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理论知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发生学意义上，当下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导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这三个精神空间。换言之，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背景，并且决定其整个历史流程和基本结构。然而，就文学理论的本原意义和结构对象这一逻辑阈限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身份——话语”这三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主体性的理性迷宫，我们只有走出这个迷宫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寻找到失落已久的价值准则和知识权力。
一、历史乌托邦与重返客观历史
任何理论存在的方式都不是主观想象，而是客观历史的逻辑演化结果。无论是主观知识还是客观知识，都是对历史对象无数次地重复归纳和对内在规律的逻辑演绎产生出来的。在传统哲学的视野里，历史成为“逻各斯”的产物，主体被“历史”这个黑色的帷幕所遮蔽。黑格尔为历史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无论是精神史还是社会史都表现为理念的发展过程。威廉·德雷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先验想象的产物，即把‘理性统治世界’的所谓的思辨认识引入历史研究，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理性主义的假设，事件的实际过程应该和哲学家的推理相符合”①。新的历史主义的理论认为，历史一方面是无数客观事实的累积，另一方面是藏匿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符号加上主观的阐释活动，历史是两者之总和。由此，历史也成为精神的镜像和嬗变为“心灵的历史”。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在告别历史乌托邦和历史理性的同时，必须重返客观历史并尊重历史的真实，必须接受“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任何理论形态的确立必须依赖于它所关切的存在对象的感性与事实，否则，这种理论必然成为一种想象的虚构，从而丧失其合理性和合法性。
当下中国文学的历史感性和感性的历史是什么？考量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成为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外部规定性，无论是在经济方式还是政治模式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出现三种分化形式：一是知识和政治权力的联盟，诞生出权力知识分子；二是知识和商业资本的结合，催产出资本知识分子；三是知识和学术权威共谋，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话语权并把握知识的价值杠杆，由少数人评判知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导致双重性的后果：一方面知识权力被强化，另一方面，这种由少数知识分子建立的知识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和挑战。与此相关，精英文化的蜕变和衰微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市民社会的庆典文化和文化消费成为流行的与主导的文化模式。因此，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成为商品，潜藏着对于货币符号的理性渴望和感性追逐。对于文学现状与趋势的考量构成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内部需求，我们惟有面对文学的客观历史，分析文本和作家的理性诉求和感性目的，才能识别出文学的真实的面目并确定其不断演变的社会身份。
在“世界——作家——文本——读者”四要素中，“作家”，这个文学生产和文学活动的轴心要素，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已经消解掉古典、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共同分享的偶像意义。文学创作者的政治身份、道德立场、价值准则趋于淡化，传统作家的神圣性逐渐消解。换言之，作家的写作动机和创作意图在以往的、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魔圈之中获得历史性突围，然而却又陷入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的另一个怪圈。作家以游戏态度进行私语化写作，以商品制造者意识和市场销售的目的进行书写和传播活动，忽视社会责任甚至丢掉部分的良知和道德准则。一部分作家竭力保持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追求一种近似于局外人的纯粹中立的无价值立场，沉醉于虚构的非现实性的乌托邦世界。有些则以后殖民主义或纯粹民族主义这两种对峙的文化立场催生写作活动，以褊狭的价值准则对世界和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判。以往文学活动中文本的权威性被怀疑和颠覆，文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位于意义的单一性、思想的直白性和价值的混合性、中立性。文本的文体形式广泛而高度的变异，带来文学的世纪性转折。如果说，王国维阐释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② 的见解包含着对于文体的历时性变异这一文学事实的认同，那么，后现代历史语境中的网络文学、博客写作、图像和文学的混合文体则为此提供了现实性证明。与此相关，文本的传播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在速度和受众方面达到最大化。传统文学的发言权悄然隐退在众语喧哗之中。在接受层面上，文学接受者的态度悄然变化，大众不是以受教育者身份获得对文本的价值认同，接受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寻求情感的净化，而是在文学世界寻找符合世俗趣味的休闲乐趣和游戏性，以此达到实用性的消费目的。在文学接受的逻辑递进意义上，后现代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基本丧失，批评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垄断都被大大削弱，市民社会在公共空间里奉行平等对话和主体间性的原则。文学评判除了小部分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沙龙自我陶醉之外，扩散为日常活动中的大众行为。
这就是当下文学的客观历史或感性历史，是文学演变的鲜明轨迹和不容漠视的事实。当然，也是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不容漠视的感性材料和逻辑依据。因为任何理论或知识的建构，都不能逾越特定的客观对象。这就是理论的有限性原则和知识的有效性原则，离开文学的历史感性或感性的历史，任何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都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此层面上，当今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建构，一方面须告别乌托邦式的历史理性决定论，另一方面须拒绝背弃文学的历史感性或感性的历史的做法，重返文学的客观历史。惟有如此，才能使文学理论从空洞的理性天空降落到坚实的感性大地，恢复理论的应有品格和谋求对于自我存在的客观求证。
二、混合的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
文学理论集聚着其研究者复杂的文化身份，它的知识簇丛关涉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差异。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这三种基本逻辑结构历史性地规定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命题，决定其理论视野和方法，甚至影响到它几乎所有的话语方式。
近代以来的文化碰撞和交流，西学东渐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现实性的制约，在不同程度上修改和涂抹了每一个存在主体的文化身份。近现代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模仿者的角色，文学理论的建设主体戴着混合的文化面具，以西方的思维方式运思，以他者话语言说。尤其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几乎主宰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思想模式和实践意志，我们在西方的阴影下艰难地前行，力所能及地建构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由于知识和技术的合谋不断催生出商品和消费，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贸易的繁荣。因此，无论作为普通民众，还是作为单纯的知识分子，文学理论家都无法逾越特定的历史场景，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影响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这些因素逐渐融化在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文学理论家混合的文化身份，历史和现实地决定主体所寄寓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和审美世界的基本结构，一种近乎先验的逻辑前提已经确立，至于推导的结果则可想而知。文学理论家混合的文化身份决定其研究文学理论的思维和方法、观念和逻辑的混合性，只要这种文化身份的混合性不改变，就必然地规定着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的“混合性结构”。
暂且悬置这种族群情绪，采取现象学的方法，关注问题的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和知识具有普适性，片面化和非理性拒绝承认客观知识的普遍有效原则是非科学的态度和文化保守主义行为。布洛克说：“人类本身是相似的，他们居住的环境也大体上相似，因而可能发展出大体相似的文化。”③ 这一观点在学理上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是，它至少传达出文化相似性的理念。既然人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最普遍的相似性，那么，呈现文化稳定性基质的知识和逻辑，也必然体现出对于整个人类世界都有效的价值和意义。而作为人类知识谱系构成之一的文学理论，它的基本原则、命题、观念、方法、概念、话语等也必然基本适用于所有文化形式，适用于所有民族、地域和国家的文学现象。如果情绪化地以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之名而加以排斥，显然背谬于客观知识的普遍性原则。有的学者提出“去西方化”或“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论题，试图以一种绝对的、纯粹的、民族化的文化身份守护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传统性和纯净性，这无疑跌入了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陷阱。有些学者认为文学理论根本不必提倡现代转换，与其建构地研究还不如还原地研究。如此褊狭和保守的文化立场，显然无视于理论发展的现实。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每一个存在主体都带有一种混合的文化身份，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研究对象和话语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传统的单质文化的纯粹性和传统文论的延续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 存在主体如何面对混合的文化身份这个客观现实，一方面承认客观知识的普遍性和共享性，有限度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研究对象、重要概念和话语形式，在通行的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准则的前提下，考量文学的发展现实和客观现象，运思文学的基本规则和筹划理论模式的变革，创造出新的美学话语，从而能够倾听自己的声音和寻找到新的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承认一种混合的文化身份，并不意味着抛弃自我的族群身份，而必须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因子，把它转化为通约性的文学理论的知识话语，提升为一种美学理念和艺术趣味，将之确立为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价值准则和意义基石，从而完成对于共通性的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修改和补充。从知识的存在论视域考察，文学理论既有客观知识的结构，也有主观知识的成分，它们构成混合型的知识基础。文学理论既然存在主观知识的要素，它的知识谱系的建构主体就必须适当地和有限度地坚持自己的族群文化身份。混合的文化身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解族群的文化身份，相反，族群的文化身份更应该被我们所守望和维护。
三、话语的流通性和不可流通性
话语不仅仅是表示意义的语言符号，它也是一种纯粹的能指形式。话语已经成为一种知识谱系的基本单元，上升为一种知识权力，一种思路和方法的象征性显示。所以，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必然合乎逻辑地反映在对话语的承接、改造、寻找和创造方面。
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承接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这三大话语系统，但问题在于，任何形式和程度的话语承接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制和传递。话语在历史的流变中，既保持其自身的意义，又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所以，当下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首先延续以往的话语形态，把它们作为可以共时性流通的基本符号，保持其稳定性含义。其次，根据文学风潮的演变和文本的审美形式的变异，不断递增或削弱原有话语的内涵，改变它们的意义和象征性暗示，部分地更新其理论内涵。再次，依据文学史的发展动态和文学思潮的嬗变，按照理论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创造出全新的话语形式，推进文学理论的思维变革和方法论变革，开辟更为广阔的精神活动空间。
从理论思维的求同角度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近现代文学理论、后现代文学理论，甚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它们之中大量话语符号，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和思维同一性，尽管有些话语在细微处存在差异，但是基本内涵和外延仍然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们保持着理论思维的相同原则和相似的逻辑规定性。从辨异角度看，首先，文学理论领域的确存在着一部分能指相似和所指差异的例证，这一方面源于翻译的原因，另一方面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然而，这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文学理论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这一点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明证。其次，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向度的理论，在话语方式和符号所指方面客观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就整体而言，也改变不了文学理论和话语普遍有效的现实。如有学者以枚举法论证“气”的本体论、心与物、理与气、道与气等话语形式④，试图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和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其实，在使用西方话语符号去阐释传统文论的概念，实际是已经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话语通约性原则。最后，也必须承认，由于文化的客观差异，中国古代文论的部分话语的确存在着不可翻译性和难以流通性，它们难以成为普遍被接受和认同的概念或范畴，诸如“气”、“神”、“韵”、“空”、“道”等。但是，它们并不妨碍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整体上的对外传播，也不影响古代文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结构对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其实，无论是哲学理路的求同还是辨异，都无关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宏旨。重点在于，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处于共时性和历时性交融的历史之轴上，任何文化背景之中产生的文学理论话语都存在可流通和相对的不可流通的二重性。从哲学史看，相同的话语表达可能寄寓近似和不尽相同的思想内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运用“异化”这个话语，在各自的哲学体系和语境中，它们包含的意义既相近而又不同，但是，都渗透着富有创意性的精深理解，从而激活和丰富了这个话语，使它诞生了新的意义。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就话语层面来说，一方面，应该对以往的话语进行必要的意义修改和思想填充，赋予它们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新内涵，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原创空间。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知识建构更重要和迫切的使命在于，必须创造新的话语，诞生新的意义符号，从而满足对于文学史新的现象的阐释和论证，以保证自己能够回应文学本身的挑战和回应理论自身的提问，这也是历史和现实共同赋予的责任。
注释：
① 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页。
② 焦循：《易余籥录》卷二十。
③ 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④ 参见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载《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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