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一座崇高的精神之碑——论谈歌小说的创作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座论文,崇高论文,论谈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系统地读了谈歌的小说，久久萦绕脑际而不能离去的，是《天下荒年》中燕家村燕王寺前那座高高屹立的石碑。这座刻有燕家村“村约”的石碑，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时期，1958年意外地得到保护，文革期间被毁，改革开放后集资重建，却没了碑文，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人群中，失去昔日的尊严。此碑的价值不在于历尽沧桑和历史的久远，而在于它是燕家村人精神品格的象征，是高高树起的精神之碑。
我感到，燕家村的精神之碑不仅矗立在《天下荒年》中，而且矗立在谈歌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换句话说，谈歌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着呕心沥血的精神塑造，那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和丰富多彩的情节场景之上，高高飘扬着神圣的精神原则和灿烂的道德人格的旗帜。
精神之碑的创作分布形态
谈歌小说可分为四类：（1）《大厂》系列，包括《大厂》、《年底》、《城市警察》等，主要写现实的城市生活，又称城市系列，以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影响最大；（2）《野民岭》系列，如《野民岭》、《天下荒年》等，多是对一些特殊年代的反思，不仅是历史的反思，更是文化反思、民族心理的反思，有着开阔而深邃的艺术视域；（3）《绝死》系列，如《绝死》、《绝琴》、《绝唱》、《绝饮》、《绝窑》等，此类作品均冠以“绝”字，作家自谓“笔记小说”，题材古朴，篇幅短小，文化味浓；（4）《我曾让你傻半天》（以下称《傻半天》）系列，如《傻半天》、《天下书生》等，故事荒诞，语言幽默讽刺，属调侃小说。四类作品显示出作家的多套笔墨和多种路子：既有敏锐地感受和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能力，又有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艺术表现的深刻性；可以古朴凝炼的笔记体进行文化寻根，亦可以荒诞的痞子体讽刺和调侃现实。纵观谈歌小说，实在有一种集大成的意味。然而，现实也罢，反思也罢，笔记也罢，调侃也罢，展示的都是谈歌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其艺术追求的焦点，便是塑造神圣的精神原则和灿烂的人格。
谈歌的《大厂》系列，描写的是生活的横断面，这种横向的空间展示，有多种冲突和矛盾，有多条平行和交叉的情节线索。《大厂》开篇便是：厂办室主任老邵陪客户嫖娼被抓，厂里唯一的高级轿车被偷，总工袁家杰请调。继而又有一系列的矛盾发生：赵明恃势不交承包款，全国劳模生命垂危竟无钱住院，愤怒的工人砸了财务科，工厂屡屡失窃，六个偷铁工人被抓……主人公吕建国、贺玉梅处在矛盾漩涡中，而他们又有家庭纠纷：贺的丈夫乱搞女人，情敌竟是自己的妹妹；吕的妻子逼他开后门搞钢材……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人物和事件，谈歌进行着从容不迫的铺排和驱遣，并一步步有条不紊地拷问出主人公的灵魂，突出他们在命运挣扎中所显示的可贵精神。其实，这还算不上作家的高超之处，其高超之处在于：深刻开掘和表现生活中的悖论，将美与丑、善与恶、腐败与廉洁、颓废与上进，搅在一起，烩成一锅，让心爱的艺术形象们在难分难解的生活混沌中去挣扎、搏击，从而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严酷的生活悖论中，在美丑善恶交织的混沌沌中，作家竖起一座座精神之碑：刘厂长的忘我与奉献，周书记的正直和坦诚，小李为了一千万的合同竟嫁给廖主任的傻儿子。在这里，作家并没有对心爱的主人公们拔高和提纯，而是让他（他）们带着生命血泪带着生活苦涩带着各自的偏颇和缺陷带着时代的阴影和悲剧，因而更显得真实、真切和动人。
《野民岭》系列展示的是生活纵剖面和横断面的结合。《野民岭》讲述了一个令天地动容的故事：我爷爷拒绝日酋坂田大佐的招降，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由于叛徒出卖，初战失利：大奶奶战死，二姑跳崖，大姑夫被俘惨遭杀害，大姑、二奶奶、大伯被俘作人质，百般折磨后亦惨死。爷爷的队伍被围在断角岭，为稳定军心，爷爷亲手杀死亲生儿子，带部队突围。二伯三伯六伯父亲等虽逃生，爷爷、五伯等三十条好汉却被俘，鬼子用刺刀将他们活活挑死，他们在大骂大笑中壮殉。之后，藏在断角岭的一百多伤号亦惨遭杀戮而壮烈牺牲。野民岭用自己儿女的血肉生命奏出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抗日之歌。这些壮死的祖辈父辈成为后世景仰的民族英雄，也成了我家族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然而，沿时间追溯，令人惊讶地看到，令人景仰的祖辈、父辈们竟是一个土匪家族。他们的往昔并不怎么辉煌。他们为获得“狗头金”同野民岭的土匪们互相残杀，又因“狗头金”受到官府的陷害，为报仇捣毁官府，又遭残酷镇压，成为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土匪。英雄原是土匪，土匪竟成英雄，这又是一种悖论。我曾埋怨谈歌的亵渎心理，仔细捉摸，谈歌有谈歌的道理。他是将英雄从圣坛上拉下来，探索其原始形态和野性意识。为了利益和生存，土匪们在互相争斗中锻炼着自己的野性和残忍，以此求得在常人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自尊；在同官府的斗争中，他们的野性和自尊逐渐上升为“集团群体的自尊和勇敢精神；外侮入侵、民族危亡时，其精神进一步升华，其野性和残忍升华为为民族国家而赴死，其自尊升华为民族和国家的自尊，如同作家所言：“像爷爷这样的人，为了维护自尊，可以把生命拱手送人。”这使他们成为慷慨赴死的民族英雄。然而，即使在这时，他们的身上仍存在盲目的野性和残忍性。因此，滞留点的辉煌期过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二姑、三伯、六伯等的悲剧也在所难免。
如果说《野民岭》表现的是慷慨赴死的英雄精神、《天下荒年》表现出的则是“止乎礼义”的道德节操。燕家村石碑前发生着一桩桩催人泪下的故事：杜二娘儿子的死、袁娘的死、志河的死、志河妻儿的死，无不令人心颤；苍山县亦发生着动人的故事：省军区支援苍山县八十万斤粮食，县委仅留十分之一，其余支援兄弟县；剩下的十分之一在分配时，县委、县政府和各公社干部一份也没有……
《绝死》系列一反前二类小说的汪洋恣肆，显示出凝炼圆熟、疏朗简洁的特征。这些作品大都写非现代生活，有的标明时间，有的则泯灭了年代。并不着重于揭示题材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而着眼于文化性，如所写陶窑、船行、琴技、棋艺、戏班、酒家等，抓取某一文化生活片断，任自己的个性自由驰骋。如果说前二类作品表现了作家的客观写实能力，那么，此类作品则体现其主观表现本领。 它格外显得自由洒脱，来去自如，语言也古朴凝炼。作为一个解剖人生的作家，谈歌在这里运用的手术刀不是文化的社会学，而是文化人类学。揭示的是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心理，突出的是生命精神。宝立的戏班在小城唱红，却来了李小童戏班，嫉妒心和良心的搏击，使他决然离开小城，把地盘让给李。及至重返小城，却遭李小童冷遇，他被“逼”进京城，立志进取，广师名家，苦钻苦练，终于名骚京师。此时方知，这一切都是李的精心成全。突出张扬一个“义”字。（《绝唱》）窑坊巧手李子强和林手轩因嫉妒而反目，巡抚丁振利用此心理获得精美贡品，又利用这种心理将他们除掉，略知此中奥妙的妓女红儿到刑场为二人送行，献歌献酒后，悲愤地触石而死，唤起二人的省悟和良心。这也是一种精神，侠义和刚烈精神（《绝窑》）……
谈歌处理这类题材时，强调一个“绝”字：“绝”者极也，于极处见精神；绝者断也，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性。《绝死》写豪杰的壮死之绝和忠义之绝；《绝唱》写戏艺之绝，义气之绝；《绝琴》写琴技之绝，知音之绝；《绝饮》写酒量之绝，正气之绝……这些作品不仅着意于绝处的展示，而且着意于朝着绝处的攀登，往往把这一过程写得跌宕起伏，峰回路转。
《傻半天》系列在设定的荒诞语境里讲述着荒诞的故事，作品诙谐、调侃，带有某种程度的痞子味，但读完却令人感觉荒诞的背后有含泪的悲剧性和沉重的现实感。《傻半天》写一对青年男女受色情刊物启示突发奇想，办起一家“作家股份公司”，招聘痞子作家，专写杀人放火、强奸轮奸、性爱乱爱三角多角、床上情节、女人大腿……于是，书稿被预购抢购，公司大赚其钱；继而的后果是，“作家”们走火入魔乃至自杀，主顾们因书被查禁而退货索赔。副总经理毛毛不甘堕落，与人合作严肃长篇，自费出版却无销路，省文联搞书展、开作品讨论会却要作者出巨资，有人还借此榨钱，作品只有当废纸卖掉……《傻半天》中的荒诞人、荒诞事展现的是因失序而变荒诞的生活现实。《天下书生》对此展示得更加充分。市文联解散后，专业作家们进行着各自的命运挣扎：老秦和吴为专给企业家写拍马屁的报告文学，钱没赚到险些吃了官司；老古固守节操办“纯正书店”以自杀告终；侯洪义倒卖西瓜被骗患脑溢血成植物人；口碑不大好的小刘承包《文学天地》杂志，更名《花花世界》，以乌七八糟的内容赚了大钱；早已搁笔的陈小娟因嫁大款一跃而成为国内、省内“有影响的诗人”……这充满悖论的描写颇似《大厂》系列中对现实生活的展示，只是缺少了吕厂长、刘厂长那样的风云人物。然而，我分明感到风云人物就站在作品的后面，他忧患、焦灼、求索、奋进，又常无可奈何，那实际是作家自己。谈歌在调侃小说的背面，竖起一座精神之碑。
综上所述，谈歌的《大厂》系列在失序的现实生活悖论中发现着精神原则和道德人格，其《野民岭》系列在文化与特定时代生活的叠印中突现着精神原则和道德人格，《绝死》系列笔触直接伸向传统的文化心理，剖析着精神原则和道德人格，《傻半天》则以荒诞的语境反面印证着精神原则和道德人格。现实的正面发现，反面印证、历史文化的开掘，民族心理的解剖，谈歌犹如一位社会、心理、文化学家，对其钟情的精神原则与道德人格进行着综合性的考察和开掘，并做出多方面的阐释。这成为谈歌小说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对文坛最突出的贡献。
精神之碑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
谈歌小说建树的精神之碑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大厂》系列中，吕厂长、刘厂长、杨清民们面对失序的现实，不怨不等，在矛盾的漩涡中搏击，于无路之中走出自己的路来，显示出不懈求索的进取精神。在《野民岭》系列中，面对民族危亡，“我”的祖辈父辈们表现出为国死节的英雄气概，即使惨遭杀戮，哪怕被挑死、剖腹、剜心、挖眼、割舌……也无惧色；面对天下荒年，燕家村人表现出无欲无贪的道德心，即使自己和亲人饿死、饿病，也不去损人、损公。在《绝死》系列中，覃汉们的义气，郝清民们们的正气，路一时们的友谊，红儿的侠气，成为他们的灵魂，他们为此而生，亦为此而死。在《傻半天》系列中，荒诞、调侃的背后是作家那颗焦灼、忧患的心，这颗心可用老古的遗言佐证：“总要有人赴汤蹈火，总要有人万死不辞，总要有人忠贞不二。”这丰富感人的精神、道德品格，其文化背景及精神内涵即以慷慨悲歌为标识的燕赵文化精神。
这里有必要对燕赵文化精神作一探讨。
燕赵文化精神是由来已久的地域文化精神。古燕赵有独特的地理环境：自西北而东南依次是高原——群山——平原，加之适宜的气候条件，成为古老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叉地带，其区域文化性格既有游牧人的雄悍，又有农耕人的平和，呈胡汉交融态。司马迁曾说，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靠近胡人，常受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血缘和文化的胡汉杂糅而形成骠悍性格，晋国时就患其难制，又经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雄悍之风更烈。中山（今正定一带）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人们性情卞急，栏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慷慨激昂。燕地距离内地遥远，人口稀少，常受胡人骚扰，风俗同代、中相类，人民骠悍少虑。战国末年，荆轲等的刺秦王壮举，显示着燕赵文化性格的发展成熟。《枫窗小牍》云：“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谓白虹贯日，和歌变徽。”甚合慷慨悲歌的真意。战国之后，燕赵之地民族割据，战乱频仍，民族之间的战争，反抗统治的农民起义，屡屡发生，出现了一批批农民英雄和民族英雄；与此同时，帝王将相、各级官吏中亦出现一批正直耿介的有识之士。这一切不仅使慷慨悲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心理沉积下来，而且一次次得到强化。
实际上，慷慨悲歌作为原型意识，早已积淀在燕赵人的文化心理之中，有文化典籍为证。《隋书·地理志》称“涿郡连接边地，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唐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写出著名断语“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宋史·地理志》称燕赵之地“其人质厚少文，多青经术，大率尚义，为强技，土平而近边，习于战斗”。清孙承泽《天府广记》云，“燕之山石块垒，危峰雄特，水冽土厚，风高气寒”，故其人“文雅沉势而不狃于俗，感时触事则悲歌慷慨之念生焉”。《河北风俗之变迁与古礼教》据此叙述说：“举凡史册所书，傍及顾祖禹、顾亭林所辑，所述燕赵之俗，皆与今不相甚远。风气系于水土，益于水土，益足征信。”荆轲、高渐离作为一种原型意象，也常出现在历代诗文中。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明李攀龙诗云：“缭天分白虹，萧萧兮北风。壮士怒兮易水飞，羽声缴兮云不归。”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词多怀古之作。曾谓“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词中屡屡提及燕昭王、燕太子丹、高渐离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项羽巨鹿之战、韩信井陉之战等燕赵往事。其《南乡子·邢州道上作》云：“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销。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荆高的悲歌意象至今深置于燕赵文化心理中。
历数燕赵文学典籍是困难的，撮其要者，便有勇于探索、勇于批驳的《荀子》，历述祖国壮丽河山和历史沧桑的《水经注》，高适高亢苍凉的边塞诗，关汉卿富于反抗精神的杂剧等以自己的鲜明文化追求成为燕赵语文学经典。燕赵文化精神的现代表现，莫过于华北浴血抗日战争及反映抗战的众多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风云初记》、《战斗的青春》、《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水向东流》等。积淀着燕赵文化精神的燕赵作家们，对燕赵儿女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慷慨死节精神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他们在激情的呼唤下挥笔创作，于是燕赵文化精神，作家创作个性，时代情绪，民族情感达到最佳状态的融合，佳作迭出也势在必然。
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谱群落”如同集束手榴弹，接二连三爆炸出轰动效应，奏出一曲多声部的新时代、燕赵悲歌，大有称霸文坛之势。然而，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着眼点是人民战争的历史进程，对燕赵文化精神的开掘尚缺乏自觉性。比较自觉的是梁斌，他在《我怎样创造了〈红旗谱〉》一文中说：“过去有一句老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真的，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就从故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窥见这种伟大的性格。于是我把这种伟大的人民性格，尽量赋予我所歌爱的人们，形成他们之间的共性。”《红旗谱》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观照燕赵文化精神，既写出其传统性：反压迫反侵略的反抗本质、重然诺的信义和慷慨赴死的大勇；又写出其时代性：同革命理想结合的反抗，建立在阶级原则上的信义和受革命纪律制约的大勇。因此，显示出一种历史文化的深沉感，这是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
谈歌小说对燕赵文化精神的表现是比较自觉的。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燕赵文化性格的开掘有一个综合性的有序布局。《大厂》系列展示的是燕赵文化精神的现实形态。当吕厂长被赵明打破脸却不还手、义正辞严地申斥后禁不住大骂其“王八蛋”时，当吕厂长对小魏患白血病的孩子以包治相许、小魏夫妻跪求莫妄花钱时，当袁家杰为救活大厂卖掉多半生研究的技术专利时，当吕厂长贺书记相约为抵制歪风“互背黑锅”时，当小李为一千万合同答应嫁给廖主任的傻儿子时，当周书记指问前来闹事的已离休的前任韩书记“你代表谁”时，……谁人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即使吕厂长为赎出嫖娼被抓的大客户动用党费请公安局陈局长吃饭时，谁也无法怀疑他为救活大厂的焦虑和真诚。《傻半天》系列展示的也是燕赵文化精神的现实形态，不过是一种变态。它犹如一面哈哈镜，夸张了生活的失序态，却没让冲锋陷阵的主人公登场，读者又分明感觉到站在背后的作家摩拳擦掌的神态。这一切使读者躁动、焦灼，乃至想再悲歌慷慨地冲击一番。如此看来，《傻半天》是呼唤系列，呼唤着到矛盾的漩涡中慷慨奋击的人们和人们的慷慨奋击！
《野民岭》系列展示的是燕赵文化精神的历史文化形态。作家在这里运用的是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视角，进行的是双重反思：一是特定历史时代的横向反思，一是文化历史的纵向反思，不仅为展示慷慨悲歌提供丰富而开阔的语境，而且凝结着作家自身的“悲歌情结”。作家所选“交织点”大都是历史的非常时期，或是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或是天灾人祸的紧张时刻……选取了野民岭抗战，才能展示父辈祖辈同日寇浴血苦战的勇烈精神；选取了六十年代初的天下荒年，才能展示燕家村人在饥饿死亡线上表现出的节操……在这些非常的“交织点”上，人们可有各种选择，如野民岭抗战，可以投靠日酋获得个人富贵和荣华，也可逃之夭夭得一时之苟安。然而，深埋着“悲歌情结”的燕赵儿女，却只有选择抗争与牺牲。从这个交织点始发横向拓展，展示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如在《天下荒年》中，就写到毛泽东谈厉治腐败的巨人鸿声，杜二娘毒打儿子的惨剧，大伯所作提前挖红薯救饥的决策，苍山县修朝阳水库的壮举，袁娘累死工地的事迹，志和开粮库救饥饿被处死的悲剧，部队拨粮支援苍山县、苍山县又支援全地区的义举……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每一角落都渗透着“悲歌”精神。即使被燕家村视为耻辱的志和，也将临刑的最后一餐省给燕家村的孩子，几个孩子欢天喜地地吞食那两块玉米饼子时，谁人不潸然泪下？这种的描写，同《大厂》系列对现实生活的展示暗相吻合。从交织点始发纵向延伸，作家进行着悲歌精神的历史文化追溯。如《天下荒年》的追溯是两途的：远途的追溯是燕家村的文化史，刻有民约的石碑是其象征，最早可追溯到北魏时期，上升年的文化精神遗存是燕家村现实村风的远因；近途的追溯是“我”的家族史，这是一个革命的家族史，可追溯到新中国建立前，几十年的革命传统是燕家村现实村风的近因。远因和近因是互相交结融会的。在天下荒年中，“不丢祖宗的脸”和“不丢共产党的脸”叠印在一起，成了燕家村人共同遵循的道德精神。《绝死》系列展示的是燕赵文化精神的心理形态。作家似乎超越了社会和历史，直入燕赵的文化心理深层，删除生活旁枝逸节，直指人生绝处，如死之绝，唱之绝，饮之绝，艺之绝，友之绝等，于绝处见心理真态。作家探讨的视野是广阔的，涉及名士、窑手、船行、酒家、艺人、棋友、知音等各类人物，生死、友情、仇恨、嫉妒、敬慕、宽容等各种形态。稍加注意不难发现，作家的展现较少缠绵的恋情和脉脉的亲情，更多的是义气、正气、豪气、侠气、勇气，谭汉的自残、自杀，郝清民、高连雨的绝饮，赵元吉刑场献琴，李小童成全宝立等，无一不是义气正气侠气的悲歌，红儿刑场献曲，可谓凄恻缠绵，曲终触石而亡，最终见刚烈心胸。这些文化心理反思又与《野民岭》系列的文化历史反思暗相吻接。
谈歌小说所展示的燕赵文化精神的社会现实形态、历史文化形态和文化心理形态不仅显示出其艺术开拓的广阔性和综合性，而且彼此联系，步步深化，显示出系统性和有机性。
谈歌对燕赵文化精神的展示，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显示出较高的当代水准。这使他成为独具特色和有独特贡献的燕赵作家。
地缘文化可分为个人文化、社区文化、文化区文化、民族（或国家）文化、文化圈文化等层级。个人文化是诸层级的基础，社区文化是该区内个人文化相沟通的部分，即个人文化的共同化，文化区文化则是各社区文化的共同化，以下类推。燕赵文化属文化区文化，由辖区内各社区文化的共同部分构成，并同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故而，燕赵文化的内涵中便包含有中华民族文化，燕赵文化精神亦可视为民族文化精神。谈歌对燕赵文化精神的揭示便具有了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和意义，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作家。据此亦可理解鲁迅所言“愈是具有地方特色，愈是世界的”之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