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地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地理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深厚根基和源泉。 在当代科学体系中，通常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并列，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六大领域。地学(Geoscience)，也称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是人类认识行星地球的最重要的一门基础科学，包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等研究地球的全部学科。中国是世界上地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地理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深厚根基和源泉。 中国古代地理学 在中国古代常将“天文”和“地理”并称，认为天文和地理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中国古代地学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至上古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汉字已基本成熟，对地形、地物的文字记载和图形表达，使地理学知识得到快速增长和积累。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山海经》、《禹贡》和《管子》等一批有关地理的著述；相关的地理学思想，如有关区域差异的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以及护育人类生存环境等思想均已初显端倪。 论述中国古代地理学，一般是以《山海经》和《禹贡》为起点。《山海经》和《禹贡》最早对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世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涉及自然、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地学内容。无论是所涉及的区域，还是所讨论的内容，这些相关著作都具有代表性。描述大范围区域的地理情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所掌握的内容恰当地组织起来，并给予清晰、有条理的表述。《山海经》将大地进行划分，然后分区予以描述，开创了地理学区域描述的先河。《山海经》中的《山经》将全国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记述山川、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山经》是最古老的全国性、综合性的地理著作，是我们祖先自古以来在生产生活中所获得的全部地理知识的一个总结。 《禹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尚书》里的一篇，为最早且最具系统性的综合地理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继承了《山经》的写作体例，分区描述地理情况，但又摒弃了《山经》罗列式的描述方式。将全国分为冀、兖、青、雍、豫、徐、扬、荆、梁九州，分别描述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等。《禹贡》中的“导水”概括地描述了九州水系的分布规律，分别描述了弱水、黑水、黄河、长江、汉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既记述了河流的发源地及入海口，又记述了河流的主流和支流。“导山”描述了九州山岳分布形势和西高东低的地貌大势。
禹贡山川总会之图 地理学知识的不断积累来源于实践。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记载大量有关土壤性质的内容，并出现了土壤分类的思想。不仅在《禹贡》这部综合性地学著作中涉及土壤分类，还在其他著作中出现研究土壤的专章，如《管子·地员》、《周礼·草人》、《吕氏春秋·任地》等。 《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状，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管子·地员》向前跨了一大步，在土壤分类的思想框架下，前半部分论述了地势、不同地形的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以及土壤与地下水的关系。后半部分则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作者申明土壤划分的依据，即“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指出了植物与土壤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指导今天的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地理学思想是对具体地理知识的抽象、概括和升华，代表地理学发展的前沿。远在春秋时期，许多涉及地理学的著作已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描述，而上升为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探讨。可以看出，地理学思想也是直接来源于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区域差异的思想、人地关系理论等方面。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学者承认区域的存在，也认识到地理要素及其组合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的形成，即区域差异性。他们早已认识到北方冷，南方热，认识到这种差别与太阳高度有关。《周礼》中有“日南则景短，多署；日北则景长，多寒”。温度不同导致自然景观的差异。《禹贡》中有北方兖州(今豫东北、冀南、鲁西一带)是“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即草木生长茂盛，树木高大稀疏的景观。往南的徐州(今鲁南、苏北、皖北等地)是“草木渐苞”，即草木丛生的面貌。到了南方的扬州(今苏南、皖南、赣东、豫东、鄂东等地)则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草木十分茂盛的景象。反映出中国东部植被的南北变化。在《考工记》中还有“橘逾淮而北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淮”即指淮河，至今仍为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而济、汶这条古代动物地理分布界线，则与现今动物地理区划的古北界华北区南界大致相当。 区域划分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在《山经》中，区域的划分只是简单地按照方位进行。《禹贡》则前进了一大步。它抛开了按照方位划分的方法，选取众多复杂地理现象中的某些因素作为划分的标准，较好地掌握了区域的同一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界线也更加明确。 人地关系论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人地关系论有“天人感应”论、“决定”论、“征服”论和“天人合一”论等多种。需要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论与决定论和征服论不同，它着眼于两者的和谐与协调统一。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指出，人与环境相和谐的方法就是人类应该尽量取得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一切，但是他又指出，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应该是“天给多少，人取多少，多取不对，少取也不对，要恰如其分以应天”。管子的思想则比墨子前进了一步：“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管子·内业》。显然，早在春秋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因地制宜，强调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要保护自然。 中国古代与地理学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这里只是摘其一二，大致阐述，难以窥其全貌。尽管如此，仍能了解到中国地理学有过辉煌的历史，无疑给近、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随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乃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在方志、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地图、气象与物候、地质与化石、岩石与矿物等诸多方面仍有较多记述，相关著述有《大唐西域记》、《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郑和航海图》以及《本草纲目》等，从中“亦足觇吾先民重视地理之一斑矣”(朱家骅，1942)。然而中国古代地学就整体而言，其著作基本上是资料的收集和对地理现象的描述性记载，缺少对地球表层整体规律的研究，加上封建社会的闭关自守，轻视科学等诸多原因，阻碍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孕育与奠基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封建社会。由欧洲人于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在中国真正了解的人很少，欧洲和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少。19世纪下半叶，国外有不少学者，如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谢苗诺夫-天山斯基(П.П.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亨廷顿(E.Huntington)，以及斯文·赫定(Sven Hedin)、罗士培(P.M.Roxby)和奥勃鲁契夫(В.А.Обручев)曾先后来华考察，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著作，对中国地理研究都产生很大影响。在20世纪前后约60年间，美、欧、日等国家一些近代地理学的创建者和开拓者来华考察，虽然动机不一，却撰述了一些高水平的地质地理学著作，传授了近代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培养了一批地理学者，促进了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开始认识到地理学在国外资本主义产生、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中国要摆脱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态势，调查清楚国内的资源和配置，探讨经济发展的战略，这种爱国思想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张相文、竺可桢、翁文灏、丁文江等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第一代奠基者。由于他们的辛勤缔造，中国近代地理学逐渐萌生，并初显规模，而竺可桢贡献尤多。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各大学地理系的创设，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与传播，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人才的培育，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建立都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大多在各大学以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其中，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是地理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黄国璋、胡焕庸、张其昀、吴尚时等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第二代创建人。胡焕庸、黄国璋、张其昀于1929年在中央大学理学院共同创办第一个地理学系；他们还与翁文灏、竺可桢等一起于1934年在南京创建中国地理学会，翁文灏任会长，张其昀任出版委员会主任，当年《地理学报》创刊。顾颉刚筹办的禹贡学会于1936年成立。1940年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建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成立，设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和海洋4个学科组，员工约40人，黄国璋、李承三、林超先后任所长，并吸纳了一批地理学家来所任职。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提出：地理学乃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并认为：欲想对于本国地理有所研究，有所贡献，除了从事实地考察工作以外，也没有其他更为妥善的途径。研究所成立后，即有分区实地考察之计划，尤以富有地理意义之自然区域最为适合，期于区域地理有所阐发，地理学之最终任务即所谓地域个性之论识。分析地理环境，依据形态、性质、机能及分布，进行归纳，考察内部相互关系，再作区域对比研究，寻求发展规律，这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广为流行的一种地理学思想。1940年，由林超等完成的《乡土地理调查手册》，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上第一个地理调查标准，为中国地理科学考察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开了先河。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后三个月就首次组织多专业的嘉陵江流域和汉中盆地区域的综合性地理考察研究，还曾组织过对大巴山区和川东地区的地理考察以及北碚东南、北川铁路沿线的煤田调查等。上述考察报告都以专刊形式发表在所内编辑、公开发行的《地理》杂志及《地理集刊》上。1947年中国地理研究所迁至南京。 直至1949年，全国共有2种地理学术期刊，10多个大学地理系，一个地理研究所，两个地理学会，会员200～300人。中央研究院、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内政部方舆司、国立编译馆、测量局，以及一些书局、银行，亦曾进行与地理有关的工作。如资源委员会组织的水库损失调查，川西水力经济调查，川东鄂西三峡工程水库区经济调查，三峡水力发电计划与规划等。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 1950年代初期，承接过去的历史，地理学者绝大多数仍集中在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在筹建期间，竺可桢力主设置地理研究所，主要研究与农业有关的地理问题，旋即接收原中国地理研究所留在南京的人员与设备，在南京筹备建立专业地理研究机构，由竺可桢任筹备处主任，黄秉维、周立三主持所务，1953年建成。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工作的地理学家有罗开富、曾世英、周廷儒、方俊、李春芬、吴传钧等20余位。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成立，地理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考察工作的组织也更有效地开展。根据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先后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工作。但是，在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将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与资产阶级反动科学完全等同起来，一概加以否定和摒弃。原苏联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主要研究方向在这个时期引入国内，并占据着中国地理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尤其是把地理学分割成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独立的学科，割裂了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在生产力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完全不同的局面。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1950-1958，1958-1966，1966-1977，1978-1999年和2000年以后等5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竺可桢率领一批地理学家，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和国家需求，在机构建设、学科方向、人才配备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和措施。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在全国一些重点院校建立地理学系。1956年开始制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竺可桢、黄秉维领导下制定的地理学科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地理学发展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突出重点是为农业服务。在这个阶段中国地理学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1950-1958年的工作，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以往的30年，研究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大多数省区，边远省区尤多。在各分支学科中，气候学、土壤地理学有不少进展，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地图学有显著提高，水文地理学、动物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工业地理学也已具备一些基础。大部分研究工作是着眼于解决生产与建设中的问题，使地理工作者与决策者及人民群众之间有较多的联系和共同语言。在参加各地区的考察研究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不少对经济建设有意义的建议。 1958-1966年间，地理研究机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部分研究包括在较大地区考察和全国性工作，而相当多是短期而分散的研究课题。全国性的工作有国家大地图集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与中国农业区划。这一时期，地理学各分支学科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和发展。过去未曾开展的领域，如冰川、冻土、风沙、湖泊、沼泽、泥石流、滑坡等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地表水分热量平衡与化学元素迁移变化的研究也已建立了工作基础。 1966-1977年的10年间，研究工作大多停顿。只有西藏综合科学考察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继续进行。新开展的有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农业地理，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若干地区的冻土问题，泥石流，季风气候、南亚气候，地区工业条件和布局，地图与外国地理等方面研究，以及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地理环境，水体污染，海洋气候，小流域最大洪峰径流估算方法，天山公路雪害，土面增温剂的应用，遥感资料的收集和应用等。
吴传钧(左)与李旭旦(右)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79年12月底至1980年1月初，在中国地理学会于广州召开的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1979年综合学术年会上，李旭旦、吴传钧等提出的“复兴人文地理学”，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深远。伴随着改革开放，各国地理学的先进理论、方法逐渐引入中国，加之数学计量方法、计算机和航空航天遥感等新技术逐步推广应用，中国现代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除大型全国性的研究工作外，许多区域性和专题性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得到较好的发展。中国地理界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很多研究工作已和国际接轨，并得到了国外同行的赞许和好评。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国科学院和若干所大学的几百名地理工作者走上黄淮海“主战场”，开展了黄淮海平原治理与农业开发的实践，体现了地理科学研究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方向。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城市化研究，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应用得到大发展。 2000年以后，中国地理学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大背景是全球环境变化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发展。中国地理学者重视和把握地理学的国际前沿，国家有关部门加大投入，水资源与水环境、对地观测、生态经济、灾害防治、资源经济与战略、城镇化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新学科领域的建设得到加强，学科发展精彩纷呈。 195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地理学得到很大发展，高等院校地理院(系)和省级以上地理研究机构达到200多个，全国从事地理教育和研究的人数达到20多万，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20多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扩展到20 000多人，地理学术核心期刊20余种，加上与地理学有较密切关系的学术期刊共有60多种。与此同时，地理学本身发生了专业分化，出现了数十个二级、三级分支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0多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0多个。地理学研究工作促进了中国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地理学的方法逐步为社会所了解和应用，中国地理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已经超出了专业的界限，中国地理学的成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19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地理学走过了光辉的历程，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首先，在于国家重视和引导地理学的发展。国家在每一个发展时期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指引了地理学的发展。从1950年代初，国家就重视作为基础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地理学的地位。在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综合性的地理研究机构和有地区特色的专业性地理学研究机构。1978年后，在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建立的研究机构更多。1980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被国家写入第六个五年计划，促进了地理学应用方向的加强，旅游地理、城市地理、社会地理、区域地理等学科得到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在全社会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地球信息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以任务带学科”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地理学家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研究任务，研究方向和问题明确，各学科之间开展合作具有成效。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科学资料，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实践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出中国地理学的方向和价值。通过大型综合性研究及其成果的系统总结，地理学理论研究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近些年在地球表层系统理论、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地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中也取得进展。黄秉维在1956年就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这一学术思想比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国际共识的科学思想早约30年。编撰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学术著作和地图集，在建立中国地理学理论体系、积累地理学研究资料和向社会宣传地理学研究成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李旭旦的著作 第三，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地理学家的引导，一代代地理学家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方向、重大研究主题等方面开拓和引领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道路。一大批杰出地理学家在诸多专业领域和特殊类型区域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领军作用。 (周成虎、樊杰、吴绍洪诸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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