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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实用主义的本质区别。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关键词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 方法论 实用主义 思维方式
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据，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抽象出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即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概括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目前，这条思想路线仍在继续深入发展之中，其发展方向是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既是构筑党的思想路线框架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党的思想路线内容的核心和灵魂。
学习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必须首先把握以下三个重点：第一，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第二，党的思想路线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过去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较多，讲历史唯物主义不够，这是对思想路线理解出现的偏差，应予以纠正。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历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第三，党的思想路线是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确立起来的。有人翻阅《毛泽东选集》后，认为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以此否定党在事实上存在的思想路线，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期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并广泛地流行于西方各国。它的创始人是美国的皮尔斯。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士、米德、杜威、刘易斯、胡克和英国的席勒、意大利的帕比尼、中国的胡适等等。他们把哲学局限于经验范围，只注重行动的效果，其方法论是一切以效果和功用为标准。“有用便是真理”是实用主义的典型观点，突出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用主义适应了美国资产阶级在商业投机、产业竞争、对外扩张获得实利和成功的要求，故称为“美国精神”。
现在，有些人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实事求是同实用主义混为一谈，甚至以实事求是之名行实用主义之实。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都与实用主义思想有关。混淆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的界限，必然产生违背客观规律的短期行为，最终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是造成把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相混淆的理论根源。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有本质区别。理论上分清是非，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用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功底浅，使人往往把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的某些相似点加以绝对化，甚至无限扩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均重视行为的有效性，二是两者均反对唯理主义的空谈。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有这两点相似之处，才使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把实用主义当成实事求是，也使贩卖实用主义的人有了廉价市场。
第二，对建国以来的我党三次重大失误的错误认识，是混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两者界限的认识根源。一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错误地下达指标，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也使一些人产生了“上级管线我管干”的实用主义思想；二是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理解，浮夸风风起云涌，一些人产生了“能吹谁不吹，不吹白不吹”的实用主义认识；三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曲解，唯心主义登风造极，“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成了一些人的“座右铭”，“假大空”在社会各个领域均有影响。“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成为搞阴谋诡计的人的信条。一些人产生了“撒谎不犯罪，吹牛不上税”的实用主义信念。
第三，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是产生实用主义的社会根源。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商品意识的增长，也使人们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发生了大飞跃。但另一方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有了市场。“有利就想，有钱就图”在社会上比较普遍，这正是实用主义得以滋生、增殖、泛滥的客观条件。
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哲学观点与阶级属性方面。实事求是是提倡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实用主义只重视结果，不讲动机，否定必要的原则、真理和道义；只重视有用，不问手段和方法；只讲竞争，否定必要的协调；只重视个人价值，否定社会价值和他人价值；只认为人生就是“赌博”、“冒险”、“碰运气”，否认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它集中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实际利益的需要。
第二，在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方面。实事求是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思想和实际、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它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加强工作的针对性，同时把握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科学地进行分析研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能从个别事实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思想路线的思想基础。它的基本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工作内容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资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分析综合，并指导具体行动。实用主义把“纯粹经验”视为唯一实在和认识的源泉，把客观现实与经验等同起来，实质是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它还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不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主张“能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真理。它还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它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政治需要。
第三，在根本目的和客观效果方面。实事求是既讲实效又讲原则，要求动机和效果、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例如，我们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高度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高度统一。实用主义只讲有用，不讲原则；只讲效果，不讲动机；只讲个人需要，不讲客观规律；只讲急功近利，不讲长远利益。社会上危害他人的一切现象都是实用主义的集中反映。只有理论上分清是非，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自觉地向实用主义作斗争。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科学的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把思维的各种要素相结合，使其运转起来的一种模式，是人们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习惯方法等因素为基础，对信息加工处理后所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反映人们运用各种思维方法的熟练程度和认识客观规律的准确程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实现思维的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善于从全局上、整体上、长远上进行战略思考。现代思维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趋势需要我们必须做到“五破五立”：
（一）破除“唯真”思维，树立开放性思维。
真理与价值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中追求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却片面地注重真理，而忽视了价值的存在。“四人帮”把真理与价值完全地割裂开来，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否则就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由于受这些思想的干扰，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是在错误思维的指导下得出的错误的结论。
邓小平同志把真理与价值完全统一起来，针对以往的经验教训，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因此，他反对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在他看来，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
邓小平同志的这种开放性思维，包括三个重要内容：“实事求是是基础，群众需要是目的，发展生产力和增长国家的综合实力处于中心环节。它既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又体现了群众的客观需要。这种方式把“真理”和“价值”很好地统一起来，对批判党内“左”右倾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破除“唯书”思维，树立实践性思维。
“唯书”思维就是凡书本上说的，都认为是对的。有这种思维的人每做一件事，都要从书本上找根据，习惯于照本宣科。本本上没有的，就不能干，不敢干，不会干，用僵化的本本来仲裁现实丰富多彩的生活，使现实屈从于已有的理论原则和既定的方针政策。这种思维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种较普遍的习惯势力，它的存在是我们追求真理的思想障碍。用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将活生生的发展着的真理变成谬误。
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但不能将它绝对化。如果养成一种惰性，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去寻找现实生活的现成答案，就会成为思想的懒汉。王明自诩为天才的理论家，斥责毛泽东为泥腿子。但王明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当成教条，结果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足于中国大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果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恰恰证明一条真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真理都是对已有事物的某一过程或层次的正确反映，它不可能穷尽这一事物。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揭示事物内部更深层次的矛盾运动，获得新的真理，就必须坚持实践性思维。它要求人们敢于打破常规，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它形象化的写照。这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的智力型思维，是与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联的。
（三）破除“唯上”思维，树立灵变性思维。
“唯上”思维在我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常常在革命外衣和革命的口号掩饰下表现出来，是教条主义的又一表现。其特征是主观与客观分裂，认识同实践脱离。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照苏联模式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认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因此，“要97%学习毛主席著作”；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错误在党内的出现，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对“唯上”思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深刻的批判，认为它是一种权力过份集中的官僚主义的产物。“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灵变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必须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具有求实性。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具有很大的动态性和随机性。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灵活应变，不断提高思维质量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知识是思维发展的原动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思维就是运用知识构造能力的一种运动。当前，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各地在贯彻过程中的具体措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我们克服“懒汉思想”，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根据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做为方针政策拟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就是正确运用“灵活变通”的新思维，使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得更加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四）破除“唯同”思维，树立创造性思维。
“唯同”思维在我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形成了封建大一统思想。从国际背景上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强制推行斯大林模式，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从而造成了社会主义在其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模式。我国在“文革”中，“唯同”思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改变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唯同”思维成了开创新局面的最大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唯同”思维，提倡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多种思维的综合运用。它的最大特点是在竞争中总结经验，在求异中寻求发展。其关键在于“求异”性，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创造性思维就是揭示并解决矛盾的特殊性。它体现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之中。
华罗庚说：“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创造性思维是现代人类思维的重要标志。它的最大特点是不人云亦云、墨守成规，不局限于固定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敢于突破前人、他人、自己过去的思维框子。发现、发明、发展、改革、改进、重组、整合，都是创造性思维。丰富的知识，宝贵的经验，灵变的思维，往往是激发新的创见，产生新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和起点。
（五）破除“唯斗”思维，树立多维性思维。
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无产阶级只能与之斗争，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建国初期，面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攻击、经济封锁、军事进攻，我国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六七十年代，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严重恶化，反帝反修，要准备打仗，就成了当时的主调。这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后来，“四人帮”把“斗争哲学”改造成“对着干”的思维方式，并无限扩大斗争的范围。尽管今天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但一些人还习惯于用“对着干”的模式去考察和处理新事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处于相对平衡的稳定时期的特点，以及当代经济的发展已把生产的社会化推向生产的国际化的趋势，认识到整个世界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而任何事物的联系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把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顺应这种转变，他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5]
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斗争达到相对的同一，是运用多维性思维，坚持思维内容的多样化，对同一事物从多方向、多角度、多层面、多因素、多变量、多方位进行思考的结果。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和科学技术专业化、综合化、网络化、多样化的发展，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从单向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从个人思维转向集体思维，把求同与求异，纵向与横向，全局与局部，“重点论”与“两点论”，集中与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符合系统论提出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立体网络系统之中的观点的。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辩证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人们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取决于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它要求人们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观察分析研究问题，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研究实事求是同以下几个问题的关系。
（一）实事求是同客观存在的关系。
第一，实事求是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搞“唯书、唯上、不唯实。”实事求是反对从主观出发，能够克服经验主义，避免教条主义，使办事情、想办法、定计划、出政策等，力戒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随意性、盲目性。
第二，实事求是的“求”，是从“实事”过渡到“是”的中介环节。这个环节的关键要选准“箭”和“靶”。无的放矢不行，有矢无的也有不行，只有有的放矢才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去“求”，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理性认识条理化，进而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实事求是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规律都是客观的，人们既不能制造它，也不能改变它，只能不断地发现它和有效地利用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研究事物的普遍规律，更要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让自己的思想适应规律的客观性。
（二）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的关系。
第一，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指打破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框框的束缚，使思想进入一个新境界，因此，它在本质上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我们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思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一国两制”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等，都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丰硕成果。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目的和保证。
第二，解放思想是决策的出发点，实事求是是决策的落脚点。从思维的一般规律看，我们制定政策的前提是解放思想，首先从批判性思维展开，当批判性思维无法解决问题时，想象思维的大门自然被打开，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个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使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些眉目，我们再回过头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排除“左”右倾干扰，制定正确的政策。这说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其标志就是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把经过努力能办到的事办好。
第三，解放思想又不等于实事求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不对，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对。解放思想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就是不切实际地瞎想。只有把解放思想置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结合，解放思想才有实际意义。
（三）实事求是同思维决策的关系。
第一，直线思维与立体思维。直线思维的特点是“非此即彼”。它只有一个逻辑导向，一个思维角度，一个评价标准，看不到事物发展的过渡状态、中介环节、渐变过程，容易使人在认识事物时绝对地肯定或绝对地否定。这种思想往往是主观、片面、保守和封闭的。我们要克服直线思维的弊端，就应该学会立体思维，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有序性、结构性、动态性、层次性和相关性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从“相关”、“对应”、“相似”的事物中得到启示，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这样才能形成立体的思维方式，有可能做出成功的决策。特别是在复杂的思维中，如果能打破思维定势，多用一点逆向思维，往往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第二，超前思维和预见性决策。超前思维和预见性决策是领导科学的重要原则，也是实事求是的重要方法。超前思维是预见性决策的必要基础，预见性决策是超前思维的必然结果。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但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想，后者是做。有了超前思维，我们就能根据发展和变化了的形势，调谴多方面的知识，迅速摆脱已经建立起来、但即将过时的思想，将自己熟悉的知识、经验、技术、方法等多方面的思考纳入事物间的内部联系之中，从而产生新的联想，并作出相应的预见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较强的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第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这是借助体育比赛的术语，来形容对上级指示态度的不同做法。“规定动作”是形容上级文件、指示、要求的语言；“自选动作”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在贯彻上级文件、指示、要求中的一种创造性劳动。一般说来，上级发的指示、文件、要求是就全局而言的大政方针，具有指令性和指导性的特点，但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在贯彻的时候，应该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的具体方针，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之用“自选动作”完成的结果比“规定动作”还要漂亮。只会完成“规定动作”，不能做出“自选动作”的人，只能守摊不能创业，决不是好的领导，至少不是一个开拓创新的人。
综上所述，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和建设能否取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坚持三个条件：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正确理解和科学应用；第二，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的管理决策；第三，牢牢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妥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永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从中国实际出发，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在实处。
注释：
[1][2][3][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6、225、141、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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