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对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人对论文,和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和谐文化的渊源
任何文化都有它的渊源，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文化之源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概括，有多种观点，虽然把“和”或“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观点尚没有达成共识，但至少都承认“贵和尚中，天人相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是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西方文化观念追求从斗争中达到和谐，强调突出主体与个性，强调一分为二；我国传统文化追求从协调中达到和谐，重视对立，但更重视把对立变成非对抗性，所以强调群体性，既承认一分为二，又重视合二而一。
故宫里有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平和，中和讲的是人与人的协调，保和说的是人肌体内部的协调平和。故宫三大殿名称正是对和谐的三层含义的准确概括，也就是要用和谐的思维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肌体内部之间的三个层面的关系。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认为应该用“天人相与”的思维，与者相互也。《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就是说只有拿出诚心，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本性；能发挥它的本性就是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就能尽物之性，那么就可以帮助天地之化育了，可以帮助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做到与天地并列了。也就是人与物应各尽其性，与天地和谐共存，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伦》)的道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道德原则和行为原则两个方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忠信是人与人交往的道德原则。对于忠如何理解呢？冯友兰先生在《孔子的忠恕观》一文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也就是说仁与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原则，孔子说：“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是孔子所说的有品位、有道德的人，因此，孔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是：求大同而存小异。
人自身和谐指的是适应社会并在积极推动社会和时代进步中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以实现自我价值。它包括思想层面、心理层面、品格层面、人格层面、能力层面五个方面。思想层面主要强调处世中允恰当不偏激，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等；在心理层面主要强调的是心理健康、乐观进取；品格层面主要强调的是公私兼顾，不损害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等；在人格层面主要强调肉体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平衡与协调；能力层面主要强调能力得到全面、自由个性化的发展，个人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人的自身和谐实际上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体现。
要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认识，就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就是“礼”，所以《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是取得和谐的支点。礼提升到政治层面，就是法。礼是和谐思想的政治原则，从文化来讲，也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要取得和谐，还必须有一个空间，《尚书》上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恒四方民”(《尚书·周书·洛诰》)，“用咸和万民”(《尚书·周书·无逸》)，“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孔子也讲“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国家的概念尚不清晰，世界的概念尚不存在，在当时人的感觉中，只要遇到的人、遇到的部落，都应该和睦相处、诚心相待，这成为后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处理的原则。在人与人、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中，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各种事物有一定的空间，要允许各种事物让出一定空间，保持各自的差异，容许有不同。这就是孔子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也是实现和谐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成长在中国，所以其和谐文化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也必然受到马克思主义中的和谐文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谐社会，二是人的自身和谐。马克思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暴露出了许多矛盾，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和谐社会，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1](P304)。在马克思那里，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自由人联合体”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也就是说，在这个联合体内，人的各种能力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但马克思的社会和谐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谐思想的一个来源。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和谐文化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文化不是建立在空洞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其立足点在于要解决人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生存空间、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些矛盾，以求得在经济上共同富裕、政治上文明、人自身得到全面发展、在自然界和世界空间中和谐生存与发展。
(一)对“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建设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憧憬着和谐社会，在1920年之前，先醉心于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主义；后则主张打倒一切强权，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私有财产，实行各取所需，并希望通过“无血革命”来实现“和乐至善”的“共臻盛世”。[2](P341)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能够使资本家“回心向善”，“助人而不害人”。“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2](P341)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希望用温和的手段，改造社会的弊端和丑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由、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生活和谐的社会。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感到这一切都是“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P8)。从此以后，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认为，这个理想必须分步实现。第一步首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第一步完成后，再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下一步应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是常常困扰着毛泽东的一个大难题。1958年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同志设想的第一个理想社会模式。在人民公社里，实行政社合一，即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二为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组织实行军事化，行动要求战斗化，生产实行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但是，事与愿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连同大跃进运动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4]。这个结论是在毛泽东过世以后总结的，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公社化不好，所以他仍然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设计一个新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又描绘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美好景象：全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使社会各行业之间的界线逐步消失；每一个大学校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综合体，实行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以此为消灭商品的途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5]，从而实现人们在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想尽快消灭三大差别，想通过“五七”道路，建成一个平等、公平、完美的社会。但是，上述理想社会最终也没有实现，毛泽东在晚年还感慨道：除了所有制外，新中国和旧社会还差不多，既存在商品生产，又实行八级工资制，还有三大差别。毛泽东感到痛心疾首，死不瞑目。
纵观毛泽东的和谐社会，具有四个特点，就是自由、平等、富裕、高尚。
自由，是指没有强制，获得解放。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国家来讲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享有自决权；二是个人自由，主要指中国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而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从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6](P981)的自由。
平等，指人民在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方面是公平的、均等的。平等的实现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三种形式。政治平等是说人民应当享有同等的各项政治权利，政权应当属于人民。经济平等意味着所有的人民都是社会财富的共同主人。它要求废除剥削制度，将国家财富尽可能均等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平等是指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人们在社会地位、声誉和尊严方面应当享受同等的权利。在各项平等中，经济平等、公平分配是基础，是平等的实质。毛泽东比较多地接受了农民起义中的均平思想以及传统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在经济总量较低的状况下，形成了人人差距不大但却共同贫困的状况，所以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平等的问题。
富裕，是指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足。毛泽东早就有共同富裕的理想，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有必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7](P197)。
高尚，是指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毛泽东认为理想社会的人是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的“新人”。这种高尚的理想人格，有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二是全面发展。毛泽东在阐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时，就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7](P197)的思想。在“五七指示”中，则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兼及他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干校，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良苦用心。自由、平等、富裕的追求，再加上高尚的情操，必然会塑造成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所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8]这也是毛泽东对他的理想社会的又一种描述，这个描述确实充满着浓厚的和谐气息。
理论向实际的转化一定要经过操作方法这一中介环节。毛泽东把他的理想社会付诸实践时，自始至终所使用的操作方法，从总体上讲，就是均中求富的方法。换句话说，走的实质上是一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路子。在他看来，社会富裕和新人的造就，需要一个过程，必须通过公平分配刺激经济发展，最终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成为新人。所以，毛泽东始终坚持计划经济而排斥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就意味着允许不平等存在。
邓小平同志坚持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彻底改变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操作方法，即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共同落后，共同贫困，我们吃了这个亏。”[9](P155)鉴于此，邓小平主张：“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P374)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9](P63)
江泽民同志又深化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说：“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首先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10]江泽民还把先富后富的理论扩大到了地区间的差别去论述。确立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内容是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对西部发挥资本带动、知识带动、人才带动、产业带动和市场带动等多种带动作用；西部对东部提供清洁能源和原材料支持、生态环境支持、市场需求支持以及特色产业支持等；中部要实施工业高级化、知识化、生态化，起到连接点的畅通作用。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规划了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首次将“和谐”放入到小康社会中，使小康社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江泽民把这个小康社会描述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殷实”[11]。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摆在并列的位置，使社会主义事业成为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局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共产党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又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机统一，他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这就把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一起来了。
(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理论主要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劳动能力、管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德、智、体、美四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要得到发展，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从而形成一个共同体；三是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这包括物质需求、社会关系的各种需求、精神生活的各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和发展、自由的需求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有三，一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二是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本变革，三是教育不断发展。
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独立的政治权利，具有了人格尊严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促进了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同时毛泽东时代非常重视教育和个性解放，他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3]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全面发展又受到了一定限制与束缚，但毛泽东却非常注重人格的培养和高尚情操的塑造。他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和雷锋形象，树立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对事业精益求精的白求恩形象，把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的精神生活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促进了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综观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比较侧重从政治革命领域、从精神推动和政治革命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邓小平注重从经济关系的发展去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在肯定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还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问题，于是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培养四有新人，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并把它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和目标。他说一定“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9]
江泽民全面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关系，继承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他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他说：“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之中，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2]，所以提出了不断创造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显著特点就是关注民生，关注生命。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抓住利益问题这个根本，反复强调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期待，要求“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十七大第一次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写入党代会报告，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概括了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目标，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要求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改善民生的要求，同时，对大力发展民主，切实保障民安，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举措。在谈到安全问题时，胡锦涛同志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三个不能”铿锵有力，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进一步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彰显了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维。
(三)努力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
毛泽东主张“向自然开战”，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斗争的一面，一味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大讲“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违背了自然规律。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等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大大降低了自然的可选择性。1962年，毛泽东有所觉察，所以提出了“从实践出发”、“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7](P300)的思想。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意识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形成了“加快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思路，制定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1975年他支持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十年规划的意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集中精力制定森林法、草原法和环境保护法。他从1975年就说：人多是个麻烦，无限制的增长不得了。从此开始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并逐步把计划生育列为国策。
江泽民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发展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1996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合理控制人口规模。1996年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又强调说：“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13](P532)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目标内容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14](P544)
胡锦涛则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此，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
(四)努力促进和谐世界建设
和谐世界的理论形成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集体奠定了和平外交基础，确立了实现和谐世界的根本原则。和谐世界的理论以独立自主、和平为上的外交政策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实现和谐世界。解放初由于帝国主义的遏制政策，我们选择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为争取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础。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从而提出了“和平为上”的观点。[15](P211)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倡导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核心是各国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各国和各个民族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务，都由各国自己做主，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所以毛泽东说：“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5](P18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原则。
第二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去世后，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这个途径有两条：一是本着互谅互让原则，合理解决边界争端和纠纷；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促进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为此提出了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为：一是开展南北对话，南北对话的关键在于，北方的发达国家要拿出力量来帮助南方的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9]二是南南合作。邓小平说：“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9]三是中国要有所作为，为人类作出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在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繁荣，促进人类进步方面有所作为，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方面有所作为。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动了邓小平同志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安全观。新的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四项内容：一是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三是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四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
第三阶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论。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首先和谐世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其次和谐世界是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再次和谐世界是一个良性互动的世界。他希望提高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以不同文明、文化、制度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机制。
(五)积极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政治生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有人说：“政治文明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16](P123)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文明是针对集权制而提出来的，是作为一种制度来对待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但他们都讲政治，都重视政治建设。江泽民于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首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会议上则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提出，从此把社会文明划分为物质、政治、精神三大组成部分。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众所周知，是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缔造的，所以说毛泽东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缔造者，他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所缔造的政治文明。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改革必须以发展为前提，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9](P332)第二，特别重视民主与法制。邓小平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7](P187)“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7](P359)他还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和基石，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民主是关键，基层民主是政治文明这座大厦的基石。第三，邓小平特别重视从制度上入手来抓政治文明建设。他说：“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7](P336)他多次强调，要加快对干部、组织及工作等具体制度进行改革，通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精简等制度改革来克服具体制度中的一系列弊端，使之更加完善和健全，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
江泽民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这个概念，并比较系统地完善了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江泽民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18]这个方针概括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大支点。第二，江泽民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着重点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他说：“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9]第三，从严治党，加强领导干部政治行为的监督和制约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第四，政治文明建设要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从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20]
胡锦涛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在十七大报告中他对政治文明既作了总结，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段话，是胡锦涛同志对建国以来政治文明建设所作的总结，使政治文明建设更系统化。
在总结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上，胡锦涛又强调了四点：一是要重视基层民主，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他认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二是一定要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他重视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重视选拔和推荐更多的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他重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三是要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他主张建设服务型政府，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四是重视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他主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主张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三、建设和谐文化的方法
(一)统筹兼顾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出现大多是同我们社会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相联系着，对各方利益是采取兼顾，还是只顾一头的方针，是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安定、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下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邓小平继承这个方针，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各方面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各种任务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都要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他把统筹兼顾直观地描述为“两手抓”的方法。在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变化，全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若干关系，也坚持了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提出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需要处理的“十二大关系”，明确论述了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他还继承了邓小平同志两手抓的理论，并把它发展成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求“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21]。
胡锦涛同志认为：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切实做到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重点突破。于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又在此基础上，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成了八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按照这八个统筹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能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就能形成东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就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就能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能实现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相协调，就能做到既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就能既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样，就确实达到了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积极扩大推动和谐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为和谐社会构建指明了力量来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毛泽东特别注重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早在红军时期就创造了一些关心群众工作的经验，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新型民主平等的官兵关系，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军民团结互助，共同御敌。还创造了一些化解不和谐因素的方法，如坚决铲除腐化堕落和叛变投敌的行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科学阐述了群众路线理论，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升到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
邓小平认为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民主，他首先搞农村土地承包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的办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把判断改革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概括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了以广大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江泽民特别重视调动人民积极性。面对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提出了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理论创新的任务，论述了不以财产多寡作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价值标准，在邓小平同志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要这些人“承认党的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也可以将其“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样就使我们党增加了新的活力。他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其本质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3]
胡锦涛同志特别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他在中央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说：“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
(一)传统的中庸之道
儒家的和谐以中和为最高境界，要达到中和，就应该采取中庸之道。朱熹对“中”的解释是：“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的意思，所以孔子主张采用“叩其两端”的思维方法，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分析问题要全面，做事要有分寸，要有一个度，这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
(二)矛盾学说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种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社会上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冲突是社会各种矛盾在文化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22](p306)。但重要的要把这些对立的倾向化解为同一。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问，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是互相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22](P90)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更强调选择或创造条件来寻找对立着的双方的联系点或共同点，促使矛盾转化，达到同一。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为对立统一规律，也重视矛盾转化的同一性。他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什么叫同一性呢？毛泽东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矛盾转化的同一性就是毛泽东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
(三)发展是硬道理
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他特别重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可见毛泽东对于发展看得很重，并且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目标的规划，并且也按照规划予以实施。但毛泽东主要从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规划，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坚持以阶级斗争来作为发展的动力，所以，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但并没有达到经济腾飞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道路，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发展问题是占更加重要的地位，是核心问题，并且认为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因此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9](P387)邓小平抓住这个主题，论证了发展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他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发展的根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邓小平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改革，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二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民的幸福富裕。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从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制定了从点到面，稳步推进的发展战略。他首先在农村改革，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又转入城市改革，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逐步推进到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使改革工作全面铺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进行的，开放是先从特区开始的，特区的成功实践起了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开放逐步扩大到沿海城市、沿海地带，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局面，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以及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目标。
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他的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二是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三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四是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江泽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把科学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发展目标。
总之，我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和谐文化提供了无限的源泉，追求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和理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从共同富裕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和谐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努力，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有三条宝贵的经验：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理论一脉相承，代代承续，而又在前人基础上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二是其构建的方法是一致的，主要采用了统筹兼顾的方法，而且一直依靠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推动和谐文化建设；三是和谐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既重视矛盾，更重视解决矛盾，通过矛盾转化来达到统一思想，通过发展来促使矛盾转化，通过矛盾——转化——发展的循环来推动和谐，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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