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险与超越：庄礼伟“人之共同体”建构及其“东南亚研究”
张 云
[摘 要 ]探索、历险与超越的学术生命是学术研究中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庄礼伟是一位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他的“人之共同体”的建构是一种行走地球的生命、思想和行动的结合。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其叙事方式、研究方法、文本书写和学术传播别具一格，他的思想维度与精神世界超越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东南亚的范畴。从“地球屋檐”到“天人秩序”，庄礼伟坚持一种被现代世界政治“放逐”的“去中心”、“非国家”的学术视角，在见“国家”不见“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独树一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人类理性的必要制衡，庄礼伟的学术生命渗透着一种对人、国家和天下的最朴素的爱和对大自然“规训”的敬畏，代表了一种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欠缺的对“天人共存”的宇宙伦理的坚持。
[关键词 ]庄礼伟; 人之共同体; 东南亚研究； 国际关系
前 言
自欧洲的现代学科划分产生以来，知识的生产越来越远离人类自身的经验与实践，科学化、专门化的作业方式异化了知识生产者作为“人”的心性与生活体验，人文社会科学终极关怀的功能越来越弱，“民族国家”分割的学术研究几乎将人文社科研究变成了分门别类的工业实验与机械生产的翻版[注] 自18世纪以来，科学日益走向神坛，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越来越呈现加速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标准科学化、作业流程化、研究模块化和学者原子化成为一种趋势，这离人文社会科学对真善美的原初目标越来越远。 。学术研究的主体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越来越分离，学术研究越来越工具化，学者越来越原子化。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再次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的重大挑战，AI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越来越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如何使其自身心智创发出来的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意义和价值持续下去？包含人类灵性、价值观念和社会公益的“人文”何以“化成天下”？作为学术研究者，如何解答上述问题？庄礼伟是集探索、思想和行动于一身，融学术研究、社会体察和时事评论为一炉的学者，用自己的学术人生和专业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描述庄礼伟对“人之共同体”的学者建构与社会实践，并探讨其东南亚研究的特点，以表达对庄礼伟作为探索者、历险者和超越者的深深敬意和永久怀念。
一 历险的东南亚学人
人类早期首先面对的是大自然，探索与冒险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知识生产来说，探索和冒险是获得新经验、创造新知识的重要途径。20世纪初，曾在香港、越南、柬埔寨有过各种冒险经历的法国评论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33年在其著名小说《人的命运》里曾说：“如果没有冒险的生命，那么，‘人’的尊严何在？”[注] 值得玩味的是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命运》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中文本参见〈法〉安德烈·马尔罗著，李忆民译《人的命运》，作家出版社，1988年；法文版见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Éditions Gallimard,2010.安德烈·马尔罗曾于1925年在西贡创办《印支报》(L ′Indochine ),其远东经历参见Walter G. Langlois, Andr éMalraux :The Indochina Adventure ，Praeger,1966;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Éditions Gallimard,20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学术自传的“跋”中也把探索和冒险精神作为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学术生命的特质[注] Benedict Anderson,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Verso Books, 2016，Afterword，p.133.。历史证明，那些勇于在东南亚地区探索的学人的确推动了东南亚的历史进程，他们冒险的生命是东南亚社会演进的一部分，也应载入史册。
社团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在德育方面具有导向功能。具体地说，它具有示范、导向、凝聚、扬弃、创造、约束、熏陶、平衡等多方面的功能[3]。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将社会要求的人生态度、价值理念、评价标准等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自觉，从而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然而，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同价值理念、评价标准在社团内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要想使每位成员能够产生约定俗成的文化认同感，必然要求文化价值导向、文化心理机制与学生精神世界的统一。
1512年，在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航线十多年后，一位药剂师出身的葡萄牙学者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随船到达马六甲，历尽艰辛，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一带收集香料群岛的本土资料，在经历了各种风险之后，他写出了一本关于东南亚贸易的著作——《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根据国际学界所能发现的已有文献资料，这本书是欧洲人最早的关于东南亚的记录，皮列士也应该是欧洲人实地调研东南亚的第一人。根据相关资料考证，皮列士后来作为葡萄牙派出的使者试图与正处于正德年间的明朝政府沟通商贸之事，在经历种种曲折后，遭监禁、发配直至病逝。尽管历史学家不能确定他卒于何时何地，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皮列士长眠于中国南方，再也没有回到葡萄牙[注] 皮列士的手稿写于1512—1515年，后在1944年被重新发现，具体参见Cortesão Armando，The Suma Oriental of Tom é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Routledge, 2017；中文翻译版参见〈葡〉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859年的冬天，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来到中南半岛，原本计划进行一系列植物、动物探险考察并收集动物标本。1861年1月，在藤蔓遮蔽的原始森林里，亨利·穆奥无意中发现了宏伟的古庙遗迹，这就是古高棉帝国的吴哥城旧址。正当他对这个神奇的发现继续探求之时，不幸在丛林中感染疟疾，于1861年11月10日发病身故。他的游记后由其弟弟查尔斯·穆奥(Charles Mouhot)整理为《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在欧洲出版[注] Henri Mouhot, Travels in the Central Parts of Indo -China :Siam ,Cambodia ,and Laos ,During the Years 1858, 1859, and 1860，Lulu. com, 2016.，欧洲人由此第一次知道这个曾经在中南半岛辉煌一时的神秘国度[注] 关于吴哥窟的发现，学术界有争议，爱德华兹·彭妮认为：历史应该去欧洲中心化，吴哥窟本来就在那，亨利·穆奥并不是发现者，而是第一个看到和记载吴哥窟的西方人。相关参考见Edwards Penny，Cambo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 1860-1945，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3．不同病理分级NEN的SCGN、CgA阳性表达： G1、G2、G3级NEN中SCGN阳性表达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8.472，P=0.018，表2)，其中G1与G2级、G2与G3级NEN的SCGN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G3级NEN的SCGN表达率显著低于G1级(秩均值：13.67比24.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506，P<0.017)。不同病理分级NEN的Cg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5.1 村民委员会建立“老年之家”。为了不让空巢老人感到孤独寂寞，实现该村空巢老人“老有所乐”的局面，村委应在现有条件下，整合各种资源（如无人管理的房屋租赁所得租金、在外工作子女资金支持、外来养殖户缴纳的土地使用费等），为老年人建造可以满足休息、临时住宿、吃饭、娱乐等需求的“老年之家”。例如，聊天娱乐室可以为老人提供有线电视、棋牌、图书、广播和报纸等，并且要定期开展文化健身活动，让老人有可以聊天的地方、有场所倾诉和倾听、有娱乐的场地，从而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使其心理上自立，也能从生理上自立。这样有利于老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他们积极寻找精神寄托，让自己积极投身于社会。
面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刺激下知识界涌动而出的宏大叙事，庄礼伟并没有卷入其中，而是依然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的学术研究更多聚焦于东南亚，这既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也与他“非国家”的学术情怀和“自我放逐”的“去中心”心态有关[注] 庄礼伟1989年7月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在北京市青云仪器厂工作一年后，于1990年9月进入北大亚非研究所攻读硕士，师从印尼归侨、著名东南亚学者梁英明先生，1992年7月，到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工作，在专业研究上正式进入东南亚研究领域。庄礼伟的北大博士同学张胜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举办的庄礼伟追思会上说到：庄礼伟一生追求边缘化，不希望自己的事情成为聚焦对象，是一种“自我放逐”。庄礼伟早前默认了老同学的这种说辞，这种“放逐”也体现在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东南亚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原本是一个偏门、冷门，庄礼伟正是从这种“边缘地带”出发，来探索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价值。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索中，他把非主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看作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同步的修补、在场的制衡以及一些必要的颠覆”。在他的东南亚研究中，在反思了“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叙事与论述。正如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说，“边缘”正是观察“中心”的最佳位置。具体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庄礼伟的东南亚研究是一种“地球屋檐”下对东南亚的俯视，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学术建构和社会实践，是身体、思想与行动在东南亚研究上的结合。在他看来，亚洲没有高度，在地球的屋檐下，人们都得低头。从流散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到“佐米亚”高地的流民，再到马来西亚的本土原住民，庄礼伟用双脚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独特的人文扫描。当然，他的“人”的视角并不影响他对东南亚研究的理性思考。在东南亚研究上，庄礼伟同时也展现了一名专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素养，有诸多深邃的学术洞见，具体体现在他关于区域、国别的学术成果、学术随笔和时事评论上。
2015年12月13日，正当第一届“亚洲东南亚研究会”(SEASIA)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之际，印尼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东爪哇的学术旅行中，于玛琅市巴图的一间酒店里意外逝世[注] 根据知情人的消息，安德森当晚走的时候很安详。他也曾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时日不多，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自传。在印尼逝世，虽是意外，但却似乎是他心愿所在，他的遗体在泗水火化，骨灰撒入爪哇海。详见《雅加达邮报》2015年12月13日相关报道，https://www.thejakartapost. com/news/2015/12/13/indonesianist-benedict-anderson-dies-79.html，关于“亚洲东南亚研究会”(SEANAIA)，参见https://seasia-consortium.org 。安德森出生于中国昆明，生前在康奈尔大学从事东南亚研究，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后殖民主义”学术大师，他把国家看作是通过印刷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开创了研究民族主义的新范式[注] 具体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 2006.。安德森本来是研究印尼的语言学家，由于1966年对印尼“9·30”真相的坚持，被禁踏入印尼地界32年，直到1998年苏哈托倒台。不过，所有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限制他对东南亚研究的好奇心和热情，最终他与他深爱的研究对象永久共存[注] 安德森在其回忆录中对印尼政府禁止入境的细节做了说明。实际上，在印尼驻伦敦大使阿杰将军(General Adjie)的帮助下，安德森于1972年通过其他渠道又进入了印尼，被发现后，很快又被赶出，直到1998年再次踏入印尼土地。关于安德森的印尼和东南亚研究，参见Benedict Anderson,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 ，Verso Books, 2016.。
庄礼伟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全球扫描式的局部聚焦，具体到东南亚，是一种本土化的实地考察和学术探索，这都源于他对“人”的原初理解和对国际关系的人性洞见。其中，“共同体”意识是其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理念。根据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的研究，共同体的建构即“共同体化”应该称之为一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上或传统上)的共同属性上，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其价值合乎理性地以信仰自己负有责任为取向，其目的合乎理性地以期待合作者的正直诚实为取向[注]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0-71页。 。基于这种“社会化”的价值和理性的双重取向，庄礼伟成为各类不同的共同体的建构者和实验者。庄礼伟曾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的话来阐释自己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小岛一样独自存在……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用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注] 庄礼伟：《全球互动:现实困境与未来期待》，《南风窗》2004年第22期。 他认为：共同体具有许多类似于“社会”的属性和风尚，如守望相助、扶弱济贫、共同协商、“一起工作”，它有着越来越多的共有的理念、共守的规范、共享的利益，以一张互助共居的、连续的社会之网柔和地覆盖在碎片化的国家断裂自助格局之上，以期达致人类的自我救赎[注]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
东南亚是一个介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由亚欧大陆东南部向南延伸的半岛和群岛构成，域内多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雨水充足，沿海地带多惊涛骇浪，半岛地带地形复杂，多雨林，多岩洞，礁石林立。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在这里交汇，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先后在这里扎根，有几千个民族或族群在这里居住[注] 关于东南亚的民族分布，参见Robert Knox Dentan, “Ethnics and Ethics in Southeast Asia”, David J. Banks,eds., Changing Identities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Walter de Gruyter, 1976, pp.71-81；周建新：《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划分及相关问题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正是东南亚这种大自然赋予的奇特景象和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学者加入到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中来。早期关于东南亚的中文记录在东方大多来自于法显高僧这样的宗教人士，或是中国南方的猎奇文人，当然也有少量的派驻官员；欧洲文献则来自于商人、传教士和航海家等海洋文明最早的冒险者。东南亚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仅仅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但由于东南亚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地理风貌、族群分布和人文特征吸引了全世界一流的“去中心”的学者的参与，东南亚研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也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注] 关于“东南亚”的概念的权威考证，参见Donald Em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5，No.1,1984, pp.1-21,庄礼伟也做过零星的考证，具体参见庄礼伟：《亚洲的高度》，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5页。在2017年的一次讲座中，庄礼伟又给出了关于东南亚概念的新的证据，认为“东南亚”一词最早是美国牧师、教育家霍华德·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在1837年首先使用，德语学者在1890年代开始使用“东南亚”这个概念，这与新加坡华人学者王赓武的判断基本一致。王赓武对东南亚概念的理解具体可参见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5-117页。。
再次，是“人文共同体”和国际关系“人”的共同体。在广州，他参与了诸多共同体的建构，其中，有一个是广东人文学会。在于光远、任仲夷和袁伟时等老先生的支持下，2003年，他与广州学界同仁发起成立广东人文学会并任副会长，庄礼伟称其为“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民间社团”。成立广东人文学会时，他认为：“广东人文学会是一个关注‘人之权利’和‘人之提升’，关注社会之完善和个体之完善的公民社团，是一个持有共同价值观的朋友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工作的平台”，其目标是为了“人的中国”[注] 庄礼伟：《广东人文学会成立感言》，2003年11月23日，http://bbs.tianya.cn/post-no01-78105-1.shtml 。后来，他还曾发起过一个“广州是否应该有一个梁启超路”的讨论[注] 庄礼伟：《广州可不可以有一条梁启超路》，李海华主编《南都评论(2010年度精选)》，广东南方报业出版社，2010年。 。在他和他的学生中间，也有一个教学相长的知识探索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里，庄礼伟与学生是亦师亦友的知识探索的同侪关系，在课堂授课、校园漫步、爬山夜行和毕业游学中，他和学生一起阅读世界，观察社会，探索地球，创造新知。他指导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从古希腊的神话到东南亚的曼陀罗，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到非政府的国际乐施会，再到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注] 具体参阅庄礼伟指导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论文，如罗玉颜：《神话、喜剧与政治——古希腊公共生活探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本科学位论文，2006年；闫钟芳：《国际乐施会蓬勃发展的原因分析》，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本科学位论文，2006年；冯兆波：《日常生活层面的全球治理：理论建构与案例展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马立明：《跨国情境下的底层抗争策略——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在庄礼伟的指导下，吕振纲的博士论文选题后来由“东南亚曼陀罗”换为“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体系”，具体参见吕振纲：《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罗曼谷王朝为中心的考察》，《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吕振纲：《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包罗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去中心”的、非主流的诸多个案，深入探究一个个“非政府”、“非国家”的“人之共同体”。
二 庄礼伟与“人之共同体”建构
2018年12月17日晚，一位来自中国暨南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庄礼伟，经曼谷转机来到金三角地带的泰北清莱府，第二天要参加皇太后大学社会创新学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入住拍凤裕庭路旁的普法瓦瑞酒店(Phufa Waree Chiangrai Resort)后，庄礼伟在酒店对面的小摊档体验了一下当地的小吃，返回酒店时，不幸遭遇车祸，意外逝世。在庄礼伟的遗物里，有两本准备与泰国同行交换的《东南亚研究》杂志。庄礼伟的东南亚研究始于对东南亚“亚洲价值观”的“诠释”，后来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笔下包括泰北金三角地区的“佐米亚”(Zomia)充满“香格里拉”式的好奇[注] 关于“高地东南亚”的概念“佐米亚”(Zomia)，参见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us Press, 2010；关于“香格里拉式”好奇的解读，参见庄礼伟：《“香格里拉”在炒作中的崩塌》，《南风窗》2005年第22期；庄礼伟：《“香格里拉学”中的索隐游戏》，《南风窗》2006年第1期。，对“物质主义”带来的人性堕落一直保持高度警醒，对佛教的人文关怀和价值伦理颇有领悟。最终，由于一场车祸，他长眠于泰国北部这个佛教文化浓郁的城市。
首先是他作为个体的“人”来研究、建构和实践“人类共同体”。庄礼伟既是一位国际关系学者，也是一位“全球公民”的实践者。“在通往世界联邦、世界社会的漫长路途上，人类寻找着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各种机制、动力和支撑。”[注] 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作为公共知识的生产者，庄礼伟在《地球屋檐下》一书中“我们联合国人民”、“我们亚洲人民”的呼吁，是其作为政治学者参与建构人类美好社会的内心的呼唤，他的生命和他所从事的职业就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善”。庄礼伟认为：“人类在利益、风险方面的普世性互动，已大致是一个事实”[注] 庄礼伟：《全球互动：现实困境与未来期待》，《南风窗》2004年第24期。 ，在情感、价值方面的普世性互动尚有待实现，人类共同体“意味着这样一个跨国的共同社会空间，不同国家的人民为共同的利益关切、情感关切而展开‘人民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跨国的共同行动网络，乃至形成一套普遍的共同价值体系。”[注]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庄礼伟把中国原有的“天下”概念作为一个共同体概念来更新和推广，如：他在本科教学中草创的由学生来做主角的“天下论坛”和粤港澳高校国际关系论坛，用一种“共同体”的柔韧性悦纳和孕育来自不同个体的“人”的智慧[注] 庄礼伟对“天下”概念的使用只是借用和更新，与国际关系学界一度热论的“天下观”、“天下体系”里的“天下”是不一样的，庄礼伟也没有参与这种讨论。他在暨南大学草创的“天下论坛”，原本来源于课堂，主要是服务于学生；而他曾在《南方周末》等媒体编辑的以“天下”为名的版面，亦旨在提供一个探讨国际和时政的“百姓”舞台。 。
总之，社交电商是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在流量为王，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社交电商通过裂变带来的流量池无疑是传统电商转型改革的一条出路。
但对于重庆市医院成本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重庆九院”）原院长张培林来说，科学合理地实行成本管理早已练就得游刃有余。张培林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十五年前，重庆九院从市属变区管后，面临“缺品牌、缺人才、缺硬件、缺资金、缺政策”的困境，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例：1997年至2011年，政府财政投入占重庆九院总收入的4.93%，远低于全国平均数10%、重庆8%。在区域内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重庆九院不得不走低成本支撑差异化发展模式，倒逼时任院长张培林拿起了经济学书籍，开始自学成本管理。
其次，通过传媒平台，他与读者结成一个“智识共同体”。庄礼伟曾任《南方周末》“天下版”编辑、《南风窗》时政编辑、《看世界》杂志顾问、《市民》杂志顾问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体的国际评论主笔。在与读者的互动中，庄礼伟更在意深山僻壤的乡野老农和引车卖浆的市井平民的声音，善于发现普通读者和非专业人士的“高明”之处。他在《地球屋檐下》一书中把普通读者关于20世纪大事的排行置于全书的第一篇，以示敬意。在他所编的《漫画地球村》(上下册)里，他以全新的形象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与那些有图式思维的人结成共同体，甘愿做漫画家廖冰兄的政治宣传员，推动建立一个共同认知地球和世界政治的读者共同体[注] 具体参见庄礼伟主编《漫画地球村》(上下册)，广州出版社，2000年。廖冰兄，中国漫画家，详见朱松青《廖冰兄——一部浓缩的中国漫画史》,《美术观察》2007年3月。 。
多元多样的东南亚作为一个场域的存在既挑战了亚洲古老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挑战了源于欧洲的现代学术研究。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东南亚研究充满着挑战既有智识的乐趣，当然，对研究者来说，也是一场场学术的历险。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特的多元文明社区，是典型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在欧美引领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衰败迹象之时，在文明冲突加剧的时代，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的多元多样性价值究竟何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詹姆斯·斯科特、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王赓武、安东尼·瑞德(Antony Reid)、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深耕东南亚，从各自的视角已经给出了答案，并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区域研究的学术高地[注] 客观来讲，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国际学界的东南亚研究存在一定的脱节，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目前还只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东南亚研究。2016年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问题导向越来越明显，政策性研究越来越多，基础研究薄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也鲜有学者能真正参与到东南亚“学术高地”的对话中。关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述评，参见孙来臣：《中国东南亚研究述评》，《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在林林总总的学者队伍中，来自中国的学者庄礼伟的研究是非常独特的。在东南亚研究上，庄礼伟是坚持独立思考的学者，目前来看，他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上的学界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庄礼伟东南亚研究的叙事方式、研究方法、文本书写和学术传播，在中文学术圈中别具一格，他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探索和知识普及的意义，他关于东南亚的随笔与时评是跨专业、跨学科和跨地域的，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东南亚乃至欧美的华语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力。
最后是学术研究的共同体。除了他和一同入校的北大1985级同学之间后来更多由“符号语言”凝聚起来的跨专业、跨行业的学术共同体，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庄礼伟还和同事致力于与国内高校的同行建构一个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逐渐扩大到东南亚国家，慢慢形成了一个中国—东南亚的无国界的学术网络。庄礼伟积极参加与东南亚研究有关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守护这个学术共同体，并逐渐与国际学界一流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建立联系。在离世之前，他还亲赴云南昆明追思东南亚研究的前辈贺圣达先生。在这个学术共同体里，庄礼伟享受“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快乐，与学界同行一起耕耘着这片土地。
人类的进步，起初是源于对安全的需求[注] 关于人与安全，参见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Ecpr Press, 2008.，从个体到群体单位的形成，“共同体”是人与大自然互动形成的最原初的避难所。从家庭、部落、族群到非国家行为体，人类智慧曾被证明能够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民族国家是暂时性的假定 ，即便这个‘暂时’仍然很长,但绝不是永久不变的和封闭式的。”[注] 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政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人类存活了这么多年的事实说明人类具有强大的选择温和共存的善念”，庄礼伟和他的共同体实验正是这种天人秩序在地球上的体现，是“爱自己、爱智慧、爱人类”的人文价值的彰显，是完善、提升个体与社会的原始动力。当然，他有很多未竞的“共同体”，如：关于全球南方，关于非洲，关于灾难中的儿童……
在区域研究方法上，庄礼伟有诸多独到的创见。如：他主张对区域研究文献进行回溯式阅读。在吸纳新加坡学者吴明兰(GohBeng-lan)关于区域研究的观点后，他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关于跨越学科壁垒、跨越西方—非西方权力等级的一个区域的综合性知识，将区域客体化的东方视角，无法真正理解一个地区[注] 吴明兰的相关观点参见GohBeng-lan, “Disciplines and Area Studies in the Global Age Southeast Asian Reflections”, GohBeng-lan,eds., Decentring and Diversify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Region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p.1.。受爱德华·萨义德“对位”阅读与“对位”研究的启发，庄礼伟认为：应从被殖民者(被研究者)的视角对区域研究文献进行回溯式阅读，从而呈现出隐藏于其中的权力中心主义的心态与目标[注] “对位法”是在音乐创作中使两条或者更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的技术。萨义德关注的是东方被认识的方式，其对位法(contrapuntal orientation)是联系性思维，在方法论上都向文本外部拓展，注重事物间的联系，把作者与作品本身结合起来。根据萨义德的“对位”理论，在对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将历史背景与文本结合起来，将文化与文本结合起来，通过对作者跨界的深层生命体验的整理，挖掘出作者在面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时本来的态度。具体参阅〈美〉爱德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关于庄礼伟对萨义德的解读，参阅庄礼伟：《萨义德：内心战争》，《南风窗》2005年第18期。 。在东南亚研究中，他还主张将文化研究与比较政治相结合，反对“人”和“国家”的无差别的叙事，要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体现出来的精神做双重阅读和解构，来回应源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民族国家”史观和政策分析向度。
三 庄礼伟的东南亚研究
1967年2月21日，美国著名的法裔政治学者和印支问题专家伯纳德· 法尔(Bernard Fall)在越南承天顺化“殇之街”(Street without Joy)的战地前线考察时，不幸踩中地雷，遇难身亡。伯纳德·法尔遇难时是美国霍华德大学的国际关系终身教授，也是当时权威的越南问题专家。他曾经作为一线亲历者观察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并在前线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越南政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行政》的调研[注] Bernard B. Fall, The Viet -Minh Regim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No.14，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6.。法尔最著名的著作是1961年的《殇之街》[注] Bernard B.Fall, Street without Joy :Insurgency in Indochina , 1946-63，Stackpole Co., 1963.，该书以其前沿视角、生动的报道和细致的分析，描述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给交战各方带来的痛苦和煎熬。在美国政府加大对南越的介入之前，该书明确地警告美国发动第二次印支战争将带来的灾难。然而，美国最终还是陷入越战泥潭，伯纳德·法尔也不幸在第二次印支战争中倒在这个东西对抗、南北角力的以他的专著命名的街道上。
1.作为区域的东南亚研究[注] 庄礼伟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区域研究”的论文，但他在东南亚研究中总结出诸多区域研究的规律和特征，本部分由笔者根据庄礼伟的讲座及多个场合的学术讨论整理而成。
“区域是比国家更具伸缩性的社会历史单位，区域治理是基于世界地理特征和族群分布而进行的一种以区域为单元、以善治(good governance)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注] 张云：《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个体的人与不同人的团体都是区域社会中的基本单位。关于区域概念，庄礼伟认为：区域是地球上特定地域的人构成的“价值互动”和“价值共享”的共同体，不应该有太多国家边界的限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区域不是独立的，是大国争霸、冷战的产物，现在区域在追求自主性。冷战并没有禁锢住历史的发展，相反，今天世界的许多事物(在经济、政治、社会、艺术等各方面)都是在冷战时期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例如东盟。区域发展的动力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区域研究既要重视“超国家”的整体性研究，也要注重对不同国家内部的区域的研究，例如：印尼的爪哇岛和外岛，马来西亚的西马与东马，泰国的中北部和南部，缅甸的穆斯林区域与佛教徒区域，中国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及由跨界族群所组成的跨国区域。如同全球化要适应地方，注重差异性一样，国际关系研究也必须适应地方,注重差异性。例如，大国对阿拉伯地区的政策研究，要知道自己正在尝试进入一个独特的区域社会。
神经梅毒是苍白螺旋体感染人体后出现的脑脊膜、血管或脑脊髓实质损害的一组临床综合征，是晚期梅毒全身性损害的重要表现［1］。造成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对长期从事此类患者治疗和护理的医护工作者造成精神压力。因此，对此类患者的安全防范和医务人员的自身防护也已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现将我院建立神经梅毒病房的安全防范措施与管理报道如下。
关于东南亚研究，庄礼伟认为：“东南亚是一个有共同律动的区域社会”，“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差异性都是存在的，它们都源于东南亚在地理、物质、社会方面的长时段结构性因素。”因为有了制度化的区域合作行动，东南亚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乃至构成一个集成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东南亚社会形态相似性与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探索，有助于东南亚构建其“自主的区域特性”和“自主的历史”，东盟区域社会的“大屋顶”建设，正是这种“自主的历史”观的重要实践[注] 参见庄礼伟：《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他认为，中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在历史与社会方面有一个连贯的区域整体性，并对这样的区域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
2.作为国别的东南亚研究
庄礼伟的东南亚研究是一种整体的全景扫描式的研究，他对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有研究，对马来西亚研究明显着力更多。庄礼伟的马来西亚研究源于他的硕士论文《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后来他在博士论文《“亚洲价值观”：东南亚的诠释与实践》中对马来西亚历史、宗教与文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注] 详见庄礼伟：《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992年；庄礼伟：《“亚洲价值观”：东南亚的诠释与实践》，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庄礼伟：《“亚洲价值观”：东南亚的诠释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 。2000年以前，他注重从价值、文化与社会层面来剖析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深层社会根源，把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后殖民地”亚洲国家的典型案例进行考察[注] 具体参见庄礼伟：《亚洲的高度》，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85-104页，第432-442页。李晨阳认为：庄礼伟是国内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对亚洲价值观“真相”进行全面阐释和反思的学者，具体参见李晨阳：《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亚洲价值观》，《亚洲语言文化论丛》第21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 。庄礼伟著名的关于“亚洲高度”的论述就源于位于吉隆坡的摩天大楼——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双塔(Petronas Twin Towers)[注] 关于亚洲高度的讨论，参见庄礼伟：《亚洲的高度》，《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5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他开始更多关注马来西亚的政治动向、社会变革与普通百姓的关系[注] 庄礼伟通过对马来西亚多年经济指标和数据的追踪，发现私营企业活力不足和基尼系数过高是马来西亚陷入发展瓶颈和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认为学界的“中等收入陷阱”论是一种偷懒行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种表象，认为比较真实的数据应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参见庄礼伟：《对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考察》，《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2010年以来，庄礼伟陆续撰写了《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阿拉伯之春之外的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前夕的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的终结?》、《马来西亚竞争型威权体制的走向——以选民结构为考察视角》、《社会中的马来西亚国家：意象与实践》和《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等重要的学术论文[注] 相关文章分别发表于《东南亚研究》的2011年第4期、2012年第2期、2013年第4期、2014年第5期和2015年第5期，《1960—1970年代中国政府对“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一文收入2015年《砂拉越参组大马50年研讨会论文集》，未公开出版。 。在相关论述里，庄礼伟通过实地调研、冷静观察和理性分析，尽力描述研究对象的客观属性，对马来西亚的社会动向和变革可能做出有根有据的判断。他提出了“裙带资本主义”和“竞争型威权体制”的概念，对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做出了具有穿透力的分析[注]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分析，详见庄礼伟：《亚洲的病痛——剖析“裙带资本主义”》，《南风窗》2001年第6期。 。他的研究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在海内外知识界广受欢迎。在遇难的十多天前，他还应澳门特区政府邀请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做了题为“马来西亚：南洋烟雨中的多彩之邦”的学术讲座。他对马来西亚的形势报告和时事判断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如:1995年底，他在一份关于马来西亚经济问题的内部报告中，预见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危机，两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证实了他的判断[注] 该文撰写于1995年底，属于内部研究报告，1996年8月份公开发表，1997年该文受到重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经济》1997年第2期全文转载。具体参见庄礼伟：《马来西亚当前经济的若干问题》，《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4期。 。
庄礼伟的马来西亚研究对今天学界日渐流行的区域国别研究有重要启示。他认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避免把国家当作无差别的物体带入国际关系的一般公式。在区域与国别的视角下，将会看到国家都有自己的个性，有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差异化的行为模式。区域与国别的特殊性、差异性将会挑战国际关系的既有解释，如：关于合作、冲突与制度。区域与国别视角的研究既要加强对小国、弱国和失败国家的研究，也要加强对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性的研究，例如：资本主义的亚类型、威权主义的亚类型。
除了菜鸟、京东这些本属物流行业的大企业之外，非物流出身的企业也开始大摇大摆地进入物流市场进行并购，而且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
3.作为随笔与时评的东南亚研究
“纯粹的学术研究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工作，但作为社会的成员, 知识分子不能回避其社会责任。”[注] 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政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庄礼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思想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是岭南学界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专家之一，其评论手法、文本特征和叙事风格更多体现在他关于东南亚的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里。他的随笔与时评有四个特点：第一，注重历史考证。庄礼伟有很强的史学功底，历史典故和历史情节信手拈来，历史是他最大的素材库和资料源，对西贡小姐、马六甲海盗、阿布沙耶夫游击队员……背后故事的挖掘都体现在他的叙事文本里。第二，注重实地调查。在胡志明市的街头，在砂拉越的古晋国际机场，在马尼拉的贫民窟，在柔佛州居銮的选举现场，在加德满都的“黑店”，在曼谷和清莱的庙宇里……都有他在东南亚第一线和拷问人性的边缘行走的身影。他的随笔和时评往往从自己经历的故事开始，要么证伪，要么立论，娓娓道来，逐渐呈现所要论述的人与舞台、小故事和大时代。第三，注重面向大众写作，与大众交流，尽可能地介入公共领域中的知识建构和价值论争。“面对公众，知识分子不仅要传递知识，也应当传递价值，成为人类基本价值的捍卫者。”[注] 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政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感同身受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普遍属性之一，庄礼伟从平民生活、旅行笔记等微观的、个人化的视角来观察、叩问宏大的政治问题。与见“国家”不见“人”的主流视角与理念相比，他坚持研究“物”与研究“人”的区别，东南亚的街头商贩、乡下农民、城市打工族、寺庙僧侣……都是他价值共享的对象。第四，从具体的人、人心、人性、人文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政治。庄礼伟“比较关注宏大政治对普通人的影响，关注世界政治丛林法则下弱者的命运；同时也关注普通人对宏大政治的质疑和干预，注重从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的视角、从人道主义和绿色主义的立场来解读和评析世界政治。”[注] 庄礼伟：《前言》，《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他关于东南亚的评论客观而富有洞见，在知识界广为传播，给普通百姓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平面媒体影响力强盛、电子媒体尚未流行的年代，很多读者正是通过他在《南风窗》《南方周末》等专业媒体和网站的评论来认识和了解东南亚，他的时评在港澳台和东南亚也广为流传。庄礼伟认为：分析政治，需从复杂的人性开始，并且重要的是，正因为人性的复杂，任何一种倾向的分析都不要走得太远，要注重“形成源于人初，向往美好，反对粗暴的人类共识。”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生存在一个悲观的世界里，而是要对强权对人性的可能碾压保持警醒和制衡。他对所谓的“大人物”的评论常常入木三分，如：对菲律宾“埃斯特拉达”现象的挖掘，对李光耀作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评论，对马哈蒂尔政坛“老巫师”的深邃观察，对基辛格“老狐狸”个性的剖析，把一个个强权人物的行为处事和权力游戏展示在读者面前[注] 具体参见庄礼伟：《李光耀：执迷不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原创于2015年，详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328/17/9785993_458747407.shtm,2019年1月8日；庄礼伟：《“老狐狸”基辛格的终极野心——评基辛格91岁新著〈世界秩序〉》，详见http://dajia.qq.com/blog/402868102423417.htm，2019年1月8日。关于庄礼伟对马哈蒂尔的评论，参见庄礼伟：《马哈蒂尔医生》，《世界博览》1997年第1期；庄礼伟：《父子关系的终局》，《东方艺术》1999年第1期；庄礼伟：《马哈蒂尔的困境》，《南风窗》2002年第14期；庄礼伟：《政治“巫师”马哈蒂尔》，《时代人物》2018年第3期。 。这样，他就能站在东南亚“人”的立场上，与东南亚“人”感同身受，如：一起反对“裙带资本主义”，一起推动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庄礼伟展示了一位来自中国的人文主义者对东南亚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理解、同情与热爱，正是他这种“行走东南亚”的学术、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人文交流”——即人民之间(people to people)的沟通、理解与尊重。
结语：从“地球屋檐”到“天人秩序”
庄礼伟既不是书斋式的“象牙塔”学人，也不是科层学科分类下的学术工匠，在学术研究中，他既是学术活动的主体，也是客体，是一位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学术行者。庄礼伟的思想维度与精神世界已经超越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东南亚的范畴，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渗透着一种对人、国家和天下的最朴素的爱，代表了一种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欠缺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秩序”的持守，这原本是来自《易经》的古老智慧。庄礼伟常用的“天下”一词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一度热议的“天下体系”，而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屋檐下”[注] 关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及相关讨论，国际关系学界也多有误读，相关论述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9期；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赵汀阳：《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对当前一些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这种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注是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既往经验中挖掘出来的人类智慧，德裔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关于“世界国家”的目的论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关于“世界社会”的构想，也都做出了未来建构。尽管这种国际关系研究的“理想主义”受到质疑[注] 具体参见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9, No.4, 2003, pp.491-542,中文翻译版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关于英国学者的“世界社会”建构，参见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47.No.3,1993,pp.327-352；苗红妮、秦治来：《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巴里·布赞对英国学派的重塑》，《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唐世平从演化理论来论证，认为温特的“世界国家”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详见Tang Shipi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10, pp.31-55.，但正如赵汀阳所说“假如世界拒绝理想，终将失去精神意义”[注]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对当前一些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在一个纯粹物质化的世界里，人类将彻底溃败。由于中文知识界的理论研究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追赶世界潮流，以至于在知识权力的追逐中迷失了“人”之本初[注] 陈乐民先生认为：“国际问题的研究需要叩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的大门，因为它需要文史素养和思维上的支撑与丰富，以便使国际问题的研究同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然而，2000年以来的学科发展表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远离人文学科，更加趋向工具理性。王赓武对此亦有评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中国并不能反映现实。关于陈乐民的观点，参见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王赓武的评论，参见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3-225页。 。因此，庄礼伟和他的学术探索、冒险与超越显得弥足珍贵。他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成体系的学术专著，然而，在中文世界里，他留下了可供参阅的海量文本和学术文献，承接庄礼伟学术理念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作品，与他继续对话。
“‘人文’自古以来是包括价值观内容、普遍性公益内容的，不然何以‘化成天下’？”[注] 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与社会的科学，其真理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庄礼伟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天体物理学(astrophysics of human being)[注] 对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参见Rickert Heinrich，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 :A 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Abridged Edition )，CUP Archive, 1986；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反思，参见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 《科学学研究》1999年第3期。2010年，庄礼伟曾经对牛炯炯事件进行过剖析，这是他对人、动物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表达了对自然秩序和天地伦理的敬畏和人类对大自然无限索取的担忧。详见庄礼伟：《牛炯炯事件关怀动物等于伪善？》，2010年8月27日，https://view.news.qq.com/a/20100829/000010.htm。对此，他既是一个思索者，也是一个实验者。庄礼伟认为：“所谓社会演进，其本质是人类价值体系和共同游戏规则的变化。”[注] 庄礼伟：《公共领域、价值政论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他曾一度关注由“东方学”和“文明冲突论”带来的“烧烤萨义德”和“围猎亨廷顿”(hunting Huntington)效应，探究其中蕴藏的价值观的互动[注] 具体参阅庄礼伟：《萨义德：内心战争》，《南风窗》2005年第18期；庄礼伟：《亨廷顿眼中的世界变迁》，2009年1月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022.html 。他说：“唯物主义”是世界溃败的根源，因此，要创建一个敬“天”爱“人”的灵魂的家园，他把敬畏与启示看作对人类理性的必要制衡。实际上，脱离沉重的肉身，达到至善至美，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终极目标，也是所有世界性宗教的终极价值[注] 宗教研究的缺失，可能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缺憾，当然，用无神论的思维研究有神的世界，也是很多宗教研究者的局限。 。他认为：“在终极意义上，万物一体，人类需要始终怀有一种能够感同身受的爱与悲悯的能力，以及能够感恩和赞美的能力。”[注] 庄礼伟：《牛炯炯事件关怀动物等于伪善？》，2010年8月29日，https://view.news.qq.com/a/20100829/000010.htm 在自由法则之下，各种存在物都要遵循大自然的“规训”，这是他所认定的人类社会的“天体物理系统”的存续之道[注]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在逝世之前的那个中秋节，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要向大自然脱帽敬礼，它先创立自由法则，进而创育了各种存在物的语言。”详见庄礼伟：《夜行荒山明月当头》，2018年9月24日。 。他认为：敬畏对于人类来说，不仅是一种与生存有关的智慧，是人类社会一种必要的伦理，同时也是快乐人生的一个永恒的基础[注] 庄礼伟：《前言》，《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第497页。 。在离世前的最近几年，他把Faith、Heaven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词，并表示了浓厚兴趣。
“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横遭扼杀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将会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庄礼伟曾引用国际关系学者卡尔·多伊奇的话来警示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注] 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2001年第13期。 ，这句话在今天同样值得“国际关系人”深省。正是因为有了庄礼伟这样具有人文情怀的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金元、钢铁与枪炮作为国际关系主要研究对象的现象才有可能改观，用庄礼伟自己的话说，我们死后，洪水才不至于滔天[注] 关于“洪水滔天”的考证及论述，参见庄礼伟：《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南风窗》2007年第8期。 。
[中图分类号 ]D73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1.001
[作者简介 ]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9)01-0001-15
【责任编辑 ：邓仕超 】
标签：庄礼伟论文; 人之共同体论文; 东南亚研究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华侨华人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