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梯度发展”到“同步转型”--应对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柳州拐点_中西部地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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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4)08-0085-009

      改革开放后，我国总体上采取的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梯度发展带及东北地区的四分格局①。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1958)、增长极理论(佩鲁，1950)、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罗斯托，1960)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应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部分产业或者区域，并通过梯度发展形成扩散效应与带动效应。夏禹龙、冯之浚(1982)、何钟秀(1983)等学者较早将梯度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中，主张我国经济发展次序应该是由东向西推移，优先推动东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并进而实现东、中、西地区产业技术迅速而有效的推移。在1980至1990年代的发展实践中，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以及相应配套政策，主要是围绕我国东部地区展开。应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很大成效，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最高曾达到的64%，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总体提升起到重要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并没有自发的形成梯度发展态势，相反区域差距日趋扩大(林毅夫等，1998；王绍光等，1999)，区域发展不协调而带来的人口流动与社会矛盾风险日益突出。对此，到1990年代末，我国国家政策开始向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倾斜，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东部沿海开放经济，在东部地区部沿海开放经济的振兴东部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国家鼓励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并将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发展空间。

      过去35年，我国对中西部地区主要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在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方面都支持东部发展；第二阶段是国家重点支撑中西部开发，加大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与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在梯度发展模式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吕冰洋、余丹林，2009)。区域梯度发展战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以及风险抵御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是否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复制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发展道路？在过去10年，我国试图通过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实现东部产业升级，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然而，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有不小的差距，东中西部地区间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陈秀山、许瑛，2008；冯根富等，2010)，甚至存在失效的“梯度陷阱”现象(刘友金、吕政，2012)。从运输成本看，有学者分析认为，建立在梯度发展战略和传统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的加工贸易，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绝不是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良策(霍伟东、邓国营，2006)。对此，理论界也提出了“反梯度发展”的观点，即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创新是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决定的，不一定非得按梯度等级顺序转移。

      在2008年至2013年间，中西部地区在“四万亿”投资拉动下，有着明显的快速增长势头。但是投资过后，增速迅速回落，实体经济缺少新增长点，出现明显“拐点”。这是当前许多中西部城市建设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中西部地区如果没有实体经济载体的发展支撑，仅依靠基础设施投资驱动与有限的产业转移，是很难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本文通过过去十年间中西部实体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路径的分析，总结在传统梯度发展模式下出现中西部区域发展拐点的必然性，认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实现同步转型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作为中西部实体经济发展样板的广西省柳州市是此轮拐点中的一个典型城市案例。

      一、梯度发展与中西部实体经济

      (一)中西部梯度发展的传统模式

      中西部梯度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总体战略模式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03-200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87%于中西部地区②，且近年来仍在进一步加大倾斜力度，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增加预算内投资。第二步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改善发展环境。譬如，2000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8.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在西部地区累计超过1万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0%左右。其中，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187项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3.7万亿元(徐绍史，2013)。第三步是带动产业发展，鼓励产业转移。实体产业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持久基础，除了原有产业基础外，国家进一步将中西部作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战略空间。第四步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文件中，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战略成为当前中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

      上述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结构中有所体现。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2003-2012年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高于东部地区8至10年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50%-60%。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长相对稳定，进出口增长虽然较快，但对经济增长贡献仍有限。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全面高于东部地区，并形成了三者之间的前后关联带动效应。至少在过去10年，上述中西部地区梯度发展的传统战略模式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这种模式在未来10年是否仍可持续？这需要进一步评估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二)中西部实体经济发展变化评估

      在第二阶段的中西部梯度开发发展中，实体经济发展变化主要呈出以下特点(详见表2)：第一，中西部经济增长贡献主要以工业为主。在2000-2012年，中西部地区年均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20%左右，对GDP的贡献值提高了7-8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二，中西部第三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增速仍低于第二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反而下降。第三，农业增加值在总量上，中西部地区合计与东部地区相当。农业在中西部经济中的比例仍超过10%。因此，相对于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趋势而言，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而东部地区已进入中后期。

      从作为主要贡献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与分布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的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中西部地区工业各行业领域的发展也具有其特征。目前，中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三个行业：金属冶炼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部为22.6%、西部为20.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中部为13%、西部为8.2%)；采掘业(中部为10.4%、西部为15.8%)，三者合计占工业经济的比重在中、西部均超过45%。以广西柳州为例，其三大支柱产业即为钢铁、汽车与工程机械。相比较，东部地区集中分布的三个行业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15.6%)；金属冶炼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1.2%)，三者合计占东部工业经济总量超过40%。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中西部地区作为资源与能源供给地区的角色地位仍然没有变化。采掘业在中西部地区仍占重要地位，且长年维持高增长。第二，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非金属制品业两个行业在东、中、西部地区都保持较高比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业规模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使其相对其它行业有较大规模产出；二是东中西部地区前一轮“铁公基”的投资带动下，对前述两个行业以及紧随其后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生明显带动作用。第三，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规模相差10倍左右。这主要与开放政策先后、交通运输及产业环境条件有关。第四，人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不具有优势，譬如纺织服饰鞋帽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仍然相对落后。总体而言，在工业经济领域中西部实体经济的特点是资源输出型与资本驱动型为主。

      现有的实体经济结构与发展路径，能否持续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并赶上东部地区？本文认为以传统工业化为特征的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第一，强刺激的投资驱动模式时代将结束。这种模式不仅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且空间越来越小。投资驱动所带动的相关行业增速将会下降，而此类行业目前均是中西部地区的主导行业。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有限。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服饰业等产业是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行业，在东部地区行业规模总量呈现萎缩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但是总体而言规模仍有限，而且受到成本的“天花板”制约。如果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发展路径，中西部地区的“高增速”必然会出现“拐点”。

      (三)柳州拐点：中西部梯度发展传统模式的终结

      柳州是位于广西内陆的西部城市，也是中西部实体经济成功发展的“样板城市”。柳州实体经济发展抓住了两次机遇。第一次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轻工产品发展期。柳州生产的家电、纺织、日用品等产品供不应求，到1992年率先成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工业产值“超百亿”城市，经济总量居全国前30强。第二次是2000年以来的中西部开发发展期。汽车、冶金和工程机械三大产业快速发展，柳州实体经济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阶段。例如：柳州通用五菱抓住了二三级城市及农村地区家庭微型汽车消费需求实现快速增长；柳钢、柳工依托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11年之前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40%。但是至2013年上半年，柳州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增幅不足以往十年平均值的一半；2013年下半年虽略有好转，但仍接近于个位数水平。工程机械行业同样受到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行业调整的影响，柳工集团2012年国内的销售产值曾下滑39.8%；钢铁及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产业成熟周期，全行业难以再现快速增长的局面。这是柳州近15年来首次显著出现的拐点。“柳州拐点”代表着中西部内陆实体经济转型类城市的群体现象。

      

      

      图1 东、中、西部经济增长走势图(1994-20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http://data.stats.gov.cn/。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前，中西部经济增长与东部的差距总体是拉大的；在2000-2007年，增长差距总体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并在2007年基本持平；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开放型经济受到冲击，中西部的经济增速开始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2009年“四万亿”投资驱动，中西部增速显著；但在2012-2013年的结构调整中，中西部经济增速大幅回落，而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启稳，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再次趋于重合，本文将此次中西部经济增速回落现象称为“柳州拐点”，其实是中西部实体经济发展的整体拐点③。随着经济增速的趋近，东中西部将进入同步转型期。传统的中西部梯度发展路径将面临瓶颈，如何通过同步转型，克服当前面临的难题，形成新模式与新增长点，是当前中西部开发与发展的首要问题。

      二、东、中、西部实体经济的同步转型

      (一)为什么进入要同步转型

      1.综合成本。区域间梯度式发展的前提是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包括生活消费水平、要素成本等因素，并利用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产业转移来带动后发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区域间的趋同。但是这样的梯度转移动力正在消失。首先，在过去10年发展中，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是缩小的，人均GDP由2003年的2.7-3倍差距，缩小到了1.92倍；而且东中西部的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小一些，2012年为1.5-1.8倍，因为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并不全部为本地居民所享有。如果考虑物价、房价差异因素，东、中、西部的城镇居民生活平均质量已经差异很小。其次，中国区域间的劳动力成本事实上差距不大，尤其是制造业、餐饮业的劳动力成本差异，2012年仅在1.16-1.23倍之间。国内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国际间产业转移规律在国内的适用性。而1980年代香港地区出口加工业向大陆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时，香港地区工人工资水平约为大陆地区的8倍以上(罗浩，2003)。因此，依靠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的产业梯度转移规模空间已不大。第三，内陆物流成本的上升，将进一步限制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内移。从重庆至上海的集装箱运费约3000元/箱，运距2400公里；上海至纽约的集装箱运费约3000美元/箱，航程约20000公里，重庆发出的集装箱的单箱总成本增加近20%，与重庆上海两地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幅度相当，并且还未考虑时间成本、配套成本因素。目前中西部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并不在劳动力自身，而是在土地成本价格的招商优势，长期而言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基于发展差距、成本差异而带来的梯度发展动力已经基本丧失，东、中、西部地区将同时面临成本上升而倒逼的产业转型。

      

      2.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存的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而且城乡差距比区域差距更大。东中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下降，在东部地区甚至有所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较，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2.39、2.83、3.72，至2012年各为2.45、2.80、3.31。城乡差距问题是东中西部地区共同面临的发展转型难题。解决该问题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发展来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化进程中的城镇化来解决。对于后者，一是可以选择跨区域的城乡人口流动来实现，这是前一阶段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拉近，低水平的人口流动已接近饱和；二是通过就地城镇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当前各地探索的路径。

      3.生态约束。2008年我国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环境治理成本达到5043.1亿元，占当年GDP的1.54%④。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生态成本更高。根据杨凯等(2013)学者测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总体效率分别是0.974、0.922、0.844，东部最高、西部最低。从生态治理而言，东部靠海因此生态容量与修复能力较强；但是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更脆弱，且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生态损害的成本极高，不宜再走东部地区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受生态约束，中西部地区需要走发展、保护、治理同步的道路。

      4.产能过剩。东中西部地区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在部分行业中西部地区的产能过剩情况更为严重。第一，强刺激投资政策的退出，使得金属冶炼及非金属矿制品行业、机械设备制造行业、采掘业面临行业过剩，这是东中西部地区共同的主导行业，面临同步的调整转型。以资源大省山西的煤炭行业调整；广西柳州的钢铁行业、工程机械行业调整最为典型。第二，外部经济的波动，加上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加工贸易行业面临成本上升型的产能过剩。第三，东中西部同步面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风险。2012年中国西部地区房地产总投资和住宅投资分别增长20.4%和15.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商品房销售仅增长3.7%，排名全国各区最后⑤。

      5.地方债务。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投资于基础设施及园区开发区建设，实现招商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这是前30年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成功模式，并由东向西梯度复制。但是，运作模式能持续有两大前提：一是企业持续入驻投资，带来产业、就业或税收；二是通过后续储备土地的升值出让收入，弥补前期基建支出，偿还平台融资。在外资外贸持续增长与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周期，地方融资平台可以有效运转。但危害是地方政府领导人出于任期与政绩的考虑，不顾及产业与人口导入的可能性，盲目扩大平台规模，房地产商在房产暴利诱惑下盲目跟随政府规划“造空城”。随着实体经济进入转型期，尤其是一直作为招商引资重点对象的外资外贸产业的下滑，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规模亦有限，使得地方债务风险逐渐暴露，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务水平甚至要超过东部地区。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总债务率超过90%的四个省份(北京、重庆、贵州、云南)中，有三家是属于中西部地区；地区的政府性债务逾期率较高省市也都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包括湖南、云南、内蒙古、陕西、河南、甘肃等区域⑥。地方债务风险的累积与暴露，说明传统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大开发模式，在东中西部都遇到瓶颈期，都需要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型来消除风险。

      (二)同步转型的路径选择

      鉴于中西部梯度发展的环境条件变化，中西部开发与发展路径既不是简单以政府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道路，也不是简单地等同或复制东部地区所走过的道路，而是需要与东部地区共同去面对和解决转型问题。总体而言，东中西部实体经济的同步转型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

      1.产业的同步转型。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承担额外的物流成本。产业转型中对高能耗和环境不利影响产业的管制日趋严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也不能再复制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路径。中西部产业的同步转型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产能过剩消化中实现产业转型。现有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工程机械等产业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将进入成熟期，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化手段调整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通过企业改革与企业战略调整实现产业发展，通过跨所有制改革、跨区域发展、跨国并购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在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具有综合成本优势的产业仍有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譬如主要依靠航空运输的信息通讯、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在重庆、西安等具有人力与航空物流优势的地区仍具有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简单转移，难以保持持久的比较优势。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同时强调未来的制造业优势，避免将来再陷入东部地区产业转出后的产业空心化困境。三是内需市场导向的产业培育。柳州实体经济的两次成功发展都是以“内需市场”为基础。在内需导向型发展战略下，中西部地区更接近区域市场。在纺织、服饰等轻工产品企业由出口加工型向国内市场转型时，可以在中西部设厂直接面向国内消费市场，规避出口物流成本高的负面影响。四是服务经济转型，重点发展区域性服务业。在过去10年，中西部的第三产业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随着投资驱动型主导产业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地位将逐渐上升。受地区发展进程与条件约束，金融、贸易、总部经济、跨区性商业服务业更易向沿海大城市集聚，这使得中西部服务业发展将比东部地区难度更大。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大，区域性的商业、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在中西部的大中型城市仍具有很大成长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服务业的旅游业可以成为众多中西部地区的支柱性产业。

      2.开放的同步转型。我国开放格局已经从沿海开放向沿边开放、内陆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转变。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以开放促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东部带动西部不应只停留于产业转移层次，应复制沿海开放成功经验，促进内陆开放。同时，海外直接投资代表着未来我国更高水平开放方式，也是当前沿海地区企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作为中西部地区的柳州，基于发展阶段、区位禀赋及实体经济的特点，直接跨过商品进出口贸易，进入海外直接投资阶段是一种跨越式战略选择。另外，在吸引外资方面，柳州也开始进入成长期，前35年外资基本被广东“五小虎”“拦截”，柳州对于扩大开放有心无力。当前，随着沿海投资成本抬升与产业加速调整转移，外商投资开始逐步关注深处内陆的柳州。

      3.模式的同步转型。当前，区域开发的核心是城镇化模式问题。一是要摆脱城镇化与产业发展难以有效互动的困境。总体处于人口导出的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要有新的思路。随着东中西部地区都先后进入产业转型期，政府过度强调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反而易导致出现“城市空城化”与“产业空心化”并存的不良局面。对于处在产业转型真空期的城市，仍继续以大拆大建方式推进新城建设，应提高风险警惕。二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承载与生态修复能力弱，需要平衡“环境”与“增长”冲突难题。对此广西柳州在工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具有推广意义的“发展中治理”建设模式。近20年，柳州城市经济总量增加20倍、城市规模扩大6倍，但柳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2%，酸雨频率从1995年的90%降至目前的11.3%，达到历年来的最好水平。《光明日报》通过全国性调研采访将其总结为“柳州经验”。

      4.制度的同步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的真正核心竞争力在于制度竞争力，这一点正是我们欠缺和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中西部地区在开放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是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通过制度的同步转型，可以为产业发展、开放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创造内生条件。譬如中西部地区可以在政府建设、社会治理、产业园区、职业教育等开展地方性试验，创新体制机制，走出一条不唯GDP的发展道路。

      三、总结与建议

      经过三十余年的梯度发展与开发，中西部实体经济正面临一次转折性的拐点。中西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遇到瓶颈。由于广西柳州在中西部城市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典型性，我们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柳州拐点”。“柳州拐点”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其背后有着客观经济规律与深层制度因素。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与考量中西部开发的战略与政策。本文认为，东中西的梯度发展模式将进入“同步转型”的第三阶段。我们不应只将中西部视作孤立的落后赶超地区，国内跨区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的产业分工与区域发展，与跨国之间产业转移有很大区别。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区有能力与条件在产业升级、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制度改革方面与东部地区保持同步，这应该成为新一轮中西部开发的指导方向。

      为顺利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同步转型，在政策制定方面应作如下考虑：第一，宏观调控要为中西部实体经济转型留有空间与时间。投资驱动退出太急，对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短期冲击影响太大，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实体经济而言，在短期内难以很好地实现产业调整与转型，并进而影响其城镇化进程。当前的宏观调控要为中西部实体经济转型留有空间与时间，投资驱动应缓慢退出，缓解前期产能过剩问题，更要推动原有企业与产业的转型。第二，更加注重区域间的战略协调发展。当前跨行政区域协调难度高，在规划出台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硬件(如道路交通)能有较好融合外，对实体经济的跨区域融合与转型发展并不显著。目前东中西部的实体经济互补主要体现在资源能源对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较低层次。未来还应从内需市场战略来谋划产业分工布局，譬如中西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在战略上也可与东部地区实现互补。第三，通过城市群建设解决城乡差距，释放增长动力。目前城乡差距比区域差距问题更严重，城乡差距问题本身也是区域经济调整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区域差距的缩小。第四，持续有序推进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物流网络建设。交通物流网络是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推进的基础，降低运输成本，实现同步开放转型。但应吸取前一轮投资的教训，不宜全面推进。应根据有效投资原则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选择项目与确定建设进度，兼顾体现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导向。

      ①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时间始于1986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进入21世纪后，根据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与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文件(2001；2006；2010；2012)，我国经济区域主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②数据来源：《200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

      ③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于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空间存在不同判断。一种认为中国东中西部将形成雁阵发展模式(蔡昉，2012)，“西快东慢”格局是未来我国经济得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刘伟，2012)。而许小年(2013)等认为中西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本文将中西部从高速增长阶段回落到常态阶段，视作为种转折性拐点，其间既有投资驱动的退出，也有比较优势的逐渐减少原因。

      ④数据来源：王金南等.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⑤数据来源：姚慧琴、徐璋勇主编.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

      ⑥根据2014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和3个计划单列市公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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