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矛盾、困境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论文,困境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既具迅速性，又具长期性”①的过程。共产主义后继党②的转型，是其政治转型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备受学术界关注。与整体的政治转型一样，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也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各国表现尤其明显。
当前，前南6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后继党中，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都是执政党，且保持一定的优势；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沉沦数年后于2008年成为参政党，掌握若干个重要的政府部门；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20年中两度执政；只有波黑社会民主党受困于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影响力逊于民族主义政党。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政党已经转型成为成熟的议会党。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共产主义后继党始终未能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转型之路仍很漫长。
一、充满矛盾的转型历程
随着前“南联邦”解体，各加盟共和国“共盟”放弃执政地位，接受多党议会民主制，从执政党蜕变为议会党，迅速完成其政党性质的转变。之后，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均举起社会民主主义旗帜，成为各国政坛的左翼政治力量。然而，受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尤其是出于选举角逐的考虑，这些政党一直未能确立稳定的政治立场，也未能找到坚实的社会基础。
塞尔维亚社会党经历了急剧的起落沉浮。上世纪90年代，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社会党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其最重要的力量源泉。经历10年的动荡冲突后，社会党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随即出现分裂，沦为小党。米洛舍维奇去世后，达西奇成为新的领导人。2008年大选前，该党宣扬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科索沃独立，反对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战争罪犯，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在保险、教育、劳工等领域促进公平。大选结果，社会党领导的竞选联盟获得250个议席中的20席。由于科斯图尼卡与塔迪奇的矛盾，两个民主党无法继续联合，社会党成为政治天平上的关键砝码。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忽然间实施了令人惊讶的转变，与宿敌民主党合作，组建执政联盟，成为参政党，失去执政地位8年之后重新登上政坛。成为参政党后，社会党不再反对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罪犯，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更为温和，与西方的合作也更为积极。曾是西方眼中钉、肉中刺的社会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亲西方的政党，又与宿敌达成合作，这种近乎戏剧性的转变，即使是其支持者都难以适应。社会党高层也不得不承认，“部分支持者对本党与民主党合作表示惊讶。”③2012年5月，塞尔维亚将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社会党仍与统一退休者党和统一塞尔维亚党结成联盟参选，总统候选人为达西奇。
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是前“克共盟”的继承党。20世纪最后10年，克罗地亚政权长期把握在民主联盟手中，社会民主党影响力有限。2000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组成的联盟赢得选举，上台执政。虽然在2003年和2007年的两次大选中败给民主联盟，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在此阶段迅速上升，尤其是2007年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56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也是唯一能与民主联盟抗衡的在野党。2010年，社会民主党人伊沃·约西诺维奇当选总统；2011年大选，社会民主党一举获得151个议席中的8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佐拉·米拉诺维奇就任政府总理；本届议会的首次会议上，社会民主党的鲍里斯·什普雷姆当选议长。由此出现了总统、总理、议长均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格局，长期沉迷的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扬眉吐气。然而，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明显趋同于其对手，在融入欧洲、私有化、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执行了比民主联盟更为激进的政策措施。举左翼旗帜行右翼之事，是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的突出特征。社会民主党当前展现的优势，与其说是源于自身发展，不如说是由于对手衰落。其主要对手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图季曼去世后出现严重分裂，同时又陷入腐败丑闻。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主党尽管最早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但党本身并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图季曼去世之后，各个后继党的共同特征是僵化的政党组织模式、一致性组织和低水平的党内民主。”④
斯洛文尼亚的转型较为温和，没有特别持久的内部或外部冲突。前“斯共盟”于1990年更名为民主改革党。1992年出于选举考虑，民主改革党与其他4党结成选举联盟，建立起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联合名单，随后成为独立党派。2005年，更名为社会民主人士党。斯洛文尼亚独立后的连续4次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人士党都没有出色表现。在2008年9月的第5次大选中，社会民主人士党赢得胜利，与真理党、退休者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等建立联合政府，博鲁特·帕霍尔就任斯总理。今年2月，社会民主人士党再次败选，失去执政地位。斯洛文尼亚原是前“南联邦”中最富裕的地区，独立以后，经济发展较快，政局也相对稳定，政党之争基本都局限在议会内部。在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所谓“平稳”转型国家中，“西化”是其社会转型的主题，在这个大主题下，不同政党之间很难有明显的差异。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的政策主张也没有表现出鲜明的特色。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国家，左、中、右政治分野尚未完全成型便已走向衰落，“其特点是中左、中右翼政党趋同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式微。”⑤
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一直保持执政地位，动荡和变化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其政治优势。在“南联盟”及“塞尔维亚—黑山”时期，该党领导的政府与塞尔维亚政府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进入新世纪后，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开始推动黑山独立。黑山独立后，又积极推进黑山的“欧洲化”。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是前“黑共盟”的简单变体，还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抑或是西方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于这些问题，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另外两个小国——马其顿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情况完全不同。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也曾经执政，但整体影响力弱于右翼党派“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它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民族政策，而不是社会经济政策。波黑社会民主党从未能够上台执政，一直难以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
过去20余年的转型中，这些共产主义后继党要么急剧变化，飘忽不定，要么明左实右，表里不一，在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折冲樽俎中，犹如一叶浮萍，随波逐流，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康德式的“二律背反”之中，内在的自相矛盾无时不在影响着政党的发展。
二、当前面临的两难选择
过去20余年中，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和发展一直受困于各种外部因素，欧洲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变化，又使这些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陷入新的困境。
(一)意识形态困境
“二战”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实施了一系列改良政策，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冷战后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借助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便利，美国的实力进一步提升，曾经的美、日、欧三足鼎立局面逐渐向美国一家独大倾斜，西欧的地位有所下降。其次，全球化为新兴经济体赶超传统发达国家创造了条件，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直接挑战西欧的传统优势。最后，那些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国家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中。一方面，来自落后国家的大批移民进入欧洲，正在改变着欧洲的社会结构，诱发新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伊斯兰社会出现的混乱直接滋生了恐怖主义，西欧发达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仇恨的对象。这些新变化，给社会民主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主导着西方社会的思想意识，社会民主主义或多或少被边缘化。其二，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导致欧洲右翼势力抬头，右翼力量强化主权，排斥移民，颇得一些民众的支持，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质疑也随之增多。其三，欧洲国家左、右分立的政治格局难以真正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传统政治模式的吸引力下降。“社会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一定的摇摆，有时更左一些，有时更右一些。而一个政党如果立场不够稳健，随着风向变化东摇西摆，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所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必然对有关政党的竞争力造成根本损害。”⑥
转型初期，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放弃共产主义，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但前南各国并没有形成适合实施西欧模式的经济和阶级基础，这些政党有的过多地保留了前“共盟”痕迹，换汤不换药；有的借力于民族主义，缺乏社会民主党所应有的国际化意识；还有的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左翼立场，它们尚未完成社会民主主义转型。而此时，西欧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新的危机，自身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20年前，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兴致勃勃地将西欧社会民主党作为效仿目标，进程虽然曲折，毕竟目标清晰。今天，心目中曾经的完美楷模出现了新的危机，这无疑将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效仿过去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毕竟时过境迁；效仿现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毕竟不够完美！2011年8月，塞尔维亚议会议长，社会党副主席久基奇·德亚诺维奇访华，在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谈中多次强调，塞尔维亚社会党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其中深意，值得深入品味。它们固然不会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目标，但转型进程的曲折艰难与意识形态价值意义的削弱可能弱化其转型的动力。
(二)欧洲化困境
独立以来，前南各国一直将加入欧盟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加入欧盟被视作一条通向更现代的社会、更稳固的民主和更发达的经济的道路。”⑦但前南各国的“入盟”进程明显迟滞，且参差不齐。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克罗地亚于2011年12月签约，将于2013年7月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黑山共和国于2011年6月启动了“入盟”谈判；塞尔维亚直到2012年2月才被给予候选国资格；马其顿和波黑的“入盟”之日仍然遥遥无期。
欧盟委员会1993年通过的“哥本哈根标准”是前南各国“入盟”的主要门槛。该文件在政治上，要求候选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能够尊重人权，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同时能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经济上，要求候选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法律上，则要求候选国遵守欧盟法系中的有关规章制度⑧。前南各国的“入盟”的主要障碍在政治方面，欧盟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不断压缩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政策选择空间。以塞尔维亚为例。上世纪90年代，西方认为米洛舍维奇及塞尔维亚社会党的执政是前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翻版，一再施压，极力推翻社会党政府，塞尔维亚社会党面临着“入盟”和“弃权”的两难选择。进入新世纪之后，民主障碍似乎消解了，是否引渡米洛舍维奇到海牙国际法庭问题，又使塞尔维亚社会党再次陷入“两难”。米洛舍维奇去世后，黑山与科索沃独立问题又将塞尔维亚社会党推进“两难”，尤其是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社会党显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称承认科索沃独立。2008年大选后，达西奇领导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成为参政党，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只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类似情境在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等国共产主义后继党都有体现。巴尔干地区地缘意义突出，民族矛盾尖锐，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又有很大差异，任何简单化的应对措施只能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共产主义后继党无法绕开欧盟设立的政治门槛，必须提出明晰的政策主张。对共产主义后继党而言，“入盟”问题成为一个“鸡肋”，放弃它，将失去政治动员的旗帜，坚持它，反过来成为束缚自身的绳索。
(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困境
全球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走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东欧国家相继走出急剧变革混乱，经济开始恢复，部分国家还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西欧的投资和市场。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西方的投资竞相退出，商品出口急剧下降，本国货币开始贬值，中东欧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研究表明，“中东欧转型国家不仅未能有效抵御这次金融危机，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东欧国家面临着经济与金融‘双向硬着陆’的风险，出现了典型的‘区域性危机’”。⑨前南各国是中东欧国家中更为落后的地区，全球金融危机给前南国家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自2008年后半年起，前南各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使斯洛文尼亚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也未能幸免。主权债务危机又使精疲力竭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这也意味着高度依赖西欧投资和市场的增长途径将失去依托，包括前南各国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困难。
经济衰落背后还存在更深一层的忧虑。主权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在“欧洲五国”，尤其是希腊。危机爆发后，欧盟不仅救助乏力，反而深受拖累，一度引发了人们对欧元区前途的担忧。20余年来，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一直将西欧作为本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样板。参照西欧模式，能否真的帮助前南各国摆脱落后，实现繁荣？这样的质疑表面上看来似乎还很遥远，但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2011年8月，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佐兰·米拉诺维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考虑到欧洲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态势，我们会观察未来两三年的情况。现在绝对不是我们考虑加入欧元区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会匆忙加入。”⑩以往，前南各国民众普遍向往西欧，由此建立起一定的认同。当前，它们的西欧样板已然问题重重，加入欧盟后又如何避免重蹈希腊覆辙？这一系列问题摆在共产主义后继党面前，它们如何能聚集起新的政治支持？
三、已见端倪的未来挑战
转型过程始终充斥着内在矛盾，当前又陷入新的困境，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举步维艰。2012年前后，前南各国都会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在已经完成的选举中，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党已经败选，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赢得胜利。5月初，塞尔维亚也将进行总统大选。2008年塞尔维亚社会党上升为参政党原本是特定政治博弈的结果，难以期待在本次总统选举中有更好的表现。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似乎一直占据国内政坛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反对党派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而它与黑山社会民主党、波什尼亚克党和克罗地亚公民倡议党的联盟能否继续稳固，仍然有赖相应的条件。至于马其顿和波黑，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政治基础依然薄弱。另一方面，鉴于前南各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局面，仅仅依据选举结果判断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影响力显然也不客观。如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近期选举中的胜出，与其说是其政治影响力提高的结果，不如说是民主联盟衰落的产物。未来日子里，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必然给共产主义后继党造成更大压力。
(一)经济层面：长期落后的挑战
过去的20年，前南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享有较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西欧各国相对稳定繁荣，欧盟东扩进展顺利，欧洲一体化取得了新的进展。金融危机爆发前，欧盟已明确地将巴尔干稳定和繁荣作为重要的战略之一。另一方面，其他中东欧国家转型后都取得了一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然而，除斯洛文尼亚之外，前南其他国家均陷入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冲突之中，丧失了宝贵的机遇。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有利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虽然不会导致欧盟的整个发展战略逆转，但至少在短期内，欧盟难以在巴尔干有更大的作为。
前南各国长期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并没有彻底消退，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有所降低，但这些矛盾仍然在影响着各国的政治进程。克罗地亚严重的政府腐败是最为棘手的难题；塞尔维亚民主党与激进党之间的分歧主导着政治进程，科索沃问题无法回避；三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波黑政治的主题；只有2.5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00万人口的小国马其顿，却背负了太多的历史负担和现实压力；山地小国黑山获得独立，但落后的经济基础与较差的自然条件阻碍了其迅速发展；斯洛文尼亚情况相对较好，但对西欧的过度依赖也使它的发展前景扑朔迷离。前南各国存在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风险。任何政党，只有能够真正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并维护民众利益，才能获得坚实的政治基础，也才能真正发挥出强有力的影响。“社会民主党能否上台，执政是否顺利，经济是关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根本，缺一不可。”(11)面对当前现实，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能否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有效推动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发展前途。
(二)政治层面：新民粹主义的挑战
新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已经对欧洲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中东欧转型国家中，新民粹主义的力量异常活跃(12)。前南各国存在着新民粹主义发展的土壤。其一，长期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落后，民众渴望稳定的生活，越来越质疑所谓“精英共识”(elite consensus)，包括质疑欧洲一体化。其二，民众对频繁的选举及政党政治感到厌烦，政治热情淡漠，更加注重现实感受，很多国家的选举，经常出现参与率刚刚满足法定要求的情况。其三，新民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右翼，而是民族主义的右翼。尖锐的民族矛盾容易诱导民众过度诉诸民族情感，极易为民族主义的偏激披上一层民粹主义的外衣。前南各国政党林立，目前确实还难以清晰地指出哪个政党是典型的新民粹主义政党，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很多政党的身上都能找着新民粹主义的影子。
作为左翼政党，共产主义后继党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于普通民众。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党获得执政地位大多依赖于政党联合，鲜有独立执政。而且，一旦获得执政地位，既不能提出明确的目标和纲领，也往往受制于内外压力而实施亲西方政策，不能真正发挥左翼政党的作用。这不仅侵蚀着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政治基础，也为滋生民粹主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反过来又将进一步破坏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政治基础。波兰学者耶日·豪斯内尔曾指出，“不知所措并且承担着社会经济危机后果的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及其克服危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热切地期待着新的希望和认同。”(13)一旦民众厌倦既有的政党竞争，诉求于新的认同，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前南各国共产主义后继党的转型，历史上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又陷入新的困惑，加之已经显现的新挑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转型的现实基础和目标指向变得模糊起来。由此不难推断，这些政党的转型之路仍将漫长而曲折。
注释：
①高歌：《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基本特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②共产主义后继党是指中东欧国家原执政的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继承者，一般具备以下条件：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方面继承了原执政党的主体部分；公开宣称自己的继承性地位；虽然政党的政治地位有所调整，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上与原政党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仍属于左翼政党。
③甄鹏：《塞尔维亚2008年大选与社会党政策的转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1期。
④［美］宝拉·M.皮克林，巴可·巴斯金，乔春霞编译：《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联盟的继承党》，《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⑤项佐涛：《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
⑥夏庆宇：《浅析当前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
⑦http://www.parlament.rs/activities/european-integration.606.html.
⑧http://ec.europa.eu/enlargement/enlargement_process/accession_process/criteria/index_en.htm.
⑨余南平、李亨、吴皓伟、梁菁：《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危机再评估》，《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
⑩http://news.yzforex.com/a/2011年8月31日/1314767806792622.html.
(11)高歌：《中东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12)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13)See Jerzy Hausneer,populist threat i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Warsaw: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Warsaw office,1992.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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