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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3-0031-06
晚清时期，新学与旧学几乎成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为时人所看重，从而也成为后世探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但何为新学？何为旧学？却言人人殊。笔者认为，新学与旧学作为相互对立的一对范畴，主要是立足于时代性的一种判定，而不是立足于中外民族意义上的推定。
一
其实，所谓新学、旧学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清代乾嘉汉学而言，理学则被视为旧学，梁启超概括清代学术思潮变化状况时，就认为相对于勃盛一时的乾嘉汉学的理学为旧学，他说：“……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由明而渐返于宋。”[1](P4)其后，随着汉学发展日趋琐碎，重倡宋学的呼声又趋上升，由此构成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学派兴落现象。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引发的社会生活的剧变和西学的输入，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宋学均无法面对现实的社会实际问题，一同成为不切时务的旧学。
相对于近代新学而言，旧学是指远离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梁启超将之归纳为整个清代的“学问”，它的范围不仅包括清代的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还包括了清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如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等。[1](P177～364)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将清代的学术文化划分为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四个部分。这与曾国藩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类学问不完全一致。有人将张之洞《劝学篇》所述中学也概括为四个部分，即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虽然在对于旧学具体内容的构成上，人们的认识有所出入，但在总体上对于判定旧学的标准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务实学”还是“务虚文”。
由此而言，清代旧学之弊不等于整个中学之弊，而旧学的消亡也并非仅仅由于西学冲击的外因所致，实根源于旧学自身之痼疾；务“实学”与否，是衡量新旧学的基本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立足点并不在于“西学”。梁启超所讲“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1](P58)的认识，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此，旧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也就显而易见了。
其一，旧学主要是指以科举八股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文化体系。“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国戚亦与考试。”（《易言·考试》）而中国自唐宋以后，盛行科举，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其结果是：“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素非所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致言行不逮也。”以至于“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易言·考试》）
甲午战争以后，举国风气为之剧变，“废科举弃旧学”的呼声几乎成为朝野上下救亡图存的共识。人们认为旧学之弊主要就是科举八股之弊，旧学即八股的要害是“虚”而无用，新学即学堂的根本是“实”而致用。所以，甲午战争后学术文化方面的改革内容就是“改科举，兴学校”，“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兔园狗曲易为经济之林”。（何树龄：《论实学》，《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科举八股被认为是率天下群趋于“无学”的一种完全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天下最无补最无用”[2]（卷3,P130）的当废之旧学。在学制上，它包括以教授科举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各级各类学校和书院。
其二，旧学是指以宋学、汉学为主兼及词章一类，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虚文”之学。无论是以讲求义理为特征的宋学，还是以考证训诂为擅长的汉学，其研究对象均限于古人经卷，而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的需求。“夫天下之政，则天下之学而已矣。学与政合，学兴而政亦成；学与政分，学坏而政亦败。且天下行政之人，皆学之所陶冶也……而吾国之为学也，耗思于文艺一门，其从政也，疲神于例案数卷，即此二者已属不相附丽之端，况事变遭逢创亘古之所无？”（张鹤龄：《学豫篇》，《变法经纬公例论》，卷上）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新的生活领域的开拓，新的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新的社会危机的产生，形成了对于人才知识体系更新的要求。无论是以科举为目标的学制体系，还是以汉学宋学为范围的知识体系，都不能适应以现实“实用”为特征的技术人才和社会变革人才为目标的时代要求，旧学“或空谈讲学，或溺于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徵滇士入书院敕》，《皇朝经世文统编》卷9）。
因而，晚清时期的所谓旧学，是特指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以汉学、宋学、词章学为知识内容的，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陈旧的学术文化体系。与西学相比，旧学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原因有二：一是所学与所用不相符。“中国所学不与行事相符，而野蛮不通之教法，又不论学者性质之所近而强人以就己；惟教者为理学则强人理学，为考据词章则强人考据词章”，“西人有普通学，凡人之所日用者也；有专门学，就人性之所近以成其所长者也”。[3]（卷1，上，P388）二是旧学“其知识皆从文字得来”，而“今之教育，专尚实验，其知识即从实验得来”。（程晋芳：《正学论》，《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远离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旧学非但无益，而且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2]（卷3,P62）因而，随着世纪之交新学的形成和体制的建立，旧学终于走向衰亡，退出了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学从此由旧学蜕变为新学，从而在基本内容和框架上完成了学术文化形态由传统到近代的历史更替。
二
学术文化形态的演化、兴替，是远比政治、经济变迁更为复杂也更为深邃的历史过程。几乎还在近代新学狂热猛进的势头上，以挽救和倡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旗帜的“国学”或“国粹”主张，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并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成为20世纪之初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所谓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但也大致有其特定的指称对象和范围，“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学术”。[4]可见，清末国学的兴起与新学的发展不无联系。
近代国学的兴起始于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国学报》，到1905年间逐步形成一股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学术流派。其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国粹主义思潮推动下，日渐高涨，到民初（19世纪20～30年代），随着“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不仅青年后学踊跃投考，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出台，一些报刊则特辟国学专栏，以论文、专著、教科书和丛书的形式发表了大量国学论著”[4]，由此形成国学研究的鼎盛期，出现了国学热。一定意义上看，国学无疑是相对于新学而起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这在1907年张之洞倡导设立“存古学堂”时，就阐明了这层意思：
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总期多致心力于中国经史词章之学，庶国文永存不废，可资补救学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以喜新忘本为戒……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习，令人不忍观闻。[5]（第2册，P147）
在清末民初近代新学已经取代旧学而居于社会主导地位之际，国学思潮的兴起却不是旧学的回潮，也“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4]。
首先，国学虽然是与新学相对应的一种学术思潮，但却不是新学的对立物，国学家们也并不一味地反对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6](P292～293)
其次，国学派与旧学派不同，他们不是清王朝制度的维护者，而是坚持激烈的反满立场。旧学派固守“卫道复古，是为着维护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和既有的宗法秩序，排拒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国粹派之提倡国学，却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发的，他们主张‘反本以言国粹’，不是为保护清朝政权提供论据，而是为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制造舆论”[7]。国学思潮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排满革命倾向，提倡“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虽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8](P131)借国学而引伸民族精神，以国粹而发扬爱国主义，是当时反满革命运动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倾向。
再次，国学与旧学不同，并不表现为对孔孟的迷信，以此与坚守旧道统的顽固派相区别。对此，章太炎明确指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9]（上册，P276）章太炎的《订孔》篇，不但对孔子学说作出批评性的分析，而且认为中国历来尊孔抑荀，遂造成中国“名辨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的恶果。邓实则将国学的范围扩大到诸子之学、汉学和宋学，并不以孔孟为神圣。所以，国学本身反孔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的。国学并不等于旧学。
三
历史已经表明，从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大势一直是沿着学习西方的方向运行的；而且“师夷长技”始终构成进步之士救亡图存的最主要的手段。然而，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兴起却表现出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向，由以学习西方为主要宗旨转向了以提倡国学，保存国粹为主要目标。这种学术文化潮流的变向，对于已经成为主导地位的新学的历史命运预示着什么呢？
至少，国学的兴起与新学发展的偏向不无关系。历经风吹雨打的近代新学，在清末学制改革中赢得了制度性胜利，从而在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上取代了旧学的地位。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把新学视为振兴民族和富强国家的手段，也把它视为文明进步的标志。“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2]（卷3,P134）问题是，新学发展的结果与人们寄予的厚望相去甚远，不仅未能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反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加深了民族危机，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以大量输入西学和搬用西方词语为手段的新学，难免形成学术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欧化”倾向，从而疏离了民族学术文化的根性，这在民族危亡时代必然引起学术救亡和文化复兴的民族情感的涌动。
新学形成于20世纪初年，而西学的大规模输入也适在此时。可以说，新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就是西学输入的结果。而新名词的充斥滥用事实上也成为新学的表征。梁启超总结新学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1](P125)这在客观上造成新学趋于“西化”的倾向。据说某官员在呈文中就使用了“公民”一词，致使多年推行新学的张之洞读后大怒，“裂稿抵地”。这大概也是张之洞学术重心前后略有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胡思敬记载说，张“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但对于新学、新政“既提倡于先，不能尽反于前议，袖手嗟叹而已”。[10]（第1辑，P301）
第二，在新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外来之新思想”尚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完成中学与西学的整合。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出现“新学之士”对“国学”的全然隔膜甚至盲目反对的现象。风起云涌的西学，及其无选择地向初兴的近代新学的渗透，遂引起“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4]的误导。由此而形成一种“弃国学若弁髦”[3]（卷2，下，P631）的极端倾向。国学家认为，国学是养育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学术文化之精华，但这种精华“彼嬴秦蒙古所不能亡者，竟亡于教育普兴之世，不亦大可哀邪！故国学之厄，未有甚于今日者也。”[3]（卷2，下，P631）国学之兴，正是面对传统学术文化危机而采取的救亡对策，“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11]，故奋起倡明国学，以“维学风，救国家”。将“国学亡”完全推诿于新学，即“亡中国者必新学也”的偏激之论当然不会被社会所认同，实际上也并不为提倡国学者们完全认同，但它却表明近代新学本身及其发展方向上所具有的重大偏失。
新学是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这一主潮的历史性结果。在“无选择的”输入外国学说的情况下，也形成了新学与生俱来的缺陷。
其一，对于西学汲取，没有做到精审、系统和全面，反而流入了“稗贩、笼统、肤浅、错误诸弊”[1](P80)丛生的困境。新学形成过程中“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1](P80)。在近代新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创建过程中，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具有着深厚扎实的“旧学”根底，也有着对于西学的渴求和追求。但他们自己却并不懂西学，只能借助于江南制造局和传教士们的译书，获取有限的、并不系统的西学知识。真正精通西学的留学生和擅长西方学说的人们，却较少投身于新学的创建活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作为创建新学术文化的中坚力量，遂使新学“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1](P80)。
其二，新学的创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而缺少一种求真求是，以学术为目的的精神，使学术本身变成了手段。以猎取功名为手段的科举八股本是旧学的致命之弊，但近代新学体系确立后，却仍然不免以新学为谋取功名的手段。不仅国学家们有“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害自与科举等”[3]（卷2，上，P499）的认识，一生致力于新学活动的梁启超也认为：“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令人遗憾的是，“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所以梁启超的结论是：“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1](P80)
其三，新学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体系，并以此成为规范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模式。在旧学基本废弃，新学刚刚形成的20世纪之初，新学的全面建构成为当务之急，但是，晚清的新学发展方向和力量整合呈分散状态，没能构成相对统一的合力。除了张之洞以及清政府围绕学制改革的新学建设外，据梁启超粗略划分，其时新思想之中心就有四支：即康、梁“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为一支；章太炎“专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为二支；严复“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为三支；孙中山等“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为四支。四支力量各有宗旨，各有自己追求的方向。晚清时期，正处于旧学消亡，新学未成的文化失范时代，由此形成了人心的无所适从和社会运行方向上的不明确性。这既是过渡时代的特点，也是近代新学不成熟的表现。
传统中学的经世之学是近代新学的历史起点。嘉道以后流行的所谓“经世之学”之提出，是藉以区别其他三种学问——“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的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及现实功利性的新学风，“它是希望以外在的政治和文化力量以求达到儒家所谓‘治平’的理想”。但是，它所具有的功效理性态度，即“讲究经验观察，接受经验教训，同时并多多少少以成本功效或利润之计算为处理业务的原则”[12]，便作为既成的学术品性，构成传统中学走向新学的内在特性。
新学是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将新学作为救亡的手段是时代本身提出的要求，这一“功利性”特征，通过近代新学的历史起点——即经世之学所具有的对于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从而制约了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在精神价值方面的目标的实现。近代新学是极不成熟和极不成型的过渡性学术文化体系，它的出现意味着传承数千年的旧学体系的衰亡，却不能宣告一个成熟的新学时代的到来。“光、宣之交，只能谓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1](P80)因而，当1923年梁启超回顾这段历史时，非常客观地为近代新学作出了一个定评：“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13](P835)
收稿日期：20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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