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2-0128-08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箐范发之。”[1]145关于桐城诗派，更有论者将其渊源追溯至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和方文。[2]而其流衍，则直至晚清民国，与同光体发生交集。桐城派论诗虽然与同光体有所不同，但在文化立场上，比起诗界革命、南社这些诗派，无疑要更为接近。道、咸宋诗派全盛时，与桐城诗派亦多有交集。本文即欲探讨同光体与桐城派在世变之纪有哪些可以互相声援的共通文化观念，他们的交游以及在诗歌理论、创作方面的异同与得失。 一、兼采唐宋：桐城派早期的诗学取向 桐城派的先驱人物中，钱澄之尤擅诗名。钱澄之(1612-1693)，晚号田间老人，安徽桐城人，明末爱国志士。其论诗从七子人手，推崇杜甫，性情、学问并重。《田间文集》卷十四《文灯岩诗集序》云：“诗之为道，本诸性情，非学问之事也。然非博学深思，穷理达变者，不可以语诗。”[3]256他认为：“夫诗之为教，非徒以流连光景、愉悦志气已也，类皆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或优在国家，或事属天伦，中有不便于深言者，因托之歌咏以见志，庶几闻之者因以感发兴起而不敢为非，于是乎始贵有诗。”[3]259而杜甫诗歌指陈慷慨，眷怀宗国，正是他取法的宗师。他论诗又提倡气韵、神悟，如《论诗示石生汉昭赵生又彬》云：“有才人之才，有诗人之才；有学人之学，有诗人之学。才人之才在声光，诗人之才在气韵；学人之学以淹雅，诗人之学以神悟。声光可见也，气韵不可见也；淹雅可学也，神悟不可学也。是故诗人者，不惟有别才，抑有别学。”[3]卷二十六作为桐城派的先导，钱澄之无论是诗风还是文风，对后来桐城派的姚鼐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隆间科举进士及第的姚范(1702-1771)，为姚鼐伯父，被钱锺书先生直接视为桐城诗派的发端。其论诗主张，如《援鹑堂笔记》卷四十称颂山谷：“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4]82同书卷四十四“文艺谈史”称赞杜甫：“尝谓子美之诗，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世之学者，概未诣彻，失于多歧，矜云得髓。往往执迷为悟，鄙夷一切，不知皆眼识之空花，意根之尘妄也。”[4]114又批评同时代诗家：“《大雅》不作，诗道沦芜。归愚以帖括之余，研究《风》《雅》。自汉、魏以及胜国篇章，悉所甄录。其生平门径，依傍渔洋，而于有明诸公及本朝竹垞之流，绪言余论，皆上下采获。然徒资探讨，殊鲜契悟。”[4]115 姚范与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櫆(1697-1780)交往甚密。姚鼐《刘海峰先生传》曾云：“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编修慎行。查编修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至海蜂，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5]623方苞虽然主要精力用于作文，但实也有少量诗歌创作①并为人作过不少诗序。[6]而刘大櫆诗歌传世约800首，远超姚范的393首。其论诗主张，则重积气、博学、壮游。如《张秋浯诗序》云： 天地之气，默运于空虚莽渺之中，蕴积之久，不能自抑遏而发之为声，雷乃出地而奋。至于风雨之拂草木，水之激石，其次焉者也。气之精者，托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退、疾徐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诗也者，又言之至精者也。若夫鸟善之嗥音，候虫蝇蚓之鸣，又其微焉者矣。且夫人之为诗，其间不能无小大之殊。大之为雷霆之震，小之为虫鸟之吟，是其小大虽殊，要皆有得于天地自然之气。而气之大者，其声常充塞于天地之间。嵩、衡、岱、华之巍峨，非部娄之可及也。[5]卷三 又若《王天孚诗序》：“余读其诗，稽其平生之履迹：入巴蜀，探峨眉，下三峡；走金陵，泛秦淮，涉桃叶之渡；至于燕京，上黄金台，睹宫阙之宏壮。挈箧担囊，重茧而累蹠，计其所经行不啻万里，则其胸中之所有称是可知。”[5]卷二刘大櫆论诗，多有与论文相通之处，桐城后学多受其沾溉。[7] 桐城诗派早期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当然还数姚鼐(1731-1815)。有关姚鼐诗论的研究有很多，笔者以为最大特色应是熔铸唐宋。[8]他一方面推尊杜诗，如《敦拙堂诗集序》云：“自秦、汉以降，文士得《三百》之义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恩，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9]卷四但同时又不只囿于学唐，如《荷塘诗集序》：“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所甘哉？”[9]50毫无疑问，这里列出了姚鼐心目中的第一流诗人的名单，其中不仅有宋代诗人，还有魏晋诗人，正属此后同光体标榜的元嘉、开元、元祐时代。他称颂高常德诗“贯合唐宋之体”[9]《高常德诗集序》，在《与鲍双五》中，他称“然熔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10]33。又《与伯昂从侄孙》中云：“古体伯昂尤有魔气，就其才所近，可先读阮亭所选古诗内昌黎诗读之，然后上泝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骑之无归耳。”[10]77 姚鼐并选有《五七言今体诗钞》，以补王士禛《古诗选》之不足。书中五言只录唐人，七言则唐宋兼采。书中于杜甫五言长律，尤见欣赏。《五言今体诗钞》卷六“杜子美下三十七首”云： 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公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遗山云：“杜公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有长律如此而目为珷玞，此成何论耶？杜公长律，旁见侧出，无所不包，而首尾一线，寻其脉络，转得清明。他人指陈褊隘，而意绪或反不逮其整晰。[11]124 可以看出，这里仍是以文论诗之意。又如评《奉送郭吕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少陵赠送人诗，正如昌黎赠送人序，横空而来，尽意而止，变化神奇，初无定格。”[11]133评《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情事甚杂，叙来总不费力，但觉跌宕顿挫，首尾浩然。”[11]143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太史公叙事牵连旁人，曲致无不尽，诗中惟少陵时亦有之。”[11]147此亦正是《与王铁夫书》中，“诗之与文，固是一理，而取径则不同”[9]《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三之意。 姚鼐论诗忌俗，这点也与宋诗派多有相通之处。如《与陈硕士》云：“大抵作诗、古文，皆急需先辨雅俗。俗气不除尽，则无由入门，况求妙绝之境乎？”[10]56而去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多读书，如《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我朝王新城，稍辨造汉槎。才力未极闳，要足裁淫哇。岂意群儿愚，乃敢横疵瑕。我观士腹中，一俗乃症瘕。束书都不观，恣口如闹蛙。公安及竟陵，齿冷诚非佳。古今一丘貉，讵可为择差。”[9]《惜抱轩诗集》卷五今观姚鼐诗集中，如《孔
约集石鼓残文成诗》，已有如宋诗派学问化的倾向。故吴汝纶《姚慕庭墓志铭》云：“方侍郎顾不为诗，至姚郎中乃以诗法教人。其徒方植之东树，益推演姚氏绪论。自是桐城学诗者一以姚氏为归，视世所称诗家若断潢野潦，不足当正流也。”[12]《文集》，第1册而沈曾植《〈惜抱轩诗集〉跋》亦云：“惜抱选诗，暨与及门讲授，一宗海峰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及其自得之旨，固有在语言文字音声格律外者。愚尝合先生诗与《箨石斋集》参互证成，私以为经纬唐、宋，调适苏、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谛，实参实悟，庶其在此。……抱冰翁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诗，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太夷绝不言惜抱，吾以为知惜抱者，莫此君若矣。”[13]362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自姚姬传喜为山谷诗，而曾求阙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14]226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15]《文集》卷三姚鼐弟子方东树(1772-1851)，继承乃师职志，驳斥汉学，倡导程朱理学，著有《汉学商兑》；论诗亦发扬师说，主张以文通诗，兼采唐宋。其所著《昭昧詹言》，强调作诗要积累学识：“要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读多见，多识前人论义，而又具有超拔之悟。积数十年苦心研揣探讨之功，领略古法而生新奇。殆真如禅家之印证，而不可以知解求者。”[16]卷一多读书，去凡俗：“故今须大作功夫，先多读书，于选字隶事造语，血战用功讲求。世士通病，失在率滑容易，习熟凡近。”[16]卷一其打通论诗与论文，则如“顿挫之法，如所云‘有往必收，无垂不缩’，‘将军欲以巧服人，盘马弯弓惜不发’，此惟杜、韩最绝，太史公之文如此，《六经》、周、秦皆如此”[16]卷一。又如：“汉、魏人大抵皆草蛇灰线，神化不测，不令人见。苟寻绎而通之，无不血脉贯注生气，天成如铸，不容分毫移动。昔人譬之无缝天衣，又曰：‘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此非解读《六经》及秦、汉人文法，不能悟入。”[16]卷一 方东树论诗，历代最推崇的仍是杜甫、韩愈，而于苏轼、黄庭坚，虽然兼取，但仍有所批评。如论五古，“邱壑万状，惟有杜公，古今一人而已”[16]卷一。又以为“坡《石鼓》不如韩，韩《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纵横，高古奇妙”[16]卷一。称谢灵运诗“起结顺逆，离合插补，惨淡经营，用法用意极深。然究不及汉、魏、阮公、杜、韩者，以边幅拘隘，无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华岳、沧海之观，能变易人之神志”[16]卷五。而于黄庭坚之取法老杜，则以为“山谷真为善学……但山谷所得于杜，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以易夫向来一切意浮功浅、皮傅无真意者耳；其于巨刃摩天、乾坤摆荡者，实未能也”[16]卷八。又称“韩、苏并称；然苏公如祖师禅，入佛入魔，无不可者，吾不敢以为宗，而独取杜、韩”[16]卷九。要之，“学黄必探杜、韩，而学杜、韩必以《经》《骚》、汉、魏、阮、陶、谢、鲍为之源”[16]卷十。 方氏于七古，则以为“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16]卷十一。但又称“所谓章法奇古，变化不测也。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诗如是”[16]卷十一。又谓：“山谷则止可学其句法奇创，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脱净尽，此可为法；至其用意则浅近，无深远富润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缩，不可多读，不可久学。取其长处，便移入韩，由韩再入太白、坡公，再入杜公也”[16]卷十一。此种寻阶级而上的学习方法，已甚接近于同光体后来提出的“三元”说。而七律则对黄庭坚甚为赞许：“七律宜先从王、李、义山、山谷入门，字字著力。但又恐费力有痕迹，入于挦扯饤饾，成西昆派，故又当以杜公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浑成者为则。……七古宜从韩公入。”[16]卷十四 方东树论诗兼采唐宋，在他诗文集中也有所体现。其弟子苏淳元所作《仪卫方先生传》，称乃师“诗尤近少陵、昌黎、山谷”[17]222。同治戊辰(1868)年间《仪卫轩诗集》之《半字集题辞》中，同门管同(1780-1831)评价他：“七言古诗，缔情如韩、杜，隶事如苏、黄，深博无涯，变化莫测。”姚莹(1785-1853)则曰：“七言诸作，横空盘硬，合韩、苏、欧、黄为一手。”方东树为张际亮作《送张亨甫序》，亦引张所论云：“尝谓唐以后诗人，以李、杜、韩、苏为四祖，作者以是为胚胎，誉者以是为饷遗。”[17]卷八又《先集后述》云：“古之诗人，如太白、子美、退之、子瞻四公，含茹古今，侔造化，塞天地。……而若半山、山谷，沉思高格，呈露面目，奥衍纵横，虽不及四公之
赫，而正声劲气，邈焉旷世。”[17]卷十一从中皆可见其论诗祈向。 姚鼐弟子梅曾亮(1786-1856)，与道咸年间兴起的宋诗派代表人物亦多有交往。[18]其集中多与程恩泽唱酬之作，并著有《程春海先生集序》《何子贞诗序》[19]卷七等文。李详《药里慵谈》卷二云：“道光朝，梅伯言倡学韩、黄，参以大苏，如黄树斋、孔绣山、朱伯韩、何子贞、曾文正、冯鲁川、孙琴西，皆奉梅为职志。”[20]629-630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梅伯言则力量当在惜抱上。……非独文佳，诗亦甚佳。”[21]1024可见其诗学造就。姚鼐另一弟子姚莹，论诗亦兼宗唐宋。其《复杨君论诗文书》云：“古之善为诗文者，若贾生、太史公、子建、子美、退之、子瞻，皆取其全集玩之，谓彼特异于古今者，其才其气殆天授，不可以几也。既读书稍广，于数子生平，得其出处言行之大节；然后知数子之异，不仅在诗文，而其诗文才气之盛有由也。”[22]《外集》卷二姚莹对于当时诗坛之学宋，亦多独到之反思。如《论诗绝句六十首》云：“妙语天成偶得之，眉山绝趣苦难追。纷纷力薄争唐宋，断港横流也未知。”“奡兀天成古所无，涪翁奇气得来孤。而今脆骨孱如此，枉觅江西宗派图。”“少陵才力韩苏富，走马驱山笔更遒。举世徒工搬运法，何曾一字著风流？”[23]卷九其诗集中，如《荷兰羽毛歌》[23]卷四这样的作品，描绘异域泊来之新奇商品，而能寓托忧国忧民之忠愤情怀。 二、趋向宋诗派：咸同之际的桐城作家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云：“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岳生，以至近日之吴挚父、姚叔节皆然。且专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1]146斯言故是。但桐城诗派中，提倡宋诗最力的，当然还数曾国藩(1811-1872)。事实上，曾国藩不仅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大臣，同时也是梅曾亮之后桐城文派中兴的功臣，宋诗派的重要成员。陈衍《石遗室诗话》开篇即云：“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21]卷一把曾归入宋诗派的序列。而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则诚如学者所言，我们应该从曾对桐城三祖尤其是姚鼐的态度入手，并且充分考虑曾国藩与桐城文人的交往。对于桐城派在晚清的振兴所发挥的作用[24]，而不去过多地纠结于诸如地域、师承、文风等因素。故把曾国藩归入桐城派，主要是出于他对桐城派的私淑，以及对桐城文派后期发展的重要贡献。而他与桐城诗派的联系，则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云：“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而国藩地望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25]编首在《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钱基博先生更是把同光体与桐城诗派直接挂钩，而其中关捩人物则为曾国藩：“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错综震荡，其原出李太白。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斩，开阖动宕，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26]2168-2169 曾国藩同时集中桐城派、宋诗派两重身份于一身，可以看得出他在当时是以重振斯文之雄心为负荷的。他对黄庭坚诗歌的提倡，同时受到了桐城派与宋诗派的两重影响。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曰：“曾涤生诗，七古全步趋山谷，以此为天下倡，遂开道光以后崇尚江西诗派之风气。”[27]642其诗集中，诸如《赠何子贞前辈》[15]《诗集》卷一《送莫友芝》[15]《诗集》卷三，均可见他与宋诗派的交往。其论诗则曰：“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28]《家书》又曰：“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28]《家书》仍然是兼取唐宋，影响及于后起的同光诗派。 曾门弟子中吴汝纶(1840-1903)为近代桐城诗派的发展指出方向。[29]其论诗文宗旨如《诒甫生子喜而有作》所云：“盛汉两司马，刘扬班踵随。中间曹阮陶，《骚》《雅》亦未亏。唐世盛文章，开元元和时。惟李杜韩柳，前空后难追。欧王苏黄元，明代惟一归。吾县方与姚，国朝所宗师。此人皆千载，至精有留贻。学者如牛毛，成比麟角稀。汝伯所师友，曾张多文辞。”[12]《诗集》其论诗，则有《答客论诗》：“吾国近来文家推张廉卿，其诗亦高。所选本朝三家，五言律则施愚山；七律则姚姬传；七古则郑子尹。……杜公，则学诗者不可忘之鼻祖。船山之诗，入于轻俗，吾国论诗学者，皆以袁子才、赵瓯北、蒋心余、张船山为戒。君若得施、姚、郑三家诗读之，知与此四人者，相悬不止三十里矣。……香山自是一大家，能自开境界，前无此体，不可厚非。但其诗不易学，学则得其病痛。苏公独能学而胜之，所以为大才。苏亦谓元轻白俗，其所以胜白者，以其不轻不俗也。欲矫轻俗之弊，宜从山谷入手。”[12]《尺牍》卷四 吴汝纶为同治四年(1865)进士，是桐城派晚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其思想开明，主张吸收西方新思想，熔中西文明于一炉，晚年主张废除科举，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样的一种文化观念，也与同光体诗人比较接近。他与严复多有交往，曾为《天演论》《原富》的译稿作序[12]《文集》第三。他给过严复翻译方面的建议：“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12]《尺牍》卷一并对严复有极高的评价：“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人，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12]《尺牍》卷一他呼吁：“中华黄炎旧种，不可不保，保种之难，过于保国。盖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12]《尺牍》卷三 身处时代的转折点，吴汝纶对于中西文明的冲突，又有着清醒的认识。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学制，感到“新旧两学，恐难两存。……西学未兴，吾学先亡。”[12]《尺牍》卷四他主张“道以文传”，认为“今欧美诸国，皆自诩文明，明则有之，文则未敢轻许。仆尝以谓周礼之教，独以文胜；周孔去我远矣，吾能学其道，则固即其所留之文而得之。故文深者道胜，文浅者道亦浅”[12]《尺牍》卷四。又以为“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12]《尺牍》卷四。总的说来，在政治上，吴汝纶仍忠于大清。如他认为：“论者往往谬分大清与中国为二，不知大清事去，即寰宇内无复有中国，而黄炎苗裔，始而奴戳，继而断灭，世界中绝痛心之事，无大于此者”[12]《尺牍》卷四。又教诫儿辈：“民权革命之说，质言之即叛逆也，中国不可行。勤王亦是倡乱之议，有损无益。”[12]《尺牍·谕儿书》这些都是他思想的矛盾之处。 曾国藩极其看重的另一位湖北弟子张裕钊(1823-1894)，其文章曾被吴汝纶誉为“若谓足与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12]《尺牍》卷二，可以称得上是桐城派在晚清最后一位大师级人物，当之无愧的殿军。他论文主张“因声求气”：“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30]《濂亭文集》卷四张裕钊自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四年(1888)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传道授业，与吴汝纶一起，是桐城派在北地支脉莲池派的开创者。他一生培养弟子有成就者包括范当世、张謇、朱铭盘、马其昶、姚永朴等。如前所述，他曾编选《国朝三家诗钞》，“于施愚山得五律若干首，于姚姬传得七律若干首，于郑子尹得七古若干首”[30]《濂亭遗文》卷一。施闰章诗歌宗唐，姚鼐诗熔铸唐宋，而郑珍是道咸宋诗派的代表人物，可见他论诗并无唐、宋门户之见。张裕钊还为莫友芝写过墓志[30]《濂亭文集》卷六，与袁昶也有诗歌唱酬[30]《濂亭遗诗》卷二，作为曾门弟子，他与宋诗派有交往，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晚清时局中两派相同的文化运命 桐城诗派在晚清创作上取得最大成就的当然还属通州范当世(1854-1905)，他与同光体诗人交往密切，同时也是桐城诗派自姚鼐发轫、曾国藩响应之后第三阶段的集成人物，[31]21可以看作是联系这两个诗派的纽带。其《通州范氏诗钞序》自述为学次第：“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先生，既受诗古文法子武昌张廉卿先生，而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先生实为之主。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非夫世之所能尽为也。而于李诗独尝三复。”[32]《范伯子文集》卷六范当世第二任妻子桐城著名女诗人姚倚云，其父姚濬昌是桐城派中期著名作家姚莹之子，而范当世也因此得与姚浚昌的两个儿子永朴、永概经常切磋诗艺。陈三立与范当世又是儿女亲家，肯堂之女孝嫦乃陈三立子衡恪妻。因此，范当世又可以被视作是同光体诗人。[33]25 范当世的作诗取向，因为偏重苏黄，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将之与桐城诗派均归入闽赣派，评曰：“范当世以一诸生名闻天下，久居合肥幕中，所交多天下贤俊，而吴挚甫、汤伯述、姚叔节、王晋卿、陈散原，尤多切磋之益；晚岁抑塞无俚，身世之感，家国之痛，悉发于诗，苦语高词，光气外溢，盖东野之穷者也。然天骨开张，盘空硬语，实得诸太白、昌黎、东野、山谷为多。《玩月》一篇，陈散原尝叹为苏黄以来，六百年无此奇矣。”[34]301-302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亦云：“伯子穷儒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发为歌诗，力能扛鼎。震荡翕辟，沉郁悲壮，能合东坡之雄放与山谷之遒健为一手。吴中诗人，江弢叔后，未见其匹。”[14]254又谓：“肯堂七律，硬语盘空，全得力于山谷。……时贤学山谷，但得其清瘦之致，肯堂独得其莽苍之态，嗣响颇乏其人。”[14]256-257又范当世《除夕诗狂自遣》其二：“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32]《范伯子诗集》卷十三均可见其诗学造诣。 晚清桐城派诗人还有方守彝(1847-1924)，字伦叔，其父方宗诚，世称柏堂先生，为桐城派后期名家。与桐城派、同光派多有交往，所著《网旧闻斋调刁集》，兼取唐宋，前有诸家题词。其中如陈三立丙午题注(1906)：“清泠苍邃，时辟异境，奄有苏梅之胜。”[35]《题词》沈曾植癸丑(1913)识语：“托体韩苏，是桐城先贤遣矩，而清心独远。澹句、峭句、理句、非理句，即境生心，动成妙谛，此后山所谓正烦胸中度世者耶。假令翁逢惜抱，所造更当若何？”[35]《题词》其同里潘田撰《清封中议大夫太常寺博士方贲初先生墓志铭》云：“其为诗，自世所尊唐宋以来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家，靡不涵茹错综，香山、宛陵尤所诵玩。然绝去模袭，掞藻驱澜，质厚内函。巧力既极，乃以拙胜，取径造格，高厉孤骞，又非唐宋所能囿也。”[3]461 姚永概(1866-1923)，字叔节，生于桐城姚氏文学世家，为姚濬昌之三子，姚永朴之弟。柯劭忞在姚永概《慎宜轩诗集》序言中这样写道：“桐城之弟子多以古文名家，至为诗则称石甫、慕庭两先生。慕庭先生有子曰仲实、曰叔节，仲实研究经术，叔节殚力辞章，尤以诗为谈艺者所推服。”并谓：“自石甫先生以至于叔节，皆变风变雅之诗也。”[36]557-558姚永朴己未(1919)所为作序言，亦谓“大抵诗之为道，必性情真乃能有物，又必资以学力乃能有章，二者既得之矣，然苟才气不足以副之，终不能以自达”[36]559。凡此，均与宋诗派之论诗宗旨甚同。姚永概与同光体诗人也多有交往，其子姚安国为诗集所作《识后》中，称“嘉兴沈乙庵方伯尝取先君诗与马通伯先生文合刊之，称‘二妙’”。“侯宫严几道先生又谓：‘壬子(1912)诗尤排奡惊人，如《万寿山》《天坛古柏》诸歌，想杜公为之不过如是。’”[36]731-732 被称为姚永概代表作的《方伯岂、仲斐招游天坛，观古柏作歌》全诗如下： 天坛锁钥放三日，士女长安空巷出。琉璃厂内鞭影骄，正阳门外车声疾。方生邀客及衰朽，微醺莫放斜阳失。未到先惊势骏雄，入门已觉情萧瑟。绕坛一碧皆种柏，罗列骈生咸秩秩。元耶明耶世不知，百株千株数难悉。阴森夺日色凄凉，惨淡生风寒凛栗。怪根直下渴重泉，霜皮绉裂蟠修繂。真宜虎豹据为宫，恐有狐狸攫作室。旁干犹承累叶露，中枝折为前宵(
)。无情树木尚如此，系日长绳知乏术。祈年殿上望西山，金碧依然暮霭间。王气已随龙虎尽，夕阳只见雁乌还。往圣千秋垂教泽，严祀昊天威百辟。彼苍视听悉依民，精意分明存简册。大道原为天下公，此心不隔耶回释。斋宫肃穆水环垣，想见千宫助骏奔。中夜燔燎半空赤，连营宿卫万夫屯。五千运过苍天死，更闻开作公园矣。吁嗟乎！倚天拔地之古柏，留与游人勿轻摘。[36]683-684 此诗作于1912年，笔力矫健，戛戛独造，之所以获取众人的称赞，除了与诗中文化遗老的异代之感有关外，那“怪根直下渴重泉，霜皮绉裂蟠修繂”的老柏，不正是中华文明虽然风霜雨露、历尽艰难，仍然不屈不挠、尽力支撑的象征吗？而其中也寄寓着诗人在世变之契、新日文化转型期的几多忧患与沉痛！面对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姚永概曾有《与陈伯严书》，其中云：“此时所患，正在中学之全弃耳。夫中国之所以见弱于外国者，政也，艺也，非道也。六经之训、程朱之书、韩欧之文章，忠臣孝子、悌弟节妇、至性之固结，文耀如日星，渟浩如江海。由是则治，不由是则乱。虽百千新学，奇幻雄怪，而终莫之夺也。”[37]卷四，327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态度，与同光派中的很多诗人若合符契。 以吟咏古树来寄托文化运命变迁的沧桑之感，在同光体诗人中不乏其人。陈三立曾作有《樟亭记》： 西湖之胜可指而名者，百数十，独法相寺旁古樟罕为游客所称说。丁巳九月，余与陈君仁先、俞君恪士过而视之，轮囷盘拏，中挺二干，状如长虬待斗互峙、鳞鬣怒张者，度其年岁，或于白乐天、林君复、苏子瞻之时相先后，盖表灵山、偶古德而西湖诸胜迹所仅留之典型瑰物也。……然而偃蹇荒谷墟莽间，雄奇伟异，为龙为虎，狎古今傲宇宙，方有以震荡人心，而生其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之感，使对之奋而且愧，则所谓不材者无用之用，虽私为百世之师，无不可也。亭建于戊午(1918)某月，好事图其成者为金香严、朱沤尹、王病山、郑太夷、胡愔仲、蒋苏庵、陈仁先、夏剑丞、俞恪士及余，凡十人。[38]935-936 陈三立[38]524、陈曾寿[39]《忠樟行》均有诗作记之。这种“遁世无闷、独立不惧”的身世之感，正是这些古典诗人共有心声的真实写照。 综上可见，此前的同光体诗人研究，在论及与同时代诗派的关系之时，更多关注于湖湘诗派、诗界革命派或者南社、《学衡》派这样一些或者早于、或者晚于同光体的旧新诗派，这种观照并不全面。本文通过梳理，找到了同光体除了宋诗派以外的又一个更远的源头桐城诗派，并且指出他们在清末民初世变之际所要面对的共同文化运命。这些，对于我们无论是理解桐城派还是同光体，包括那些同时代的其他诗派，都有积极的意义。 ①戴钧衡、苏惇元辑《集外文》中有15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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