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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00）02—0021—04
人类已跨入21世纪，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我们的时代无愧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时代。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性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等也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颇令人不解的是，一些人虽然从不排斥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但精神世界却常常游离于科学理性之外。在不少深受实用理性思维传统影响的国人那里，科学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仅是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或手段，并未变为思想内核和思维方式。科学的精髓在于蕴涵于知识体系内在结构中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发源于纪元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因而，也是最值得东方文化借鉴的积极因素。探讨科学理性精神的起源，深究那些伟大哲人不无朴素幼稚的表述背后隐藏的深层思索，体认理性固执的魅力与价值，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一、反映在寻求世界统一性思想中的科学理性精神
面对着一个被认为是神创造的世界，景仰着多如繁星，主宰着人类生活命运方方面面的众多神灵，古希腊先哲们在产生于原始农业耕作基础上的东方智慧启发下，开始了对宇宙自然奥秘的理性思考。他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透过众神神力的表现形式，去探究其背后的自然原因，寻求不依赖任何神秘力量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和把握。最早的一些哲学家，如米利都派的“三哲”，毕达哥拉斯等，虽然他们的确切生卒年代已无法考证，但以残篇形式流传下来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首先，他们从自然本身去寻求对世界的理解，摆脱了原始宗教神话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水是万物的始基”；构成万物的始基是一种能够向任何方位扩展的“无限者”；万物的本原是“气”，这是最早的米利都派三哲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这些在今天看来既不科学且很幼稚的观点，却是西方思想脱离原始宗教神话走向理性思考的开端。他们用某一种或几种物质性的事物取代原始宗教神话拟人世界观的超自然的最高主宰，构建了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概念，这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罗素指出：“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如此”、“‘万物归一’的观点是一种相当可敬的科学假说。”[1]
还应当看到，在这几位先哲的思想中，已经表现出了后人对前人思想的批判和超越，这是理性区别于盲目信仰或迷信的固有的本性。泰勒斯的“水”既是他经验观察的结果，也受到了具有泛文化意义的原始宗教神话的启发。在古希腊神话中，海神被视为创世之神，被看成决定人类命运的神奇之物。他的“水”既是现实的水，也是抽象的“水”，他“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又是“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2]表明他还不是自觉地进行抽象思维， 而是把特殊的个别事物直接等同于一般。阿那克西曼德将本原规定为“无限者”，黑格尔认为这个“无限者”就是“未规定的物质”。显然他不同意泰勒斯将无限多样的世界归结为“水”这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而主张把本原理解为不具任何具体规定性的物质。阿那克西曼德初步把思维的对象和感官的对象区别开来，这是认识和概念上的进步。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本原是“气”，这看起来是向泰勒斯的回复，其实不然，“气”是一种最无固定形体的物质，用“气”作为世界的本原，意在通过“气”的聚散来说明万物的生成，其思想中已隐约地包含着将万物在质上的差异还原为“气”在量上的区别。这无疑对毕达哥拉斯从事物量的属性中去把握世界具有启发意义。
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古希腊哲学分化为两条发展道路：以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沿着寻求万物“始基”的方向，经过了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以毕达哥拉斯为始祖，注重揭示事物的原则，经巴门尼德的“存在”，苏格拉底的“定义”，再到柏拉图的“理念”，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实现了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在原始唯心主义体系中，把人类思维带到了真正哲学思维的高度，达到了极高的抽象思维水平。在这些关于世界本原或本质的观点中，尽管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但在思维方式上它们都是不同于原始宗教神话的理性思维，都是力图从自然或世界本身去找到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或原则。
其次，他们构建了人类最早的理性宇宙模式，把最具神秘色彩的浩瀚天体变成了人们凭借思维能力可以理解的存在，使“神”失去了最后的栖身之地。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过地球是一个自由漂浮的圆柱体的假说；德谟克利特用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理论，提出过关于世界的生成和宇宙演变的假说。西方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宇宙图景是由毕达哥拉斯构建的。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球体，它由一系列半径越来越小的同心圆所组成，每个球体都是一个行星的运行轨道。位于宇宙中心的是“中心火”，所有的天体都绕着“中心火”转动。由于他把10看成是最完美的数字，因此，他认为天体也只能是10个，而当时人们发现的天体只有9 个，即地球、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和恒星。于是，毕达哥拉斯在这里最早表现出了理性的固执。既然10是最完美的，天体必然有10个，那个看不见的天体一定是隐藏在相对于地球的“中心火”的另一面，他把这个假想的天体称为“对地”。毕达哥拉斯从事物“数”的和谐性和秩序性，推测宇宙的和谐性和秩序性，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把宇宙看成一个有秩序的数的和谐系统，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前提。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指出：“毕达哥拉斯从数目里看出认识宇宙的关键”，“毕达哥拉斯派的工作是数学和各门物理科学的真正基础。”[3] 甚至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即万物”这个看似荒谬的观点，深究起来其实是他对万物都遵循着数学的规律这一伟大发现的原始表述。由此我们还联想到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的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在我们的一切努力中，在每一次新旧观点之间的戏剧性的冲突中，我们都认识到求理解的永恒的欲望，以及对于我们世界的和谐的坚定信念，都随着求理解的障碍的增长而不断地加强。”当然，也要看到，不能把抽象与具体、思维的存在与感官的存在区别开来，这是古代人思维的共同局限。
二、反映在揭示事物现象背后必然性和普遍原因中的科学理性精神
科学的目的就是要透过现象抓本质，就是要在那些看似无序的对象中去找到其固有的法则，就是要揭示事物内在的必然性或普遍原因。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首先，他们确立了宇宙万物遵循着不以人或神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信念，并努力探索这些规律和获得真理的方法。毕达哥拉斯从“数”的角度探索了事物固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遵循着“数”的和谐性和秩序性，这是对必然性的间接揭示。正是因为相信万物即“数”才有了继后的自然科学，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牛顿写出的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其书名也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事实上，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就是在追寻自然界的数学规律中不断取得突破和发展的。如果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只是揭示了事物一个方面的本质属性，更带有自然科学的色彩的话，那么，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是对宇宙万物总是遵循着某种必然性而产生和灭亡的哲学反思。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转化有一个一定的次序和一个确定的周期，适应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4]他把这种必然称之为“逻各斯”，他断言， “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5]同时，他还强调， “逻各斯”是自然的普遍规律，而“自然喜欢躲藏起来”，它不是感官的对象，人们不能凭借感官去认识它，但“人人都秉赋着认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思想是最大的优点”，[6] 人们只能通过思想去把握支配宇宙万物的“逻各斯”。这些基于一定的经验观察，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运用古希腊哲学家特有的思辩能力所作出的理性判断，不仅开辟了人类探索宇宙万物内在逻辑的认识道路，而且把人类固有的理性思维能力显著地凸现出来，启示人们可以通过逐步把握必然王国的“逻各斯”，就能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解放与自由，而无须把人的命运系在某种超自然、超自我的神秘力量之上。
其次，古希腊哲学家常常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理性固执，他们宁愿相信事物应当遵循的道理，而不愿轻易向“眼见为实”的感官现象屈服，而这正是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毕达哥拉斯以对“数”的和谐性、完美性的信念，推导出一个天体“对地”，尽管它被后来的天文观察所否定，但正象许多科学假说最后都被科学实验所证伪一样，并不能因此否认它们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历史价值，“以太”、“燃素”、“地心说”等皆是如此。我们再来看看颇令今人不解的柏拉图学园的“拯救现象”方法。他们曾为解决“漫游者”的“堕落”的问题而煞费苦心。古希腊人将行星称为“漫游者”（在希腊文中，行星就是漫游者的意思）。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坚信天体是神圣而高贵的，因此，天体的运动应该是最完美、最高贵的匀速圆周运动，但天体观察发现，有的星星是恒定不变地作周日运动，而有的星星却不是这样，它们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快，时而慢。这如何解释？柏拉图对这种感官的观察不以为然，对这些行星也应当遵循某种规律，即作完美的圆周运动深信不疑，于是，他给他的学生提出了一个任务：研究这些行星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由哪些均匀圆周运动叠加而成的，从而找出这些行星“堕落”的原因，以洗刷高贵的天体因此蒙受的耻辱。这就是著名的“拯救现象”方法。我们从柏拉图的这些思想中，的确还能发现一些拟人宇宙观的痕迹，但它更是一种理性固执的产物。“拯救现象”方法是基于天体运动遵循某种规律的信念而提出的，它是一种科学研究的纲领。科学就是要把自然界或社会中各种看似杂乱无章、纷繁无序的现象纳入到某一固定的思维框架中加以把握，这种把握方式往往表现为科学假说，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7]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 科学进化的模式就是：科学问题——提出猜测性假说——排除错误——新的问题，科学就是面对问题，不断提出假说的过程。由此看来，“拯救现象”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开了科学假说之先河，它张扬了一种对事物或现象不仅要感知它，更要理解它的科学理性精神。
再次，他们不满足于对事物现象的把握，竭力寻求事物构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将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构建了相当完备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在系统地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用自己创造的概念体系深入探讨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他说：“人们如果还没有把握住一件事物的‘为什么’（就是把握它的基本原因），是不会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这一事物的。”循着这样的思想，他在《物理学》中分析了构成事物的基本原因，提出了著名的“四因”学说，即任何事物必须具备了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方能产生。他还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观察的思想家，不仅创立了颇有实证色彩的生物学、政治学等学科，而且为科学研究的观察实验方法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最杰出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总结了古希腊科学、哲学的思想成果，并对当时的各种知识进行了分类整理，建立了一系列学科，形成了人类第一个全面把握世界的理性知识体系，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反映在用数学规律说明万物生成及其运动中的科学理性精神
将世界万事万物在质上的差别还原为构成事物的某种基本元素在量上的差异，是科学揭示事物本质的基本方式，例如“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8] 正是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事物背后的数学规律，并坚持用数学的规律和方法去描述和说明万物的生成及其变化，从而将理性精神确立为科学认识可靠而坚固的基础，它不仅使数学方法成为自然科学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成为衡量人类自然知识科学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们将万物在质上的界限还原为量上的差异，不仅说明了世界的统一性，而且开创了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前面我们较多地提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去理解和说明宇宙万物的观点，其主要的缺陷在于只看到了“量”而忽视了“质”，以至于得出了“数即万物”的结论。原子论哲学家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不仅用物质性的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成为近代物理学在实验基础上构造世界的原子结构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他们关于原子的逻辑思辩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子”在希腊文中是不可再分割的意思。一个物体可以一分为二，分出来的部分还可以再一分为二，如此不断分下去。最终总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原子。原子在虚空中作不同方向的运动，相互撞击形成水、火、土、气等元素，元素再象字母组成单词一样，组合成宇宙万物。这样，事物的本原被归结在物质性的原子之上，事物的差别则通过构成事物的原子在形状、大小和数量上的不同而得到合理的说明。
其次，他们努力从数学上、理性上去理解事物的运动，不满足于对运动现象上的认识和目的论的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人们最容易直观到的现象，承认运动在常识的意义上并不困难，但是，从理性上说明运动的道理，从而在逻辑上确立人们关于运动的概念，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然而，最早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芝诺。接触过西方哲学史的人都可能绕有兴味地推敲过芝诺的四个“运动悖论”：即“二分法”悖论、“阿喀流斯”悖论、“飞失不动”悖论和“运动场”悖论。从表面上看，芝诺提出的这些悖论是为了否认运动，因而一般哲学原理书上，往往将他作为古代形而上学和诡辩论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理解。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提到芝诺的运动悖论，他同意黑格尔的看法，即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的确实性”的运动，而问题仅仅是在于“运动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芝诺并不否认在经验层面上的运动，但他却无法在理性的层面上（即以概念的方式）去描述和理解运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9] 芝诺对运动问题的诘难，体现了一种执着的理性精神，他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在时间、空间上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的矛盾，这些直到今天仍令科学家、哲学家困惑的逻辑悖论，不仅深化了人们对运动的认识，而且直接启发了辩证思维。
恩格斯曾针对轻视理论，轻视理论思维而走向神秘主义的少数自然科学家指出，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10]可见在思维中克服狭隘经验论的重要。前述并非古希腊哲学家思想的全貌，甚至没有涉及到一些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但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窥见到科学理性精神的渊源，找到科学理性思维和方法的原始形态，正因为它是原始的、幼稚的，因而更能展现科学理性精神的形成过程。这对于人们领悟科学理性精神的真谛，培养现代人必备的精神素质，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收稿日期：199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