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的选择_盈余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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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701(2014)03-0080-12

       一、引言

       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信息的质量。一般认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对盈余管理产生抑制作用。内部控制是否能够影响盈余管理,直接关系到围绕内部控制开展的监管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经验研究尚未获得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相对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的内部控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来说,我国内部控制尚处于不断进步和完善之中。财政部于2008年联合五部委出台了中国版SOX法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规范》实施近5年来,企业内部控制效果究竟如何,特别是对会计盈余信息质量的提高是否真正起到了控制和合理保证作用,目前研究结论尚未统一。

       自Roychowdhury(2006)和Cohen et al.(2008)等研究真实盈余管理以来,盈余管理的研究视野从应计盈余管理拓展到真实盈余管理,从而使关于盈余操纵的研究更为接近业务的实际。因此,深入探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否降低上述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盈余质量,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话题。

       与以往研究采取二元法计量内部控制质量高低不同,本文选用连续分位组变量来计量内部控制质量,这样可以保证更多信息得以保留。此外,大多研究设计依赖两者是线性函数这一假设,本文采用GLM方法来探究两者关系,放松了两者线性关系的假设,还原更为真实的两者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应计项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但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却起到相反作用,即内控质量越好的企业,越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改变现金流和酌量性支出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为了解应计项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现实情况,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内部控制和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局限。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在美国强制要求披露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以后,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关联性研究成为国外实证研究的热点。Doyle et al.(2007a)从逻辑层面推论,内部控制系统越薄弱,越会导致财务报告故意和无意犯错率的上升,而这些错误最终将反映在盈余质量上。他们发现,当控制企业特征因素(比如现金流波动性、销售、资产、损失、营运复杂程度和营运周期等)后,内部控制缺陷与盈余质量负相关。Ashbaugh-Skaife et al.(2008)发现报告内控缺陷的公司比没有报告内控缺陷的公司存在更低的盈余质量,对审计师以前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整改的公司与没有进行整改的公司相比,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Goh and Li(2011)发现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会计稳健性差于没有内控缺陷的公司,并且修正内控缺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强于没有修正缺陷的公司。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因素对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也进行了研究,但是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认为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盈余管理。张国清(2008)以200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没有伴随着高质量的盈余,内部控制的改善也没有使盈余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张军和王军只(2009)以2007年沪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审核使得应计盈余管理显著降低。张龙平等(2010)对2006年至2008年沪市A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鉴证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以200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叶建芳等(2012)采用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内控存在缺陷的企业比不存在内控缺陷的企业有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内控缺陷得到修正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会降低。范经华等(2013)研究内部控制和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较小。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新兴加转轨特征,控股股东普遍存在,控股股东有动机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来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操纵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也是控股股东频繁采取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公司治理着眼于顶层设计,那么内部控制着重于流程管理,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司治理环境。可见,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应当承担共同的管控功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降低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错误的程序和估计差错风险,减轻可能影响报告信息质量的经营和投资风险。因此,高质量的内控水平应当能够从流程管理视角来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盈余管理不仅包括诉诸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及调整等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还包括通过影响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内部控制是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流程控制,涵盖了销售业务流程控制、资金活动流程控制和资产管理流程控制等,对企业的销售、生产支出等行为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于那些企图通过影响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比如调整销售收入、摊薄生产成本、压缩研发费用等,来实现所谓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当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最早由Schipper(1989)提出,直到Roychowdhury(2006)才在度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Roychowdhury(2006)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分为三个部分: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本文借鉴这一度量来衡量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并提出假说2。

       假说2: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连续三年的数据,本文剔除了连续数据不足三年的公司,以及ST公司和财务数据缺失公司,最后得到1367家样本公司。本文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来自深圳迪博风险管理咨询公司,该指数①是在中国会计学会全国重点会计课题《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的基础上,由作为课题主持人的深圳迪博企业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具有一定的社会公认度。

       (二)变量选择和定义

       1.应计项盈余质量度量(EQ)

       应计项盈余质量的度量方法有多种(Schipper,2003),本文则在借鉴Francis(2004)、Kothari(2005)和Doyle(2007a)的基础上,选择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估计出度量盈余质量(Earnings Quality,EQ)的指标,指标估计模型分别如下:

      

       式中,TA表示总应计项目,为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A是上期期末总资产;△REV为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与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C为应收账款的年度变动额除以上期期末总资产;PPE是当期期末固定资产净值;ε是残差。对样本公司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计算模型(1)的残差,即得到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下的超常应计,取绝对值即得到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标EQ。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盈余质量越低。

       2.真实活动盈余质量度量(ARM)

       目前关于真实活动盈余质量比较主流的度量方式是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三个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模型,分别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三种变量异常值之和的绝对值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

       (1)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

      

       式中,CFO表示当期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REV表示当期营业收入,△REV为当期与上期营业收入变动额。对样本公司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计算模型(2)残差即为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CFO。

       (2)异常生产成本(APROD)

      

       式中,PROD表示当期实际生产成本,等于当期存货变动额加上当期营业成本,其他变量同前。对样本公司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计算模型(3)残差即为异常生产成本APROD。

       (3)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

      

       式中,EXP表示当期酌量性支出,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对样本公司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计算模型(4)残差即为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

       (4)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RM)

       本文借鉴Cohen(2008),采用综合指标RM度量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和方向。

      

       式中,RM表示当年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方向。本文取其绝对值ARM衡量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

       3.内部控制质量度量

       本文将2012年“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划分为十分位数来度量内部控制质量,一分位到十分位数表示内控质量由低到高(Ittner and Larcker,1997)。本文在使用迪博指数时,特别查阅了迪博公司出版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2012》,详细分析了其内控指数构建过程,发现该指数综合了大量非财务信息,相对于其他计量内控指标,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4.控制变量及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2006)、Doyle(2007b)、方红星(2011)、叶建芳(2012)、冯红卿等(2012)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控制人性质、每股盈余、破产风险指数、外部审计意见、经理层规模及薪酬等变量控制其他因素可能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体定义详见表1。

      

       (三)回归模型

       本文为检验假说1和假说2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式中,ABSEQ表示衡量盈余管理的各个变量,其他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与以往文献按照企业是否披露内控缺陷,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两组来衡量内控质量不同,本文利用General Linear Model(GLM②),首先将1367家样本公司的迪博内控指数划分为十分位组GROUP,用以衡量内控质量,然后在控制公司规模SIZE和上市年龄AGE两个变量基础上比较每个内控质量分位组上的盈余管理程度。这样连续分组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了解二分法所无法观测到的更为具体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连续变量之间的间隔(gap),并且不会改变估计结果。

      

       表2是对衡量应计项盈余质量和真实活动盈余质量的五个变量进行的分组平均值分析,表中数据结果与张国清(2008)、叶建芳(2012)的研究结果较为类似。分组后,发现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呈下降趋势,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上升趋势,为本文的假说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盈余管理提供了初步证据。

       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为了控制极端值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本文在上文提及的单变量检验和后文回归分析中对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相关系数分析

       本文计算了所有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结果表明,盈余管理的不同度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能够较好地反映盈余质量水平,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显著相关。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说明将这些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是有必要的,由于相关性VIF值均小于10,故不太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③。

       (三)多元回归分析

       将样本数据代入模型(6),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五个被解释变量调整后的

值与张国清(2008)接近,回归的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方程总体线性显著。

      

       观察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衡量应计盈余管理的变量是EQ时,内控质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内控质量越高,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该结论与方红星(2011)、叶建芳(2012)一致;当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变量是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的绝对值DCFO、异常酌量性支出AEXP的绝对值DEXP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绝对值ARM时,内控质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内控质量越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当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变量是异常生产成本APROD的绝对值DPROD时,内控质量系数并不显著,该结论与方红星(2011)、叶建芳(2012)不一致。

       虽然本文采用与李江涛等(2012)、范经华等(2013)不同的内控指数计量和分组回归,但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假说1基本通过检验,但假说2未能全部通过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内控质量越高,企业反而越是通过改变经营现金流和酌量性支出两种方式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1)我国内部控制实施时间较短,尚未形成真正的约束效力,内控鉴证与审计报告有时看上去很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单以内控报告自评或他评作为控制质量衡量指标,难免存在衡量偏误;(2)通过操纵真实经营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例如增加销售、削减研发支出和摊薄固定成本,只要符合内控的政策和流程,就不违反公司内控规定,因此内控可能对此类行为缺少明显的治理作用(范经华等,2013);(3)面对日益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和鉴证压力,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加大隐蔽性更高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且这种动机在外部制度健全和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更加明显(李江涛等,2012)。这些恰恰都说明了内控质量越高的企业,更多地选择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故其真实活动盈余质量反而越低。

       (四)考虑内生性的检验

       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或互为因果,即内生性问题。当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时,会使得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的参数不再无偏一致。由于本文为全样本回归,不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故不需要用Heckman处理效应模型解决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重点用工具变量法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来处理遗漏变量所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Doyle et al.(2007b)选取市值MV、资产报酬率ROA、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OWNCRL5、董事会规模BOARD、员工人数对数WORKER五个外生变量作为内控质量ICQ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用ICQ对以上五个外生变量回归,得到内控质量ICQ拟合值

。第二阶段,将

作为新的内控质量回归变量代入模型(6),再次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管理关系。

       表5的2S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主要的结论基本相同。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没有受到自选择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干扰。此外,对于控制变量,本文还采用其他的度量方法,主要的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内控指数的十个分位组从低到高衡量内控质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的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由于盈余管理变量尤其是应计项盈余管理如何度量一直是文献关注的焦点,除了上文采取代表性的三个指标之外,本文还采用截面琼斯模型、业绩调整截面琼斯模型度量应计项盈余管理,主要回归结果保持一致。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资料备索。

       五、结论与局限

       本文以201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对应计项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但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却起到相反作用,即内控质量越高的企业,越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2)企业更倾向通过改变现金流和酌量性支出来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3)在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文用内控指数作为衡量内控质量的指标,其客观性和合理性仍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没有同时考虑外部审计监督等其他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交互影响,缺乏对具体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及其治理机制作用的理解,而这也是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突破口。最后,如果采用PSM(倾向性评分法)进行样本配对,来研究2008年至2013年内控政策平均处理效应(ATT),也许能够考虑年度间变化(如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化是否会导致公司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变化),相应的证据会更可靠。

       注释:

       ①“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设计的制度基础为财政部等五部委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保监会的《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指引》、香港会计师公会的《内部监控与风险管理的基本架构》及国内外其他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指数的设计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成果,并遵循一般指数的构建程序及方法。在上述制度基础和方法基础之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体系的现状,基于内部控制合规、报告、资产安全、经营、战略五大目标的实现程度设计内部控制基本指数,同时将内部控制缺陷作为修正变量对内部控制基本指数进行修正,最终形成综合反映上市公司内控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的内部控制指数。

       ②GLM方法在研究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关系时,并不需要强加线性假设,详见Ittner and Larcker(1997)。

       ③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变量相关系数表,相关数据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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