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学习习近平有关恐怖主义治理的重要论述
郭关玉1，李学保2
(1.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习近平关于恐怖主义治理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理论之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历史之维是中国和世界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的经验教训，时代之势是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当下危害国际安全的毒瘤。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共同安全、持久安全”的治理目标观、“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治理对象观、全民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观和“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论。秉持法治与合作精神、融合创新、共享共治理念、坚持科学务实方法是其鲜明特色。习近平关于治理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新思路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恐怖主义；全球治理；标本兼治；共同安全；中国方案
国际恐怖主义是“对和平与发展的严峻考验”[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将其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高度，将打击恐怖主义定性为“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2]。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围绕恐怖主义及其治理问题发表了系列讲话，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恐怖主义治理思想体系。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成为百姓满意、世人羡慕的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新时代中国的恐怖主义治理理念从哪里来？政策和措施有哪些？要实现怎样的目标？与西方国家反恐理论和实践相比又有那些特色？弄清楚上述问题是运用习近平治恐理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必须，同时，对于回应近期国外舆论对中国新疆预防性反恐措施的质疑也有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有关恐怖主义治理新理念形成的基本依据
习近平治恐重要论述的理论之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历史之维是国内外恐怖主义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时代之势是国际恐怖主义依旧猖獗，对其根治仍然任重道远。
1.理论之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指南。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3]。国际恐怖主义是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代表，故恐怖主义及其治理必须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西方大国所信奉的通过攫取绝对权力保障绝对安全、国家安全信奉“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安全观截然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发展安全和人民安全。
所谓共同安全，就是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客观事实，统筹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绝不做牺牲他国安全成全自身安全之举，努力打造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所谓合作安全，就是坚持全球化思维，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不搞单边主义，不行以邻为壑之举；所谓发展安全，就是辩证看待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同时重视发展和安全问题，以发展作为安全之基础，以安全作为发展之条件；所谓人民安全，就是矢志不渝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既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又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2]。从恐怖主义治理的视角来看，共同安全是目标，合作安全和发展安全是路径；人民安全是宗旨，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
邻接条件是保证相邻行星轮的齿顶不能搭接碰撞，由图2(b)可知，即行星轮的中心距应大于2个行星轮的齿顶圆半径之和，即：
2.历史之维：国内外恐怖主义治理的经验和教训。自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将孤立的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之日起，恐怖主义就开始走向国际化，各国也就开始与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但斗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部分国家如中国成效显著，确保了国家安全与稳定；而部分国家却收效甚微，甚至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归纳起来，中国的成功经验有四个方面：一是目标清晰，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借反恐之名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之实。二是重视源头治理，而不是单纯依赖武力打击，实现了从军事灭恐、简单反恐到多措并举、从源头根治恐怖主义的转变。三是重视国际合作，强调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消除国际恐怖主义这个人类的共同威胁。四是始终坚持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反恐，将恐怖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此同时，一些国家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反恐目标不清晰，反恐动机不纯，将反恐与实现地缘政治利益搅合在一起。二是治标不治本，将治恐简化为武力对决，使反恐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之中。三是忽视国际合作，以自我为中心反恐；四是迷信高科技或高技术武器灭恐，不注重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新时代中国的恐怖主义治理理念正是从国内外反恐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升华而来。
从2007年3月开始，美国经济增速在5.25%的联邦基金利率下显现疲态，受次贷危机冲击，宏观周期开始掉头，但未对油价形成压倒性利空。同时，全球的原油实物需求高企不下，伊核问题和尼日利亚局势加剧，尽管OPEC原油总产量从3000万桶/日增加到3200万桶/日以上，仍然跟不上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速，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库存周期占主导。
在当前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需要科研工作者有会议费、差旅费、测试费、材料费、设备购置费等一系列实际发生的支出才能予以报销。在成果转化阶段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由科研工作者分享成果转化为收益。无论是经费报销阶段还是成果转化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居于天然的劣势地位，因此人文社会科研工作者的获得感不强。
1.“共同安全、持久安全”的治理目标观。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安全呈现相互依赖性和彼此联动性，各国安全早已超越了“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并与国际安全互为基础和条件。没有国际安全就没有各国安全，没有整体安全也难有个体安全。基于对新时代安全特性的把握，习近平指出：“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3]，“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3]。换言之，各国关于恐怖主义治理的目标不能仅限于保证自身的安全，同时也必须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
3.时代之势：根治国际恐怖主义任重道远。“9.11”事件大幅提高了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视程度和打击力度。但时值今日，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根除，反而呈现出治理难度越来越大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一是恐怖袭击频率高、伤亡重。据统计，2017年全球有68个国家共遭受1136起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达7656[4]；2018年上半年全球已有42个国家共遭受639起恐怖袭击，共造成3305人死亡[5]。二是“9.11”事件以后恐怖活动高发区由南亚向全球扩展，除中东、北非恐怖活动持续猖獗之外，以往相对安全的欧洲大陆、英国也频遭恐怖袭击。三是恐怖袭击方式从以小团伙作案为主，到大规模袭击、小团伙作案和“独狼式”袭击等多种方式并存，预防和打击的难度加大；四是恐怖袭击对象从主要针对平民发展到平民、政府政要和国家机关均成为受袭目标；其五，恐怖主义利用高科技作案，核恐怖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大。
二、习近平有关恐怖主义治理重要论述的新内涵
习近平关于治恐的重要论述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在深入总结中国和国际社会治恐经验、面临仍然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这些重要论述既指明了恐怖主义治理目标和方法，也明确了恐怖主义治理的主体和客体，较系统回答了“由谁治理？”“治理谁？”“如何治理？”“治理要达到何种目标？”等基本问题。
总之，尽管本·拉登这个恐怖主义的精神象征已经被消灭，“伊斯兰国”极端势力也遭受重创，但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威胁之一。当前，世界治恐赤字依然较大，国际恐怖主义“双煞”“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不断变换组织体系并向全球蔓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深受“三股势力”恐怖活动之害，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并坚持做负责任大国的中国，需要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治恐理念和中国方案，这是习近平有关恐怖主义及其治理新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
获得可持续安全、追求共同安全和持久安全是新时代中国对国家安全及其与全球安全关系的辩证把握。中国倡导“和谐世界”建设应以持久安全为基本特征，正在推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有持久安全的基本内涵，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样以追求持久安全为基本目标。习近平强调恐怖主义治理不以追求的暂时安全为目的，而是谋求持久安全。他强调要“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6]，这是获得持久安全的保证。
综上所述，畜牧业发展离不开动物防疫，通过预防和控制避免疫病的爆发和蔓延可以有效控制养殖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养殖户的经济利润，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消费利益。在加强动物防疫的过程中，完善防疫体制、极大经费投入、做好工作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对农村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意义重大。
2.“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治理对象观。恐怖主义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按照袭击方式划分，可以分为自杀性恐怖主义、核武器恐怖主义、化学武器恐怖主义、生物武器恐怖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等；按照政治诉求划分，可以分为极端宗教恐怖主义、民族分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和反对国家政权型恐怖主义等；按照参与人数来划分，可以分为“独狼式”恐怖主义和群体性恐怖主义；按照袭击对象划分，可以分为袭击贫民恐怖主义和袭击政府机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都有制造社会恐慌的共性，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商务英语是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共通语言，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商务英语翻译既涉及商务语言的翻译，也涉及异国文化的准确理解与表达，而在商务交际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翻译都与具体的语境息息相关。
新时代的中国有关恐怖主义及其治理的理念，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3.全民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观。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习近平认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在发挥反恐主体责任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高群防群治预警能力，筑起铜墙铁壁、构建天罗地网”[7]；“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安全治理合力”[8]。
在习近平全民治恐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首先用法律形式明确了各级组织和机构应肩负的反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教育部门必须将恐怖活动预防和应急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和培训内容之中；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担负起反恐怖宣传责任；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也必须加强反恐宣传教育；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除了为公安部门提供反恐技术支持外，还必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内容监督制度；物流运营单位应该履行安全查验制度，杜绝有重大安全隐患的物品运输或快递；审计、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发现涉嫌恐怖融资的，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与此同时，中国创造性地将普通群众纳入群防群治组织。如新疆就成立了十户联防组织、护厂队、护院队、护校队等多种反恐基层组织，这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有效维护了当地安全。
2.融合创新、共享共治。恩格斯指出：“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9]国际恐怖主义也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治恐必须秉持创新精神，针对恐怖主义的新形式、新特点对症下药。此外，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事实表明，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能直接照搬他国经验，而是必须开拓创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强调治恐必须坚持“改革创新”[8]。
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践行着“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反恐方针。一是认识到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国内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推行精准扶贫；在国际上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二是认识到民族冲突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国内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政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国际社会上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繁荣；三是认识到极端宗教思想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既要严防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又通过加强信教群众的法制教育、国家认同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预防性反恐措施，增强人们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免疫能力；四是认识到文化冲突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国内大力倡导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在国际上强调各种文明、文化互鉴互荣。在通过综合措施“治本”的同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恐怖主义决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强化治标能力建设。2014年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并亲自授旗成立了中国的反恐特种部队——猎鹰突击队，这是强化反恐治标的重要体现。
三、新时代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及特点
中国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9.11事件”之后不久，江泽民就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此后，胡锦涛又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确定为我国反恐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提出要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将“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写入十九大报告。
1.依法治恐、国际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在国内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反恐问题上，同样秉持法治精神。习近平指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8]在国际上，中国强调反恐应在国际法的框架内，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全面执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相关决议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在国内，重申并坚持依法反恐，中国制定和修订了五个与治恐有关的法律，大幅推动了中国治恐法制化进程。特别是2015年《反恐怖主义法》的制定，结束了我国长期没有专门反恐法的历史，实现了恐怖主义治理有法可依。(参见表1)
国际恐怖主义的跨国联动性决定了必须通过紧密的国际合作才能对之进行有效治理。为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化国际合作、“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1]。反恐国际统一战线应以联合国为主导，以双边和多边合作为两翼。所谓以联合国为主导，不仅因为联合国是世界上唯一被各国认可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能防止国际反恐活动被大国主导，使反恐陷入以暴制暴的怪圈，同时也因为联合国积累了较丰富的反恐经验。自1963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制定了近20份反恐法律文书，既推动了全球反恐进步事业，又为国际社会反恐提供了法理基础。在联合国的主导下，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力争做到反恐无死角。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几乎亲自对每一个遭遇恐怖袭击的国家发去慰问电，并力促加强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之间的反恐合作。此外，他还力促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间的反恐合作，提升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阿盟、中国与欧盟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反恐合作分量和力度。
与此同时，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新一轮修编方案已报市政府待批，广州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正在进行。此外，将论证规划新的大型高铁客站的必要性，在需新增客站的情况下，研究新站选址；将重点研究广深港高铁引入广州中心城区方案；将研究跨珠江通道布局方案，通过对粤港湾大湾区关键战略资源——过江通道资源进行分析，从提升南沙地区枢纽地位、支持广州国际综合枢纽形成的角度，提出过江通道统筹原则和布局方案。
表 1十八大以来通过的与治恐有关的法律
4.“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论。恰如地震是地壳剧烈运动的反映一样，国际恐怖主义也是世界诸多深层次矛盾激烈冲突和对抗的体现。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地区局势动荡、文明冲突、极端思想泛滥等都是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治恐如治病，必须对症下药。恐怖成因的多样化意味着单一治恐举措往往难以奏效；恐怖成因的深层化意味着单纯依赖武力反恐(治标)而不从源头清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治本)，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只治标不治本反而使矛盾复杂化且陷入恶性循环，因为治本需要长周期才能奏效，而恐怖犯罪活动又在不断制造贫穷、战乱和恐慌这些新的恐怖主义根源，反而使治本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反恐必须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1]。
中国秉持创新理念治理恐怖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确提出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八字方针。“综合施策”是对当今国际社会普遍依赖军事打恐思路的否定；“标本兼治”则是对治标不治本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其二，针对近年兴起的、危害性极大的网络恐怖主义和核恐怖主义，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专门提出了要通过尊重网络主权、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良好网络空间秩序等多种途径治理网络恐怖主义的主张。2016年4月，习近平在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时，又提出了通过科学管理、发展先进安全核能技术和妥善应对核扩散等预防核恐怖主义的具体方法。
与某些国家独断、独享式反恐不同，中国提出融合共享理念治理恐怖主义的思路，强调各国共享治恐信息，共享治恐经验、各国人民共享治恐成果。针对大国凭借资源和能力而主导国际反恐进程、进而谋求一国私利的现象，习近平明确指出，“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10]，大国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必须“支持和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8]。针对某些大国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行为，习近平告诫道：“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8]。“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0]与此同时，秉持人民安全宗旨，习近平强调各国共享治恐成果一定要落实到保障所有人民安全，“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的安全稳定环境”[8]，“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6]。
3.坚持科学、务实方法。同任何事物一样，恐怖主义的产生、泛滥和消亡有其自身内在规律。治恐，不能胡干蛮干，只能在充分认识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和务实的方法予以治理。所谓以科学方法进行恐怖主义治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恐怖主义成因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进行综合治恐；二是根据恐怖主义成因的复杂性和容易不断衍生的规律，采用标本兼治的方针治恐；三是根据恐怖主义形成和影响的全球性，坚持系统治恐，构建了一个从全球到地区再到国内的多层次治理体系。(详情见图1)
图 1中国恐怖主义治理多层次体系结构图
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坚持求真务实尤为重要。第一，精准定位恐怖主义对象。尽管一些恐怖分子具有宗教和民族背景，但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和民族挂钩，避免伤及无辜和反恐对象扩大化。第二，高度重视反恐的实效性。如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反恐力度，中国推动成员国定期举行贴近实战的联合反恐演习，切实提升联合反恐的协调性和战斗力；针对恐怖主义分子利用互联网作案的新形势，中国强调必须加强网络反恐，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利用网络宣传、煽动极端思想，招募新成员，并倡导举行了“厦门—2017”网络反恐演习；又如针对ISIS遭到俄美联合打击后回流到母国或流窜到第三国的新形势，中国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完善此类人群及其潜入潜出的情报交换机制，并建立更加快捷的外国武装恐怖分子引渡机制。以上这些具有很强操作性且紧跟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的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国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务实性。
四、恐怖主义治理的中国方案及贡献
1.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治恐理论体系，为新时代中国治恐提供了基本遵循。与国外其他国家饱受恐怖袭击之苦而陷入动荡相比，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之一，故国际上有中国恐怖主义“例外论”之说。 “9.11事件”爆发以后，国际恐怖主义骤然上升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同时，随着“三股势力”对中国安全威胁的增大，中国明确提出了反恐三原则：即反恐要有明确目标，不能伤及无辜；反恐必须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反恐必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此外，鉴于恐怖主义的跨国性，中国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反恐，并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反恐路线，明确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的综合反恐思路以及反恐与反霸相结合的反恐立场。
十八大以后，中国进一步完善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治理体系，主要包括：第一，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明晰了中国治恐目标是实现共同安全和持久安全。第二，确立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八字治恐方针，将消除恐怖主义及其产生根源并列为治理对象。第三，用新发展理念指导治恐，明确了我国治恐必须秉持创新和共享理念。第四，坚持依法治恐，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反恐法律法规，大幅推进了中国治恐的法制化进程。第五，针对近几年威胁日益显现的网络恐怖主义和核恐怖主义提出了新的对策；第六，高度重视反恐能力建设，不仅成立了专门的反恐部队，而且多次举行接近实战的反恐演习，大幅提升了我国的反恐能力。
王祥仿佛失了神一样。明明是得了10万元去做生意，但是相比自己失去的部分，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他越想越气愤，生意也不想做了，就想寻老道的晦气。
总之，中国关于治理恐怖主义的新理念是基于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态势，是对我国多年成功治恐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理论遵循。
2.为国际恐怖主义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中国方案。总的来看，国际反恐已经初步形成了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欧盟模式、日本模式。
哎，小孙啊，你不要紧张嘛！周书记仰起了头，你夫人颖春在信中向我强力推荐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但具有业务能力而且又具有组织能力，是个可以让领导放心、让单位安心、让百姓称心的人，建议我们县委、政府要重用你……周书记说到这里又把话停住了。
美国模式以维护自身绝对安全、巩固霸权地位为目标。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一是美国设法保持军事、科技和情报的绝对优势，对恐怖主义头目、恐怖主义基地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二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试图通过消除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来减小恐怖主义发生的几率；三是有区别地对待恐怖主义，搞双重标准、将反恐与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四是轻视联合国的作用，通过建立临时性联盟有选择性地参与国际合作，在反恐问题上搞单边主义。俄罗斯模式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本土安全为目标，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新闻控制，防止恐怖分裂思想泛滥、切断恐怖主义的外部支持、加强民族融合，促进车臣现代化、实施连带责任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欧盟模式以保护本土公民安全、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为目标，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反恐立法、建立专业反恐机构和加强反恐队伍建设。日本模式以防患于未然、加强美日同盟、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和扩大地区影响力为目标，主要途径是建立官民联动、内外协调的反恐体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表 2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反恐模式比较表
尽管美、俄、欧、日等国反恐模式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一是始终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目标，这与当今世界各国安全高度相互依赖的客观事实相背离。在一国安全取决于世界整体安全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仅以维护自身安全为唯一目标的反恐模式都将难以为继。二是部分国家反恐动机不纯，时而将反恐当作目标，时而又将反恐当作实现其他利益的工具加以运用。这不仅动摇了国际合作反恐的基础，也挫伤了一些国家从事国际合作反恐的积极性。三是缺乏系统思维。恐怖主义与全球和平与发展中的诸多难题相伴而生。如果不从全球层面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减少动荡、消弭战争，恐怖主义这颗邪恶的种子就会不断发芽。近几年中东北非动乱和欧盟难民潮导致欧盟多国多次遭遇恐怖袭击就是例证。四是没有将国际反恐上升到恐怖主义治理的认识高度。有些国家的思维停留在军事灭恐阶段，只注重军事打击，没有上升到从根源上、从全球层面根治恐怖主义的高度。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根治恐怖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和持久安全为目标，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这些都是国际反恐领域的创新理念。中国和平稳定、欣欣向荣的事实表明，中国预防和反对恐怖主义的思路和方案是可行的，恐怖主义治理的理念是有生命力的。这不仅开阔了国际社会反恐的思路，而且有利于提升国际社会治恐的实效性，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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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3- 0112- 06
收稿日期 ：2019-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疆民族地区反恐维稳中的涉外因素及相应对策研究”(14BZZ027)；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工程项目“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国方案研究”(MX1718)。
作者简介： 郭关玉，女(土家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对外关系。
(责任编辑 李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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