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民党“第三条道路”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社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在西欧，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以下简称“社民党”）都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号，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在美国，克林顿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虽然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也声称要走一条能够将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到来之际，俄罗斯新领导人普京也提出要走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目前，“第三条道路”成了各国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预计它在21世纪初期将对西方社会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以欧洲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为主要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第三条道路”：老词语，新概念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鲜词语，本世纪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第三条道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被称为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东欧的农村平民主义也这样描述自己；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声称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独立国家，比如印度，就试图走一条既不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民主党派也曾建议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不倒向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民主社会主义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共领导人提出要实现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走介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此后，实行改革的东欧国家和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都号称要走第三条道路。现在，英国有一个名为“第三条道路政党”(THE THIRD WAY PARTY)的左翼组织，1997年大选中还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竞选纲领，不过它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条道路”是两回事。
可见，“第三条道路”并不只是90年代的政治“套语”（注：1998年9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的文章，作者说“第三条道路”是“我们时代的套语”。）。不过，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第三条道路”影响范围之广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还因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参与了对“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和阐述。特别是布莱尔，不仅比较早地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而且还对之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8年9月，费边社发表了布莱尔撰写的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已经成形。当然，学者们的研究则更为深入、系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被称为布莱尔的政治顾问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顿斯。1997-1998年，吉顿斯专门组织了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课题研究，召开过一些研讨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5月2-8日号专门介绍了吉顿斯所概括的“第三条道路”要点；1998年，他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系统、详尽地阐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著作。
当然，今天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更主要的还是它本身确实有新意，有其吸引人之处。从政治定位来看，它要走一条介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如果将各种政治力量从左至右排在一条线上的话，那么现在的第三条道路则比1951年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更偏右一些。
二、求生存、谋发展：“第三条道路”兴起的直接动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是逼出来的，最初只是为了求生存、扭转日益衰落的局面。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欧洲社民党处于黄金时期，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在本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保持着与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态势。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社民党普遍陷入危机，主要表现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纷纷上台，并且政绩颇佳，在大选中连选连胜，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和德国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则长期在野。从90年代中叶开始，社民党“奇迹般地复兴”，先后上台或单独执政，或与其它左翼政党联合执政，或参加各党联合政府，欧盟几乎成了左翼政党的一统天下。
70年代以前，欧洲社民党普遍奉行具有如下五个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第一，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第二，混合型经济体制；第三，让人们过上人道、尊严的生活；第四，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第五，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这五个特点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柱，决定了社民党的纲领、政策。在这五个理论支柱指导下，社民党普遍实行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国家干预等经济社会政策，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比如英国工党，1945-1951年的艾德礼政府大力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成效显著。1948年，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1]此后，直到70年代末，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框架。
对社民党的成绩，人们有不同的评价。英国工党右翼理论家克罗斯兰认为，“至少在主要方面，到1957年英国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党左翼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认为，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同的理想”，“能够领导英国人民解除身上的锁链”，“而英国工人阶级将在全世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最后赢得新的世界。”[2]当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社民党建立了一种“欧洲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美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模式有一定的差别。
以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民党陷入危机。社民党陷入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社民党所奉行的传统福利国家模式走入困境。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多，这使得拿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纳税人越来越少；欧洲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成倒金字塔状，较少的年轻人要养活较多的老年人，而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费用也越来越高，而欧洲国家的健康保障体制又是人人都能享受的。这些都使福利国家在财政上走到极限。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这是70年代欧洲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的重要原因。第三，从70年代开始，政治冷淡主义在欧洲兴起。此前，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大，此后，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人，不愿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而是喜欢中性的组织，如环保组织、和平组织，而社民党是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第四，欧洲的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德国，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价值取向一致的若干阶级构成，而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其中服务行业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人的素质较高，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个群体只占总人口的6%。社民党没能适应这个变化来调整选举战略。最后，苏联东欧剧变给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沉重打击。保守主义势力将共产党与“准马克思主义”的社民党捆在一起来打，各国的社民党威信扫地，力量锐减。与此同时，社民党还遇到了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冲击：许多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向右滑动，它们的纲领政策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差距越来越小，实际上是在抢夺社民党的地盘。
在危机面前，社民党必须反思过去的路线，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否则，继续坚持传统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各国党纷纷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探索新的道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工党。1994年，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脱胎换骨的改革，其中最带根本性的措施是修改党章第四条，放弃坚持了76年的、象征工党宗旨的公有制条款。这一措施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工党将同传统的路线决裂，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摆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准马克思主义传统，使本党重构基本价值观”，[3]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英国政治舞台上。
不过，放弃传统路线只是个“破”的过程，对社民党来说还存在着个“立”的问题。“立”什么？怎样给社民党重新定位？第二条道路——社民党的传统路线——不能走了，那么可不可以走第一条道路，即右翼政党所走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虽然在80年代辉煌一时，但90年代以来的欧美政治现实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新自由主义以牺牲公正来换取效率，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越来越遭到中下层群众的反对。从1997年开始，右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下台，而且败得很惨，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条道路也不是好的选择对象。
三、全球化：“第三条道路”形成的大背景
70-90年代社民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现在，要探索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必须要考虑这个大背景。
进入90年代以来，给世界政治带来最为深远影响的是全球化进程加速，科技革命更加迅猛，知识经济兴起，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社民党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中谈到，“第三条道路”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认真对待世界经济和社会所出现的“改变”。他列举了四点尤为重要的“改变”，其中第一点就是“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发展”。[4]吉顿斯也将全球化看成是“第三条道路”产生的重要背景，认为正是全球化、科技革命、知识经济使90年代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持续到21世纪。社民党制定新的政治路线、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正如吉顿斯所说，“第三条道路政治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全球化”以及它所带来的“个人生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野已经过时，面对挑战，“第三条道路”必须超越“左右对立”，兼顾“效率与公正”、“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5]他对工党政府的改革政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6]
应当肯定，70-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也看到了全球化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才放弃了与社民党的“共识政治”，与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分道扬镳，重视市场的作用。不过，社民党人与新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全球化是不同的。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市场，试图使政府责任最小化，他们梦想实现全球统一的市场，而国家则变得无所作为。他们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将之奉为神话，用以对付政敌。比如他们将全球化作为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根据，而在全球化问题不这样突出以前，他们也主张削减福利。
在社民党看来，过去忽视市场的作法固然是不对的，但是让市场自由放任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监督、补充，只有这样，市场才是可以被容忍的。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应当得到扩大、加强，而不是加强一方，削弱另一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加强政府作用的同时，削弱了市场的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在加强市场作用的同时，削弱了政府的作用。社民党还认为，全球化只是使经济成为全球性的，而政治则仍然是民族性的，而新自由主义则用全球性来否定民族性。此外，社民党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将全球化奉为神话。对社民党来说，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给各国带来了机遇，但它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对社民党这样代表社会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政党，挑战更为严峻。德国社民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目前社民党对全球化有如下三点认识：第一，主体经济虽然全球化了，但仍有部分未全球化，需要国家的调控；第二，已经全球化的经济领域，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其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也必须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左翼政治力量的合作。（注：本文所引用的托马斯·迈尔教授的观点是根据他1999年9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而整理的。迈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副主席，政治学家。）
四、“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内容
（一）重新确定依靠力量
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社民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使社民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为了适应选举的需要、求生存、谋发展，社民党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依靠力量。现在，从理论上讲，社民党主要依靠三个群体的力量：一是工人。这部分人虽然只占人口的6%，但却是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和坚定支持者，是社民党不能放弃的依靠力量；二是计算机、文化、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这部分人实际上包括了主要的白领阶层，他们有活力和进取精神，有责任感，追求提高经济的革新能力，对政治感兴趣，不过他们不愿受政党政治的约束，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三是小业主。小企业虽然人员少，但效率高，小业主一般都有革新精神，自立性强，不求向社会索取，而是依靠自己。社民党依靠这三个群体就可以形成政治多数，就能保证在选举中获胜，而且这三个群体的共同点就是都主张社会公正。这三者中第二者最为重要，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部分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大。
（二）重新解释社会公正观
社会公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它与主要竞争对手——自由主义相区别的最重要标志。不过，以往社民党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局限，过于强调形式上的平等，并通过建立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来实现平等与公正。现在，社民党修正了社会公正观。托马斯·迈尔认为，社会公正是一个复杂而可操作的社会现象，它有如下几层含义：1、形式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力和参与管理社会的权力；2、社会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到社会发展中去，对社会有归属感和责任感；3、社会允许一些不平等现象存在，如收入、待遇上的不平等，因为它们有利于社会发展，也使社会底层的人受益，这种不平等现象与平等观不矛盾，它们是功能性的不平等，而不是目标性的；4、社会公正并不是市场行为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政治目标；5、一个人不管他在社会上贡献多大，成功与否，其人的尊严应得到公正的对待，社会必须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社会公正是实现社会团结的前提条件。要想保证社会团结，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用暴力维持，一是有说服力地解释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若采用后一种方式，就必须首先实现社会公正。
（三）摒弃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走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道路
不贴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标签是第三条道路的显著特征之一。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说，目前英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其目的是在“放任自流”和“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之间推出一个真正“布莱尔主义”的管理方式。布莱尔一再表示，他的政府是重实效的，他拒绝任何教条，最重要的是使国家如何发展，而不在乎是左还是右。[7]吉顿斯曾这样阐述第三条道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政治概念，即老右翼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在它们之间。
第三条道路主要有如下一些特征：在政治哲学上，老的左翼和右翼是以阶级为基础来分野的，但是阶级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所以第三条道路必须建立在新的联合体的基础上，这种联合体不易按左或右来分类。在对待国家权力上，老左翼寻求扩大国家的作用，老右翼则相反，而第三条道路则寻求在各个层次上重建政府，致力于补偿现有政体在民主上的亏空，推进宪政改革、行政的透明度和地方民主。在对待社区上，老左翼对社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而老右翼则认为只要国家权力不施加影响，社区就会繁荣起来，第三条道路则既承认社区的价值，又能看到国家权力在促进社区繁荣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民族问题上，老左翼认为不应该有民族观念，而老右翼则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以致于有沙文主义倾向，第三条道路赞成“世界民族”概念，它承认民族仍然是重要的，但又欣赏现代的民族融合，赞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主张将民族和国家区分开来。在经济问题上，老左翼赞成混合经济，以改造资本主义，老右翼鼓吹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则主张“新混合经济”，这种“新混合经济”强调的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和规则。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老左翼欢迎福利国家，并将之作为再分配的主要载体，老右翼则把福利国家看成是魔鬼，第三条道路的目标是将福利国家改造成为“社会投资国家”，其着重点是由在公益事业上花钱转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投资国家将对诸如减弱毒化环境这类事情持积极态度。在全球秩序上，老左翼没有全球理论，只有简单化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老右翼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如何对付战争上，第三条道路认为，人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因此国家已没有敌人，国家所面对的只是各种危险。[8]
（四）四大主题
虽然第三条道路在各国有不同的模式，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追求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各国各党都有着同样的四大主题：
1、新经济。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行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通过国家为开发、研究、教育提供支持来保证经济有革新能力；二是国家支持建立大量的小企业，使之有足够的灵活反映能力；三是实行更多的短时间就业岗位制，以便让更多的人分担工作，有就业机会；四是创造一些低收入但又是社会所必须的就业岗位，国家支持保证就业者的收入能达到一定水平。
2、新福利国家。过去的高福利导致一些人滥用社会福利，因此必须减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新福利国家的原则是，改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就是说，不能再把福利投入的大部分用于救济失业者，即救火，而是用于就业培训，即防火。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自助，改变事事都要依赖国家的观念。
3、新的执政行为。传统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这种执政模式已经逐渐失效。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私有化、市场化。社民党要找出新的办法。比如，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国家可以从行政上规定，每个人都要买保险，并定出一个目标，而由社会来筹集资金实现目标。在很多事情上，国家可同参与者进行谈判、协商，一起找到解决方式，并非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动用国家行政的力量。法国总理若斯潘精辟地概括了“第三条道路”的执政行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4、新政策。社民党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政策，以便能够取得其依靠力量的支持，保证执政多数。
五、“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注：在外交上，欧洲社民党与美国克林顿民主党没有多大差别，而且谈“新干涉主义”不可能抛开克林顿，故在此将二者融到一起来谈。）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第三条道路”肯定在外交上要有所表现。
在对外政策上，“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并不是没有提出带有新意的东西来。比如他们提出，人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因此国家已没有敌人，国家所面对的只是各种危险。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提法的含义就是，在未来世界，不应再有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那种国家集团的对抗和世界范围的阶级对抗，国家所面对的“各种危险”主要应该是诸如核武器、恐怖活动、环境破坏之类的“非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危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思想已经超越了那种非要给国家找一个“敌人”的冷战思维。如果各国尤其是对国际局势有影响的大国都能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那么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素会大大增强。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当1999年科索沃危机发生时，这些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坚定地支持北约（多数国家领导人是走“第三条道路”者）对南联盟大打出手，所采用的完全是对付“敌人”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布莱尔、克林顿等人还抛出了为北约的行为进行辩护的理论——“新干涉主义”，并且拟将之纳入“第三条道路”的框架内，成为“新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此前第三条道路的对外政策还是十分模糊、“新国际主义”还只是抽象原则的话，那么“新干涉主义”的提出，则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国际政策的形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称“科索沃战争是第一场‘第三条道路’的战争”。（注：学术界对此争议较大，比如托马斯·迈尔就否认“新干涉主义”与“第三条道路”有关系，他认为布莱尔、克林顿的观点并未被绝大多数西欧社民党所接受。）
“新干涉主义”到底为何物？归结起来，它有两大理论支点：一是“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观是普适的，应该推广到全球，而西方国家则有推广的“权利”和义不容辞的“义务”；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
就第一个支点来讲，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美英等西方国家一直把捍卫它们的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它们一直执著地推行“反共产主义”的政策。它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最大敌人，所以在它们的词语中，“反共”取代了“捍卫西方价值观”。冷战结束后，西方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已不再对西方价值观构成直接威胁，于是“捍卫西方价值观”又被推到了外交政策的前台。西方国家一向把价值观看成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欧盟国家在奥地利极右政党自由党参政问题上的态度就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不单是将共产主义看成威胁，对法西斯主义更是疾恶如仇。当然，与国家安全、经济等基本国家利益相比，价值观处于次要的地位。当价值观与基本国家利益相矛盾时，西方国家肯定会选择后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价值观是被用来充当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借口和旗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后西方世界的凝聚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捍卫价值观”还起着连结美欧同盟的纽带的作用。北约战略新概念就特别强调北约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第二个支点来讲，虽然西方国家早就大力倡导、推行“人权外交’，但一直没有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即“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然而，传统的主权原则对西方国家的干涉行为构成了严重障碍，使其不名正言顺。“人权高于主权”论为它们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提供了不错的理论依据和极便利的借口。按说，“人权高于主权”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可以因人权而对主权国家进行干涉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干涉？侵犯人权的程度如何界定？事实表明，西方国家在因人权而进行干涉时，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选择的，并且实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第二，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干涉？是否可以像北约对南联盟那样，以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代价来维护“人权”？第三，由谁来进行干涉？是由联合国还是由北约这样的地区性组织？如果是后者，又由谁来干涉它自身的人权问题？当然，西方国家的潜台词是，它们是维护人权的楷模，应该由它们来行使评判、干涉别国人权问题的权力，于是什么时候、对谁、怎样进行干涉，也要由它们来定夺了。在人权问题上，西方似乎是当然的主宰，而其他国家则处于被主宰的地位。
从两大理论支点不难看出，“新干涉主义”实质上就是为西方国家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它与殖民主义、反共产主义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新干涉主义”不仅散发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气味，而且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思维”色彩。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冷战期间，社民党在国内大力推行“左翼”色彩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同时，在国际上则积极推动、配合美国对共产主义进行冷战，对发展中国家则推行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从而被人称为“对内是社会主义，对外则是帝国主义”。今天，走“第三条道路”者在国内扮演“中左”力量的同时，在国际上却没有多少“左翼”的味道。
六、对“第三条道路”的几点评价
社民党“第三条道路”的特征主要不是体现在政策层面上，而是在理论层面上，较为突出之处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时代感强。首先是社民党将全球化作为构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大背景，这是难能可贵的。任何一种理论或事业，如果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代潮流密切联系起来，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否则，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尽管有时靠某种个人魅力或组织强力或特殊的环境能兴盛一时，但绝不会持久。其次，冷战后，全球局势进一步缓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人心思和平、求发展。这要求各国政府和政治家要将主要精力用在发展经济、促进世界和平上，而不是像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那样搞意识形态对抗。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增多，阶级、集团利益相对减少。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强调淡化意识形态，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走一条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新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这种时代要求。[9]
二、强调变革和创新。“第三条道路”提出走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道路，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概念，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翻开《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这本布莱尔的言论集，可以发现“新”字特别多。布莱尔将变革与工党的生命联在一起，他说：“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10]
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社会民主主义本来就有实用主义的特征，“第三条道路”更突出。布莱尔曾强调，为了赋予“第三条道路”价值“以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是必要的”。[11]布莱尔的一句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12]“第三条道路”的实用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兼收并蓄。它不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终极真理，而是要设法吸收其他政治力量的价值观。布莱尔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阐述“第三条道路”：“它并不仅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它设法要吸取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念，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有着根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世界”。[13]二是在实践上从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从英国工党执政两年多的实践看，它在政策上非常灵活，不管某项政策过去曾被帖上过什么政治标签，只要它有效用，就会被采用。有时看起来工党的政策比保守党还“自由化”。在外交政策上，“第三条道路”的实用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几乎看不出“左翼”的基调。
四、尊重传统。虽然社民党人宣称“第三条道路”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而且是非左非右亦非中间，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同社会民主主义一刀两断，它仍坚持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只不过是根据新的形势做了新的解释而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给走“第三条道路”的社民党进行政治定位的话，应当承认它们在欧洲是不同于右翼政党的中左翼力量。这不仅是因为社民党人自己声称他们是中左翼力量，他们仍坚持社会民主主义，而且还在于社民党与右翼政党相比，更强调变革和与人民的联系。比如，布莱尔认为，在1979-1982年工党连续输掉4次大选，“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同人民的接触。”他宣称：当“我们恢复了与人民的联系”时，“我们将证明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理解现代世界人民所关心的问题。”[14]最能体现“新工党”政治定位的话是：“新工党的基本信条是我们必须将传统的价值观以新的方法运用于新形势之中。”[15]可见，“新工党”基本继承了老工党的政治定位和基本价值观。说“第三条道路”是非左非右亦非中间，是指思维方式，而不是指政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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