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过程与语言逻辑——论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文论论文,新名词论文,中国论文,大爆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一种现象，绝不限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说，整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创作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一个相对前沿的学科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更有代表性。本文试图对这种现象作文化和语言学的阐释，以期从一个侧面和角度厘清这种现象的历史与逻辑理路。论题当然集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围之内，这既是为了避免杂芜，同时也是由笔者的学术视野与知识所囿，但希望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决不仅仅限于文学理论与批评。
所谓“新名词”，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80年代新名词在今天看来，不仅不再新，甚至还比较陈旧。同样，90年代新话语，在现在看来，仍然很新，但21世纪再回头看，也许就旧了。所以，我们必须把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置于整个现代文论的历史进程中，置于整个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所蕴涵的文化和理论意味。我认为，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现象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文艺理论领域内的反映和必然结果，它既是文化的表象，也是文化的深层基础，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或者历史的产物。同时，80年代之所以出现新名词“大爆炸”现象以及90年代新话语方式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应该说，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历史问题，后者是理论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条件，前者是外在条件，后者是内在条件。关于后一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本文中，我主要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文论现象和作为语言现象进行考察，从而从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现代品性。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首先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现象。作为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化的来源、发展、曲折、特征以及品格。其次，作为一种文论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论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论的来源、发展、曲折、特征以及品格其实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对文艺理论领域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进行语言学分析和文化学分析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论的精神品格，通过对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也即通过“现在”解读过去。中国社会和文化从近代向现代以及当代的发展与是否学习西方以及如何学习西方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就既是这种学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象，又是这种学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层基础，也就是说，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既反映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事实，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学习的深刻性和实质性，因为语言学习是最为深层的学习。而文论中的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则反映了中国现代文论向西方文论学习的事实，它潜藏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历史建构过程。
所谓“新名词”和“新话语”的“新”，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概念，从时间上来说，“新名词”的“新”是相对于七十年代以及更前溯的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而言的。而“新话语”的“新”则是相对于80年代以及之前的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而言的。8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大规模地创新、探索、学习西方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思想解放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它实际上为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过去的政治禁区给予了思想上的保障。所以，80年代涌现了许多新生事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新潮迭出，在语言上就表现为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不仅仅只是物质性名词，还有精神性名词，不仅仅只是科技性名词，还包括文化哲学性名词，所以被称为新名词大爆炸。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名词不是指物质性名词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新物质产品性名词如热水器、浴霸、电子打火灶、抽油烟机等，也不是指科技性物质名词如电脑、计算机、大哥大、呼机等，同样也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名词如“找感觉”、“讨说法”等，而是指表示新思想新观念的新的抽象性名词，表现为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
具体对于文艺理论来说，这些新名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来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和时间上更远的五四，这是在回归意义上的新名词，比如“人性”、“人道主义”、“真实性”、“典型性”、“主体性”、“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这些名词在十七年和五四时期本来是很平凡的文学理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思想和相应的语言政治性纯化之后，这些名词从文艺理论应用上消失了，现在又回到文艺理论应用上，人们感到很新鲜，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新鲜，因而是新名词。
二是从西方输入的新名词，主要是翻译而来，比如“无意识”、“潜意识”、“意识流”、“存在”、“信息”、“系统”、“后现代”、“解构”等，这些名词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些名词在汉语中过去就存在，但过去它主要是日常词语，现在它则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新的意义，构成了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因而是新名词。比如“信息”、“系统”等。“信息”过去主要是指消息或者音信，属于日常用语，但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信息”附着了更多的信息论的含义，更强调符号的发送、传递和接收的过程。“系统”也是这样，过去主要是在“整体”的意义上而言的，但现在更强调其整体的功能及作用，其含义深受系统论观念的影响。第二，有些名词其意义过去一直就存在，但过去非常专业化，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并不为人们所普遍地使用，是生僻的词语，现在则非常广泛地获得使用，而且主要是重新输入，因而也是新名词。这些名词在西方并不是新的，但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因而是新名词，如“无意识”、“潜意识”等。弗洛伊德的学说早在解放前就输入中国，但在过去，它主要局限于专业范围之内，缺乏广泛的影响和运用，所以，像“无意识”、“潜意识”这些概念并不为人所熟知。80年代，弗洛伊德的学说重新从西方输入中国，再加上心理学获得广泛的影响和运用等背景，像“无意识”、“潜意识”这些名词就从心理学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而成为非常普及的术语和概念。第三，有些名词，则是新近从西方引进的，比如“后现代”、“解构”等，这些名词在汉语中过去没有，在西方语言中也是过去所没有，就是说，在西方，它也是新名词。这是真正的新名词。
第三种新名词是汉语内部自我生成的，这与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如“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等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学理论上，如“主旋律”、“大众文学”、“主流”、“边缘”、“新写实”等都是80年代从本土产生的，虽然它们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文学、外来文学理论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们本质上不是从外国翻译而来。
因此，在上面三种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文学理论中的新名词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绝对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新”本质上是西方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新”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西方性。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和反省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的这段历史，甚至于从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的选择提出种种批评或谴责，但这是历史，是我们今天必须直面的事实。
与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名词大爆炸不同，90年代的文学理论则不仅仅只是增加新词语，而是在言说和表述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观点体系，即新话语方式。新话语本质上仍然是词语的问题，是词语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个语言功能的变化。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主体还是五四时所形成的传统，比如现实主义理论、浪漫主义理论、典型理论、反映论、表现论、真实论、社会学批评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理论在中国还不具有整体性，还不具有系统性，而是以观念或者观点的形态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新观念对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础和内核并没有遭遇颠覆，新的文学理论在80年代总体上扮演着对传统文学理论的丰富和纠偏的角色，在外表上就表现为新名词。比如，80年代初期，林兴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新潮”批评家，他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在当时曾轰动一时。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系统论引进文学理论，对阿Q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典型的性格特征，作者作了全新的论述，认为阿Q性格是复杂而多面的，是一个系统。但这并意味着这篇文章在整体上就是“新潮”的，它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典型理论或者性格理论，系统论在这里只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不具有本体性和主体性意义，文章只是具体观念的不同，而在理论方式上和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新旧文学理论和批评共生共存，多元互补。就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而言，它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质的区别在于，它不再是部分地吸收西方新文学观念，增加新名词即新的文学理论术语和概念，而是在文学范畴上，在对文学问题的言说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理论的主体或者本体发生了位移，在外表上就表现为新话语形态。比较典型的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解释学文学理论、存在主义文学理论、接受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等。不管这些文学理论在从西方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异，本质上，它们都是从西方学习而来。中国90年代的新文学理论当然是形态各异、观念各异、话语方式各异，但与80年代中国文论相比，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不再遵循传统的文学标准和原则，它们摈弃了传统的诸如真实、性格、典型、内容、形式、创作方法、再现、表现、主题、思想、情节等特定内涵的概念和术语，而用话语、叙述、权力、在场、结构、解读、解构、建构、性别、霸权、隐喻等概念和术语言说文学理论问题和批评文学现象。他们并没有直接否定传统文学理论，但他们不再使用传统文学理论、不再言说传统文学理论，这实际上是以冷置的方式消解了传统文学理论。在这一过程的意义上，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新话语现象本质上是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新名词现象的延续，是中国文论学习西方在语言上的表现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的两个阶段。
其实，新名词与新话语现象并不是80年代以来所特有的现象，与80年代新名词和90年代新话语现象的情形一样，历史上还有一个新名词大爆炸时期，那就是近代至五四时期。并且这次新名词大爆炸与80年代的新名词大爆炸和90年代新话语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是我们理解后者的坚实的理论和语言学背景，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了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新名词现象的本质、作用和地位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80年代以来新名词作为语言现象和作为文化现象的本质。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与现代汉语形成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中国文论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其作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以及它内在的语言学逻辑结构。所以，回顾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新名词与新话语现象的历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论80年代以来的新名词和新话语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名词作为汉语的显著现象，应该说始于中西大规模地交流之后。1905年王国维写作《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描述当时的状况：“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也。”（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王国维这里所说的“新学语”主要是他称之为“形而上”的词语，也即思想性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而与“形而上”相对的是“形而下”，所谓“形而下”学语，指的是实物名词、物理名词、科学名词等具体知识名词。王国维也认识到，中国学习西方，输入西方的“形而下”学即“术学”，早在元朝就开始了，清朝咸丰、同治，学习西方的主要是“术学”即“形而下”学。鸦片战争之后，出于自强的意图，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知识传入中国，所以出现了第一次新名词大爆炸，但这些新名词主要是王国维所说的“术学”的范围，主要是“形而下”的名词，也即物质名词、科学和技术名词，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物质层面的，而对文化和精神的影响则非常有限。
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这本书的“绪论”里，梁漱溟总结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最初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相应的具体历史事件分别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总体上，历史的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与这种历史进程的大体趋势相一致，语言上的新名词也大体呈这样一种过程，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物质性、科技性的新名词大量输入中国，其次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学的新名词大量输入中国，最后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文学、哲学的新名词大量输入中国。物质性新名词和科技性新名词的输入大大改变了中国科技面貌，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改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内在的协调性。同时，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也为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心理的基础。同样，政治、历史和社会学的新名词的输入又为文化、文学和哲学的新名词的输入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从各个方面加速了文化变革的进程。近代至五四时期的新名词不仅在名词的性质和类别上不同，而且在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五四之前只是新名词，五四之后则是新话语。五四之前主要是在旧的语言体系中增加新的名词，增加新思想，语言主体还是旧的古代汉语，词汇的主体仍然是古代汉语词汇。五四之后，新名词主要是新思想，也即主要是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样，新名词就不再只是增加新的思想，也不再只是表述的不同，而是言说方式和问题意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在新言说、新问题的意义上具有新思想。这样，由于新名词的思想性以及新名词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中国语言体系或者说语言类型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这和90年代的新话语具有根本性不同。
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回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路，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大量输入西方的实物和科学技术名词。然后是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历史性名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深层上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试图从精神上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面貌，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大量输入西方的哲学、文学、伦理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思想性或者说精神性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的言说方式、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进程和语言进程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它导致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和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时期。本质上，中国现代文化不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内部蜕变而来，而是西方文化逐渐浸入中国文化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西化特征因而也是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当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的成份，但中国古代文化不是以原生形态存在于现代之中，而是以因素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文化之中，它脱离了古代汉语语境，而置于现代汉语语境之中，其功能、性质、作用和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也即发生了“现代性转化”。因此，中国古代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可以说是凤凰涅槃之后的再生，是以再生形态存在而不是以原生形态存在。同样，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之后也不是以原生形态存在，而是以“翻译”的方式存在，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脱离了西方文化的背景而被置于中国文化背景中，中国文化对它具有“归化”的作用，因而其功能、性质、作用和地位也都发生了变化，西方文化在中国实际上是以一种转态的方式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第三种文化，即中国现代文化，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从构成上说，它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它不是西方文化，但具有强烈的西化性。从语言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语言运动，或者说它的思想革命或者文化革命的现实是通过语言运动来实现的，正是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在思想的层面上冲击古代文化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文化作为类型的建立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现代汉语作为新的语言体系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汉语是一体的，没有现代汉语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现代文论属于总体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具有同样的语言逻辑结构，具有同样的历史进程。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它是现代汉语的文论，它在术语、范畴和概念体系上的形成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形成具有同步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规模地学习西方，但主要限于物质层面的“术学”，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不在其中，所以，中国文论在晚清时并没有受西方的冲击，仍然是传统的以“气”、“道”、“意”、“境”等为基本范畴的中国古代文论。戌戌变法时期，中国主要在政治的层面上向西方学习，政治变革虽然在深层上对中国文论有所影响，但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加上戊戌变法在时间上的短暂性和力度及范围上的缺乏展开，所以，中国文论在戊戌变法时期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五四则是中国从文化的深层上向西方学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和文学理论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深层的学习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文学理论和总体的中国文化整体性地发生了类型的转化，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理论则从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型。中国文论向西方学习主要表现为大量输入西方的文论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在这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绝对增加的基础上，中国文论的体系、精神和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论整体上不再以“气”、“道”、“意”、“境”等为基本范畴进行言说和评论文学作品，而是以“典型”、“性格”、“创作方法”、“模仿”、“再现”、“表现”、“真实”、“虚构”、“内容”、“形式”、“体裁”、“风格”等为基本范畴进行言说和评论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批评不再是感性的品评和点评，而是理性的逻辑严密的论证与分析，西方的科学精神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建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论作为类型的建构过程。
作为一种新的文论类型，中国现代文论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具体的观点、方法以及术语、概念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具有延承，但它不是以原生的形态存在，而是以转化的方式存在，即纳入了现代文论体系，只是在其中起着一种功能的作用。比如意境理论，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论中仍然有意境理论的一席之地，但在中国现代文论体系中，意境理论脱离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语境，不再具有独立性和中国古代性，而从属于形象理论，与典型理论构成了互补的关系。再比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质”理论，作为范畴或者概念，“文”与“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形式”与“内容”有某些近似的地方，但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范畴或者概念，“文”与“质”在现代文论中可以说消失了，但作为观念和思想，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实际上被融进了“形式”与“内容”这一对范畴中去了。同样，西方文论在引进中国之后，也发生了某种性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以原语的形态存在，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和汉语的语境背景，其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归化”或者说中国化了。这样，中国现代文论虽然是学习西方文论而来，但它和西方文论又有质的区别；虽然吸收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成份，但它和中国古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断裂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定位是：中国现代文论是一种具有强烈西化特征因而也是现代特征的文论。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化具有同一性，本质上是同一内容的两种视角，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现代汉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现代文化。五四之后，文化继续变化和发展，相应地，语言也继续变化和发展，但不管这种发展和变化多么曲折，中国现代文化类型和现代汉语体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时间上，中国现代文化作为一种类型是在五四时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体系的建立也是在五四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化30年可以说一直处于建设和发展时期，现代汉语也是这样。新中国建立以后，反帝反封建，即反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和西方文化中的反动部分，但新中国文化总体上并没有脱离现代文化的类型，只不过比较极端而已。新中国的文化仍然是西化的文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它的西化特征比较狭隘，即抑制欧美化而苏联化。但苏联化不过是西化的一种极端或者说片面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西化。语言上则表现为，大量摈弃五四时所形成的西方化主要是欧美化的思想性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而大量移植苏联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而建国后的文化和思想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或者政治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彻底地批判“封资修”，中国现代文化走过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过程。“封”即封建文化，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性部分；“资”则是指笼统的西方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中的消极部分，同时还包括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而“修”则是指苏联文化中的“另类”部分。这其实是理论上的，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其负面与正面都是很难分开的。实际中，“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笼统而又彻底地既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又革西方文化的命包括苏联文化的命，这样，文化中就只剩下了某种个人和政治的东西，文化罕见地沦为一种空白，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灾难。语言上则表现为思想性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被单一性的政治术语、概念和范畴所替代，学术研究成了政治定性，成了政治大批判，学术争论成了政治权力和政治口号之间的较量，无思想可言，无学术可言。无书可读，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鲁迅的作品可以阅读，当然也是语言的范本。
七六年以后，中国文化首先是“拨乱反正”，所谓“乱”，明显是指文化大革命，所谓“正”则是指十七年，从“拨乱反正”开始，中国文化一步步回归，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回复到十七年，80年代中后期则回到五四，90年代则在五四基础继续前行，进一步和世界主要是西方接轨，表现出进一步西化的趋向。这样，中国就一步步回到学习西方的路上，并最终显示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趋势。在语言上也是一步步回归，所以就出现了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在历史进程上，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一体性。中国现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汉语体系的一部分，它伴随着现代汉语的形成而形成，伴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而发展。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在五四时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作为话语体系也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体系至今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现代文论作为体系至今也没有根本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汉语在思想的层面上“苏化”，中国现代文论也明显“苏化”，苏联大量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论术语和概念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苏联经典化的理论家如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则被广泛地引用和借鉴。与政治和文化一样，建国后的中国文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充满了论战和争辩的味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论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政治、文学一样，充满了叛逆性，但也充满了专断性和政治色彩，在语言形态上就表现为口号化、政治化、语录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关键词”，也构成这一时期文论的“关键词”。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其激进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整个民族的灾难和损失令人痛心疾首。但有意思的是，就文论来说，“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承继了五四精神而不是背离了五四精神，其文论上的激进、大胆和狂热和五四初期的“狂飙突进”似的反封建具有惊人的相似，与苏联文学史上的“拉普运动”也有着某些相似性。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都不可能是中国古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不可能衍生“文化大革命”。七六年以后，中国文化总体上向前回复，文论也是如此，首先是向“十七年”回归，回归到现实主义、真实论、典型论、“人学”、艺术批评、文学性等。然后进一步向五四回归，回归到人道主义、文学主体论、文学本体论、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等。沿着这样一种回复的路线，中国现代文论一步步恢复到学习西方的传统和本位，并最终走向和西方以及世界的接轨，因此就出现了90年代中国文论多元的格局。
富于意味的是，在西方是历时发展的各种文艺理论到中国则是以共时的形态进入和并列存在。在中国，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因果关系、逻辑进程和时间顺序实际上被抹去了。比如解构主义在西方本来是反结构主义而来，二者是历史因果关系，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却同时介绍进中国，并为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可能，有的人甚至不知道结构主义为何物而接受了解构主义。所以，80年代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纷纷在中国登场，并行不悖，空前活跃，本质上是西方各种理论长期淤积之后的一种暴发性释放。正如庄锡华所说，它不过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西方在战后依序而生的各种美学思潮演绎了一遍”。（注：庄锡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4页。）李欧梵认为90年代“代表了这四五十年来整个历史潮流的积淀，包括历史的潮流、民族国家的潮流、现代性文化的潮流等等”。（注：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新名词大爆炸和新话语现象其实是这种积淀大释放在语言上的表现。而区别在于，80年代，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是以观点和方法论的方式进入中国的，是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理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总体上作为主体的文学理论还是正统或者说传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以及言说方式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位。西方各种文学理论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内增加一些新观点和新方法，它们作为理论形态在中国当时的文学理论中总体上是支离的，因而从总体上表现为新名词。到了90年代，输入的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格局，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不再是问题或者是唯一的问题，人们不再遵守传统的表述方式，也不再以传统的文学理论为本位，而以西方的某种文学理论作为本位立场和出发点或者基础，表现为新问题、新表述和新言说，因而是新话语。这样，9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就呈现出一种多元互补的格局，语言上则是众声喧哗。
当然，不论新名词大爆炸还是新话语，作为语言现象是总体的，是不能用个别的例证进行证明的，它需要词汇统计，词义甄辨，话语分析，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也超出了本文的论题。不过，我还是抄一段文字，以便使我们的描述具有直观性。
他（指余华）以一份阴郁、乖张的安详，隐现在众作家对超验、终极所指的崇高而不堪重负的托举与无名者对恶俗而华丽的类象的营造之间。余华的本文序列呈现为一片狰狞而超然的能指之流，盈溢而闪烁。不再是阿城们负重式的潇洒与固执的对废墟、种族之谜的回首凝视；亦不复是残雪们拼图板式的语词游戏。余华似乎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迷醉与狂喜，以无尽的、滔滔不绝的能指链的延伸，创造出一种流畅、弥散、陌生而不祥的文体。如同一个疯狂的先知，他傲岸地宣告他一无所知，——他已丧失了过去、记忆和姓名；在一只硕大的、瞳孔散去的眼睛中，映现出的是一个空洞的、充满威胁的无名无状的未来。在一片轻盈、充满欣悦的语流之间，余华的叙事话语对经典叙事时间——被叙时间与叙事时间进行车裂，将它们“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在时间阳光闪烁的碎片之间，是横亘绵延、无法跨越的雾障。空间——一个黯哑的、衰败的空间，囚禁了已然逃遁的时间残片的亡灵。……（注：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学》1989年第7期。）
熟悉传统文论的人凭直觉就能感觉到它与过去的不同，有人称之为“新潮批评”，其新就新在运用了许多新术语和概念，话语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是新的言说和表述。对于不熟悉或者说不习惯于这种表述的人来说，这简直象印象诗，只能凭词语撞击感官从而获得某种印象性的意义或者说感觉。
从语言理论上说，西方的各种文艺、文化和社会思潮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能够迅速而有效地传入中国，并且能够获得广泛的理解地接收，在深层上，从结构和机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与现代汉语的品性有关。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文论中的80年代新名词“大爆炸”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其实显示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语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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