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义论文,异同论文,典籍论文,条目论文,所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118－12
汉、宋《春秋》学的差异，自宋代以来屡被学者论及。如宋人晁公武云：“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① 是认为：汉儒重传，持专门家法；宋儒尊经，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后世学者所论，多不出此范围。然皆属定性之说，未作分析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宋《春秋》学各自特点的多样性及两者间异同比较的复杂性。
因年代跨度大、内容复杂，汉、宋学的比较研究，自上世纪初刘师培著《汉宋学术异同论》后，便少有继踵者。迄今就汉、宋《春秋》学的异同而作例证分析的，唯有宋鼎宗《汉宋春秋学之异同》② 一文。在汉、宋两代绝大多数著作已亡佚的情况下，文献书目对于研究两代《春秋》学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③ 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一、著述形式
所谓“著述形式”，是指论著的著述体裁。汉代经学著作名目繁多，其基本的著述形式，前贤学者多有总结，但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如马宗霍认为，汉代经著“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别有谱学、图学”；③ 戴君仁认为“可归纳为故、传、说、记、章句五种；大别之，则是解故和章句两种”；④ 王葆玹则认为“除章句和笺注之外，还有传、说、记三种”。⑤ 经学发展至宋代，著作留存、存目愈多，著述形式愈益繁杂。
关于《春秋》学的著述形式，郑樵《通志》归纳为“经”、“五家传注”、“三传义疏”等13种。⑥ 笔者根据《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的著录情况，将其形式归纳为“传”、“训诂、注”、“论、议”、“记”、“图”、“问答”、“微”、“章句”、“删”、“集传、集注、集解”、“纂类”、“疏”、“赋、类对”、“谱”、“表”、“考”等16种，分为“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和“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三类，统计如下：
可知，汉、宋《春秋》学相同的著述形式有6种，这显示出经学著述形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延续性。
汉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有“微”、“章句”、“删”等3种。关于“微”的体例，有二说：其一是“抄撮”，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其二是“释其微旨”，如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所载“《左氏微》”云：“微，谓释其微旨。”宋代亦有多部以“微”冠名的《春秋》学著作，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鲁有开《春秋指微》、章拱之《春秋统微》等。从仅存的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来看，其内容是对经文的传解，虽含有“释其微旨”之义，却无“抄撮”之举。
关于“章句”，后世学者歧见丛杂。就汉代《春秋》章句而言，应该是一种注解体裁，即分章析句，训诂字词，释解句意，总括章旨。至于章句是否阐发义理，考《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尹更始《春秋榖梁传尹氏章句》、刘歆《春秋左氏传章句》和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主要内容是训释字词、解释句意，而少有义理之阐发。宋儒陈傅良《左氏章指》、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虽以“章”、“句”冠名，但前者重在解释《左传》中“无经有传”、“有经无传”及“君子曰”等问题；⑦ 后者《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一七十卷本，题名为《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真解》，除句解外，还包括音注，但很少作字词训诂，体例实不尽同于汉代“章句”。
汉代经学中的“删”，是删减过度繁琐的“章句”内容而形成的经学体裁，是特定学风下的产物。这类《春秋》学著作今已无存，内容当不失周全，但较繁琐“章句”大为精简。
宋代《春秋》学所特有的著述形式种类较多，有7种，显示出经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的发展演变。“集传、集注、集解”虽或“复以己意笺之”，但主要是以“求圣人之意”为目的而集录三传及先儒对《春秋》的解说。“纂类”，或以诸国为纲，或以年代为纪，或以事迹类同为据，将所见于《春秋》经传之事类编为目，或再予以论说。“赋、类对”多是据《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内容编成的韵文诗赋，举纲撮要，以便记诵。相较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兴盛，“疏”体在宋代已衰落，这类《春秋》学著作仅有2部。“表”多是以表格的形式条理、表达内容。“谱”或以年纪，或以世纪，或以地系，有人谱、历谱、地谱等。“表”、“谱”与“图”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然就各自主要特点而言，“表”多以表格为形式，“谱”重时段的连续性和地点、人物的系统性，而“图”多以图表或地图为形式。“考”，主于订正事实或字词等。⑧
按各类著述形式所占比重的大小排列，汉代《春秋》学前5项分别为：“论、议”、“训诂、注”、“章句”、“传”、“删”；宋代《春秋》学前5项为：“传”、“论、议”、“纂类”、“集传、集注、集解”、“赋、类对”。两相比较，可得出如下认识：
1.在两代所占比重最大的前五项著述形式中，仅有两项（“论、议”、“传”）相同，显示出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例如，“集传、集注、集解”是《春秋》学历经数百年发展、名家辈起、传解迭出后的产物，它在宋代的兴盛，是宋儒不拘三传门户之见的重要体现。“纂类”是一种新的探寻经义的方法，即所谓“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⑨ 如此就事义以求经义，体现出经文解说中史学化程度的加强。
2.汉、宋《春秋》学中，“论、议”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汉代，单项比重排第一。汉代之“论、议”，多是三传学者、尤其是左氏家与公羊家间的辩难，这反映出汉儒三传门户观念之重；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议”往往结合理义的阐发，其所占如此大的比重，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3.汉代《春秋》著述中，“训诂、注”和“章句”，再加与“章句”密切相关的“删”，三者总比重超过“论、议”，故此前学者所习称的汉代《春秋》学重章句训诂之说，当可成立。宋代《春秋》学著述形式中所占比重很大的“传”、“论、议”和“集传、集注、集解”，释解经文，阐说义理，故相较于汉学，宋代《春秋》学确有重视义理的特点。
二、经传关系
汉、宋两代对《春秋》经、传的重视程度及相关解说状况，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颇受关注。现将两代解经、解传著作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列表于下。
汉代训解《春秋》经文的主要形式是“传”，而宋代的训解形式，已远非“传”所能涵盖，故表4以“解释、考证经文”为基本标准，列入“传”、“要论”、“集传、集注、集解”、“经文辨正”、“即经类事”等形式。
表4显示汉代的解经著作仅占总数的5.56％，宋代的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表5显示汉代的解传著作占总数的68.06％，而宋代的解传著作仅占总数的20.96％。两相对照，此前为学者习称的“汉学重传，宋儒尊经”⑩ 说，当可成立。
汉代《春秋》“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11) 又先后立某传某家于学官，利禄取仕，遂成门户，习某传或进而由此解经，是汉代《春秋》学者基本的习学路径，故解传著作数量众多。至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为学“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12) 宋代《春秋》学受此风影响至深，学者多视三传为解经之材料，可以意去取，激进者甚至摒弃三传，自寻经义，(13) 故解经著作数量众多。宋代这一学风的背后，是强烈的尊经观念，(14) 而这一观念的兴发，又密切相关于晚唐、宋初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15)
但“汉学重传，宋儒尊经”之概称，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
1.汉儒重传，但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如左氏家贾逵“师承刘氏（歆）之学，亦兼治经传，故于经传并有注解。”(16) 今检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条文较多的汉代《春秋》学著作，统计其经、传条文数量和所占比例如下（见表6）。
可知，这些著作虽以《春秋》某传为名，但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经文训解，刘向、刘歆著作中的经文数量甚至远超传文。虽是辑文，但在相当程度上当能够反映出这些著作的原貌。由此可推知，“经传兼治”是西汉后期以后《春秋》学者较为普遍的做法。
2.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一方面，如上所述，宋儒多视三传为解经的材料，以意去取，助解经文。另一方面，宋代亦有大量的解传著作。如表5所示，宋代的解传著作占到著作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著作为多。
三、三传关系
《左传》、《公羊》和《榖梁》三传学间的关系，也是汉、宋《春秋》学比较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汉代“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17) 而宋儒“杂糅三传”，变专门为通学。这是大概之说，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异同内容。本文从“对立”、“融通”二方面，对汉、宋《春秋》三传学间的异同状况作比较分析。
（一）对立。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的对立，主要表征有二：其一，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记载，汉代学者的著作大多以某传为主，呈现出显明的专门化特色。其中不乏互相攻伐、争论短长之作，如：
其二，《汉书》、《后汉书》中有诸多传派间评议、辩难的记载。如：
由表7、表8二表可知：一，西汉中期，左氏学不显，主要的论难发生在公羊学和榖梁学之间。至西汉末期，刘歆表彰《左传》，请立学官，反对者主要是公羊学家。之后，左氏学与公羊学间的攻难成为主潮，历尽东汉一朝。二，始自景帝朝，《公羊传》始终立于学官，公羊学与长期在野的榖梁学、左氏学在西、东汉交替对立，这与他们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此间难能见到榖梁家与左氏家间的攻讦，(18) 故乐为学者所称引的中唐啖助“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19) 一说，若指汉儒，实为不确。
宋代《春秋》学中未见如此激烈的攻难，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如苏辙“尽弃《二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20) 郑绮“传家学，以《春秋》为宗。其所笃好，独在谷梁氏”。(21) 这些笃好某传的事例，自是不同于汉代传派间的门户攻讦，且其虽宗主某传，在经传解说中，却又间取它传之说，未严格以门户自限。但在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流的学术格局中，这些事例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在这点上，它与汉代的专门之学有着相通之处。
（二）融通。汉代《春秋》学虽以专门之学为主，后世学者多以此概称之，但当时传派间学说的融通关系，却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其主要表征有：
1.史书记载之兼习事例。如：《汉书·儒林传》载榖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隋书·经籍志》载西汉公羊家严彭祖撰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春秋左氏图》十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汉书·翟方进传》：“方进虽受《榖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
2.著作内容之兼采它传。今据《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汉人《春秋》著作内容，列举兼采它传（家）条文如下：
3.疏议诏奏之兼取三传。汉人的疏议诏奏往往杂取三传，不限门户，显示出三传在朝政话语中的共存状况。如：
其中，张敞学古文，修《左氏春秋》，而奏文中引《公羊传》；刘向为榖梁学大师，然谏文中引《公羊传》和《左传》。
由上可知，汉代《春秋》三传学间绝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然、不可融通。蒙文通也认为“刘子骏创通大义以来，说《左氏》者数十家，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以自乱。”(23) 反之，公、榖二家也征引《左传》。他们相互间立异、攻难的同时，也互有鉴取，此诚如章群所言：“（西汉）昭宣以下，经学分为家派，此禄利使然，苟博士再增，则家派亦必再分，又或演变为左右采获，而无所谓专家。”(24) 既分为家派，遂又致其左右采获，以融通对方所长，汉代《春秋》三传学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历程。
翻检晚唐、宋代主流《春秋》学家的相关论议，我们会发现他们攻伐汉代《春秋》学的主要标的，正在于传派间的门户对立。如朱长文《春秋通志自序》：“汉兴以来，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其秉毫牍、焦思虑以为论著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毁訾，党同斥异。”(25) 宋儒以尊经复古求开新，于《春秋》学，首要者就是超越三传而直寻经义，故批驳汉儒门户之学尤力。但这一主流论调，掩盖了汉代《春秋》三传学间之融通这一面相，放大了此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后人对汉代三传学间关系的认识。
宋代的《春秋》学，如表4所示，解经著作占到总数的57.63％。其训解经文的基本路数，是兼取三传及注疏、以及后儒之说，再会以己意。如王皙《春秋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用己意释之。”(26) 体现出融通众家的显明特色。宋儒既以尊经求开新，便遗落传统的三传藩篱，统一于对新经义的探寻。如庆历四年三月，宋仁宗“问辅臣《春秋三传》异同之义”，贾昌朝回答说：“《左氏》多记事，《公羊》、《榖梁》专解经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赏罚为意。”(27) 如此，三传的差异仅限于体裁，被看重的却是其共通的“尊王室”之义。
四、理论学说
后人常以“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概括两者的学术特点，但这一认识却掩盖了各自相反方面的成就。(28) 就汉代《春秋》学而言，它不仅有着重于训诂的解说特点，也有着丰富的义理内容。于此，三传之学皆然。(29) 其中最为鲜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此将其与宋代《春秋》学中的有关义理论说相类比，以作论析。
（一）汉代的“三科九旨”说与宋代的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
“三科九旨”说属公羊学，根据现存的资料，它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已具雏形，(30) 而最为典型的记述则见于东汉何休的《春秋文谥例》：(31)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
据皮锡瑞之说，第一科“存三统”为古代礼制：王者新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32) 《春秋》话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故依旧封商之子孙于宋、新封周之子孙为二王后。第二科“张三世”是根据孔子闻见不同、进而书法不同而对《春秋》作的时段划分，即“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33) 第三科“异内外”与“张三世”相通：“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34)
可知，“三科九旨”是汉代公羊家借《春秋》而形成的一套政治理想学说。它超越《春秋》的史书性质和当时日趋衰乱的现实，提出了《春秋》讬王于鲁的“革命”说(35) 和基于“张三世”的“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进化论，而此进化又以其国与诸夏、夷狄间的顺序融通程度为标志。
宋代《春秋》学中已无此“三科九旨”说，却屡见对它的批判。如北宋冯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论》“首辨王鲁、素王之说，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凿”。南宋陈振孙对此深表赞同，评之曰：“皆正论也。”(36) 如此之差异，显示出《春秋》学说之重点在由汉至宋历史进程中的显著变化。其社会历史根源在于：“三科九旨”说虽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但其主旨在于论证汉朝立国的合法性及《春秋》“为汉制法”说，(37) 故适应了汉代政治、社会的需要；至中唐安史之乱后，能否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根治因地方割据而导致的动荡乱世的症结所在，再加上外族与汉人政权间的严峻对立，故“尊王”、“抑霸”、“攘夷”等维护中央集权、抵制外族的观念，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成为晚唐、宋代《春秋》学的主旨学说，而“三科九旨”说反因其“革命”性和“褒进夷狄”说而遭排斥。
宋代《春秋》学中，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且特色鲜明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
宋儒极言尊王之说，视之为《春秋》“大旨”、圣人“微辞奥义”。如宋初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直以“尊王”为题；胡安国云其《春秋传》“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38) 是皆将“尊王”置于《春秋》大义之首位。对《春秋》世事的评判，韩琦甚至认为“事不尊王皆不与”，(39) 如此方能“达经之志”。如此高调的尊王之说，通过推尊《春秋》之周王而标显，实质是在鼓吹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服务于宋代君权政治，以实现其经世目的。如牟润孙指出，“孙氏（复）尊王之论，足为宋人中央集权制张目”，(40) 此实为知言。
章太炎论汉、宋尊王说的差别云：“贵王贱霸之说，三传俱无。汉人偶一及之，宋儒乃极言之耳。”(41) “尊王”是《春秋》学的一个久远主题，虽不敢说“三传俱无”、“汉人偶及”，但当时该说远未达至宋代的高度，却是实情。在朝廷政制的层面，汉代《春秋》学施其“经世之志”的重心，在于直接论说《春秋》“为汉制法”和“汉为尧后”。前者源自公羊“三科九旨”说中的“存三统”，即“新周、故宋、王鲁，以《春秋》当新王”，认为孔子倾注其政治理想，将鲁史《春秋》文致成一代新王朝。东汉谶纬将其与解释朝代递嬗的“三统”（黑统、白统、赤统）说相比附，倡说“《春秋》继周实即是说汉继周”，(42) 孔子作《春秋》，定一代制度，实“为汉制法”，(43) 这显然是当时儒者媚世以求道通之说，也体现出他们据《春秋》以经世的努力。
“汉为尧后”说，根据现存资料，最先亦出自公羊家，(44) 但文本的证说，却来自左氏家。文公十三年《左传》云晋人得士会后，“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杨伯峻析之云：“士会之子孙有未返晋而仍居秦者，以刘为氏。所以氏刘者，士会尧后，昭二十九年《传》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则为刘累之胤，故复累之姓也。”(45) 这就将汉室之所出，溯源至远古圣王尧。东汉贾逵上章帝奏云：“《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46) 所指即此。此说装点、抬升了汉皇室的门第，在汉初流行的“天命”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证说了汉皇室当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汉代《春秋》学如此具体的“经世”之论，遭到了宋儒的批判。如王皙云：“仲尼岂知数百年后刘氏定天下、兴汉室乎？且圣人大典将垂之万世以为法，又岂止一汉朝乎？”(47) 经孙复至程颐，宋代《春秋》学中包括“尊王”在内的形上义理大为提升——超越基于“史”的“褒贬善恶”，出现了孔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48) 说。如此舍乎某王某代、褒贬予夺而立言，愈益不同于上述汉儒之说。
世变说是根据政治世局、夷夏关系等因素的变化情况，而对《春秋》历史作时段划分的论说。这在孙复的《春秋》解说中即有着明确的表达：
自隐公至于溴梁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自溴梁之会至于申之会，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专执之。自中之会至于获麟，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夷狄迭制之，圣王宪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49)
孙复以“溴梁之会”和“申之会”为节点，将《春秋》世事划为递次衰落的三个时段。在这三世段内，孙复认为贯通《春秋》的微旨——尊天子以黜诸侯和褒齐、晋以贬吴、楚，即尊王和攘夷，有着轻重不等的表达：在“诸侯分裂之”和“大夫专执之”二世段内，以尊天子以黜诸侯为重，而在“吴、楚迭制之”的第三世段内，则以褒齐、晋以贬吴、楚为主。此后，北宋刘敞、朱长文、刘弁等也有类似的认识。宋廷南渡后，结合国事变迁，此世变说为更多学者所推重，如后人有“襄陵许氏（翰）、永嘉陈氏（傅良）专以书法论世变”的评说。(50)
宋代学者的世变说中，划分世段的节点虽互有异同，但都如同孙复，对《春秋》作了历史主义的世段划分。其与汉代公羊家的“张三世”说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持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视《春秋》世事三世递衰，而后者认为《春秋》蕴含着三世进化、文致太平的圣人微言。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将《春秋》历史作三段划分，且以变化观视之；将圣人微言与此三世段历史相辅联，义法相通，形成一个统摄《春秋》全经的认识、阐解体系。
夷夏说是关于《春秋》中夷夏地位的升降和两者间离合关系的论说。汉代《春秋》学中的夷夏说，以公羊“三科九旨”中的“异内外”说最为鲜明。有宋一代，民族矛盾问题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国是之一，其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夷夏说与尊王说一起，成为宋代《春秋》学最为重要的论题。(51) 两相比较，汉、宋夷夏说的显著不同在于：汉代公羊学“并不以夷狄、诸夏、中国诸名为固定不变者，夷狄可进于爵而为中国，中国、诸夏亦可退为夷狄；标准是：礼乐文明。宋人之所谓夷狄、中国已是固定实体而不可变。”(52) 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宋代《春秋》学中也有少量与进夷狄之说，虽然他们的进退依据迥异于公羊家的“礼乐文明”。如孙复以行“王法”为准而与进夷狄，苏辙和崔子方都据《春秋》和《左传》不同时期所载“楚”与“中国”的交通事迹之多寡，而定其与进于“中国”的程度，持决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二）汉代的阴阳五行论与宋代的理本论。
阴阳五行论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的一种抽象认识，也是一种用于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理论。在汉代《春秋》学中，它是最为基本的解说理论。如刘家和指出，汉代武帝以前《左传》、《公羊》记说灾祥应验，“唯有《榖梁》不言灾异”；宣帝以后，“公羊、谷梁、左氏三个学派对待灾异问题的态度已渐归一致，三家都说阴阳五行，都在历史上寻找灾祥应验。”(53) 《汉书·五行志》的主要内容，即是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的《春秋》“灾异”解说，分别代表着公羊、榖梁和左氏三家之学。
徐复观认为起先“阴阳”与“五行”相分别，至班固《白虎通》，“才把五行纳入于阴阳统贯之内”。(54) 就现存的汉代《春秋》学文本来看，确实多将二者分别运用。如尹更始解《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条云：“雹者，阴胁阳之象。霰者，阳胁阴之象也。”(55) 这是运用“阴阳”学说作解。何休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云：“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56) 左氏家颖容解《左传》昭公九年传文“配以五成（今本作妃，依颖氏引传作配）”云：“五行生数，未能变化各成其事。水凝而未能流行，火有形而未生炎光，木精破而体刚，金强而研，土卤而斥，于是天以五临民君化之。”(57) 这都运用了“五行”说。
阴阳五行，“到了汉代，大显神通；各种事物，没有不拿五行来附会的”。(58) 用之解说《春秋》经传，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常态的文化现象。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如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记实书法原则训解《春秋》经文，以人情事理反驳三传传文，表现出一种理性而又平实的精神，这就将论说的依据由天人、阴阳而转向了学者本人所识知的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至宋代，这种理性精神更为明显：“宋儒病汉儒好言灾异”，至程颐，就极为鲜明而彻底地将当时《春秋》学者作为论说依据的儒家纲常伦理，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并以之统摄、规范《春秋》世事。这样，《春秋》义说的依据便是哲理化了的纲常伦理了。
五、结论
1.汉、宋《春秋》学著述形式虽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但有着更大程度上的创新。透过著作形式上的变化及数量比例，可知汉、宋《春秋》学分别“重章句训诂”和“重义理”说当可成立。但是，结合理义阐发的“论、议”类书目数量，在汉代《春秋》学著述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这又提醒我们绝不可简单以“株守章句训诂”概观汉学。
2.汉、宋《春秋》学中解经、解传著作所占比重的对比，表明“汉学重传，宋儒尊经”说当可成立，但这不可抹杀两代学者向其相反方面的努力：汉儒重传，然在传解中，多夹杂经解；宋儒虽尊经，但不弃传，解传著作占到总数的二成稍强，其中尤以《左传》学著作为多。
3.汉代《春秋》学虽以三传专门之学为主，但需注意的是，当时传派间相互兼习，学说互有融通，疏议诏奏亦往往杂取三传；汉代《春秋》学严于门户之见这一印象的形成，实与晚唐、宋代学者的批驳论调有关。宋代《春秋》学以融通为主，三传的区别仅限于体裁，而统一于对理义的探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有些学者对某传有着强烈的宗主好尚，表现出显明的专门化取向。
4.“汉学详训诂、宋学擅义理”这一概观认识，掩盖了汉代《春秋》学丰富的义理内容；其最为显明且通用的理论学说，是“三科九旨”说和阴阳五行论。宋代《春秋》学中，凸显且可与汉代“三科九旨”说相类比的，是尊王说、世变说和夷夏说，但内容又与之显著不同；宋代《春秋》学虽然未能完全脱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观念，但主流学者立说的理论依据却由汉代的阴阳五行转向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注释：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② 该文先发表于《庆祝无锡施之勉先生九秩晋五诞辰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3月，第215－239页；后收入氏著《春秋宋学发微》（增订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文中罗列六题，相比较而论断云：汉学重传，宋儒尊经；汉学详名物，宋儒阐治道；汉儒援俗说入经，宋儒以性理立义；汉儒以春秋断案，宋儒拟春秋笔法；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汉学信古而宋儒疑经。条分缕析，多有卓见，其缺憾之处在于：题为“汉宋春秋学之异同”，所论却是“异”而未涉及“同”；所列论题延续了传统的定性路数，且第五题“汉儒主刘氏，宋儒尚赵家”，与其它五题相比，在典型性、重要性方面并不平行；文中有武断之说，如汉儒之“治《春秋》者，要皆专守一传”等。
③ 《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综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七录》等史志记载，于卷168至172，著录三国以前《春秋》学著作83条（部）。统计得汉代《春秋》学著作共有72部，其中亡佚68部，未见1部，存《公羊氏春秋传》、《榖梁氏春秋传》和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3部。《经义考》综合《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玉海》、《通志》等史志记载，于卷179至192，著录两宋《春秋》学著作约436条（部）。统计得两宋《春秋》学著作共约439部，其中亡佚353部，未见37部，存49部。限于篇幅，统计说明从略。
③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页。
④ 戴君仁：《经疏的衍成》，见《经学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
⑤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⑥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758页。
⑦ 该书已佚，楼钥《春秋后传序》提及其内容，见陈傅良《春秋后传》书首。
⑧ 如叶梦得云：“订正事实曰考。”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叶梦得“《春秋传》”条引《南窗纪谈》，第218页。
⑨ 陈亮：《春秋比事原序》，见沈棐《春秋比事》书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第297页。
(11)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5页。
(12) 皮锡瑞：《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卷四。
(13) 如张砥“治《春秋》三十年，成书三十万言。当日以贻司马温公，讬其白上废三传之学，而行其书，以申千载圣人未明之意。”（《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张砥《春秋传》”条朱彝尊按语）
(14) 如范士衡“谓《春秋》一经，其说漫衍，皆传注害之”（《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九“范士衡《春秋本末》”条朱彝尊引《南昌府志》），宋代学者中持此观点者不在少数。
(15) 如韩愈赠诗晚唐《春秋》学家卢仝，称奖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宋初“胡旦编年，先经后传，柳仲塗欲赠一剑，意尊经也”（《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胡旦《春秋演圣通论》”条引黄渊语），柳仲塗即是宋初古文大家柳开。凡此可见尊经思潮与以“古文运动”为标志的复古思潮间的密切关系。
(16) 叶政欣：《贾逵春秋左传遗说探究》第一章《绪论》第四节“贾逵春秋左传遗说之内容与辑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班毕业论文，1978年6月。
(17) 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第296页。
(18) 后世学者多以“父子异趣”（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第58页）证说汉代经学的门户之争，隐指刘向、歆父子因各治《榖梁》学和《左氏》学而立异。其实两者间并非如此紧张，如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歆的议奏中，也引《榖梁传》为说（《汉书·韦贤传》），可证他们兼通《榖梁》、《左氏》学。
(19) 啖助：《啖氏集传注义第三》，《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20)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15页。按：校者辨“二传”当为“三传”之误而径改之，误，今依旧。
(21)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六郑绮“《榖梁合经论》”条引晏穆《郑绮墓志》，第959页。
(22) 严氏此说，晚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时所伪造，“必非彭祖之言”。刘氏此说臆断无凭，今不取。
(23) 蒙文通：《经学抉原》，见《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77页。按：此说源自杜预《春秋序》。
(24) 章群：《啖、赵、陆三家〈春秋〉之说》，《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年。
(25)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朱长文“《春秋通志》”条，第933页。
(26)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759页。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3566页。
(28) 这一弊端，已为学者所指正，如陈澧认为“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氏著《汉儒通义·序》，番禺陈氏东塾丛书本），辑录汉儒义理之说为《汉儒通义》；而张君劢《中国学术史上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则强调了包括朱熹在内的宋儒对训诂的重视和成就。
(29) 即使认为汉学中有义理之学者，也多将此义理之学归于今文学，而视古文学专擅训诂。其实不然，如《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贾逵传》载逵上章帝奏云：“《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近人钱玄同辨之尤力，认为以“微言大义”指称《左传》“五十凡”，当更为切合，见氏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附录，中华书局，1956年，第458－459页。
(30) 关于何休“三科九旨”说与董仲舒《春秋繁露》间的关系问题，可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日］小岛佑马《公羊三科九旨说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1) 该书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已佚，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有所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之。
(32)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春秋》。
(3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何休解诂，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本。
(34)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何休解诂。
(35) 小岛佑马云：“一言以蔽之，则以《春秋》示革命之理想者，是公羊家‘存三统’之义也。”氏著《公羊三科九旨说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影印本），第298页。
(36) 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37)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四《春秋》，第11页。
(38) 胡安国：《春秋传序》，见氏著《春秋传》书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刘易“《春秋经解》”条引韩琦赠诗。
(40)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氏著《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47页。
(41) 章太炎：《经学略说》，《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42) 继周的秦被“踢出了三统之外”，故如此说。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294页。
(43) 可参见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
(44) 《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上昭帝书云：“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眭弘是嬴公的弟子，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由此可认定西汉公羊家已有此说。但“《公羊传》及《春秋繁露》等书，都毫没有这件事的痕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三，第349页）。
(4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第596页。
(46)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
(47) 王皙：《孔子修〈春秋〉》，《春秋皇纲论》卷一，《通志堂经解》本。
(48) 程颐：《春秋传序》，《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6页。
(49)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十二，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条，《通志堂经解》本。
(50)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许翰“《襄陵春秋集传》”条引王祎语，第950页。
(51) 如牟润孙认为“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叶耳。”见氏著《两宋春秋学之主流》。
(52) 杨向奎：《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3) 刘家和：《〈春秋〉三传的灾异观》，《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4) 徐复观：《西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7页。
(55) 尹更始：《春秋谷梁传章句》，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自《大戴礼记》卢辩注引《春秋谷梁说》。
(56)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八。
(57) 颖容：《春秋释例》，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自萧吉《五行大义》卷一。
(58)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