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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运动的潮流不可阻挡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个民族运动。从参加的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广泛，都反映出了救亡运动的全民性，指出了历史潮流的所向。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后马上发出抗日救亡号召。它的声音被封锁，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仍受到了高声赞扬。《大公报》发表文章，反对视共产党为“匪”，反对剿共，说共产党有严密组织，有共同信仰，有实行政纲，又有国际背景，怎么叫做“匪”？担任过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公开发表题目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提出立即与共产党休战，唯一条件是在抗战期间彼此互不攻击。《大公报》、丁文江等的言论，确切表明了救亡民族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共产党的功劳，不在于“创造”了民族运动，而在于站在运动之中积极斗争，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其实现了。
与抗日救亡潮流相对抗，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不许军队要求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著文提出“安内必先攘外”，鼓吹反日舆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胡适、蒋廷黻主持的《独立评论》和他们自己的言论，也逆潮流而行，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反面。他们坚持主张与日本妥协，极力宣传“妥协有理”论。他们把自己的“真切认识”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国家”当然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胡适、蒋廷黻是名气很大的教授、“权威学者”，受西方一些人看重。他们的“妥协有理”论，起着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论所不能起的作用。
抗日救亡民族运动潮流与蒋政权斗争的焦点是：面对外国侵略压迫，坚持抵抗还是妥协投降？历来统治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最后总是妥协投降。中国近百年就是这样衰败下来的。“九一八”以后日本更加紧分割华北，中国是奋起抵抗，挽救危亡，获得复兴，还是继续妥协后退，陷于亡国灭种，到了最后的决定时刻。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转变，准备抗日。胡适一派人后来也转到赞成抗日的立场上来。这证明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不可阻挡的。抗日救亡运动筑起了民族精神上的血肉长城，准备了与强敌抗战到底。抗日战争洗刷了甲午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也开辟了改变中国上百年衰败历史、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历史在这里昭示了一条基本道理：有侵略者存在，我们的事业要前进，就必须坚持民族独立精神，敢于与侵略者作斗争。后退必然屈辱失败；反之，前面就可以有新局。
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从卢沟桥开始
日本从卢沟桥打响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最后签订投降书则在太平洋美国军舰上。怎么看待它的失败，常常发生争论。日本不少人认为，日本被美国打败了，并没有败给中国。日本政界一些人极力否认日本侵略中国，制造混乱，也是钻这个空子。日本是怎么失败的，败在谁手下，这里确实有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主要方面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中日战争的延长和扩大。先有中国抗日战争，然后才有太平洋战争。日本在这两个战场上的战争，都是一个目的：最后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中国的持久抗战在这里有特殊重要意义。中国八年抗战，前面四年半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它证明中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顶住近百万近代化装备的日军野蛮进攻，开继续坚持下去。就在这个时间里，号称“欧洲最大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希特勒闪击下，仅仅六个星期就失败投降了，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有多么大的潜力。抗战开始，日本军部打算一个月或两个月、顶多三个月打败中国。战争进行一年多以后，日军攻下了武汉、广州，但已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泥潭里，拔不出来了。武汉会战一结束，日本的战略方针大改变即由此而来。日本当权势力中有北进、南进两种主张，着眼点都在如何最后征服中国，争论未决。打一场太平洋战争不但美国当初没有料想到，日本当初也没有真正料想到。美国战略重点在大西洋，极力避免在东方卷入战争。1940年冬罗斯福第三次竞选总统，中心口号是和平。他反复强调“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的战争”。日本陆军主力深陷在中国战场上，北进已无可能，于是就只剩下了南进一条路。日本、美国当初都没有料想到或者希望避免实现的事终于发生了，这里只有一个力量是决定性的，这个力量就是中国前四年半的独力持久抗战。中国的持久抗战迫使日本在战争中走上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最终改变了亚洲和太平洋的全局。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心课题就是一个“解决中日事变”，即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和亚洲，以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美国、日本在亚洲各有利益，这些利益的中心在中国。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堡垒，利害关系重大。美国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美国为了牢固立足中国，一直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1938年，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声明建立“东亚新秩序”，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新的形势”，即承认日本独占东亚。这正与美国的机会均等针锋相对。日本报纸更露骨宣传，“东亚新秩序”就是“东方门罗主义”。日本驻意大利大使说得更明白：日本现在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新中国”，“所谓新中国者，实质上亦即第二满洲国”。也就是说，列强应该承认中国是日本的殖民地。1941年2月起，美国、日本为寻求妥协进行谈判，单在华盛顿一地就举行了110余次。美国为保存自己的某些利益，准备牺牲中国。它同意所谓“劝告”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并参与“共同防共”。如果这个协定成立，重庆对日投降，汪蒋合流，日本“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在它看来也就实现了。但日本军国主义的胃口太大，要求美国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在中国多处驻兵，说“驻兵问题为陆军之生命，绝对不能让步”。美国接受这一条，等于从中国、也从太平洋卷起铺盖，溜回老家去。日本于是用武力来实现其独占中国、独霸东亚的计划。这就是太平洋战争。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是：（一）它们是由两条线组合在一起的。一条线是从卢沟桥到太平洋，后者是前者的延长和扩大，都是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行的战争；再一条线是日本与美国争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利益的战争。两条线不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连结为一条战线，一个阵营了。（二）日本的失败，是政给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是同时败给中国、美国的，但追根溯源，是败给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力量的壮大、坚持持久抗战使它走上了全盘输却、彻底失败道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日本的失败是从卢沟桥开始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在于与谁比高低，争论日本到底败给谁的一类问题。认识日本是怎么失败的，也就是认识中国抗战是怎么胜利的。
两个战场是决定抗日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的关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转折的内容，一是近代中国抵抗外国的侵略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遭到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中国民党力量下降，共产党力量上升。两种演变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实现的过程。
抗日战争是中国和整个东方世界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战争。一切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无例外地最后取决于战场上的运动和结局。离开了战场上的较量和角胜，就谈不上战争。抗日战争也是如此。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并存。它们互相依托组合起来与敌人角胜，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日间军事形势的演变，国共间力量对比的演变，其最后的根据就在两个战场的运动变化，在于两个战场的实力比赛上。
从两个战场看日本的军事推进到失败：
武汉会战结束以前，是两战场存在的早期。日军这时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推进。在那以后，敌后战场迅速展开，日军从此在正面战场采取守势，把部分兵力转入敌后战场，并从国内再次向中国增兵。武汉会战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依然保持完整，正面战场这时主要是招架敌人来攻，但招架也吸引敌人的兵力，而且也有个别打得不错的反攻战役。这使日军仍必须用相当兵力对付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壮大，天天都在跟敌人打，而且还有百团大战那样相当于二十几个陆军师规模的战役。这使日军不能不用更大兵力对付敌后战场。武汉会战时，关内日军共有23个师，占其全部兵力2/3。日本投降时，日军在华兵力共36个师，41个独立旅，共计128.3万人。日军这些新增的兵力，大部分是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正面战场的坚持，敌后战场的强大，它们组合在一起使日军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日军从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就是从中国两个战场上开步走，并一步步走下去的。
两个战场来自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侵略中国的日本当局甚至比不少中国人看得更准确。他们策划重大军事行动时，开头是把国共关系考虑在内，越往后越把两个战场考虑在内。日军占领上海以后对于是否夺取南京，参谋本部与首相近卫文摩意见分歧。问题是应否保留南京现政权，让它有能力压制共产党，共同防共，而不去“亲共”。裕仁天皇支持近卫，争端才得解决。日军进攻武汉之前，近卫智襄团昭和研究会提出（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强调“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武汉沦陷以后，日方对国共关系重新作出估量。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关于武汉、广州两战役善后处理的形势判断）中说：“自中日开战以来，虽给中国军队多次打击，但遗憾的是，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兵力，其主力军仍存在。国共统一战线暂时还不会破裂”。畑俊六说的中国会继续抗战，当然包括已经展开了的敌后战场。日本正是从这时起开始往敌后战场增兵的。皖南事变发生，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分析国共关系，他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等于说破坏日本利益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蒋军对日本并不构成威胁。日军要把极大兵力投在华北敌后战场，原因就在这里。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定局，其统治集团急于与中国谋和。4月下旬军部起草的《形势判断》指出重庆很可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攻，“尤其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将日益激化”，要“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的谋略工作”。此后不久，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制订的《对中国作战宣传纲要》又规定：“对中共本部暂称延安政权。……对反共、剿共、灭共等名称，一般情况下也避免使用。中共的名称也尽量不用”。“作为与莫洛托夫谈判的手段，就要考虑怀柔毛泽东”。日本这一系列文件、指令，是直接表述战争进程，反映战场现实的，它们从最初的打算留下南京政府“共同防共”，到最后异想天开地把毛泽东也列在所谓“怀柔”之列。两个战场的力量迫使日军由胜利走向失败，这是太清楚不过了。
从两个战场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演变：
抗战前期，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是全国战局和政局的重心。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武装力量由几万人发展到十几万人，发言权也随着明显增大，抗战局面生气勃勃。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态度逆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0至1943年三次发动武装进攻共产党，皖南事变尤其引起国内外震惊。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方针进行斗争，结果阻止了国共分裂的危险。国民党几次反共没有讨到便宜，反而落得丧失人心，政治地位下降。皖南事变不久，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意味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第三种有组织的力量，其中进步力量占优势，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斗争中，成了共产党有力的同盟军。
战争进到后期，两个战场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动。1944年6月，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指出这年3月以前，敌后战场抗击日军56万人的64.5%，正面战场抗击35.5%。日伪军两项加在一起，敌后战场抗击敌人总数134万中的110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就在这时，正面战场出现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后方区域更加缩小。敌后战场则正在开展攻势作战。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地位的变化，很快反映为政治领域的新变化。8月中旬，共产党开始与民主党派讨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分析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说，过去我们估计不足，总是以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移到我们这一边来。“现在谁都看得见，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政治力量的重心是从什么地方逐渐移到共产党这一边来的？当然是从两个战场地位的变动移过来的。从此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两个战场的演变，最后决定着国民党力量下降，共产党力量上升的演变，这个事实同样是再清楚不过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一）两个战场的存在和运动、变化，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日军由胜利推进转向失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的实现，是从两个战场上开始和完成的。（二）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看轻国民党的作用不行，看轻共产党的作用更不行。共产党倡导、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上创造、主持顶半边天的敌后战场，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说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从思想理论上准备了旧中国走向新中国
抗日战争历史里面，马克思主义传播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形成规模和广泛深入的影响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举其大要是：
（一）中国共产党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来观察中国社会历史，指导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说，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实践之的。“的”。广泛地说，也就是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重大前进，从根本上说是克服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抗日战争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前进。
（二）在学术文化领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促进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抵制、批判妨害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心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20世纪，中国有两个人物先后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一是孙中山，一是毛泽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代表了20世纪前期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环境条件与应当如何前进的认识和主张。《新民主主义论》则代表了孙中山以后的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条件环境认识和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它们都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四）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广泛传播，使知识分子，首先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为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献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在这里得到印证：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伟大变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是这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它对当时和后来的意义都不可以低估。毛泽东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往后，它的重要性同样明显。抗日战争中人民力量兴起强大，在实际力量上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作了准备，这时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中国化，则在思想理论上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作了准备。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刊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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