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中华论文,精髓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政治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4)01-003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弘扬民族精神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共同呼声。何谓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种思想能够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称为民族精神：一个是具有广泛的影响，被许多人所接受，还有一个是它能够促进社会发展。”[1]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民族精神也会不断地发展和跃迁。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其中内涵着丰富的政治文明因素。这是一份宝贵的政治文明资源，值得我们深入发掘。我以为，“和而不同”应该可以被看做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精髓。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中华政治文明的发展尽管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但其精核则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四个字。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就可以把握中华政治文明的精髓。
一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明因素。2002年5月28日，李瑞环同志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作了题为《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引述了3000多年来历代大思想家们关于“和”的思想，认为：“‘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2]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演讲中也谈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他还说：“大千世界，丰富多彩。事物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3]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实则包容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所谓“和而不同”，意思是说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这也就是说，“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样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没有多样性，就无所谓“和”；“和”不是“同”，因为“同”泯灭了事物个性，是不可能达到“和”的境界的。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称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人类政治生活中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和”，是因为政治生活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进行的，而共同体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和合的精神。如果没有“和”，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正如布克勒所言：“构成任何共同体的东西与其说是各个个人的同质性，倒不如说是属于一个既定的自然复合体内的许多个人力量集合。”[4]不仅如此，“和”还是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和”，就不可能形成互惠，没有互惠，就不会有政治发展。“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使用政治的手段来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5]
毫无疑问，在人类政治史上，到处都充满了斗争和冲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冲突，但正如莱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中所指出的：总的看，竞争的时间远远少于合作的时间。“因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人类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6]
从政治文明的基本特性来看，“和”是政治文明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国家起源时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7]这就是说，国家存在的条件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的存在是以“和”为前提的，没有“和”，不能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政治领域，保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中华民族精神中“和而不同”思想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在强调“和”的同时，坚持“有异”(不同)的存在，“和”是包容了“异”的“和”，而不是排斥“异”的“同”。作为追求和谐之美的儒学，历来十分强调“和为贵”，强调多元共处，但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经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想境界：真正有德行的君子是善于协调、能够与人和睦相处的，但又不是一味地、盲目地苟且求同；而无德行的小人则只知苟且求同，不顾不同主体间的差别，从而难以达到真正和谐。另外，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话时，还表达了“君子亦有恶”的观点。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8]这也就是说，做不到爱憎分明还算不上真正的仁者。因此，人们在交往特别是在政治交往中，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别人。与此相类似，《周易》中也曾提出过“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的观点，强调了世间万物不能强求一律。不同政治文明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未来的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格局中，和睦相处必然是主旋律。但是，在和谐的大背景下，由于诸多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的存在，一定范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这种冲突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只要这种冲突不突破一定的度，就不会危及到诸种政治文明的协同演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冲突的存在有时还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把人类政治文明看成一个大系统，那么组成这个大系统的诸种政治文明(即各国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个的子系统。诸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各个子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化，系统结构的变化又必然促使系统功能的变化。这样，各个子系统就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实现质的飞跃。而各个子系统的质的飞跃又必然促使诸种政治文明资源的重新组合，并在政治文明资源的重新整合中实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和而不同”的思想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倡导“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国家间应当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国际争端要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各国之间应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表现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不应当相互排斥，而应当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进步。这就是说，“和”是一种有机的契合，是一种质的提升，是通过和合达到一种新境界；而相对来说，“同”则是无原则的混合，只是一种量的相加，泯灭了各自的特性。因此，和谐不仅不消灭差异，而且鼓励差异的合法存在，通过差异的比较和交融，以达到新的和谐。和谐不是静止，而是通过和解和化合而获致新的进步。如果表面上一团和气，内里却是一潭死水，那也是不符合“和而不同”精神的。
“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其精神实质来说，体现了一种政治宽容精神。2002年12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柳存仁提出了“中华什么物事美”的题目。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调和、互助，正是中华物事最美的地方。他还引用《国语·郑语》中的话说：“‘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无一闻，味无一果，物无一称。’我们能够明白事物的两面，这是中华民族积了几千年宝贵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验。有了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思考方式和深度，这样在国际间、各民族间的认识和了解，是大家对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的自觉。”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进而提出，很难想象，未来的理想世界会只有同而没有异，这会是一个死寂的境界，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世界。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新文明、新文化，要统一并存，决不歧视“异”，这样才能消泯可能因文明冲突而引起的战火，保障永久的和平。[9]
几十年前，周一良先生曾说过他最推崇这样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万仞，无欲则刚。”季羡林先生也说过：“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深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爱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能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10]费孝通先生在90岁时也说过：“十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我曾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提出人类学要为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做出贡献，这里特别意味着人类学应当探讨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宽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径，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觉’看法的背景和追求。”他强调：“在新国家的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也有着它自身的优点。”[11]对于这些论述，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思想大家们的人生体悟或心灵感应，而应视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确把握和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展开而论，不仅政治生活离不开宽容精神，即使是法律规范也是离不开宽容精神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内涵了宽容精神的法律才是可以长久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过于偏狭的法律，没有几部是能够长久发生效力的。应该说，政治宽容精神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较好体现，比如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等基本政治制度都是充分体现了政治宽容的精神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宽容不仅是一种政治精神，而且还是一国经济和文化强盛的重要体现。孔子在谈到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国历史上，大凡繁荣昌盛的年代，基本上都是遵循或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季羡林先生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明，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应该说，季老总结的这条经验比较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值得我们再三深思。
翻开人类文化史随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吸收他种文化，往往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交往中体现“和而不同”思想的结果，而不是“同而无弃”的结果。欧洲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因素，但它不仅没有因此失去欧洲文化的特色，反而大大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涵，这无疑是符合“和而不同”原则的。中国文化曾经大量吸收印度的佛教文化，并对其作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并没有变成印度文化，这也是中国人较好地运用“和而不同”原则正确对待印度文化的结果。因此，要真正做到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必须弘扬“和而不同”的政治大智慧。
三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来得更加彰显和激烈，这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原因所在。然而，解决文明冲突的途径并不是以暂时处于优势的某种文明去同化或消灭其他文明；相反，文明冲突的消解只有在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保证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当今世界，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当今世界，尽管仍然有人幻想以一种超越一切时空的普世文明来统一世界，但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却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多元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树上开出的从来都是五彩缤纷的花朵。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多种文明的和谐并存，而不会是什么普世文明的一统天下。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定律，谁也不能改变的。试图以一种普世文明去框定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那只不过是霸权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不可能成为事实。正确的态度，应是尊重多元文明的客观存在，不要拂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不同文明应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2]。这就是说，未来的文明重构既不是东方文明化，也不是西方文明化；既不是以东方文明之柔克西方文明之刚，也不是以西方文明之刚克东方文明之柔；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对此，即使是以文明冲突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注意到，以一种文明完全置换另一种文明是不可能的。他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13]
值得欣慰的是，“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进步人士的关注，并且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学家陈望衡教授所指出的：“作为古典哲学的命题‘和而不同’，它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它在今天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和而不同’的魅力越来越放射出光辉。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伦理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但审美又必然极为活跃的国家。‘和’既联系着人与自然的血缘关系，又联系着情与理的血缘关系。在法治不到的地方，有伦理的‘中和’在调控，在伦理不到地方，有审美的‘和融’在调控。依法治国，以德正人，以美和心。我们的社会必将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美好。”[14]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和看法，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政治文明因素的发扬光大。这种认识和看法由于正确地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得到了包括西方进步人士在内的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普遍赞同和支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这些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内在要求的正义呼声，正日益成为进步人类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有理由相信，只要切实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观，人类政治文明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