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新形势下的高科技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新形势下论文,竞争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争的硝烟终于在南联盟的上空消散，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高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地展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进行的野蛮空袭，使世界各国不仅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国防，同时也看到高科技武器与中低技术武器在性能与威力方面的悬殊差别。因此，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刚刚过去的科索沃危机与其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不如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更加激烈的高科技竞争。本文将通过回顾二战前后、冷战时代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苏联、日本之间的高科技竞争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各国将如何迎接21世纪的高科技竞争。
高科技竞争的历史教训
1945年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东京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当然，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它进行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失道寡助”所致，（注：日本评论家渡边升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树敌太多”，打了一场“一对几”的愚蠢的战争。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日中战争”、“日俄战争”这样的“一对一”的战争中日本都打赢了（[日]《呼声》杂志，1999年6 月号）。渡边升一认为绝对应该避免进行“一对几”、“一对多”的长期消耗战的主张虽有道理，但他没有说明日本之所以面对多个敌人，主要是它“失道寡助”所致。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不短的时期，会不会出现“失道寡助”的世界，以及如果出现这样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但不能不承认科技失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日本，也并非是没有先进技术，日本研制的“零式战斗机”不是曾一度令美国空军心惊胆战吗？但由于当时日本是在片面强调科技为军事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发展科技的，这种军事科技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业基础，缺乏后劲和持久力，特别是30年代以来日本进一步走上了畸形的经济军事化道路，其结果是，依靠游离于市场竞争与监督之外的军需产业或被军事化的民生产业，虽然也生产出了大量武器装备，但所制造出的武器装备质量差、故障多、零部件缺乏互换性，以致在战争后期，日本的海军飞机只有20%可随时用于作战，而美国则有80%的战斗机可随时投入战斗。
另一方面，美国的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较高，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具备了扎实的工业化基础，通过在本世纪2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家用电器、汽车等民用工业，以及为之服务的机械、钢铁等基础工业，美国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工业化基础虽然是为发展民生产业而形成的，但对于军用产业来说同样具有“转用性”和“通用性”。果然，二战爆发以后，美国立足于其强大的工业基础，迅速地实现了“民转军”，以民用生产能力制造武器装备支持战争，在战场上很快从被动转为主动。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全力以赴发展民用产业技术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迅速普及从美国导入的质量管理方法，使素有“价高质次”恶名的日本工业品很快改变形象，逐渐成为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与此同时，作为冷战格局“两极”的美苏两国则展开了狂热的、以发展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正如法国国防部顾问洛郎·穆拉维克所说：“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武器装备革新主要靠的是当时的先进科学——物理学、特别是核物理学。这样，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便成了原子弹时代和‘巨人症’时代……在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期间，五角大楼在研究方面只有一个目的：比对手大、比对手重。”（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
在这场“比对手更大、更重”的武器竞赛中美国曾一时陷于被动，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具有调动全国资源用于军备竞赛的优势，加之70年代美国为侵越战争等问题大伤元气，从而使苏联得以暂时夺得了在主要战略核武器数量上的对美优势。
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以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明为标志，信息电子技术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该领域的技术成果几乎都是美国军方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然而日本却将美国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技术引进过来，成功地应用于民生产业领域，通过扩大其用途而使上述技术、特别是所谓“芯片”（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人们懂得了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将会使武器观念本身发生动摇，因而也将会使整个军事战略发生动摇，这场革命就是信息革命。”（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美国将集成电路等微电子技术应用于武器开发，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度、多弹头化，并大大改进了巡航导弹、潜射导弹的性能，从而使苏联在中低技术轨道上狂奔的“数量型”核军备势头在美国的依靠信息电子等高精技术的“质量型”核军备优势面前黯然失色。
美国之所以能在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军备竞赛新阶段夺回对苏优势，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信息电子技术的最重要成果起初虽然是为军事目的而发明的，但其后的“生长”却需要依附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民生产业这张“皮”。美国军方深刻地认识到信息革命的实施“不应当像制造原子弹那样从上层开始，而是从下层开始”，“这次将是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着军事领域，而不是相反”。（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也认为：“越来越多的尖端技术首先在民用部门被开发出来，然后获得军事上的应用”。（注：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OTA）：《保持优势：巩固国防技术的基础》，OTA－ISC－420，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89年4月，第5页。）尽管在大型的系统、网络技术方面（例如因特网）军用技术向民生领域转移的倾向仍在继续，但至少是在硬件、元器件、原材料等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民用技术的水平高于军用技术的“民高军低”现象，例如日本生产的录像机使用的滚柱轴承的精度比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的陀螺仪使用的滚柱轴承的精度还要高一个数量级。（注：由于录像机机芯所需超精密加工技术对武器生产也很有用。因此其技术转移受到冷战时代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技术禁运规定的限制，致使我国的录像机生产企业所需机芯不得不长期依靠进口，1993年我国电子工业部设立“华录项目”，冲破“巴统”的阻挠与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合资生产录像机机芯，向全国10家录像机生产企业供货，终于有力地促进了录像机生产的国产化。）而在“从下层开始”、“民用技术先行”的信息军事技术革命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更有条件占取上风。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利用“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军事领域”方面得到了在发展民用信息电子技术方面迅速走到世界前列的日本的大力支持。1983年作为军事技术大国的美国就曾要求作为民用技术大国的日本提供“军事技术”，（注：1983年美国国防部派遣武器技术调查团赴日考察，1984、1985年美国国防部又两次派遣技术评价专家小组赴日考察日本的电子技术和毫米波、微米波技术。通过考察，美国国防部认为日本民生产业部门拥有：为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 ）所需要的技术如小型超级计算机、红外探测器、图像处理装置、光纤通信、毫米波技术、超导发电机、大功率激光器等；为美国研制MX导弹、新型战略轰炸机等新型战略武器所需要的技术如超微细加工技术、砷化镓材料和器件、铁淦氧电波吸收材料等；为推进常规武器高技术化所需要的技术如各种电子器件、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密陶瓷材料等；为提高军工生产水平所需要的技术如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并称“日本已拥有作为星球大战（SDI）的主要技术供应国的技术基础”。 （注：[美]《华盛顿邮报》，1986年3月11日。）
而在苏联这方面，由于受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未能及时跟上需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应用来推动的信息电子革命的步伐，而它在信息电子技术领域的落后又导致了它面对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军备竞赛新阶段深感力不从心。
进入80年代，夺回核军备竞赛优势的美国进一步企图通过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把苏联拖垮。1983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鼓吹“星球大战”计划时声称：“要苏联人把裤子都输掉”。
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拼命夺取对苏联军事技术优势的同时，却严重地消耗了自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由于优秀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军事、航天等尖端技术研究机构，导致民生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竞争力下降，国内民品市场也不断被来自日本等国的进口货所蚕食。同时，一些大企业长期仰赖军事订货，靠“吃偏饭”过日子，其竞争活力日趋减弱，尖端技术与民生产业相互脱节，形成为“两张皮”。可以说，叫嚷要使苏联“输掉裤子”的美国，自己起码是“输掉了衬衫”。
而“坐收渔翁之利”的日本却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又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经济、科技差距，并在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贸易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致使美国人一时感到日本的经济威胁正在取代苏联的军事威胁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一些日本人对当时日本科技实力也相当自负，声称：“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导弹精度就无法保障……如果日本把芯片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就会一下子失去平衡……”（注：[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日本可以说‘不’》，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然而，尽管七八十年代以来以电子技术为中心，日本的高科技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舆论界对当时日本经济技术实力的评价也带有一定的“泡沫”成分：其一是日本主要擅长导入美欧的技术发明来加以实用化、商品化，而对技术发明本身并不擅长；其二是日本之所以能在汽车、半导体等一部分民生产业夺取对美优势，是同冷战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国背负沉重的军备负担，疏于发展民生产业技术有关；其三是在美欧以外，日本是“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亚洲一些大国尚未真正进入世界市场竞争。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高科技竞争更加依靠“创新”，使长期依靠引进模仿和“二手”创新（即把人家的发明“创造性”地加以实用化）夺取“优势”的日本高科技相形失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军备竞赛的美国，则通过制定新的技术战略，尤其是通过推进“军转民”战略，将更多的资源调遣到民生产业技术竞争方面来，在汽车、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从日本手里夺回“世界首位”的宝座，美国还率先提出并推进“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之“因特网”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信息化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国、独联体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等纷纷加入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使日本的出口产业面临空前激烈的全球性竞争。
综上所述，从二战、冷战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高科技竞争的主要历史教训是：第一，各国往往惟恐军备不足而招致失败，然而实际上的失败却来自过度卷入军备竞赛而导致的经济力削弱甚至经济崩溃；第二，军事技术正在发生革命，以落后的、二三流的军事技术来急进地扩充军备，只能造成一个庞大的、过时的、派不上用场的武器库，从而导致巨大的物质浪费和沉重的拆除负担；第三，“信息革命”时代的军事技术需要“从下层开始”，靠“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生产业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制度改革”成为推动高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世界各国国力的兴衰，首先是以能否成功地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分水岭的，同时，随着科技竞争的深入，对科技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政治力与高科技竞争
面向21世纪的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格局发展。而任何大国要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最根本、最重要的“资格证明”就是该国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包括该国拥有多大的高科技实力，拥有多大的以科技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与此同时，21世纪最初10年又是许多高科技领域（例如超导、生物、新能源等）发展将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实用化一旦取得突破，将导致划时代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因此，在高科技竞争中的胜负将极大地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21世纪的兴衰沉浮。
一个国家要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进而成为赢家，固然离不开科技人员的勤奋努力，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出谋划策，但起更重要、更关键作用的，往往是科技以外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政治力。
首先，对当今世界的基本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据此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及科技发展路线，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需要运用高度的政治力。如果客观形势确是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那么，哪个国家在军备竞赛上跑得越急越快，就肯定越吃亏。因为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经济困难加大，甚至激化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被鼓吹“人权大于主权”的霸权主义者乘隙利用；急进式扩充军备会引起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影响对外开放和获取先进技术的来源；急进式扩充军备会影响对高科技的投入，最终也将削弱为高技术发展水平所左右的国防实力；急进式扩充军备导致经济状况变坏，会进一步导致人才外流，而人才的争夺无疑是高科技竞争的核心。同时，过于性急地以巨大财力用于生产或购置中低技术武器装备，也根本无法对付和抵御将来有人利用“更高技术武器”进行的军事威胁，在未来的信息化、高科技化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造成无谓的巨大浪费。（注：当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比如一架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技术寿命也只有5～8年。现在，美国亚利桑那沙漠中巨大的空军基地放置着3000余架一次也没参过战的旧式作战飞机，全成了废物。因此，如果过于性急地迅速扩大武器进口，弄不好会变成大量“收购垃圾”。）特别是信息化越来越成为一国国防实力的极重要因素，比如日本防卫厅的官僚甚至认为：“危机管理的八成取决于信息”，因此，在1998年8 月31日朝鲜发射越过日本上空的导弹后，日本迅速作出了投入2000亿日元研制侦察卫星的决定。（注：请看日本决定研制侦察卫星的过程：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导弹；9月1日， 自民党内通过强化防空体制的决议并设立侦察卫星课题组；10月29日，自民党提出早期导入侦察卫星；11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导入侦察卫星的方针；11月8日，自民党卫星调查团访问美国；12月10日，民主党表示支持导入侦察卫星；12月22日，内阁作出导入侦察卫星的决定；1999年4月1日，成立“情报收集卫星委员会”。）可见，对于希望增强国防实力的世界各国来说，在信息化方面落后对本国的安全将带来致命的影响。总之，惟一的出路就是以发展经济、发展科教、发展高科技为中心，稳步地、综合地增强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国家实力，反之，如果陷入中低技术的军备竞赛就无异于“制造和收购垃圾”，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发动对南联盟空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乱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大国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科技、稳步增强综合国力的步伐，力图将它们拖入军备竞赛歧途，重蹈原苏联覆辙，以便使美国的“一超”地位长久不衰。然而，面对霸权主义的挑衅，要做到冷静、清醒地认识形势，坚持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决非易事，绝离不开强大的政治力作为指导和后盾。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把重视发展科技提升到“国策”的高度，提出了“技术立国”、“科教兴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等方针。显然，没有政治力的推动，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上述的国策乃至一些国家级的重大科研计划都是难以成立的。（注：例如，中国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就是由5名科学家提出建议、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作出决断的。）要使重视发展科技的国策真正得到落实，同样需要依靠政治力的推动。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成立了以国家首脑级人物挂帅的、指导全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与协调机构。（注：例如中国在1998年6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审议国家科技教育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讨论、审议重大科技和教育任务与项目；协调全国各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和教育的重大关系。韩国为实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由政府领导人直接抓科技工作，设立了科学技术长官会议，对科学技术革新五年计划进行审议、议决。日本则早已建立由总理大臣挂帅的全国科学技术会议。）这是因为要推动科技发展，必然需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乃至国（公）立研究机构、产业界和大学之间进行协调。其中，特别是要将政府的科技预算以及与之关联的教育预算提高到应有的合理水平，更是关系到各部门的权利与利益分配的重大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上开展艰苦复杂的协调工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技术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实行“拿来主义”，仍然是发展经济与科技的重要途径。战后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证明，“追赶国家”只有同拥有世界最先进科技及较合理的发展模式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关系、而不是仅仅同拥有二三流技术及僵化的发展模式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关系，才能确保源源不断地获取先进科技的营养和成果的渠道，才能加快自身的科技发展并形成较合理的发展模式。为了保持从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生地”源源不断地引进技术的渠道，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努力，而且更需要依靠强大的政治力，进行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在部分国际关系中依然在起作用，但是，世界经济毕竟已经进入了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通过经济、技术交流来发展同技术先进国家的关系，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建立从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产生地”那里获取技术的直接渠道。这意味着高科技竞争与一国的对外战略、对外政策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与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关系如何，将对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对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竞争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经济国际化时代就是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各国为了竞相吸引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到本国来开展生产和科研活动，而积极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中去，才能从国际技术转移中获得好处。因为经济的交流中必然包括技术的交流；随着经济竞争的激化，经济交流中的“技术含量”也将升高；同时，高科技竞争一方面表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企业为单位的竞争”，而在“以企业为单位的竞争”层次上，跨国大企业的作用日益突出，全球约4万家跨国公司直接控制着全球技术转让的80%、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注：《经济日报》，1999年5月 10日，第7版。）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只有积极加入由跨国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多层网络”，（注：请参照[日]藤本隆宏、武石彰：《21世纪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生产率出版社1994年版。）才能接近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源，避免被汹涌向前的世界科技发展潮流远远抛在后头。从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可看出，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表现出较强的抗危机能力。显然，如果自外于经济全球化潮流，就是自外于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
为了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将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本国来，吸引或留住优秀的国内外科技人才，世界各国又展开了“国家魅力竞争”，努力营造一种经济繁荣、法制健全、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努力使本国成为“企业愿意来、而且留得住的地方”、“人才愿意来、而且留得住的地方”。而在“国家魅力竞争”中，核心是“制度改革竞争”，即通过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缓和各种过时的法规限制等等，从根本上增强本国对全世界的先进企业的吸引力，对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显然，要推进“国家魅力竞争”和“制度改革竞争”，同样首先需要依靠政治力来克服和改掉本国各项制度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陈规陋习，提高和改善整个国家的地位和形象。例如，为了发展电子商务，就需要缓和或废除过时的通信管制，而这样做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需要以高度的勇气和洞察力作出政治上的决断。
需要指出，通过正常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而开展的技术转移也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技术先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高技术的国际转移加强了政治干预和各种保护主义措施，某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编造谎言来干扰国与国之间的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甚至策划建立“新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来限制“与军事有关的“技术转移。（注：最近，美国一些人抛出《考克斯报告》，攻击中国“偷窃”美国的先进武器技术，实质上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借中美关系大作文章，煽动反华情绪。另一些人则利用这篇充满谎言的报告鼓吹建立所谓“新巴统”。）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正常的经贸关系、利用技术转移来加快本国技术的发展，也难免遇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在政治上、外交上展开坚韧的斗争。
还需指出，很多高科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议题和国际谈判的筹码。比如，为了缓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而需要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为此必须大力促进国际合作，推进有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针对技术转移中的保守做法进行批评；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美国通过开发超导等技术既可大大改善能源的使用效率，又可能加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围绕国际标准化的竞争，不仅左右着企业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因而成为超越技术、超越企业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围绕克隆技术的发展，各国出于不同的国情和价值观而持有不同的观点，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争议；在农业方面应用生物技术的进展，不仅具有在一般意义上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意义，而且具有为贫困国家提供生存手段的意义，因此，在相关领域的国际技术转移将可能与人道主义援助联系起来。可以预料，世界各国围绕高科技发展问题的政治与外交斗争将日趋频繁和激化。
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列宁的话， 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高科技竞争的最根本的政治性质即在于此。当今，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还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要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科学技术，要靠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看，最终赢得21世纪的高科技竞争，对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标签：军事论文; 军备竞赛论文; 日本科技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科技论文; 武器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民生公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