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启示论文,评价论文,模式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有人开始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①，以区别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的“华盛顿共识”②。自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以来，中国模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讨论随着美国2003年发动的对伊战争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先后出现了几个高潮，延续至今，其中以英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的媒体尤为系统而突出。相关讨论不仅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基本特征，而且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面对欧美媒体的热烈评议，国内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2004-2009年欧美主要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
一、“中国模式”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原因
1.“华盛顿共识”遭遇重大挫折，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企图以此为契机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就是这种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可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华盛顿共识”很快面临困境。“当今世界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南北鸿沟扩大、环境恶化、国际恐怖活动和国际毒品走私。应该加快从强权政治向道义政治的转变。如果美国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加快对北京共识的接受。”③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正当美国经历经济引擎熄火和身陷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之际，奥运会给其全球竞争者中国提供了展示成就的千载良机。”“美国自‘9·11’后的政策失误只会助长中国的崛起。无论伊拉克或阿富汗是否最终因它们与美军的联系而好转，全球舆论将继续对美国不利。”④“美国的经济遭受了外国竞争和过多债务的双重打击，国家的资源在中东似乎无止无休的冲突中正被消耗殆尽，冷战后初期美国享有的至尊地位正变为褪色的记忆。”⑤两相比较，“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流血，而中国则二者兼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冷战结束后，它就进入繁盛期，成为华盛顿自由市场和民主模式之外的第一个全面成熟的选项。随着美国模式失去光彩，中国模式开始焕发新的光泽。”“在过去十年，中国模式在两种独立发展态势的汇合中崛起。一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首先的标志是伊拉克战争。在过去十年，美国外交政策一直由一种强调军事力量并把传播民主和武力挂钩的学说主导。这不仅失败了，而且破坏了对民主的支持。美国试图通过武力出口自由市场和政治自由，这种做法甚至没能给伊拉克带来安全，更遑论繁荣了。而且它们削弱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二个重要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持久力以及经济成就。在1989年后不久，西方学者预测中国政府已经有一只脚踩在香蕉皮上了。他们认为它会垮台或被迫拥抱意义深刻的政治改革以图存。相反，中国经济扩张了九倍，而且共产党仍然牢牢控制政权。”⑥由于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削弱了人们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信任，“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管理经济的问题上，一个新的‘北京共识’将代替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⑦
2.中国的迅速发展令西方感到困惑，需要重新认识中国
首先是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感到困惑。“此刻最能说明中国特点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发生飞速的变化，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⑧其次是对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困惑。“虽然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飞速发展使它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但仍有很多人对它的真正实力感到怀疑。尽管面对截然相反的事实依据，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提高技术水平，开始生产专业化的非大宗商品。这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凭借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严格规定和政府操控的经济，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和标准。”⑨其三是原来对中国发展结局的算计没有应验。“美国一直在采纳一种错误的中国范式。这种错误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国正在发生政治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注定将实现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由化。”“自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就采取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以为通过使中国加入像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中共领导人将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为人处世，在对待中国国民和世界的态度上变得更加开放。因此，克林顿政府开始放弃将贸易作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杠杆的企图，为免遭降低中国人权事业的指责，他开具了一副似乎积极的政策良方。‘融入’成为选择的标签，并成为与中国进行不受限制的贸易的正当理由。乔治·布什(小布什)及其幕僚们尽管从未承认，却一直继承和执行克林顿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融入’成为像美国此前老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接触’的另一个口号。尽管是两个口号，但其建议是一样的，即通过强有力的接触和融入政策，美国可能在改变中国政权性质方面取得成功。”“麻烦在于，整个范式可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⑩
3.美欧全球治理模式失效，中国的发展模式引起西方国家的深切关注
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开始实行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打击战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欧美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也试图大力推行其发展模式，随着伊拉克战争的进展对美国越来越不利，欧美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欧美主导下的全球治理遭遇空前挑战。华盛顿共识“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11)“华盛顿共识及其强求别人承担世界贸易的自由模式及良好金融行为的义务的时代过去了”，美国“必须考虑北京、德里、巴西利亚、莫斯科这样新出现的权力中心。世贸谈判没有进展，伊朗核危机陷入僵局，与北朝鲜的谈判错综复杂，所有这些都说明美国乃至欧盟再也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需要其他伙伴来解救危机。正如中非峰会和金砖四国外长会晤所展示，新的关系正在形成，一些国家可以谋划其自身的发展而无须接受陈旧的华盛顿共识的不利条件。由于多极化和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不仅是西方的经济优势受到挑战，而且其评判是非、制定国际法、以道义或人道主义理由干预他国事务的权利也受到挑战。”“西方失去了对历史和‘重要新闻’的垄断，世界走向多极化可能被视为朝真正的普适主义方向迈进的机遇。”(12)“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真正挑战”。(13)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何谓“中国模式”，欧美媒体对此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共识”，大多从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的角度对其进行描述。如从整体结构看，有的认为，“北京共识”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理。“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14)有的认为，“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当作一个经济奇迹，但它也变成了一个政治模式。”“中国发展模式日益清晰，那就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但是国内政治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的局面。”(15)欧美媒体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经济改革优先
《北京共识》的作者拉莫认为，创新且高密度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首要基本经验。“‘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16)具体来说，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反映解放大批廉价劳动力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事实上，是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利用知识和创造性，‘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弱点变为优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不足和腐败被视为促进变革的契机。”(17)其次，打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18)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这恐怕是少有地摆脱了从西方固定理论出发的惯性甚至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加以否定的先例。”(19)其三是经济改革优先，在政治稳定中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尽管中国并非实现长期发展的唯一国家，但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5、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奇迹。‘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社会问题，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20)
2.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
美国媒体指出，中国经济在当今的金融海啸下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一样迅速减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具备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嗤之以鼻的国家干预能力，中国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政府会在适当时插手市场，重点的行业仍由政府主导，而银行业的重要职位都由政府官员出任，他们会听从国家指示，选择合适的贷款和投资对象。在金融业中，中国限制外商投资，也不全盘引进外国的创新而复杂的投资工具，终能避开这次严重的金融海啸。中国官员面对危机时，可以像西方政府一样采用传统的市场手段，但也会加入干预。中国的国家干预曾被视为不成熟经济的坏习惯，现在却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视之为稳定的堡垒。“对于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国家的干预成为稳定的城墙”，“中国的指令—控制制度较其他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制度运转有效得多。”“他们以连贯的方式推动和引导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达到共同的目标。”“它很值得牢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金融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大国，没有人会担心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少到现在，中国人民很相信他们的体系。”(21)俄罗斯媒体则指出，“中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例如，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与其说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建立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之上。”“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这首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后者的含义是国家逐步转向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缓解社会问题的尖锐度，来突破资源和生态方面的瓶颈。”(22)
3.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
拉莫在《北京共识》中指出，“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他进而认为，中国正试图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在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成紧迫之忧。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危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因资源缺乏而停止发展，因腐败和污染而受到阻碍”。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早期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中国经济学家计算绿色GDP增长率的方法反映了政府新的信仰：猫的毛色事关重大。现在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典范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23)
4.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国情的道路
拉莫认为，“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这一新的安全原则极为重要。中国的新发展方针还包括“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中国正在缔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对称超级大国。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能做到自主自决。”“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是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问题上的真正成功。”(24)
5.中国模式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德国媒体认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5)俄罗斯媒体则指出，“为实现主要目标，即建成和谐社会，重点必须放在‘以人为本’上，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则。在经济领域，和谐社会体现为降低收入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方面，和谐社会则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逐步降低政府专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国家。”(26)英国媒体认为，中共采取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使社会稳定而团结。“胡锦涛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十多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27)
三、“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中国模式”在何种范围和何种程度上对世界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客观观察与描述的问题，还涉及评价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因此，欧美媒体评价“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既有从全球治理、发展模式、国家软实力建设视角等客观层面对其进行肯定的一面，也有从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维护现存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观层面进行不实批评乃至妄加指责的成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中国模式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希望
拉莫认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28)《中国在想什么》的作者马克·伦纳德认为，“现在正变得明确的是不再能够轻而易举地驾驭中国，中国的安危已经如此紧密地融入国际秩序，它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希望和梦想。中国已经处于变为美国主要的银行家的过程之中，其积累的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使美国维持其天文数字的预算赤字，如果北京停止购买美元，美国货币将陷于崩溃。”由于这种相互依存，“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失业、劳工骚乱、环境问题和财政问题，但是其任何问题也将威胁到美国的利益。”(29)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刊文指出，中国创新的改革发展模式可以帮助它战胜经济危机以及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此外，如果中国平稳度过此次危机，它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会得到巩固。(30)英国媒体认为，“中国作为许多国家的希望和生计的重要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国际秩序。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寻求加入世贸组织时，大概还能用剥夺贸易机会等做法操纵中国。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而且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31)
2.中国模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拉莫指出，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32)美国媒体指出，三十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已加入“超级联赛”：中国经济增长了九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亿人脱贫，数量惊人。这些成就令世界上很多人深受启发。所有的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研究“中国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支持他们发展理论的无可争议的论据。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从委内瑞拉到越南，“中国模式”的吸引力随处可见。(33)英国媒体认为，“在发展中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为中国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成就而感到吃惊。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它是一种鼓舞的源泉，其令人眩晕的高于8％的年增长率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用一种谨慎多于热情追求的方式对待自由贸易和私有化观念，国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革新和实验，并创造了一系列的特别经济区来验证新的观念。其外交政策为一种强烈的保卫国家边界和利益的情感(看看她对台湾的态度)，以及日益增强的致力于多边体制(如联合国)的决心所驱动，以此牵制美国。所有这些政策都已经使中国发展而不必依附于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或布什政府……中国模式正对诸如越南(正在从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思想中采纳有关商业的忠告)、巴西(正在派遣研究小组前往北京)以及印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观察道：‘中国的实验在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羡慕，中国有自己的道路。’)这样不同国家的领导人产生诱惑力。”(34)
3.中国模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这就是尽管中国可能变得富裕，但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将继续界定世界的规则。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第一次出现崭露头角的一极强大到可以在全球舞台上改变人类处事的方式，”中国“正竭力将自己塑造为一种致力于世界正义的力量”。(35)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36)英国媒体认为，中国软实力部分来自“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即将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37)“把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知识结合起来。”“就目前而言，它(指中国文化——本文作者)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北京共识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提供了另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需要。”(38)
有关中国软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表现，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建立在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附带人权对话、善治、经济改革和环境关注，其唯一的条件就是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种方式受到了非洲政府的赞赏”，“可能对这个大陆的发展范式产生重大影响。”(39)“非洲领导人赞赏中国的务实态度，北京的双赢言论令他们感到很受用。这种务实的态度促使非洲人相信，中国把非洲视作贸易伙伴——这比美国以慈善行为换取政治变革的做法更符合他们的心意。”在中东，“中国坚决承诺将尊重国家主权并奉行不干预政策。这对中东领导人产生了吸引力。”“中国的中东政策力图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中东国家期望中国取代美国的热切程度超过了中国自身的意愿。”在东南亚，中国借助极具技巧的外交手段在该地区施展着影响力。“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中国提供的援助是该地区改变对中国态度的关键因素。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投资和援助关系的深度使得中国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力。”(40)中国发展模式“引起了拉丁美洲、非洲、南亚以及原苏联国家的兴趣，它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41)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有关经济发展和有效治理的许多观念被欧洲媒体视为中国软实力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表现。(42)认可中国有关经济学和政府治理的许多观念正占据优势，为追求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美国奥巴马政府显然在走向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的政府干预，正尝试着“北京共识”，即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开具国家应该以一种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方式积极引导经济增长的药方。从全球视野看，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而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改善国民的福祉。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相信，他们可以用其经济和政治原则教育好世界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好紧紧依靠多边组织，被迫服从有条件的接触战略。如今，西方国家没有实施这些条件的杠杆。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积极地拥抱多边机构并把它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还有媒体指出，中国共产党长期两边同时下注的做法，“现在已经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这意味着在展示中国力量的同时，向邻国保证其和平发展的意图；在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保持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谈论着平等和绿色发展；在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的同时，鼓励基层民主和党的开放。”(43)
4.中国模式没有民主制度的约束，是对西方自由民主未来的挑战
美《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西方学者经常把中国模式嘲笑为“没有民主制度约束的经济增长”。(44)《中国幻想》作者詹姆斯·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日益清晰，那就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但是国内政治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的局面。”“如今中国展示了一个政权可以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不必透过选举建立其合法性。它展示一个执政党可以维持对信息和互联网相当程度的控制而不会放缓经济增长。它显示一个国家的精英可以被舒适的公寓、赚钱的机会和个人的重大晋升、非政治性自由(服装、娱乐、性、海外旅游)买断。所有这些加起来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对自由民主未来的新挑战。而且结果对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是个恶兆。”(45)“如果30年后中国维持其目前的政治体制，那么其对民主的顽固敌视将对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产生影响，一个永远不变的独裁主义的中国将有损于业已衰减的俄罗斯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46)瑞士《新苏黎世报》刊文认为，尽管今天的中国如此强大和自信，它仍有多个致命的弱点。从某些方面看，政治停滞将中国带入了一种不舒服的境地，即没有足够多的阀门，以便温和地释放社会不安情绪。中国当局如今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凭借的是“天命”，而其基础十分脆弱。从根本上讲，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安抚了大多数尚未实现富裕的国民。如果中国也出现经济衰退或货币严重贬值，业已存在的大量不稳定因素将可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民众将爆发愤怒浪潮，就连最强大的安全机关也会对此无能为力。(47)詹姆斯·曼认为，中国至今进行的改革例子达到了将人们的视线从一党制国家转移开去的目的，推进乡村选举大多是不成功的，乡村干部诉诸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来破坏民主。只要没有独立的司法，中国依然是一个一党制国家，在那里法官由共产党挑选，推进法治将不会带来根本性变化。(48)他还声称，中国“独裁政权”持续到21世纪中叶，将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政策带来大问题。(49)显然，这些观点和看法是极其武断、片面和谬误的。
5.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
马克·伦纳德认为，“有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增长，尽管不能与美国的国防开支相比，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已变得更加强硬。”(50)“人人现在都知道中国很重要，但没有人知道中国最后的结局。中国的规模意味着其国内政治中的任何变动将产生广泛的影响——从全球性贫困到环境污染。中国已经如此融入全球经济，其前景将对美国的经常性账目赤字、日本的经济增长和油价的攀升产生即刻性影响。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一种模式，其令人眩晕的经济增长水平，没有自由民主，产生了让西方感觉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51)美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表示，尽管人们严重关切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模式仍“在一些圈子里益发令人不安地流行”。(52)拉莫认为，“目前，对其他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中国神秘莫测、令人恐惧。今后五年，一个重要的契机摆在中国面前，它可以借此塑造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官员应该继续坚持他们的一贯做法，让不同的各方和谐共处，以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强国。”(53)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题为《中国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认为，“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并不确信中国会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54)
四、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评价的意义及启示
上述介绍和总结表明，“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不仅仅对中国从国际视野中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或经验十分重要，而且对我们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角度认识“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中国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在国际国内大局交互作用的形势下，处理好自身存在的国内问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欧美媒体中的“中国模式”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其内涵和体系结构仍在发展和调整之中，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认识或定义，更确切地说，是指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发展中的问题也不少，不宜或还不足以称为“模式”，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更好一些。(55)然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模式”标准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令人思考世界上的模式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或问题。有学者因此认为，既然中国现行的发展已持续了30年，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从发展战略到发展方式都有较为成熟的经验，称“模式”也并无不妥。因此，“中国模式”是可以成立的。(56)也有学者认为，更准确地说，“中国模式”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57)目前欧美媒体所评价的中国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标准形式(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系统性和成熟性)和可复制性(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示范性)的发展模式。正如拉莫所说，“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他强调的只是“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58)尽管拉莫在《北京共识》中多次提及“中国模式”，但总体上仍然以“北京共识”来称呼，其中应当自有其考虑。詹姆斯·曼也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全然的规模和庞大市场的诱惑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比拟。”(59)因此，目前欧美媒体报道的“中国模式”，准确而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与“华盛顿共识”相比照的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或战略路径的基本概括，“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以经济改革为先导；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能够促进中国在政治稳定中发展且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二)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报道是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总结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首先，它通过“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一兴一衰的对比分析，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局势，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对于“中国模式”，欧美媒体有的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有的则将其发展看成一种威胁，但无论如何，“中国模式”都是现有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无法清楚解释的，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华盛顿共识的失效，不仅说明西方经济政治治理模式的危机，也是西方意识形态相对衰落、西方各国深入反思全球化时代的自身发展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表现。其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奉行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和政治长期稳定团结的局面，中国发展的结果证明西方原先对中国发展的期待和算计是错误的。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由此引起欧美国家的高度关注，开始充满疑惑地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这种基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讨和总结，客观上为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道路、总结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比较视角和分析方法，为我们在审视西方制作的中国影像中更真实、更准确地认识自身形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三，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和评论，使我们看到了一幅全球化视野下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对比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使得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它告诫我们虽然中国目前无意示范自己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但必须做好将来在聚光灯照耀下的国际T型台上走步的准备，中国应该用一种其他国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发展道路或成功的经验。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相互作用的过程。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和评价，反映了在新时期国际秩序建设过程中大国综合国力较量所引发的对力量内涵与结构的思考。
(三)欧美媒体评价中国模式产生的国际影响，表明中国模式产生国际影响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相互影响的过程，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拉莫指出，“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正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调动削弱美国影响的资源，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60)“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61)这种不同的模式之争，表明新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各主要力量都在加强战略规划，打造自身力量，寻求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新秩序。
模式之争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世界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模式”影响力的上升，“华盛顿共识”因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式微，“中国责任论”和“中国支配论”开始在美欧呈上升趋势。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竞争色彩的模式之争，在当今并非必然带来国际体系的对抗局面。这是因为国际体系因全球化正在发生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许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使相互依存的共同命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对外开放、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始终通过自我改革来顺应变化的局势，影响世界的发展。中国积极稳健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使中国不断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化解矛盾，避免对抗。“中国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优良传统，而且还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进步成果，分享着与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许多共同的价值理念(如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等)，由此为塑造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合作的基础。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超越了不同阶级和不同制度的意识形态对抗性斗争，使中国从走向世界到融入世界，开创了国际关系由对抗变为合作、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这些都表明中国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共同利益，当前的模式之争并不具有对抗的本质。
(四)从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中看出，中国模式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应该看到，中国模式中的许多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一些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策略，如“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的发展思路，“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的需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它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的发展路径，“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国家应该以一种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方式积极引导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政府“以连贯的方式推动和引导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的治理方针，在外交层面奉行“国家利益而非普世标准应该促进合作”、对外“援助政策建立在互不干涉、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原则，以及“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缔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对称超级大国”的外交战略等，可能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构成了中国模式的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欧美媒体对中国软实力的探讨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通过经济影响力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影响，它已经开始从文化价值观层面产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总结和弘扬。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国家相比，软实力仍然是中国的弱项。中国不可因为西方媒体的吹捧而沾沾自喜，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五)欧美媒体指出中国模式带来的一些国内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必须在国际国内大局交互作用的形势下，处理好自身存在的国内问题。
尽管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很多积极评价，甚至有一些过高的评价，但也指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不少挑战。如拉莫认为，“中国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宏观方面，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个人方面，除了最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外，其他人都觉得自己多少对生活的迅速变化有点迷失方向。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社会抱有深切希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忧虑。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就收入分配而言堪称世界上最公平合理的经济变成了最不公平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愿望可以视为中国最近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及年增长率达到10％的巅峰后的一件奢侈品。”(62)马克·伦纳德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领导人正尝试开放党务系统，使其更加具有精英领导的性质——邀请企业人士入党、创造更加开放的遴选程序并使党在法治之下活动，但与此同时，领导人在竭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拒绝将党政分开的企图。”(63)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涉及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造成了女婴短缺，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这可能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64)还有文章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不透明，或许仍不得不处理上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堆问题，特别是大型国有公司造成的呆账。”(65)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官员腐败日趋严重、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度、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民生方面的问题(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以及由于利益格局调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发展的成果分配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66)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初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处理好中国模式中存在的国内问题，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环保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是我们今后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北京共识”主要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是比较视角下的一个相关性概念。实际上，国际上并不存在人为组织和通过的“北京共识”，人们至今也未就“北京共识”达成过共识；较之“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及其基本特征的相对清晰性和稳定性，“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还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但鉴于“北京共识”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经验及成就，其中有不少做法值得或已经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因此国内外有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视角和高度着眼，认为“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比“北京共识”更加贴切而寓意深远。欧美媒体也常常两者交替使用。本文后面将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②“华盛顿共识”一词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在1990年提出，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期以来一直督促债务缠身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采取的一套标准政策，包括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贸易、解除管制和控制公共开支等。
③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2004,pp.5—6.
④迈克尔·莫兰：《决斗中国模式——中国吸引力令美不安》，美外交学会网，转引自http://www.zsr.cc/zsrAttention/AttentionToChina/200808/221519.html。
⑤"The 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Book review),http://www.curledup.com/chinafan.htm.
⑥James Mann,"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5/18/AR2007051801640.html?hpid=opinionsboxl?hpid=opinionsbox1.
⑦查恩俊：《中国利用全球危机显示影响力》，《华盛顿邮报》，2009年4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5月19日，第7版。
⑧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8.
⑨阿姆斯特朗·威廉斯：《中国的增长》，《华盛顿时报》网站，2008年8月1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8月20日，http://www.feb2b.com/news-article-112245.html。
⑩James Mann,"America's China Fantasy",http://www.prospect.org/cs/articles?article=americas_china_fantasy.
(11)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4.
(12)Alain Gresh,"Understand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法国《外交月刊》英文版,2008年11月3日，http://mondediplo.com/2008/11/03beijingconsensus.
(13)《俄刊：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挑战》，转引自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08/13/content 6024339.htm。
(1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5.
(15)James Mann,"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16)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11—12.
(17)Ibid.,p.17.
(18)Ibid.,p.4.
(19)《美国〈新闻周刊〉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的背后》，http://intl.ce.cn/zgysj/200901/21/t20090121_18020291.shtml。
(20)《美国智库：“中国模式”能否安然度过全球经济风暴》，http://www.sc265.com/html/c3/2009-02/454.htm。
(21)《美刊研究中国模式指中国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http://huanghenews.com.cn/content/2009-01/14/content_19818.htm；《美媒研究中国模式：羡慕中国的国家干预能力》，http://www.milchina.com/Get/zz/zz/085423270.htm；《美国〈新闻周刊〉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的背后》。
(22)《俄刊：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挑战》。
(23)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4，22，25，59.
(2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11—12，4，37—38.
(25)转引自吴江：《“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不可自夸“盛世”》，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8900164.html。
(26)《俄刊：中国模式是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挑战》。
(27)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30—31.
(28)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12.
(29)Mark Leonard,"China and US",http://markleonard.net/journalism/chinaus/.
(30)《美国智库：“中国模式”能否安然度过全球经济风暴》。
(31)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55.
(32)Ibid.,pp.60，3.
(33)《美〈中外对话〉杂志：“中国模式”世界“独一无二”》，http://intl.ce.cn/zgysj/200807/29/t20080729_16326485.shtml。
(34)Mark Leonard,"Chinese Soft Power",http://markleonard.net/journalism/chinasoftpower/.
(35)Ibid.
(36)转引自吴江:《世人争谈“中国模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8769211.html。
(37)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5.
(38)Ibid.,pp.31—34.
(39)"How will the Beijing Consensus Benefit Africa?" http://www.thebrokeronline.eu/en/articles/How-will-the-Beijing-Consensus-benefit-Africa.
(40)《中国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2009年3月。转引自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2009年5月14日，第1—6页。
(41)同上，第13页。
(42)Jonathan Holslag,"The Rise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http://www.turkishweekly.net/news/73960/the-rise-of-the-beijing-consensus-jonathan-holslag-.html.
(43)Mark Leonard,"The Battle for China's Future",http://markleonard.net/journalism/chinaft/.
(44)查恩俊：《中国利用全球危机显示影响力》。
(45)James Mann,"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46)James Mann,"America's China Fantasy".
(47)乌尔斯·舍特利：《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吗？》(副题为《专制的中国适合扮演新的领导角色吗？》)，瑞士《新苏黎世报》，2009年4月20日。转引自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2009年5月19日，第4页。
(48)James Mann,"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49)James Mann,"America's China Fantasy".
(50)Mark Leonard,"Chinese Soft Power".
(51)Mark Leonard,"The Battle for China's Future".
(52)迈克尔·莫兰：《决斗中国模式——中国吸引力令美不安》。
(53)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59—60.
(54)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2009年5月14日，第6页。
(55)如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因而，更倾向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则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也认为，中国在发展中遭遇到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实现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参见《〈学习时报〉今日发表4篇高官学者文章探讨中国模式》，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2-09/2007286.shtml。
(56)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表示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参见俞可平、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4488/54489/3802863.html。
(57)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贺圣达先生就持此观点，参见《环球时报：不可盲目推广“中国模式”》，http://news.cctv.com/20070719/104389.shtml。
(58)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5.
(59)James Mann,"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
(60)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p.2—3.
(61)Ibid.,p.5.
(62)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p.24.
(63)Mark Leonard,"The Battle for China's Future".
(64)Mark Leonard,"Chinese Soft Power".
(65)《美国媒体：中国坐在了当初美国的位子？》，http://news.sina.com.cn/c/2009-03-31/144315397180s.shtml。
(6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163.com/09/0927/20/5K8BA26M000120G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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