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进入长波上升阶段的争论（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阶段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冬季号发表了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题为《严重的衰退和金融不稳定还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长波？——一种调节学派的研究方法》的文章，针对当前关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乐观和悲观的两种争论，根据调节学派的基本方法和标准，检验了当前资本主义在技术生产方式、消费调节模式、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等方面的新变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并不处于长波上升阶段，其积累制度仍然充满不稳定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简介
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消沉之后，美国经济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间，变得比以前更加引人注目，并且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持久。实际上，许多人将这一时期称为“经济繁荣”，认为将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一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4％，生产率增长率高于2％，通货膨胀率低于3％，实际工资为正增长，失业率低于4％，而且绝对贫困状况有所缓解，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正在逐步改善。1991年到1999年股票市场以前所未有的实际年平均15.9％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状况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好，这是由高水平消费、资本流入和投资所支持的。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将率领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伊斯梅尔·侯塞因-扎德（Ismael Hossein-zadeh）和安东尼·加布（Anthony Gabb）都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而且贝赫扎德·亚格马尼安（Behzad Yaghmaian）认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调控模式正在酝酿当中。侯塞因-扎德和加布还批评了布伦纳（Brenner）、莫塞利（Moseley）和奥哈拉（O' Hara）等学者对这一上升阶段的真实性、潜在性和持续性的置疑。
侯塞因-扎德和加布认为，目前美国的经济扩张“象征着资本主义具有恢复其利润率和再生产条件的能力，因为恢复政策的高昂代价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这种代价体现在工作岗位减少、经济不安全和环境退化等方面”。
除了这种乐观的观点，很少有分析家认为这次经济繁荣时期会是持久的，或者说，目前已经处于长波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较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在消退。例如，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认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将经历硬着陆……”，其原因是消费者支出过度，而这种支出是以外债和不断上涨的价格收入比为资金基础的。约翰·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和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也同意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当私人部门的借贷狂热终结时，政府是否能够调整政策，以预防可能会出现的严重衰退的问题。而普遍存在的反对政府采取赤字政策的偏见建议政府不要这样做。”罗伯特·布伦纳认为，一旦以债务为资金基础的、人为造成的高消费失去其发展势头，那么将来由于过剩消费所造成的“系统范围内的过剩能力和过剩生产”，将会促使“一个新的衰退或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在许多人看来，1997年到2000年美国所谓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投机的和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繁荣”现在已经造成了经济崩溃并使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消费者和商界的信心已经骤然跌落，而且竞争性的生产过剩造成利润率、投资额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和减缓。由于在美国、日本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以及对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的期望值都有所降低，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80年代早期和7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那样，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正在出现的普遍的全球衰退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投机现象。美国和世界经济在未来的中期阶段将是极糟糕的，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10年或20年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1997—2000年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已经结束。然而重要的问题是，随后由其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现象将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持续时间将会是多久，而且传播的范围将是多广呢？反映高科技股票价格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2000年3月的650点，猛跌到2001年4月的250点，跌幅超过60％。这一下跌掠走1.75万亿美元，并且引起许多互联网、电信和技术行业股票价格的大幅下降。在2000年10月到2001年6月间，许多经济指标出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的第一次下降，或者是最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包括消费者和商界的信心、工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而且，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恐怖主义正在使全球性经济不稳定程度有所提高。
本文试图详细研究在美国经济（将其置于全球体系中）运行中，某个长波的上升阶段在当前是否具有潜在的可能性。我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政治经济学中调节学派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从调节学派的观点出发，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长波理论及其历史渊源，并探索了进入新千年后我们应该作出的选择。本文的第三部分认真研究了可能会促进可持续（长期）的生产率增长的主导的生产类型。第四部分检验了20世纪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费调控模式的性质及其影响，这种模式可能促进可持续的（长期）需求的增长。本文的第五部分认真研究了在增长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形式所起的作用。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调节方式和一个新的长波的上升期？
本文通过使用调节学派的方法，检验了目前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是否一种新的调节模式正在被发展出来的问题。如果一个新的调节模式正处于发展阶段，或者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相当的地位，那么，美国就有理由期待一个长期持续的、总的长波上升阶段的到来，这种上升阶段具有高经济增长率、衰退占次要地位和最低程度的金融不稳定的特点。但如果不存在一种新的调节模式，或者其没有占有相当的地位，那么，阶段性的严重衰退和较大范围的金融不稳定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而且长波的上升阶段也不会在目前出现。当然，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同样还会有其他情况可能出现。
按照许多调节学派学者例如马齐耶（Mazier）、巴斯莱（Basle）和维达尔（Vidal）、泰莱柯特（Tylecote）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新福特主义的技术类型在美国形成，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种技术类型在其他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直都在推动生产率的提高。福特主义的主导技术关系包括半自动组装线流程、批量生产、在大公司中的规模经济，还有油、煤等能源的利用，以及生产的内燃机体系。在一种消费调节模式、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一系列的制度形式形成后，福特主义技术类型和长波上升阶段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种理想的消费调节模式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特别是在美国，它是在和谐劳资关系的背景下出现的，即大的工会组织和商界同意将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在利润和工资之间进行分配。有组织的劳工缓和了工人的反抗，企业则以较高的工资作为对工人的回报，而较高的工资收入保证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消费者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持续支出，并且使郊区、家庭和相关国家活动间形成网络。这也促使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技能在官僚主义的环境下有所降低，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共生发展从而推动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福特主义的积累制度既塑造了一个可持续生产的体系和类型，也形成了一种消费调控的模式，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是如此。这样一种制度缓解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它通过创造高水平的生产率、需求和利润率，保证了资本的再生产。但是，这只是临时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些重要矛盾，而产业和金融之间的矛盾、竞争中的企业之间的矛盾、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矛盾和企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等还需进一步的解决。这些矛盾的解决是通过建立补充福特主义的某些制度性（或结构性）形式来完成的，这些制度形式包括受调控的金融体系、一个两部门合作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
受调控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提高产业利润率，来减少在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提高产业利润率是通过低息贷款、提供内生货币和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基本控制来达到的。一个两部门合作结构，包括大型垄断性企业和小型竞争性企业，这种结构保证了规模经济的效率，因为在这里许多小企业是作为垄断企业的供货商或分包商而存在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通过提供福利和发动战争，以及促进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和教育发展来创造需求，从而弥补了福特主义的不足。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固定汇率和支持国际收支平衡来加强稳定性。同时，美国的霸权还加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强制形成了一个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带有共同的目标的西方联合体。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福特主义的调控模式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和减轻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的严重程度。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福特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开始上升，它对生产率、利润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导致了阶段性的严重衰退和高度的金融不稳定。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可能暂时亚洲的一部分国家除外）都进入了长波的下降阶段。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内，由于技术的成熟导致生产率下降，而且因为工人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所以劳动强度下降了（临时性的）。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其国际领导地位和强制力削弱了。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使其技术优势受创，而且国际收支不平衡促使其采用了更灵活的汇率。由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因为陷入滞胀的困境而受到了人们的谴责。而且日益增长的投机行为和虚拟资本开始充斥产业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造成了负债的上升和金融危机的出现。
这样，持长波调节观点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长波的上升期，而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则处于下降阶段。这种调节模式的分析得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参考周期数据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长波增长阶段的特点是，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36％和4.43％。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变为处于长波的下降阶段，这时年均增长率低于3.34％；而且下降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1％和2.97％。这里的核心含义是，在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总的是处于一个健康的扩张状态，同时伴有轻微的衰退和最小程度的金融不稳定；然而在下降阶段，虽然在短暂的周期中仍然存在一些强势的繁荣，但资本主义经济被阶段性的严重衰退和金融不稳定所困扰。特别是，在长波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平均水平上相对较低，因为增长速度高；而在长波的收缩期间，失业率在平均水平上是高的，因为它会产生更严重的衰退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在世界经济或特定的国家中，是否正在出现一个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制度形式的新型调控模式呢？
本文下面将讨论这些问题。
三、一种新的生产类型和可持续增长的生产率？
对于“新经济”中的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来说，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投资以及商业连接网络的建立。美国的公司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是领先的，而且由于美国得益于最近出现的一次计算机和电子技术革命，所以美国的技术似乎比其他国家更加超前。如果说目前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处在造就一种理想的生产类型的阵痛中，并且领导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它就是美国。生产类型问题包括两个相关的方面：生产的技术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虽然从根本上讲，二者的差别只是侧重点不同的问题。
克雷克姆伯（Claycomb）认为，小批量或中批量生产是这一新型生产制度的关键因素，它使用及时方法进行存货控制，而且供应链管理被更加广泛使用。人们正在利用范围经济学的概念（除规模外，取决于企业或行业）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新型办公系统、产品设计和全面质量管理对于在工作场所采用的最新生产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部门也在提高财务系统的运行速度、增加毛利并缩小编制；企业也正在努力使股东持有的股票价格最大化，因为企业股份的所有权一般都属于大型金融机构或大型公司。阿格利埃塔（Aglietta）近期著作谈到这些。满足多重目标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之间差异提高了制度的灵活性，并有助于削减成本。
一些人相信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即一种新型的技术——经济模式正在出现，或者说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对于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来讲，这一范式构成了“一个以低成本的电子设备为基础的、新型灵活的技术体系”；而对于安德鲁·泰克柯特（Andrew Tykecote）来讲，它是一种“微电子和生物技术类型”。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一种新的技术体系正在完全地和真正地趋于成熟，例如坎特韦尔（Cantwell）和圣安杰洛（Santangelo）、帕帕达基斯（Papadakis）、菲利蒲斯（Philips）等都持这种观点。信息通讯技术显然是这一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存在“一个在生产中强调信息密集而不是能源和材料密集的发展趋势”。佩雷斯（1985）指出，在产品制造工艺中，存在一个去重新设计现有生产系统的趋势，通过重新设计，生产系统的规模会更小，需要活动的部分更少，带有更多的电子控制形式，而且其能源消耗更少。互联网对这些新型生产系统将起到越来越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互联网的用户已经从1993年的500万增长到1998年的1亿，注册网站数量年增长率达到40％到50％。商业与商业之间的电子商务目前占在线贸易总额的90％，而且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们预期它将主导商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网络促进了商业之间的互动，并使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例如在美国的信息和电子行业，出现了具有更大研究和开发投资强度和更高集中度的趋势。在美国，用研究和开发投资额与销售额的比率来衡量的产业研究和开发强度指标，已经由1977年的1.8％增长到1981年的2.02％，1988年的3.2％和1995年的3.77％。在产业研究和开发总额中，信息和电子部门占43.6％，远远领先于其他部门。
隐性竞争能力（tacit competencies）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建立系统稳定的形式。
更加隐性默慧式的知识，在空间概念上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加集中。因为默慧意味着要使发展本地化，其环境更加专一，而且要求更大程度的面对面的互动，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之间，知识的传递更加复杂……知识的传递和吸收呈现出非正式和经验性的特征，这样，在合作团队中，就要求更高和更紧密的互补性的技术能力。例如，许多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就是这样。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理集中性技术部门，都以默慧式的技术为基础，其中包括内燃机车、电厂、办公室和数字处理设备、保洁中介机构、漂白和染色、其他电子通讯系统、蒸馏处理和半导体（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等行业；这也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在这种默慧的和空间集中的环境中，美国比多数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那些过度依赖世界经济的国家，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正因为美国拥有巨大能够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的国内市场，所以它保证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经济增长和新的生产类型。
一些分析家已经开始认为，这种新的生产类型是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最为人性化的体系。进行灵活生产，使企业可以迅速调整生产线，工人们变得具有更高技能和多种技术，生产以“联合”团队为导向，而有利于工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变使工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时人们就会认为生产监督者大量过剩，在生产实践中需要与雇主合作的新型工会组织。而且随着含有新技术的产品价格每年以25％的速度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计算机和其他信息通讯技术产品了。
然而，从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关系角度看，这种变化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复杂的现实。这种新的生产类型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在过去的25年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严重经济衰退的出现、公司规模的大幅削减，以及新技术被使用本身，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企业降低工人阶级对工资谈判结果和生产状况变化的影响能力的手段。美国的经济环境从工人拥有相对较高权利的状态，变成目前资本家手中握有优势权利的状态。同样，目前在美国正在建立的灵活生产系统的作用已经被夸大了，因为在现实中，标准产品、批量生产和泰勒主义的工作方法仍然被广泛使用，实际情况比许多人认为的更普遍。另外，如果以它们发展的方向来判断，企业目前采用的灵活系统、精简生产和建立工作团队等方法似乎更是一个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快组装线速度、减少工人数量和将部件外包的手段。
有些人认为，“新经济”与仅仅改变生产的技术手段不同，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关系。但如果我们将相对固定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模式纳入考虑范围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目前的经济制度仍然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环节都具有阶级属性，资本家为了进一步积累资本和扩大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断剥削劳动，并将其收入进行再投资。正如威廉·塔布（William Tabb）所论述的，“从根本上说，以社会关系为例，目前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什么新要素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技术是被嵌入一系列社会关系中的……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企业更加肆无忌惮地解雇长期雇员，将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将他们的传统雇佣劳动力用临时工和合同工代替，将核心雇员替换为更小范围的新经济的追随者。……在股票市场上高科技股正在日益上扬，其余的则停滞下降，大多数人实际工资不变或下降，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需要弄清，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家和金融媒体对新经济的溢美之词。在技术进步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传统资本主义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变化。”
塔布相信，信息通讯技术与以往的工业革命不同，它不能成功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并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新的生产类型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美国经济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间出现过短暂的繁荣阶段，经历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虽然在此期间生产率的发展状况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在商业部门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在信息技术项目上的大量投资的全面失利，被人们称之为“生产率悖论”。例如，每工时产出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3.3％，在60年代为3.1％（长波上升阶段），在70年代下降到1.9％，80年代为1.5％，90年代为2.0％（长波下降阶段）。这种生产率的变化状况不应该是新的生产类型应该带来的结果，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也发生过在信息通讯技术部门中，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的事实。商业总体生产率只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期间短周期繁荣的高点出现过明显的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现，在考虑了周期因素后，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的生产率年均增长大约只有0.5％（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但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增长率更低）。一些人相信，生产率的测量是困难的，例如在服务部门就是如此。罗伯特·J.戈登（Robert J.Gordon）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短周期的繁荣，所以这使人们相信，信息通讯技术没有像电力和内燃机技术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对提高工商业生产率（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小时产出年增长率的幅度为1.35％，这一增长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周期影响（0.54）、计算机领域资本深化的影响（0.33）、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0.29）和劳动力质量（0.19）。
按照戈登的说法，造成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的一个因素是信息技术，也就是说，在计算机领域的主要创新，例如个人计算机市场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繁荣后，其高额回报率已经开始面临大幅的下跌。其他原因与互联网的独特性有关。例如，互联网主要被用于保护市场份额而与竞争者进行对抗，而不是被用于扩大服务范围。而且互联网只能提供已经存在的信息，而不能从事生产新产品的活动。它通常只是一种选择（服务的复制），是一种通过邮件订单目录而进行的购物活动。最后，大量的互联网只是用于休闲和消费，这反而会“要求”加强对工人的管制。
与戈登的分析一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看起来是（短期）经济周期，正像布朗（Browne）所检测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那样。所以，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上升阶段可能只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期间生产率短期的扩张阶段，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波上升阶段。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生产率增长可以部分地由弗都恩铁律（Verdoorn Law）来解释，同时，还可以用企业迫使工人在上升阶段更加努力工作来解释。按照这种观点，当周期上升阶段变得温和或周期衰退出现时，生产率应该开始下降，而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从2001年第一季度开始，美国生产率增长就是负数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一方面，一种新型的生产制度正在出现，而另一方面，生产率却不能得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所以，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还不能对积累制度或长波上升阶段有充分的认识，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将探讨一个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否积累制度的其他方面，即消费模式，可以通过市场扩张来促进可持续的需求增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