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舍雷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话中的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西论文,座谈会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9)04-093-096
皮埃尔·马舍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弟子，也是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派的中坚力量，其《文学生产理论》以及《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与埃蒂安纳·巴利巴尔合作)就是在阿尔都塞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如果说《文学生产理论》由于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上的形式主义特征而还算不上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那么，写于1968年之后的《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形式主义彻底决裂”[1]，代表了阿尔都塞学派的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马舍雷作为重要的西马理论家，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理论血缘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马舍雷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发现了自己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某种程度上的亲和性。如果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成为阿尔都塞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的重要理论来源，那么，与《矛盾论》同一时期写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成为马舍雷文学观点的重要理论资源。显然，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法国本土化表现之一的马舍雷文学观念之间逻辑地存在着可以沟通的渠道，那么，二者沟通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其间又表现出怎样的位移乃至错位？蕴含着怎样的启示？
整体而言，马舍雷继承并具体化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思路，同时又有所修正。在他看来，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学的阶级立场有关，只要能够分析文学以及作为文学生产的产品的文本之中的阶级立场的性质和表达，也就等于能够界定和认识文学的意识形态模式，“但这意味着必须根据关于文学效果的历史的一种理论来提出问题，清楚地表明它们与物质基础的关系的基本因素，它们的进步，和它们颇具倾向性的改造。”为此，马舍雷找到了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关键范畴——“反映”。他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的论述，还是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文学和艺术的命题都是从这个基本范畴出发的，文学被视为对于客观现实的物质反映，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历史现实，“因此，充分理解这个范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关键”。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论证，马舍雷引证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进行了阐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写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反映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提供一个文学现实的指数。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神秘‘创造’的产物，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想像的’活动，尽管产生想像性效果，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物质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2](P41-42)
马舍雷进而认为，正是反映论的观念将“文学刻写在真实社会实践的复杂而确定的系统之中：文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相对应，这些社会生产关系都是历史地确定和改造的，并历史地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联系。”为了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范畴的普遍误解，马舍雷又援引了多米尼克·勒古尔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范畴包括综合在一个构成性秩序之中的两个联系表述的命题：一是反映的客观性，二是反映的准确性。如此，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考察则被置换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文学生产的考察，这与《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开宗明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问题的概括是一致的：“(1)如何解释‘艺术’和‘审美’效果的特定意识形态模式。(2)如何分析和解释作者的阶级立场，或更具体地说，分析和解释‘文学文本’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的阶级立场。”[2](P42、40)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审美效果和意识形态关系以及作者和文本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学观念基本一致。实际上，所谓文学反映论问题，其核心正在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将文学视为“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就是将文学视为“物质过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的“文学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
马舍雷的引文源自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设问：“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对于这个设问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肯定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揭示了文艺的根源，那就是，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艺术反映的客观基础，是一切文艺的唯一源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对文艺创造中“源”和“流”的关系进行了正确阐述。将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并不等于否定文艺创作的能动性，“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虽然与文学艺术一样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3](P861)毛泽东从生活美与艺术美的比较中，深刻阐明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思想，这就使“文学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表述走向辩证。
那么，下一步的追问必然就是：文学是如何反映社会生活呢？毛泽东写道：“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任务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3](P861)毛泽东的回答显然深入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层面：首先，从生活美到艺术美的过程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典型化是生活向艺术转化的关键环节，是创作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其次，文艺反映绝不是机械反映，而是将生活中“平淡”的东西艺术化为“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东西；再次，文学反映具有社会实践性，它不仅仅是以极强的感染力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惊醒人，感奋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他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和动力，这就将文本的审美效果与读者的接受紧密联系起来。
文学如何反映社会生活，这无疑也就是马舍雷所关心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反映范畴“包括综合在一个构成性秩序之内的两个命题”，在这两个连续表述的命题中，第二个命题具体表述为：“反映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马舍雷将马克思主义反映范畴与经验主义和感觉论的“镜像”反映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大相径庭：“经验主义观念把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称作镜像的反映”，“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反映是‘没有镜子的反映’；在哲学史上，这是对经验主义观念的一次唯一有效的颠覆”。[2](P43)尽管马舍雷在随后的对于反映范畴的进一步阐述中祭起乃师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但他在此的阐述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对于经验主义的镜像反映论的否定和舍弃与他对于毛泽东“文学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引证勾连了起来，如此一来，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理解就不是孤立和片面的了。
可以看出，马舍雷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思想的吸收和阐释建立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这一平台上之上，就此而言，二者的理解整体上基本一致，但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则显示出马舍雷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区别。
回顾马舍雷针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范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必要的：文艺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吗？在马舍雷看来，这一提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文艺是特定生活的反映”这一提法要求对文艺与历史的关系做出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理解，它们“并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处于一种复杂缠结的关系中，这是文学这种东西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2](P44)，而这一历史条件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理论中》中，马舍雷提出，文学文本并不直接根植于历史现实，“而是仅仅产生于一个复杂的思考过程”，而意识形态就“组成了这一思考的最初阶段”[4](P67)。文学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其本身就是它所要反映的现实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成为先于文本而存在的历史条件。如此一来，必然的推论就是，文艺不仅仅是反映，更是生产，而且文艺生产的客观性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中特定的社会实践不可分割”，具体说来，文学生产就受到三种实践机制制约：语言的实践、教育的实践、想象的实践。“文学在资产阶级时代是作为一个语言整体—或特定语言实践的整体—而历史地构成的，它被插入一个普遍的教育过程之中，以便提供适当的虚构效果，从而再生产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2](P44)从这里可以看到，马舍雷开始将文艺与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伊格尔顿正确地指出，马舍雷在后期作品(1968年之后)中开始将作品的存在视为在语言、意识形态与社会构成的复杂关系中的存在，从关注作品本身转到关注作品的物质决定因素，转到作品所产生的特殊“文学效果”，即转到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1]，这实际上也正是马舍雷偏离阿尔都塞的地方。马舍雷进一步将文艺生产过程阐释为对于意识形态加工、变形和扭曲的过程：“在文学文本中，人们处身其间的自在的意识形态并非镜式简单反映，而是被打碎、反转和暴露，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状态。”[4](P68)这样，文本就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碰撞并展现诸意识形态自身裂隙的场所，而文学的审美效果也必然就是统治的效果，文学由此获得现实的认识论根基。
从文艺反映到文艺意识形态生产显然是认识的深化和理论的推进，意识形态生产揭开了意识形态统治和再生产的秘密，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既然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必然是一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意味着个体“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的臣服”，那么，处于被统治下的话语是如何发现阅读不过是对其自卑感的证实的呢？换句话说，大众何以能够通过阅读来参透文本意识形态的运作？这一追问绝非无稽，因为按照马舍雷的思路，作品本身不仅仅是对外在于它的东西的再现或反映，它还是真实的、历史的，作品的断裂、冲突、紊乱、非连续等等特征恰是作品处身其中的社会本身充满矛盾、社会发展失去平衡的表征，正是它们弥合了历史和文本之间的鸿沟，由此通达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统一性的揭示。然而，发现文本的这些特征以至实现最后的目的显然需要扎实的人文素质和学术素养，这远非一般人所能及；而另一方面，按照马舍雷的看法，教育机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教育机制变成强迫服从主导意识形态的手段——个体的服从，更重要的是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服从”，从而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下的矛盾变成了“从属于和内在于教育形式的矛盾”。[2](P45)。这样一来，在文本意识形态在生产条件下，“臣服”“对于被剥削阶级的成员来说”不仅相对于统治阶级成员是“另一回事”，而且简直就是无法逾越的铁幕了。显然，在马舍雷的理论框架之内，理论并没有实现的基地，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五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进一步的问题就必然是如何服务，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大众化”。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3](P848-851)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大众化的两个方面：一是作家要转变思想感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工农大众的思想为参照进行改造，二是要学习工农大众丰富生动的语言。问题的实质是处理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可以看出，在毛泽东这里，所有学院化、精英化的东西被一扫而光，大众启蒙尤其是思想意识层面的启蒙成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这就突出表明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5](P664、698)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则明确指出，革命的文艺的精神，是“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以感奋人、鼓舞人。[6](P122)综上所述，毛泽东正是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以及文艺生产出发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述，从意识形态到文学再到社会现实的贯通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文艺的社会职能落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而这正是马舍雷的思考所欠缺的地方。
考察马舍雷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醒我们认识西马文论之于我们的强势影响，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思想理论因素在西马文论中的存在，更为重要是，它促使我们注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成果，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对话和融合。
首先，西马文论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吸收融合了西方当代各种思想资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也是其开放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显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应是封闭的，而应该以开放的心胸占有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理论资源。
其次，众所周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上升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包括阿尔都塞和马舍雷文论在内的西马文论，显然也无法割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血脉关联，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些新特质，如果我们不能如在“中国化”那样的意义上来概括西马文论之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那么，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一种理论形态似不为过。这样一来，马舍雷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中的存在和发展的关系，即，西马文论在发展和推进过程中不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也部分地吸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资源；而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西马文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7]
第三，如此，则可以提出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乃至中国新世纪文论，能够有足够的自信直面作为强势话语的西马文论，乃至20世纪西方文论吗？能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以及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新传统吗？马舍雷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表明包括西马文论在内的外来文化和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绝不会仅仅是单向的，因为思想的交流从来就都不是单向的，尽管在某些时期交流的流向上存在主次之分，这或许对于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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