充分表现出同舟共济、自强自立的巨大凝聚力。中国历史上，只有亡国之君，没有亡国之民。一旦国难当头，这个民族从不缺少担当责任的“匹夫”，从不缺少气吞山河的豪杰。他们率先担起道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0]百年近代史，中国人将其视为百年耻辱。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打破了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人民处在内受压迫、外受奴役的悲惨境地。中国理想社会的根基遭到破坏，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主题。许多志士仁人的奋力抗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他们气节操守的象征。一边是四方列强的凶残掠夺，一边是中华民族抗争的积累。千千万万个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如归。这样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一旦有科学的政治集团将她聚集起来，其力量将产生惊人的奇迹。这个民族抒发自力更生的气概，企盼改变被人支解的命运，重新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自立自强是千百年来人民身体力行的名言。前仆后继、同舟共济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不散的“国魂”。
（二）人们在奋斗中使理想社会观凝结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核
在追求大同的实践中，中国的理想社会观从四方面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核。
1.团结统一，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
维护全民族的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在理想社会观导引下，中国历经数千年，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历史上的多次分分合合，伴随着不同民族的产生、发展和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广大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不同民族曾在不同时期主导过中国的政治，但始终不改处于核心地位的汉文化，同时又保留了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P3）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不同民族互助互利，共同归依中央政府，各民族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众多杰出人物和普通民众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壮举。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甘当使者的佳话受到各族人民的传颂。各族人民身受民族团结之利，深恶民族分裂之害。凡是奉献于民族团结的人都会名垂青史，凡是破坏民族团结的人都会遭到唾弃，而那些分裂国家的人则会受到历史的严惩。
2.热爱和平，以礼待人与别国和睦相处
中华民族宽容、好学，与其他民族交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同时也要求其他民族平等待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P1）历久弥新的千年古训浸染着中华民族的好客性格，表现出宽容博大的胸怀。人们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11]的宗旨，对待各国人民的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政治观点表达上主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事物决策上提倡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在文化传播上实行百家争鸣，殊途同归。“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P13）在追求理想社会中，人们表现出品德厚实、和平尚礼的民族精神。“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2]（P39）之类的格言，引导这个民族重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相处之中，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不求回报。这种与人为善、与邻为伴、协和万邦的品德，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亲和力。
3.勤劳勇敢，执著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
勤劳勇敢、求真务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名片。中国人民追求理想，面向现实，重视人生的具体实践。这种生活传统滋润于民族精神之中，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正视现实。祖祖辈辈富于理想，力戒空谈，推崇身体力行，反对好高骛远；在重大问题的决断上善于思考，立足于客观现实。中国人无论务农、做工、治学、施政，都讲究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这反映出古老民族特有的朴实无华的特质。其二是坚韧探索。中国人处理关系讲究方法，审时度势，刚柔相济。“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P75）中华民族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治理水患以疏为主，尊重自然规律，讲究天人合一。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之巧妙令今天的人们折服。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利用曾经达到当时文明的顶峰。这种不畏困难、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执著就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勤劳勇敢的一贯特征。
4.自强不息，主动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
自强不息，乐观豁达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表现。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并非花果遍地的“伊甸园”，但这个民族的生活态度却乐观豁达，敢于面对名种不利因素的挑战。中华文化对人生采取入世主义的态度，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认为“无平不陂，无复不往”[1]（P45），事物都是变化的，艰难、困苦、挫折等都是人生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课题。在各种挑战面前，人们表现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P160）的豪迈气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进意志透射出朴素的辩证思想。肯定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全力投入，乐以忘忧，力求否极泰来，达到理想的境界。东汉时期浑天仪、地动仪的问世等许多事例表明，我们的祖先确信，在自然和人类的挑战面前，纵然千难万险，只要勇敢面对，恒久努力，转化的契机一定会出现。中国人表现出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
尽管中国的理想社会观存在着诸多唯心的因素，与马克思的科学唯物史观存在着质的差别，但它对中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其维系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中国人朴素的理想社会观和其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起，在数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文基础。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五千年来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寻找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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