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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1)07-0077-06
美丽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反人民的内战中失败逃台，以及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使台湾与祖国大陆至今仍处于分离状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从1949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根据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形势，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
一、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渡江战役之前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美国正在酝酿“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台湾光复后，美国官方虽表示不介入台湾事务，但在美官员中已开始出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主张。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形下，美国为从中国“脱身”，其决策集团开始考虑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的问题。1948年11月，美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未来做出估计。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征求了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意见后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以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美国对福摩萨（指台湾）的立场报告》，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之手。为达此目标，认为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美国当时还策划了种种分离台湾的方案。一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美军占领台湾；二是与国民党签订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三是蒋介石抵台前，设法阻止蒋介石的流亡政府迁台；四是在台培植亲美代蒋势力。当时美国意属以孙立人和呈国桢二人代蒋（孙吴二人均留学美国）；五是由联合国托管。面对美国种种分离台湾的方案，新华社时评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
其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对此，新华社时评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其三，台湾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正在制造“台湾独立”。廖文毅是“台独”活动的鼻祖，早在1947年“2·28”事件后，廖氏就在香港发起“台湾托管运动”，向美国、联合国及某些世界名人请愿，提出“台湾国际托管和公民投票自决”，“废除开罗宣言”等主张。对廖文毅的行径，时评称：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鉴于以上原因，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藐视一切反动派的决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抓紧进行军事部署。1949年12月31号，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再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由于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台湾当局开始加强推动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能承认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1955年初，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同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周恩来的两次公开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武力解放为主过渡到和平解放为主。
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中期对台政策做重大调整，主要原因是：
一、缓和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避免与美国军队直接作战
鉴于朝鲜战争已使中国经济建设遭受了巨大的影响，如果由于“台海危机”再度导致中美交战，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干扰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停攻金、马，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力图通过同美对话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海紧张局势。1955年2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时称：“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真正努力，中国总是给予支持的。”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喜文时称：“要缓和，那就得坐下来谈。”
二、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
1955年4月西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著名的“4·23”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的这一声明得到了美国的响应，由此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即日内瓦——华沙谈判）。这一谈判从1955年8月一直谈到1970年，共历时15年，谈了136次，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三、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缅甸期间与吴努总理会谈时说：“如美军撤退，我们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以后，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不仅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并且提到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
此时，朝鲜已停战，日内瓦会议又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中美之间的大使级会谈也在日内瓦进行，国际局势出现了进一步缓和的可能性。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不失时机地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关于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好评。中共倡议和平解放台湾与中美会谈，使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迅速得到缓解，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武力解放台湾政策调整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不仅顺应了世界局势的发展，也符合海峡两岸的现状，因而得到世界舆论的肯定。
二、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回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周恩来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概括，就是有名的“一纲四目”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较之1955～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前进了一步，并为“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对台方针推动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对台工作取得了进展，但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对台工作。到了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经过邓小平的精辟论述，形成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此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其要点如下：
（一）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从而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二）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自治应有一定的限度，“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四）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没有而为自己独有的某些权力”。可以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六）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以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传颂的“邓六条”。“邓六条”进一步完善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使其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是处理两岸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处理两岸关系的八项主张
1988年以后，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台湾局势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因素在增长，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继续推进对台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岸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广泛发展，台湾同胞进一步要求实现“三通”；同时，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被打破，从1991年4月起两岸事务性、经济性商谈取得了某些发展；1993年4月“汪辜会谈”的举行，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但两会事务性商谈难以取得实质成果；这证明必须把政治谈判提到日程上来。另一方面不利于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因素也在增长，国际反华势力加紧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加强了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遏制的力度；台湾当局则对既已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展开持续挑战，力图形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局面；岛内“台独”活动猖獗。这一切对两岸关系形成了严重冲击。在上述背景下，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项主张，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江泽民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大力发展两岸关系，推动国家和平统一进程。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八项主张的核心，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要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动。
（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这一主张既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提出了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分步骤进行的思想，极富新意。
（三）大力发展经济交流与合作，加速实现直接通邮、通航、通商，以利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江泽民第一次提出“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干涉中国统一的外国势力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
（五）进一步寄希望于台湾同胞。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经济文化关系，中国政府不持异议。中国政府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保护他们的一切正当权益。“要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的发展，并使其更加具体化，更加丰富。
（六）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七）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这一主张是针对台湾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极具新意。表明我们愿就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问题和除了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以外的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交换意见。
（八）双方领导人以适当身份互访。江泽民首先使用了“我们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大陆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的提法。
江泽民关于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是对“邓六条”的继承与发展，比“邓六条”更具体，更具操作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产生了重大指导作用。
四、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极大的诚意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前提下，表现出了极大灵活性。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郑重宣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这个主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宽广胸怀和极大诚意，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理解和尊重台湾同胞当家做主的愿望。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是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的前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容讨论的；但中国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中，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台湾领导人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是中国共产党两岸关系政策的一个新发展。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各种问题。可以谈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问题，谈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直接“三通”问题，谈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贸关系等相关问题，谈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凭着中国人的智慧，通过对话和商谈，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办法和途径。
对台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表达的信息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领导人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祖国大陆谈，祖国大陆领导人也愿意去台湾，海协和海基会还可以进行接触和商谈，但祖国大陆方面不和任何搞“台独”的人进行谈判。
今年1月，钱其琛副总理在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六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就是海内外广泛传诵的有关两岸关系的著名三段论。外电评论认为，钱副总理的这个讲话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更加务实，更具灵活性。两岸从交流走向统一，当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但只要承认我们同属一个中国，那么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对台湾同胞意愿的尊重。这不只是对海峡两岸哪一方有利，而是对两岸同胞乃至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都有利。
“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中国共产党可谓是仁至义尽，台湾地区领导人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统一。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违反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的统一事业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泽民主席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庄严宣示：“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不管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和所有中华儿女，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一定能够实现。”
收稿日期：2001-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