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学方法深化鲁迅研究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社会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所构成的统一体，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无疑也具有这三大要素。从文艺学的角度说，所谓经验要素乃是人们在文艺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材料和感性认识，理论要素则是从感知的经验事实中经过抽象思维而概括出的文艺理性范畴和逻辑框架，至于结构要素却是组织经验要素和理论要素的文艺科学方法。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带有交叉性质的新兴学科，由于相互依存的文艺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随着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成倍的经验要素，急待从理论上予以新的概括新的阐释，因此迫切需要从原有文艺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蜕变出一套新的理论范畴和逻辑框架，而研究内容的迅速增长和日益扩大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涵盖面更广、穿透力更强的研究方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往往是文艺社会学突破的关键（注：花建、于沛：《文艺社会学》，上海文艺出版1989年版，第88页。），也是文艺社会学方法永远充满活力的根由所在。跟随着多样化方法引进社会学的建构，形成了以特定研究方法为区分度的众多文艺社会学流派，如经验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实证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等；而这些产生于西方的文艺社会学方法则在80余年的鲁迅研究史上都演示过、运用过，是诸多研究鲁迅的思维方法中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佳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社会学方法在相当长的时段被庸俗社会学冒充过、混淆过甚至伤害过，但它在鲁迅研究中发挥的功能效用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人们清算了庸俗社会学之后仍感到它在深化鲁迅研究中不是过时之法失灵之具，而是不可取代的依然具有强劲威力的研究方法；即使那些热衷于以新模式替换老模式的鲁迅研究先锋派也在演练新法时有意无意地袭用社会学方法，或给新法以支撑或新法以补充。
文艺社会学方法之所以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具有持久不衰的功能和活力，粗看其原因似乎极为简单明了，但实究起来却也相当复杂而深奥。
一、社会学研究框架具有无穷威力
将鲁迅其人其文置于文艺社会学的文学与社会这两大范畴构成的互动交叉的研究框架中，不论是作为特定社会关系总和的独特文学家的鲁迅，或者是作为特定社会创造的富有独特个性的鲁迅文学精品，都可以最大程度地从人的社会根源与文学本源上作出富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阐释。“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注：魏伯·司各脱：《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鲁迅既不是那种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中国特定时代的现实社会想成仙的文学家，又不是那种超凡脱俗以“圣人”自诩的思想家，他本人及其文学创作总是执着于现实、扎根于现实、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虽然视鲁迅及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既是社会之果，也是社会之因”（注：魏伯·司各脱：《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似有直线思维之嫌，然而它却揭示出鲁迅其人其文与特定社会的最本质的联系。正因如此，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应是推进鲁迅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当不少学者在“文学→社会”这个总体框架制导下以不同的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模式把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中国特定社会变革运动或文化思想启蒙的产物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时，而一批锐意创新的青年学者则试图摆脱鲁迅研究的各种社会学研究模式，即拒斥鲁迅作品是主观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理论框架而视鲁迅作品是鲁迅精神主体的产物，于是将鲁迅作品研究纳入“文学→精神”的理论框架，首先从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研究鲁迅精神结构的独特性，然后再探讨鲁迅作品的独特性。这种研究模式较之社会学研究思路是着力突出鲁迅的精神结构，主要从西方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文化冲突中论述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认定“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注：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正是鲁迅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主体意识决定了鲁迅文学作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完全把鲁迅的精神主体与作品的思想意蕴等同起来，作品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而是作家主体精神的载体，否定鲁迅作品的客观现实性。这种研究模式对鲁迅精神结构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拓展，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鲁迅的精神主体与其作品思想意蕴并非完全同构，文学创作也不是由精神主体完全决定的，文学作品虽然是鲁迅以主体意识为导向创造的，但精神主体面对文学再现或表现的客观对象是要受到社会现实本身的规律制约的，甚至这种制约是不可抗拒的，并非只靠作者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特别鲁迅创作的直面现实人生、直面残酷现实、直刺社会痼疾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杂文，其思想意蕴和价值内涵与鲁迅的复杂精神结构更不是完全同质同构的。因此，诚然从鲁迅精神主体切入鲁迅作品研究是个有深度的思维模式，然而完全舍弃社会学研究模式，至少对鲁迅作品深刻复杂的内涵不能从社会角度进行勘探，作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二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仅仅从西方文化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来寻找文化思想根源还是不够的，只有紧密联系半个世纪鲁迅所经历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才能从根本上开掘出鲁迅精神结构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独特性而不具有那样的特异性，之所以选取了西方这种思潮而不是那种思潮、之所以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而不是那种文化传统的社会根源，离开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或现实人生只在中外古今文化意识层面来探究鲁迅独特而复杂的精神结构，将会给人以无根之木的空中楼阁的浮游之感；况且鲁迅创造文学既是为了改造人生为了思想启蒙更是为了超越现实中的自我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不单单是定型的主体精神的外射。因此从逻辑程序来看，不是先验性地把握了鲁迅独立的精神结构然后方决定其作品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正是研究了鲁迅大量作品才从中发现并概括出鲁迅精神结构，如果不以作品为鲁迅精神主体作实证，那鲁迅的精神结构的确立就失去了坚实的依据。“因为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是由他的作品所规定的，而他的作品不是他对自我现状的描摹和复制，不是自我一切现实行为的辩词，而是他对现实和现实自我的超越方式。现实的鲁迅是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承认传统伦理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本质所在。”（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三是虽然我们承认鲁迅的文学创作算是那个特定时代完全个人化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即使“遵命文学”的表白也没有约束他以自由心态进行写作，使其精神主体得以尽情的挥发；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个人性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鲁迅的精神主体和创作心态总是同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生产和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心理或隐或显地联系着，致使鲁迅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邃丰厚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意识既渗透着个性主体意识又含有群体意识和人类相通的情感因素乃至带有普泛性的宇宙意识；并不仅仅如此，其作品还是现实的或历史的社会生活、人生境况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的客观意识的结晶。鲁迅作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总体上展示出现实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内外宇宙的生动丰富而又深不可测的全面形象，将历史的深邃感、逻辑的深度感、哲学的高度感和审美的悲剧感熔为一炉。研究方法既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技巧又是理解文学研究对象的策略，但这种技巧和策略是以一定的原则原理作为理论根据，文艺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已创建出种种理论范畴和研究模式以及价值标准。面对着鲁迅文学创作这个博大精深的审美实体，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模式和原则原理为准绳进行解读，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术景观值得庆幸；但是我坚信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思维方式将是不可忽视的永远充满穿透力和冲击力的有效的研究范式。
文艺社会学方法对鲁迅其人其文的研究具有最大的适应性，不论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宗教、风俗、心理、人化的地理和气候或者描写的家庭、婚姻、恋爱等，甚至个体的和群体的生活无不属于社会范畴，无不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内，无不可以用社会学的原则原理来衡量文学的深广度。社会学研究框架的巨大功能与不可估量的潜力在于“文学与社会”之间是深不可测的错综复杂的弹性极大的地带，作为中介的创作主体可以用任何情感或审美方式凝成多种纽带或搭起异彩纷呈的桥梁把两者或紧或松或疏或密地联系起来，尤其像鲁迅这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之作与社会的关系更是多维的、深奥的。研究者运用社会学方法势所必然地要寻求鲁迅作品与现实的对应性，即鲁迅的作品在哪些层面哪些维度上与特定社会结构相辉映，是在表层结构上相对应还是在深层结构上相对应，是直接相对应还是间接相对应，哪些作品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哪些作品与社会是部分的同质同构，还是所有文学作品在整体上与社会同质同构；而在鲁迅文学作品与社会对应同构关系的探测追询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创作主体鲁迅以什么样思想意识、审美旨趣和文化立场去感受、体验、认知、评判和把握社会现实或人生命运的，体验得深不深，评判得准不准，达到了何种程度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作为鲁迅研究者坚持社会学思维框架对其文学作品进行解读能否从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而深微的关系中潜下去，全方位地开掘并发现作品与社会的对应性和同构性，从而领悟鲁迅蕴藏其间的独特的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关键在于研究主体的艺术感悟能力、理论思维能力、思想认识能力和知识结构是否能够适应或满足这种研究模式和研究对象的需要，能够适应需要就会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否则就会浅尝辄止难以有新的突破。鲁迅研究实践一再证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化素质学术涵养不同的研究者的手中，不只是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其优劣粗浅之分是显见的，而且出现了形态各异的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模式，主要有：一是人生社会学研究模式。从鲁迅作品与社会关系中，发现鲁迅前期小说是一面社会人生的真实镜子，所反映的不是一家一户的人生相而是世纪初的整个社会人生相，表现了鲁迅深挚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对应性的探析具有真切的历史感，但却停留在直觉的感性或经验层面，缺乏理性的论辩深度。二是政治社会学研究模式。由于鲁迅作品具有百科全书的宏伟和含量，为研究者提供了比任何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在与现实社会结构系统或假定社会图景探寻其对应性或同构性更为自由开放的多维空间，所以致力于鲁迅其人其文的社会学研究是大有用武之地，你既可以从人生的角度体察鲁迅作品与社会现实达到了何等的真实程度和开掘深度，也可以从社会的其他构成因素探索鲁迅作品内涵与之相应的关系，鲁迅作品能够成为社会人生的镜子，还能够成为社会结构多维因素或其他一维因素的镜子。然而自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进入鲁迅研究领域之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为解释鲁迅最有权威最有成效的方法论，它主要从以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乃至路线斗争所构成的政治视野来考察论析鲁迅其人其文，把鲁迅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早在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研究鲁迅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鲁迅研究：以冯雪峰为代表的从鲁迅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关系研究鲁迅其人其文的理论框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从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斗争关系中研究鲁迅杂文基本特征的理论模式及“从个性主义进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研究鲁迅思想转变的理论框架，以胡风为代表的从鲁迅与精神思想启蒙关系中研究鲁迅潜在思想特征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毛泽东以实践的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从鲁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整体关系中高度评价、宏观把握鲁迅其人其文的理论框架，以及解放后以陈涌为代表的从鲁迅与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关系中视鲁迅小说为政治革命一面镜子的研究框架等等，不一而足。尽管上述的具体研究模式存在不少局限，甚至有误导之处，但是它们却左右了鲁迅研究半个多世纪，掀起一次次鲁迅研究热潮，可以说鲁迅研究的“成”在这些框架，“败”也在这些框架；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研究”鲁迅，将所谓“圣人”的鲁迅推入悲哀的陷井，科学的社会学被庸俗的社会学所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被假马克思主义所篡改。
不过经过“拨乱反正”，到了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在鲁迅研究上焕发了新的活力，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这主要体现于以王富仁为代表的中年鲁迅研究者身上。通过深刻反思以前各种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具体研究模式对鲁迅研究带来的得与失和利与弊，他们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式深入探讨了鲁迅与中国思想革命的真实关系，由此特别调整了《呐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统，以一个较为完备的研究框架取代了已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首先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既要改变那种随意在鲁迅那里寻找各种不同思想理论的依据、随着团揉鲁迅及鲁迅小说的‘纯客观意义’的分析法，又要充分发掘鲁迅小说所可能具有的、为鲁迅当时所没有直接意识到的客观思想意义，从而做到客观意义的分析不脱离鲁迅主观创作意图的基础，鲁迅主观创作意图的阐释不妨碍对它们的客观思想意义的进一步探讨，从而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独具的基本思想图式”。为此“我们将论证《呐喊》、《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注：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这种研究框架虽然主要集中于“从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关系中深刻揭示了鲁迅前期小说思想意蕴而尚未把杂文、散文、散文诗、《故事新编》等纳入到自设的理论模式，然而较之各种样式的“政治——文学”研究框架更贴近鲁迅其人其文，具有历史与逻辑、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性，应是鲁迅研究史上的思想理论框架的重大突破。有些政治社会学具体研究模式不如上述研究框架更科学、与研究对象具有更相似的对应性，就在于从政治角度考察鲁迅前期小说缺乏对应的同构性，尤其“政治”在现代中国革命运动中就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实施专政的表现，这就使“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功利性、实用性和实践性，往往谁掌握政权谁就是政治的化身，谁就是政治的解释者或代言人，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对“政治”范畴的阐释出现了随意性和主观性，使“政治”失去了质的规定性，成为被人任意挥舞的魔棒；反映在鲁迅研究上就呈现出政治东风吹来就有东风的鲁迅研究，政治西风吹来就有西风的鲁迅研究，这种随着政治风向转的鲁迅研究是对鲁迅研究的亵渎和误导。这并非说所有坚持以政治社会学模式研究鲁迅的学人都是“风派”式的研究，而是说这种政治研究框架很容易被篡改被盗用，丧失其应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那些严肃正派的鲁迅研究者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不仅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也从文学与社会伦理、社会道德、社会宗教、社会心理等关系来构成具体可行的社会学研究思路，多层面多角度地对鲁迅其人其文进行探究，获得了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文艺社会学方法只要理解准确、运用得当、坚持发展，在深化鲁迅研究上依然是有着无穷威力的研究框架。
二、深化鲁迅研究的构想与蠡测
文艺社会学理论框架是研究鲁迅其人其文的行之有效的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却不是说它是完美无缺的唯一的研究模式，即使你正确地理解、科学地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鲁迅也难以克服其自身的局限。诚然，在鲁迅及其创作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中，与社会各层面的联系是最根本的联系，甚至鲁迅本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有些联系如人的非社会性领域、人的潜在意识，文本的审美语言层面、审美形式层面、审美技艺层面、审美意象层面、隐意识层面等，社会学方法就不能直接介入，即使间接地进行探析也是达不到堂奥。值此世纪之交，关心鲁迅研究的人们都在思考：如何将21世纪的鲁迅研究推上新的高峰？我认为研究框架、思维方式的调整或更新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仅就怎样深化文艺社会学方法的鲁迅研究谈点想法。
只固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教条，算不上真正意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丰富、发展和调整文艺社会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站在当今的思想制高点，我们不仅要敢于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充实并改造文艺社会学方法，也要善于以世界最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来补充并丰富文艺社会学方法，增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观念、新范畴、新方式，这是深化文艺社会学方法的关键。
文艺社会学研究模式与现代心理学相结合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较完备的研究鲁迅其人其文的理论框架。人们公认鲁迅是中国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巨人，他的伟大人格的构成既有复杂的外部的社会根源又有中西文化交互作用的文化根源，但这诸多的外在因素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构成鲁迅独特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在于鲁迅独特而深邃的心理机制或心理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鲁迅的人格并非保守古典型的乃是开放现代型的，这意味着他的人格形成过程始终以现代化为主导倾向。对于这样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现代人格结构或精神结构进行解读并作出令人诚服的科学阐释，只凭文艺社会学方法难能奏效，只靠心理学方法也难以求全，惟有把两者的优长发挥出来方可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尤其前期小说大都是以主动反映方式创造的社会人生——文化心理小说，既重视对旧生活方式的深切评判和对新生活方式的独特寻找，又注意对感情的含蓄抒写和对某种生活意义的阐释，更重视对现代国人灵魂的严峻拷问，而这些被编入一些特殊的符号系统，凝成一篇篇具有深层结构的作品；有意味的是由于作者的自觉理性意识常常压抑或遮蔽了一些非理性的潜在意识，使小说的深层结构的意蕴并非完全呈现于文学叙事的表层，这就增加了解读的难度。特别是《野草》重在抒写带有朦胧神秘色彩的现代文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哲思、一种精神、一种诗魂。对于这些小说、散文诗的解读，只有将文艺社会学方法和现代心理学方法融为一体交互使用，也许才能取得较好的阐释效果。研究实践一再证明，一些有巨大成就的文学评论家或文学史家在运用文艺社会学方法时总是与心理学方法相结合。如丹麦的文学之父乔治·勃兰兑斯的社会学方法就强调文学就是心理学，他说：“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情感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富有代表性，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把文学与外部社会联系的考察同内部潜隐心理因素探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不仅扩大丰富了文艺社会学方法的内涵，增强了它的研究深度，而且更符合文学的本体与特质。俄国著名文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坚持文艺社会学评论时应重视作家的“心灵的辩证法”，这比勃兰兑斯的社会学方法又深了一层，不仅沟通了社会学方法与心理学方法的渠道，而且要求从辩证法的思维高度来透析作家的矛盾复杂的心灵，他对列甫、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阐释就是一个范例，可以借鉴过来用于对鲁迅心灵辩证法的研究。新时期以来的我国鲁迅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借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及其方法来剖析鲁迅的精神结构、心灵演变、人格范式以及鲁迅作品生成的心理动因、人物形象的心理刻画等；从见到的专著与论文可以断言心理学方法的鲁迅研究取得了可喜收获，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鲁迅研究，特别运用精神分析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对阿Q等人物的心理透析有新的发现。但总体上看，以心理学方法研究鲁迅其人其文获得的成就不能作过高估价，尚待进一步深化。
在我看来，至少应在这几点上下深功夫：一是在鲁迅研究上怎样把社会学方法与心理学方法结合好并将其各自的优长发挥出来。鲁迅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是位名副其实的心理剖析与灵魂拷问大师，对中国各类人物心理体察的深微程度、意识活动把握的精确程度、思想灵魂刻画的到位程度，似乎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超越。所以运用社会学与心理学方法相结合的综合功能对鲁迅深入研究应该收到最佳效果；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两种方法脱节或配合不力的现象，或只重心理学分析而放弃社会学考察，似乎作家主体心理或人物主体精神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不大，或只突出社会学阐释而漠视心理学透析作用，好像作家主体或人物主体只有社会性，深不到心灵底层，即使有些研究者也试图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却又找不准二者的张力场和衔接点，影响了这种研究框架的综合作用的充分发挥。其实探析鲁迅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心理及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和人物对象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学方法与心理学方法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互补作用是极为显著的，而且也比较容易操作；难度最大的是开掘作家主体和人物主体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往往精神分析方法容易见效而社会学方法难以找出切入点，这不仅因为人的潜意识不完全是社会存在决定的，即使与社会文化有关连也是极为隐蔽极为微妙的，特别是由于作家主体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渺茫的，这都使社会学方法在与心理学方法相互为用时受到了限制。如果我们想法突破或超越了这个难点，那无疑能增强鲁迅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二是进一步提高鲁迅研究者的素质。首先是知识结构既要充实又要更新。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明代的王派心学是哲学而非纯粹心理学，我们所获取的心理学知识大都来自西方，而西方的心理学虽然产生于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下，但由于人类共同生长在一个地球上，心理机制或大脑功能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他们所建构的诸多心理学派的理论范畴、心理规律和研究方法是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当然也可以“为我所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者对心理学知识及其方法知之甚少。所谓心理学方法是一种科际整合，若不具有完备的心理学知识即理论层面的知识和经验层面的知识，那就不能运用好心理学方法；况且心理学的流派也多，就是把那些代表性心理学派的知识掌握起来也要下深功和苦功。如康德沟通了心理学与美学的桥梁，直接影响了文艺方法论；詹姆士的意志心理学提供了一个“意识流”文艺心理学研究方法；格式塔心理学通过视觉思维研究架构起具体与抽象的桥梁，对文学创作更具启迪作用；尤其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学说，不论弗氏的人类意识好比三层楼说、潜意识学说，或者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拉冈整合弗氏无意识理论的语言学，都有助于深化鲁迅研究；对当代马斯洛、弗洛姆等的心理学，以及变态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和各种文艺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等，都应该有所了解或通晓，这样才能使各种样态的心理学知识构成研究主体的不同心理学研究模式，既可以适应鲁迅心理研究的需求又可以为社会学方法与之相结合提供更多的心理学具体方法。既然文艺社会学方法要与心理学方法相融合，作为鲁迅研究主体除通晓各种心理学知识外，更要增进并更新社会学的知识，这不仅因为社会学发展得快、新范畴新观念层出不穷，也因为社会学方法在与心理学方法相结合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广纳博采各种社会学的新知识新概念新范式，既要重视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新范畴又要重视20世纪西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各派文艺社会学的新理论。
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来是联系文学与社会的最精妙的方法，戈德曼正是继承了这种最精妙的传统创立了允许人们在文学与社会这两种互不相同层次之间左右驰骋的典型范畴，并以此铸成了一个系统的辩证的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研究模式。他认为目前人文科学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就在于究竟是人还是结构促成了历史的转换，而发生结构主义则明确指出“结构”作为所有人们的思想意识、感觉特性和行为模式的一个普遍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取代人而作为历史的主体；被看成一种结构的文学作品必须与历史主体相联系而不是同一些外在于历史主体的方面相联系，否则将会把文学文本从它的社会——审美统一体中抛入一种忽视文本的唯心主义观念之中，亦将给文本披上一层非理性的、神秘化的外衣，从而把文学创造掷入一种超历史的和外在于文化特征的主观真空之中。戈德曼对文艺社会学方法论作出的不朽贡献在于将一些有不同来源的概念统统融入了发生结构主义模式，为人们探究文学与社会之间深微奇妙的关系提供了典型范畴，主要有：（1）有意义的结构。 他把文化创造超个人主体的特征都描述为有意义的结构，并在其精神范畴的层次上和历史实践的层次上对它们进行分析，以此来阐释一部文学作品有意义的结构对于文艺社会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方法；（2）超个人主体。 他认为有意义结构只有在超个人主体的层次上方是可能的，而所谓超个人主体就是复数主体之总体性即集体主体，文学历史或文学作品只有通过集体主体才成为可能，并指出没有任何主体或文学创造是纯社会的，而且把各种文学作品与某个文化符号系统（或集体意识的诸精神范畴）联系起来就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结构中的具体东西，故超个人主体在诸个体精神范畴和那些构成文化的创造物之间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功能；（3）总体性。 它是在两种主要形式“宇宙与人类群体”之中既组成了重要的哲学范畴也构成了重要的美学范畴，如果说有意义结构概念奠定了戈德曼文艺社会研究模式的基础，那么总体性概念又为此模式提供了一个宏观分析的视野；（4）世界观。戈德曼的世界观概念是极为具体、实际和辩证的，它解释了文学作品的记实层次，因为“世界观的超个体性说明了文本或文本系统以及它的诸范畴和价值标准体系”，也就是说“被看作心理性的基础或观念形态或某个哲学体系的世界观，不仅存在于把它作为其表现某种事物的艺术作品之外，而且还成为这些作品艺术结构过程的规则，并作用于作品的组成成分和艺术符号的宏观意义的交互作用”，这就使戈德曼的文艺社会学模式将对文本的微观分析延伸到世界观的层次，易于与心理学方法沟通；（5）同构。 借助于同构概念戈德曼试图把文学与社会关系纳入一种范式之中，按照同构观念他无意把文学作品还原到摹仿层次，因为范畴的任何运用都必须处于可能的意识的范围内，所以在他看来文学与社会这两大不同层次是结构性的，它并非文学作品内容与内容以外的社会历史事实的机械对应而是某阶级或各社会阶级的集体意识与某部文学作品的想象结构的有机联系，同构不仅属于意识的观念层次也属于作品的想象世界和总体中某一集团之集体意识的无意识层次，而且同构关系也能表现一种对给定现实的超越，即一种常常仅当作它们的缺席而被再现出来的超历史价值观的联系；此外，他还提出“可能意识——客观可能性”范畴。（注：参见《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的“引论”部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我这里之所以简述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文艺社会学的重要范畴，旨在选择恰切而新颖的知识理论范畴与心理学方法论建构起具有辩证性、开放性、兼容性、功能性的文艺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相融合的研究框架，以便更好地深化鲁迅其人其文的研究。
其次是强化艺术感悟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我们仅仅掌握了深化鲁迅研究的完备方法论和必需的知识结构只是提供了良好的利器，而进一步强化研究主体的艺术感悟力与理性思维力则更为急迫和必要，这既因为鲁迅其人其文的研究历史已有80多年，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任何作家作品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无法比肩的，再开拓再深化是极为艰难的；又因为鲁迅并非一般性的现代作家而是文学大师文化巨人，他的作品也不是一般性的现代作品而是文学精品文学经典，他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至今尚未发现哪个作家能超越他；更因为鲁迅的作品博大精深，尤其他的小说是人的文学的典范、是人情人性的凝炼载体，是现代艺术美的结晶。沃尔芙在《现代小说》中说：“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多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轨、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鲁迅的小说往往显出与生活实体无法相称的疏离化和与常轨思维格格不入的陌生化，这正是展示了人的心灵的深层结构；不过鲁迅作品表现社会中人的本质力量和深层意识是以情感作为通道和媒介的，情感的强化过程也就是深层意识升华的过程；特别是鲁迅小说不是按照古典和谐美的规律而是遵循现代崇高美或辩证美的规律营造的审美实体。至于他的杂文、散文、散文诗也是现代各种品类文学的最高范型。所以对鲁迅这位大师的经典之作的研究时至今日，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必须具有超常的极为敏锐极为深细的艺术感悟力和审美辨赏力以及理性思维的穿透力和发现力，这样才有可能从前人反复搜寻、反复探求、反复耕耘的鲁迅研究领域中，感受到他们没有感受出的东西，体悟到他们尚未体悟出的东西，发现到他们还没有发现出的东西，然后通过理性思维的从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的往返运作，升华到社会学方法论和心理学方法论及其二者相融合所形成的典型范畴或原则原理，从而获得一些突破性的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崭新的逻辑结论与审美判断。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言》中谈及写诗应具备观察和描写能力、感受力、耽于沉思、想象、虚构、判断等6种能力， 而其中判断“这种能力就是决定应该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并且在什么程度上把上述几种能力中间的每一种能力都加以运用”，“每种写作的规律和相当优点也是由判断力所决定”。（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页。）其实思维判断力对于文学研究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在鲁迅研究上欲获得带有整体性的突破，对其作品与社会人生或社会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体现出的规律性东西获得新的认识，则务必提高自身的判断力。郭沫若曾深有体会地说：“文艺批评的可能性本依据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力，艺术作品由它的形式、内容和资料等等，给予我们以种种印象，而我们以这种种印象依作品所暗示的一个方向复合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注：郭沫若：《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275页。）可见，优化鲁迅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各种思维能力，是更好地运用文艺社会学研究模式全面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素质和主观条件。
既然文艺社会学研究模式的生成是基于文学与社会联系的客观必然性，那么以社会学方法深化鲁迅研究，一方面要加深对鲁迅所处的社会的认识，一方面要加深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只要从这两方面获得新的理解与认识，从它们相互对应或非对应、同构或非同构的微妙、复杂关系所形成的张力场发现新的哲学意识、文化意识和美学意识，方有可能把鲁迅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鲁迅对文艺社会学方法的真蒂就有深切的理解：“我总以为倘若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经历的大半个世纪正是中国社会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的激烈转型期，“社会状态”极为复杂，作为研究者既要深刻理解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及其功能性质的变化又要切实体察人们社会心理、行为模式及其生活方式的细微变化，更要深入探索鲁迅对所处“社会状态”是怎样认知的、感悟的、体验的、把握的以及升华到何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予以评判的；而鲁迅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信息媒介或心理机制将客观外界的种种人生相及感悟评判转化为审美的物化世界，这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与现实的或历史的客观外界的相互对应达到了何种程度的真实和深度。特别是时至今日鲁迅其人其文通过几代学人的各种具体社会学模式的探究，在鲁迅及其文学创作与社会蛛网般的联系中尚有哪些联系未被发现或者发现有误或者分析不到位或者评判没达到应有的高度或者发掘未达到应有的深度或者把复杂关系简单化机械化了，从而找出我们研究的突破点和价值增长点。当我们对鲁迅其人其文与社会历史的双向关系进行了重新考察重新勘探而获得了新的感受、新的认知和新的发现时，究竟以什么性质的理论思维和价值标准进行判断、评估和论辩，这是能否对鲁迅研究有所创新的关键，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而“发展的系列可依据价值或标准的系统建构起来，但是，这些价值本身只能产生于这一发展过程的观照之中”，因此可以说，“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第296页。）。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鲁迅作品是现代史上的文学经典，以社会学方法深化鲁迅研究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重新书写，故评估论析鲁迅其人其文的价值标准应该来自与之相关的历史过程。鲁迅所置身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鲁迅以历史主动精神与非凡的天才参与了社会现代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鲁迅成了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典范，鲁迅的作品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所以在我看来，以现代化的理论思维和现代化的价值标准来评述并解读鲁迅及其作品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我们研究者的最佳选择。这不仅因为它富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品格，更因为以现代化的视野自觉地集中地研究鲁迅是个薄弱环节，正是我们深化鲁迅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前进的逻辑基点和价值准则。
标签：心理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呐喊论文; 彷徨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