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天人论文,感应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010-05
秦国强调实力，奖励耕战，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认为这是实力加强的结果，并非天命所赐予。因此，秦始皇不信天命，只相信自己的实力。但是，秦国很快就被人民起义所推翻，给人的印象是，秦不相信天命，所以很快灭亡。于是天命论又有了市场。汉代思想家总结秦亡教训时，先说秦用酷刑残暴地统治人民，再说这是反天命的，因为天立君以为民，天与民是高度统一的。再树天命的权威，已经成了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这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深入研究社会现实，得出一些政治见解。如果他就是这样说出来，很难使人相信，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他把这些政见与天命相联系，那就不同了，因为天命的权威会帮他扩大影响。天命论在先秦受到批判以后，已经失去市场，需要加以改造，方可利用，董仲舒的思想理路就是这样展开的。董仲舒首先研究阴阳五行，讲阴阳平衡，阴盛阳衰与阳盛阴衰各有什么毛病。研究五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他第一次提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理论。他对五行的排列顺序作了调整，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循环相生。这就是“比相生”。五行相生的说法不见于先秦的典籍。崔述认为是刘向刘歆父子首先提出的，实际上应该是董仲舒发明的。另一关系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循环相克。这就是“间相胜”。相克就是相胜。五行相胜，崔述认为是战国时代的邹衍发明的。我以为，既然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虚实篇》已经有“五行无常胜”的说法，战国早期的墨子也有同类的思想。五行相胜的思想要早于“五行无常胜”的思想。五行相胜的思想在孙武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他们又都早于邹衍，怎么能说是邹衍所发明的呢？邹衍只是把五行相胜的道理运用于解释历史上朝代更替的现象。董仲舒认为五行生克是自然的，也就是天意。然后，他用这一套理论来解释自然现象，解释政治问题，解释政权结构。这样说比较抽象，举例一说就清楚了。下雨多，那就是阴盛阳衰，为什么？因为水是阴。旱灾时，董仲舒就认为是阳盛阴衰，旱就是水少，阴弱。五行与四季也对应，木对应春，火对应夏，金对应秋，水对应冬。土与哪一季也不好对应，《吕氏春秋》把“土”挂在“季夏”后面。而在《淮南子·时则篇》中，“土”占据整个“季夏”。而董仲舒讲五行时特别强调“土”的地位，认为：“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莫贵于土”。与“土”相联系的宫声、甘味、黄色也都升了级。“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贵于黄”。按五运说，夏朝为木运，商朝为金运，金克木，所以商代夏。周朝为火运，火克金，因此周代商。秦朝承水运，水克火，所以能代周。这样推论下来，汉代秦，应该是土克水。结论是汉代承了土运。突出土，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汉代。汉代人突出汉代，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王充在《论衡》中所讲的“宣汉”。“宣汉”两字，被冯友兰用来与“过秦”相配，作为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的两个小标题，是有深意的。在中国历史上，各朝都指责前朝的过错，宣扬本朝的功德，为本朝的成立造舆论。董仲舒突出汉代，强调土运，大概也与此有关。董仲舒还用五行生克的思想来解释政治问题，例如说，在春天，“木用事，则行柔惠，挺群禁”（《春秋繁露·治乱五行》）。春天，木德主管事情，要实行温柔的政策，对人民乃至万物都要施以恩惠，严格禁止各种破坏性的行为，例如上山砍树，入水捕鱼，捣鸟蛋等。当然更不能杀人，以防碍春耕。春天该做什么事，要根据天意。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天意。如果违背这种天意，就是失政。失政就会导致天灾。他说：“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夏天如果违背天意，或者冬不寒，或者冬寒不退，都是灾害。另外，五行的生克关系，董仲舒用来说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例如，木是司农，金是司徒，司农不轨，司徒诛之，这叫金胜木，或称“金克木”。火是司马，执法者是水，司马犯法，执法者诛之，这叫“水胜火”。土是君之官，木是农，农就是人民，“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五行相胜，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制约，董仲舒将此二者相比附。虽然比较牵强，道理却是正确的。权力应该相互制约。各官僚之间权力要相互制约，皇帝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这是董仲舒向皇帝提出的劝告，借助于五行相克的道理。如果没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只是董仲舒的个人意见，那么，汉武帝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后代的帝王也就不会那么重视。这应该说就是董仲舒为什么搞神秘主义的原因。
汉代思想家把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纳入一种以五行为框架的体系，又把政治、情绪、语言等也都附会到五行上去。这样一来，上述各种灾害，都可以通过皇帝的纠正行为来消除。例如，如果王者对于臣僚没有礼貌，不尊敬，那么，就会产生“夏多暴风”。只要皇帝改变态度，对臣僚尊敬，夏季的暴风就会消失。这就是天人感应。董仲舒从理论上进行更系统更全面的论证。他说，王者行为不正当，上天不满意，就降下灾害，表示对王者的警告。这是灾异谴告说。王者纠正错误，自然灾害就会自行消失。如果王者不肯纠正错误，或者更扩大错误，那么，上天会降下更严重的警告，如果王者还不醒悟，上天就会选择有高尚道德的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王者。董仲舒认为，上天的警告，是对王者的特别仁爱，给他很多改正错误的机会，有较多的改正的时间。只要他愿意改正，能够自强，就可以维持统治的地位。只当他坚持错误，自暴自弃，才会自取灭亡。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守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在皇帝的心目中，官和民都是愚蠢的，自己是最高明的，因此，各级官员说什么意见都仅供参考。但是，一说到天，那就不一样了，他必须毕恭毕敬地听着，而且要认真加以思考。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会有各种灾害，官员们都可以随时借来作为给皇帝提意见的由头。天是什么意思，这就靠儒家来解释。儒家当然按儒学来解释。这样，儒学也就冠以“天”的名义。换一说法，天的意思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天意。用天制约皇权，实际上就是用儒学制约皇权。后代儒者任官，就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向有至高无上权威和权力的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皇帝居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宝塔尖上，没有制度能够制约他，也没有人能制约他。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中国古代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董仲舒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使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得以建立相对有序的环境。董仲舒推演天人感应论，中心目的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屈民而伸君，这个“民”，主要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拥有地方势力的诸侯国君。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没有权力，无法与封建统治势力对抗，只有那些地方诸侯国君有实力与中央政权相对抗。董仲舒曾经亲见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屈民而伸君，可能就是从这一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屈民而伸君，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大国的政治局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天”深深地印在历代统治者的心中，不断地提醒他们要为人民办一些善事，不要奢侈过度，不要欺压百姓，不要谋反，不要搞分裂，破坏社会秩序。“天”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精神枷锁。我们如何评价天命论？不能简单地从它是否真实来评价它，更要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来评论。它起到的进步作用是很明显的。
为了论证天人感应论，董仲舒颇费了一番功夫。首先，他证明天与人是同类的。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为人者，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上书《阴阳义》）。天与人是同类的，按汉代的说法，同类相应，因此就可以推出天与人可以感应。
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有同类相应的说法。如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也。”《吕氏春秋·应同》也讲：“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这是将共鸣现象作为感应的例子。阴阳相应，更为普遍。如说天上的月亮是阴宗，与地上阴性生物如水中生物蚌蛤之类就会相感应，“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吕氏春秋·精通》）。月圆时，在水中的蚌蛤就很肥，充满壳内；月晦时（初一前后），水中的蚌蛤就瘦，壳内空。这是同阴相感应。据说父母与子女“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也会感应，“忧思相感”，“两精相得”（同上）。董仲舒也以共鸣现象为例讲感应：“鼓其宫而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从这里，他进行理论概括，推出普遍原则，说明感应是无形的，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他说：“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同类相动，天与人同类，也会相动。这种相动又是无形的，因此人们看不见这种相动，以为是自然的。为什么看不见这种相动，董仲舒认为这种相动是通过气这个中介进行的。气充满空间，人在气中，不感觉气的存在，就像鱼在水中不感觉水的存在那样。因此，他又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淆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在阴阳之气中，就像鱼在水中。气与水相比，就像水与泥相比。泥比水稠，水比气稠。由于气很稀薄，所以看不见。因此在空间中，人们都以为是虚的，却是充满着气，实际上是实的。这些说法，现在看来还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把“治乱之气”混淆进去，使气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同时他又根据群众的实际经验：“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同上书《同类相动》）来证明人的病与阴气会相应，从而证明天与人会相互感应。感应又是通过无形的气而产生的，因此，人就在不知不觉中与天发生了感应。
为了打破人们受到生活经验常识的束缚，董仲舒用当时生活经验还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这就是当时的十大难题：“酝去烟，鸱羽去昧，慈石取铁，颈金取火，蚕珥丝于室而弦绝于堂，禾实于野而粟缺于仓，芜荑生于燕，橘积死于荆。”董仲舒认为：“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祸福，利不利之所从生。无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春秋繁露·郊语》）这些奇怪现象，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现象，或者对人有害，可能给人带来灾祸，又是人想不到的，因此是非常可怕的。盲目性当然是可怕的。但是如何解决呢？应该探索，应该研究。这些问题，应该说，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磁石吸铁，是由于磁性，这不过是一种假说，真正的奥秘应该说还没有揭开。蚕吐新丝，旧丝做的弦就脆断，这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科学也没有都弄清楚。新的稻谷开始成熟，陈年的稻谷就缩小，为什么？关于植物耐寒能力的差别，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内在的机制是什么，也还需要研究。总之，任何自然现象都需要不断研究，都要永远研究下去，没有止境。但是，不能因此便认为，什么现象都是可能存在的，因而天人的精神感应也是存在的。董仲舒的说法会使人相信，就是因为他确实说了一些正确的话，因此有很大的迷惑性。董仲舒经过这些论证，使天人感应论得以成立，然后再进一步推论，提出灾异谴告说，使天子的权力处于天的控制之下。这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得以广泛传播。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的，自然会产生社会效益。在历史上，并非都是正确的理论吃香，往往是有用的理论吃香。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汉代，董仲舒思想不如王充思想正确，但是，在社会历史上的影响，董仲舒远远超过王充。起码在汉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中是这样的。今后仍将是这种情况。
董仲舒论证天人感应，目的归纳为两句话：“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屈民而伸君”，是要人民服贴地做良民，不要造反，这对于稳定社会是有好处的。这里说的“民”，主要不是指普通百姓，而是指各地方有一定势力的诸侯王。汉景帝时，曾有吴楚七国叛乱，企图分裂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就是要反对地方势力的分裂割据倾向。董仲舒亲身经历过这场动乱，提出屈民而伸君，就是要限制地方的分裂势力。“屈君而伸天”，是用“天”的权威来限制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有鉴于秦代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为所欲为，搅乱社会。没有制约的权力都会腐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什么可以制约皇帝的权力，人民没有这种权力，朝廷各级官员也都无法监督他。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任何力量都限制不了皇帝的权力，于是，思想家只好从世外寻找力量，结果就寻找到“天”。后代的思想家能够理解董仲舒的这种苦心。东汉哲学家王充是反对天人感应的突出代表，他对董仲舒的理论还是能够理解的。他认为古人讲天是为了吓唬无道的昏君和无知的百姓。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论衡·谴告》）所以圣人是根据人心来讲天的，不是指苍茫的空间这个天。董仲舒讲了那么多天人感应的话，王充却说他“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董仲舒说的话跟古代圣人说的一样，是切实可行的政治理论。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抄》中说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以为人主无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类而言之，庶有警悟。学者未可遽少之也”。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易经》中说：“古之王者恐己不能不失德，又恐子孙不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警惕……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他又说：“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借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预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名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这一段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汉代的当时与现代社会现实是不同的，不能以今况古，应有起码的历史主义观点。其次，由于知识背景不同，孔子所记日食跟现代人所认识的日食，有不同的意义。“言非一端，义各有当”，此话很深刻。读书要善于理解，要从具体语境来体会文章的意思，不能脱离具体环境，进行抽象的理解，或者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理解。据此，我们以为，王安石从北宋政治改革的需要出发，提出天命不足畏，也无可厚非。学习西方现代天文学以后，对汉代儒者讲天人感应提出批评，虽然不尽恰当，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既不能以现代的观点去否定古代人的思想，同时也要知道古代那些方法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今天要用人民的力量约束国君的权力，要建立民主制度，而不用天来制约政权。梁启超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民权既未能兴，则政府之举动措置，既莫或监督之而匡纠之，使非于无形中有所以相摄，则民贼更何忌惮也。孔子盖深察夫据乱时代之人类，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强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但使稍自爱者，能恐惧一二，修省一二，则生民之祸，其亦可以消弭。此孔子言灾异之微意也，虽其术虚渺迂远，断不足以收匡正之实效。然用心良苦矣。江都最知此义，故其对天人策，三致意焉。汉初大儒之言灾异，大率宗此指也。”[1]
这里的“江都”就是指董仲舒，因为董仲舒对策以后，被汉武帝任命为江都相。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知道，对于皇帝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劝谏，是必要的。他们对于天人感应论的产生、作用和历史意义以及社会效果都作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采取简单的否定。他们没有把这些理论看成仅仅是胡说八道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是根据政治的需要编撰出来的。从此可见，哲学家根据政治需要或者为了论证某一种政治观点，编撰出一种为某一政治服务的哲学，这种哲学就跟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它的性质与政治的性质是相应的。如果政治是进步的，那么，这一种哲学也是进步的。因为它与政治相联系，没有与探讨宇宙的本原相联系，因此它不存在唯物与唯心的问题。如果用宇宙论来衡量它们，它们应该都是唯心主义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用西方的哲学模式来评判中国哲学，把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哲学家都归入唯心主义阵营，予以否定。这样有些人以为中国在哲学方面是非常落后的，甚至是空白。因此有人居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如果我们对于哲学进行分类，分为求真的科学哲学、求善的政治哲学、求美的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探讨宇宙的本原，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性的，就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精神性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有进步与落后之分，有利于人民的，就是善的，不利于人民的，就是不善的。这里主要有善、恶之分。艺术哲学主要范畴是美与丑，雅与俗。后两类都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别问题，勉强给它们戴上这类帽子，只能是张冠李戴，并不合适。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给政治哲学、艺术哲学正个名。中国哲学是以政治哲学为主流的，政治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包括老子哲学、孔子哲学、孟子哲学以及董仲舒、朱熹等儒家哲学。这些哲学过去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被否定。如果承认它们都是政治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全盘否定。过去我也曾对董仲舒的哲学进行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析，认为他的哲学“从论证的形式上说则是唯心的，从思想内容上看则是现实的”[2]。现在看来，对于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不必作这种分析，因为这种哲学是政治哲学。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天是最重要的范畴，天先与命相结合，称为天命，又与道相结合，称为天道，还与理相结合，称为天理。还有天德、天养、天谴、天性、天赋、天志、天意、敬天、循天、遵天、则天、法天等等。因此，尽管王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上严密的逻辑推理，雄辩地证明了天是自然物，没有意志，不会与人产生精神感应，有力地驳斥了天人感应论。但是，并不能改变人们对天的尊崇情怀，不能改变迷信天的社会风气。社会需要是一种现实存在，不是讲几句道理就能去掉的。王充之后几百年，有高度智慧的唐代大文豪韩愈还重提天命论，而且还用来指导自己的重大决策。王充以后一千多年，元、明、清三朝在北京建都，都有天坛，都要进行祭天的活动，这能否说明天人感应说是封建社会所需要的，有很强的生命力，也有很长的寿命。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或真理性。恩格斯认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3](P127-P130)“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前面，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4]（4卷P213）真理与谬误，“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4]（4卷P240）。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就是这种“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我们将“合乎真理的方面”称作“真理性”，所以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有真理性的。恩格斯富有辩证法精神的这些话，就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收稿日期]20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