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伟[1]2003年在《严格因果关系的命运》文中提出物质世界的运动并不杂乱，基于此，人们方能够用一些基本的范畴来概括其一般规律性。其中原因和结果是最为基本的范畴中的一对，故而几千年来深受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最近百年来，因果关系成了哲学界、科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而如何看待因果关系又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整个世界，如何理解哲学、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关系，以至于影响到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是大非。所以，它成了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相当紧迫的课题。 古希腊人留给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叁大传统：原子论、公理化和四因论传统。这也成了后世思考原因的重要思考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及现代各家对因果概念的理解可以看成是以上叁大传统的相互结合。古希腊哲人中，阿伯德拉学派已经深入讨论必然性了，并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必然的。卢克莱修的观点似乎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较系统的提出了“四因”说及月上、月下不同的因和果。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及力学理论的逐步确立，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倾向于将因果关系视为“方程式”，倾向于从数学和谐中寻求因果，斯宾诺莎、霍布斯、霍尔巴特认为世界是完全决定论的，休谟则把因果关系最终归结为心理的信念。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一些科学家如波尔、海森堡都认为因果关系应该被终结了，由此而引发了与爱因斯坦的大论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因果实在论者又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据牛顿力学，一旦我们知道物质客体的初始条件及其运动方程，我们就可以预测该客体在任意久远的将来的运动状态，拉普拉斯决定论正是基于此的。在微观领域，量子力学中含时薛定谔方程能够描述封闭系统中的微观粒子随时间的演化状态，故此并未否定因果律。但对此的物理诠释(波函数)却引进了统计结果，不过我们认为这作为量子力学的一个预设前提还应该被给予其逻辑的推演过程方能说明其合理性。况且量子力学本身并不能最终确定波包缩编的具体时间。而在混沌理论中出现的“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情况一则因为该研究系统对初始值的极端敏感性，二则计算机存储空间有限而使数据经若干次迭代而失去确定性，正由于此，我们认为量子力学并未否定世界的因果性，混沌也并未否定其可预测性。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拉普拉斯决定论有其合理性。当然这里也涉及到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精确解释，我赞同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解。宇宙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细分开来，作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内部矛盾有其自身的原因，同理，次要矛盾，外部矛盾也有其原因。所以，整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它们构成了长长的一条因果链，一切都由来己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是宿命的，给予世界自由的正在于其无限性。正是这种环境的无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使得世界总会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拉普拉斯精灵可以洞悉整个宇宙，对于它，整个宇宙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系统。但人类永远也做不到，因为宇宙本身并不是罗素所说的那种系统。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种认知来源于人类千百年来的实践和对因果律先验证明的确信。虽然人类也许永远都不会证明出自然齐一性原理，但这给予了我们莫大恩惠的因果关系的范畴，将使我们更有信心的去探索宇宙。
张广海[2]2011年在《“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文中研究说明1927年底到1928年初,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大受挫折,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借此获得了独立性,共产主义文人在大分化之后,也开始产生新的聚合,活力逐渐恢复；又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境遇的恶化等原因,“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于是被隆重打开。但与此同时,面对声势凌厉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行为,不仅右翼文人(如梁实秋)、而且倾左翼文人(如鲁迅、茅盾),都对革命文学派展开了回击,于是产生“革命文学”论争。通过这一持续约两年的论争,阶级文学理论得到深化和宣扬,左翼文人对阶级文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渐趋一致,这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基本前提。本文通过细密分析相关文本,考索各派所依据的理论资源,紧密联系历史脉络,在纷繁的论争中挖掘出了若干基本问题,并做了集中探讨。论文主体分六章,每章围绕一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细致发掘出太阳社和创造社所依据的域外理论资源,尤其对创造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了更有证据的论证,对二社的论争获得了新的认识,并据此展开了透视“革命文学”论争的新视角。其后两章即从第一章的研究结果出发,通过考察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和“实践”概念,揭示出他们在展开“革命文学”批判活动时所依恃的理论的新鲜特质,于是较深入地阐发了那些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争的主要意涵。第四章围绕处于阶级文学理论之核心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了“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路径的转变及左翼与梁实秋之间的主要分歧,并紧扣双方的理论资源,细致呈现出双方的合理性与偏颇。第五章则围绕着革命文学的现实维度展开,集中探讨了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以及革命文学家对现实的崭新理解,辨析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则从探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出在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征服人心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因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在不同路径的比较中,对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机制也获得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细致考察主要发生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论文拓宽并深化了对阶级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起源的图景；对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此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视角和若干理论探讨的前提。
李立[3]2017年在《试论休谟、康德和玻姆的因果观》文中认为“因果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作为一个先天正确的假设被人们所使用,直到近代经验论哲学家休谟那里才第一次被清晰而深刻地讨论。休谟站在纯粹经验主义的立场,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提出了质疑,并对因果关系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心理学解释;但是,康德不满其心理学解释,并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来解决“休谟问题”。休谟和康德都处在经典力学的辉煌时期,不论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必然的属性,还是他们在讨论因果关系时所举实例以及所用方法,都与经典力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本文想联系经典力学来讨论休谟和康德的因果观。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即“序论”,介绍了选题及其意义,介绍相关研究情况。第二部分,交代了休谟和康德的因果观产生的思想背景,主要对古希腊时期的因果观以及近代经典力学作了介绍。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世界的原因(本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正是这些看法成为之后因果观发展的线索。而在经院哲学之后,从十四世纪有着“近代科学之父”之称的伽利略开始,物理学进入了科学时代,到牛顿时期物理学成为人类智慧的光辉典范和其他学科的榜样。机械的因果观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并随着经典力学的辉煌一起深入人心的。第叁部分介绍并分析了休谟的因果观。休谟从经验论角度对因果关系或因果律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提出了哲学史上有名的“休谟问题”。休谟发现了组成因果观念的叁个因素:时空上的接近、前后相续(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原因与结果的必然联系。他认为,一切事实都建立在因果联系之上,而因果信念是根据风俗习惯产生的。第四部分论述了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康德认识到单纯从经验或者理性的角度都不能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给出证明。他通过论证“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并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来回应“休谟问题”。第五部分讨论了当代着名量子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戴维·玻姆的因果观,他对量子现象提出了“量子势因果解释”,并对传统的机械因果观进行了反思,认为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因果概念是对现实的复杂因果关系的抽象。玻姆以自己提出的量子理论为基础,对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因果性定律和机遇性定律共同决定着事物的实际发展,因此,它们之中的每一个单独来看充其量只是客观实在的一个部分的和近似的表示,最终必须借助另一个来加以矫正。
杨和英[4]2011年在《析波普尔政治哲学之困境》文中研究说明波普尔政治哲学是对时代发展主旋律的一种回应。然而,由于其时代的动荡和其政治哲学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他与20世纪的思想家相比,其学说的命运显得格外悖谬。从方法论上看,波普尔政治哲学是根据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推论而来的,这使得他的政治哲学论证严密和观点新颖。然而,其强势之处必是其弱势之点。一方面,方法论个人主义对密尔心理学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判不但不成功,反而还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迷途。另一方面,在论证过程中,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倚重逻辑抽象,以及运用二元对立和制衡的思维模式,使得其论证效果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此外,波普尔的悖论群也陷入了消减“中心主义”的悖论,终究难逃逻辑上的自悖。这样,最终其方法论只能是一种“想象力的贫困”。在理论上,首先是作为一种消极功利主义的“最小痛苦原则”不但存在着“痛苦难以达成共识”、“与平等主义的不相容性”以及“导致的不良后果”叁个方面的缺陷,而且波普尔也未能解决“谁的痛苦最小化”、“什么样的痛苦最小化”、“是否能够最小化”以及“如何做到最小化”的四个问题。其次,从波普尔对两种社会工程的论证来看,也存在一些悖谬与偏失。在反乌托邦社会工程的论证上,波普尔把历史主义、极权主义、科学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联系起来是有失偏颇的；同样的,无论在合理性上还是科学验证上,他对渐进社会工程的论证也是存在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反乌托邦社会工程、渐进社会工程与其所倡导的开放社会之间是矛盾的。最后,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最终归属点的开放社会也有着潜在的缺陷和脆弱性,这主要体现在开放社会的封闭性、权威性以及空想性上本论文无意对波普尔学说作全面的论述,而是通过对其政治哲学困境的剖析,在存在何种困境、其困境的存在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价值以及对西方政治界有何影响、走出困境有无必要和可能性等问题上,表达一孔之见。同时,论文进一步评论了波普尔的思想特征、政治归属以及困境效应,并得出了一些相应的结论。
鲍文欣[5]2016年在《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道”与“史”的各自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之现代转化的角度,来理解“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内部起源。传统“道”论可以区分为在“天道”层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合理性解释功能,和在“人道”层面“乾健坤顺”的道德一元论的规范性论证功能。这两种功能在解释循环论历史时存在着不协调：一方面,治乱循环是“天道”的顺畅表现,另一方面,“乱世”正是“人道”的缺乏。笔者将此种不协调现象称为“历史学断裂”。由此而来的“弥合断裂”意识,我认为是比墨子刻所描述的宋儒“摆脱困境”意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传统哲学中的历史学思辨(本文主要论及了汉代公羊学、程朱理学、船山哲学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试图“弥合断裂”的努力,但由于“道”的基本预设和王朝循环的社会史事实,这些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进步”是从西方外来的新观念,但从传统内部来看,“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可以被理解为“弥合断裂”的最终成功,“道”与“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被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道的历史化”,“天道”本身被解释成进步的,进步的历史成为此种进步“天道”的完美表现,并且不再与“人道”的规范性原则相违背。其次是“历史的道化”,历史承担了“人道”的规范论证功能,中国人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叛传统道德的同时,一种围绕历史来重建道德与意义的思维方式也诞生了。主要根据“道的历史化”,亦即“天道”观本身的变化和“天道”对“历史”的论证形式之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现代“进步”观念的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前进化论阶段(从太平天国到《天演论》出版),进化论阶段(从《天演论》出版到“科玄论战”)和体系化哲学阶段(从“科玄论战”到冯友兰写定“贞元六书”)。在前进化论阶段,历史观领域中实际上的“进步”观念已经出现,一些在“进步”预设下才会出现的现代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在“道”与“史”之间还没有发生密切的论证关联,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论证进步历史的合理性。在进化论阶段,传统“天道”转化为进化之“道”,“道”与“史”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论证关联,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是“推进化以明进步”。此时流行的进化论可以细分为机械进化论和意志进化论,此种区分也大致显示了现代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总体上看,相较于意志进化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崇尚科学理性的机械进化论在这一阶段更具优势,自然科学所描述的进化过程取代了传统天道,提供了在知识、道德、社会组织等领域再造中国的新真理。在体系化哲学阶段,进化论阶段的科学主义倾向得到了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步”本身的质疑和“道”“史”关系的淡化。相反,叁四十年代的体系化哲学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自己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以“进步”的性质,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何以与如何进步所作出的哲学方案。对“进步”的论证上升到了经过认识论质询的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一历程中,围绕“进步”观念主要展开了叁个理论问题：历史哲学层面的决定论与意志论之关系问题,文化哲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问题,和存在论层面的终极关怀问题或谓人的自由问题。叁者之间虽无严格的逻辑推论关系,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化秩序。外来普遍历史理论的进入首先激发了历史哲学的思辨兴趣,此后,人们意识到了这种新历史理论的西方性,文化哲学的问题凸显出来。其后的继续深化使这种普遍历史理论改变了存在论的背景,如何在新的存在论背景下获得自由便成为一定时期内的中心问题。在进化论阶段和体系哲学阶段,这叁个问题分别依次出现,形成了两个近似的圆圈。在进化论阶段,严复和章太炎首先讨论了历史哲学问题,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科玄论战则触及到了存在论问题。在体系哲学阶段,主要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那里,历史哲学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社会史论战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以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讨论了在进步的道体观下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这一问题在90年代的冯契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中国思想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历史哲学上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文化哲学上融合中西、创造新文明的气魄和存在论问题上对在现实历史中实现“自由”之可能性的肯定。贯穿其中的,则是在“天-人”关系思维上的古今之变：从天人之间“形而上学的同一”到天人“辩证法的互动”的转变。
赵启鹏[6]2008年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争和情爱是人类生存状态中两种既普遍又特殊的存在境遇,是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极致性之大成的表现场域,是人类最重要的极致生存遭遇和永恒文学表达。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既彰显着各民族文学特质又体现出人类文化心理的相通,既诉说着个体微细的生命体验又昭示出人类整体的宏观生存寓言,既传达出显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蕴含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在面对这两个富有历史复杂性、审美丰富性和学术诱惑性的论述对象时,经过再叁考虑,本文定题为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努力以整合性的学术视野来探索战争、情爱与文学叁者之间的深层纠葛。论文将研究对象的范畴定为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今以辛亥革命、叁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中国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作为书写内容的当代战争小说,重点对这些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进行研究和探索。其中,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是对情爱叙事的特殊文化场域范围规定;情爱叙事是对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进行文化审视和审美考察的立足基点和扩展依据。在这一题域中,情爱是战争中的情爱,战争是涵有情爱的战争。本论文在整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叙事学、原型批评、文化批评、比较研究等多种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历史、战争、文学、现代性、人性等多维视野中,把宏观的探本返源和微观的文本细读,把社会文化层面和文学审美层面结合起来,进行了互动式的研究;把宏大的现代性和抽象的人性具体落实在特定历史时域的文学文本上,来探寻人的个体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文学话语表达,并对之进行立体多维的学术观照。论文分为叁大部分,共有八章。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进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工作:如战争、战争小说、叙事、情爱叙事等;并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阐述论文的整体构架、研究方法、理论根据、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第二部分:主体。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十七年和新时期(中间过渡以“文革”时期)的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两篇都采取“由果溯因”的结构进行构建和论述: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审美话语建构→问题背景分析与文化价值评判,这样就在两篇之间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对称结构。(上篇)第一章:通过对大量具体作品的分析,归纳出革命/战争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阶级/民族超越式以及敌对阵营的淫乱/强占式等几类具有主导性和典型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并阐述“阶级本质论”的政治理念在这些情爱模式中的价值规约和叙事限制。第二章:主要对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的叙事策略进行文化阐释和意识形态分析。从“极限情境”模式的叙事设置、“白+黑”及其洁化叙事、情爱/政治双重启蒙关系、叁角/多角情爱模式、“镜像人物”的正反映照等叙事策略的运用,指出阶级理性对十七年战争小说中战争/情爱主体的生成及其情爱关系的叙事设置、情爱故事发展轨迹的掌控,进一步论证出“阶级本质论”导致了欲望/政治置换术在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的广泛运用。第叁章:论述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审美话语建构。指出“寓政教于情爱”和“以美济善”是中国传统文化偏正式审美思维特质的典型表现,在中国历史性的危机处境的激发下,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阳刚革命诗学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本土化美学取向,建构起以中国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美学为核心,以民族气派和地方话语为重要特征的战争/情爱审美话语。第四章:深入探究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价值内涵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哲学文化层面,从宗教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方面探究中西主流文化对情爱话语的拒斥与同化策略,在现实层面具体分析个体情爱与战争规则的冲突,由此论证主流话语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建构社会现代性文化工程之激进诉求的深层文化心理。以文革期间战争小说中情爱叙事的极端阶级化话语征候作为总结和过渡,论证阶级斗争激进思潮对1950-1970年代及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影响,并引出下篇内容。(下篇)第五章:主要论证和阐述了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多方会谈语境和多元化样态。通过对大量作品的精研细读,把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样态归结为绵延续写型、解构改写型、解构重建型、哲理反思型等几种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入分析,探究十七年与新时期文学在深层精神机制和叙事肌理的相似相通和相差相异。第六章:阐述指出政治去蔽和身体出场是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极为普遍的叙事现象和叙事策略,这种身体伦理的叙事呈现正是对人们重释现代性意图的急切表达。第七章:相对于十七年战争/情爱叙事以阶级本质论来“坐实”一切的政治伦理美学,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表现出了贵我返虚的总体审美风貌,这是文学话语对于战争/情爱叙事的本体化与审美化。具体表现为:对西方线性现代时空观的反拨与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循环论与苍凉感的现代回归;理性审视下人性善恶的复调叙事;地域文化的神秘主义审美参与等。第八章:通过对社会思想语境和创作主体状态的分析,阐述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深层蕴含。包括在为阶级理性正名的归来心态下对人民正义的重申;现代启蒙理性与生命哲学影响下对个体欲望的张扬;民众自发意识与主旋律倡导相契合所导致的民族主义的兴盛;从人类境遇存在出发,所引发的自由主义式的贵身论等。这些思潮的冲击碰撞、融合妥协和多元共生,使新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斑驳的现代性面相”来。结语:在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立体框架中,对照同时段域外战争小说所达到的文学审美意义上的高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广度,比较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特质,映照出后者的优长及短缺。综上,近代以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现代战争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体的主体建构过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无垠的想象空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情爱叙事,在特殊维度上以特殊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轨迹和境遇图景进行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中国及中国人的现代性历程,规定为单质的线性伸展与历史本质的自我呈现;并把这种历程看作是体现了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战争实践结果,是代表历史先进力量和绝对真理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整合和重新确立的结果。这一时期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被定位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文学话语例证。因此,个体生命的情爱诉求被政治理性的阶级本质论赋予了次一级的价值身份,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含混性和非理性一起,在经过意识形态的砍削之后被整合为阶级政党历史合法性的感性证明,只能以碎片或扭曲的方式存在于政治话语的缝隙中。改革开放使新时期的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激发出新一轮的“在场”式现代性焦虑来,这导致既往遭到压抑的个体生死爱欲转变为社会意义体系中的价值优位者;进而各种多元的思想认知模式和话语言说机制也从存在意义上被接受。因此,新时期战争小说情爱叙事在叙事样态、叙事策略和美学建构等层面,都表现出了对阶级本质论激进思潮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体系重新定义的渴望。这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开始由革命年代的超越性乌托邦社会主义朝向现世性的世俗社会主义转变。
吕晓钰[7]2017年在《为科学奠基》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应如何面对现代科学、处理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对此,以建立现代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有着非常深入地思考与讨论。第一二代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诉求从儒学中开出现代科学。然而,囿于传统心性之学的立场和对道统的维护,他们仍固守道德本体与科学的“中体西用”模式,力图将科学统摄于中学本体之下,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作为第叁代新儒家,成中英对前辈新儒家的工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作为知识建基于理性,儒学作为价值建基于意志,理性与意志实为本体的一体两面。若不能改造传统的儒学道德本体,那么,在儒学内部讨论现代科学的问题便会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成中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根本处入手,把知识理性融合到儒学本体之中,进而在价值的宇宙中建立知识,在知识的宇宙中安顿价值,实现知识与价值在儒学本体层面上的一体统合。成中英批判性地继承前辈新儒家的思想,整合蒯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回归《周易》大本大源,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角度看,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种从哲学层面在儒学中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从而在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内,实现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诠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对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在科技哲学的视野下,对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及其建构过程——为科学奠基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得出有益的启示。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相关研究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及综述。第二章,考察前辈新儒家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模式。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的加剧,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由此引发了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价值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群体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新儒家因对科学理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之别,后者更为重视对科学理性在本体层面的安排。整体看,新儒家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渐加强的。一二代新儒家仍然表现出一种“体用论”的思维模式,科学始终被笼罩在道德本体之下;叁代新儒家表现出多元文化论的态度。成中英的本体检释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歧出转向。第叁章,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相关工作展开论述。“为科学奠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首先,文章对科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强调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与古代科学、技术做出区分。其次,重点考察何为奠基。“为科学奠基”所概括的是成中英在形而上学层面为科学建立根据的过程。因此,论文的研究工作并非就成中英的科学思想、科学观本身展开剖析,而是呈现一个建构的过程。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即意味着奠基工作的完成。以成中英发表《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为坐标,将其处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模式分为前后期。前期仍停留在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状态,后期则走向了二者的一体统合。在前期,他认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皆为真理,分属真理的不同层次,但科学真理仍被涵盖在价值真理之下。以该文为分水岭,在后期成中英认为生命本体分为意志与理性,分别对应价值与知识,二者在生命的创化过程中皆不可缺失,中西哲学却各偏一隅。为此,他提出价值的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要求建构一种本体哲学以实现二者的一体统合,进而提出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诉求。第四章,论述成中英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兼取”的动态的整体论思想。通过对生物学哲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分析指出,系统生物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的认识论是解决二者冲突的一种方向。成中英通过对科学哲学中蒯因的知识整体论思想的批判吸收,形成了在整体和部分之上的具“二者兼取”特色的新整体论思想。这与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成中英完成了对传统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超越,从而形成了整合价值与知识的方法论基础。第五章,探析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与诠释的构建理路。本文认为,本体诠释学的建立是成中英完成为科学奠基的标志。文章通过对中西本体的比较和对西方诠释学的分析,指出成中英诠释学之本体论乃宇宙-生命本体论。在这一本体内,宇宙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宇宙,宇宙中有客体亦有主体,生命中有主体亦有客体,表现出一种本根性、创化性与整体性。这一本体涵盖了理性与价值,实现了为科学奠基之初衷。第六章,对本体诠释学思想认识的深化,更是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思想的检验。在本体诠释学的视域下,建基于本体的科学已经不仅是理性发用,还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还是一种理解。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被检释的?笔者根据成中英的思考试着做出回答,同时对本体诠释学中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以此作为对其“为科学奠基”工作的评价。本文在“余论”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成中英发展儒学的哲学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更多地受到西方哲学而非儒学的影响。第二,讨论成中英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儒学本体,是否仍可以称其思想为儒学,称其为儒家?结论是肯定的。
焦宝乾[8]2005年在《法律论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律论证理论是近叁、四十年来在欧美学界兴起并且获得重要发展、取得重要地位的研究领域。它体现了当代法律方法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法律论证研究所涉足的领域比较广泛,本文将立足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亦即从司法为中心视角,研究法官裁判中的法律论证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各种法律论证理论利用了不同的哲学工具来研究法律论证。总体上,可以说法律论证理论是在承接古希腊先哲的修辞学、辩证法和实践哲学思想之基础上,并充分吸收和借鉴20世纪中后期语言哲学、解释学、逻辑学、修辞学、语用学、非形式逻辑、对话理论、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等研究成果,来处理传统法律方法论当中的难题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成果。 在法学上,那种认为法律论证乃源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是似是而非,有疑问的。在德国,法律论证理论其实是是随着20世纪以来的法学发展轨迹而出现的。而且,法律论证理论的出现也跟当今法理学关于法的本体论的理论发展相一致。195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法学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甚至是消解,与此相应的是跟论证理论相符合的法的论辩性与可接受性等观念得以张扬。 在诺伊曼看来,德语“一般论证理论”一词所指的相当于英国和美国的“非形式逻辑”或“实践推理”,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的“新修辞学”。人们在使用“法律论证”这个用语时,其含义可归为叁大类:逻辑证明的理论、理性言说的理论和类观点—修辞学的构想。从这种名称上的差异可以看出法律论证理论乃至一般论证理论在各国学者的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是基于法律论证理论复杂多元的思想背景。 在大陆法系法学谱系中,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基于涵摄模式对法律解释学的支配,从而视论证理论“没必要”;另一方面,决断论则强调法律决定的非理性主义,从而视论证理论为“不可能”。在法律论证的视域中,这两种观点均不成立。毋宁是,当今的法律方法论很大程度上乃是在传统涵摄模式基础上融入了合理对话与论辩的因素,由此出现了法律决定的论证(论辩)模式。从叁段论模式到法律论证这一当代法律方法论根本转换的理论理路是: 基于近代以来哲学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的知识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中,法官只须严格以法律要件涵摄案件事实。然而,叁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往往并不表现为既定的因素,而是需要人们去认真探索、发现的。他的目光将在事实与法律秩序的相关部分
刘翠霞[9]2014年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中,实证与理解、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等二元框架经常被视为主要的分析范畴,与之相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常被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从学科性质定位及其方法论基础来看,科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也是社会学中不容忽视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客观再现与社会建构旨趣的两难选择。二十世纪末爆发的科学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以科学与社会学为学科依托的两大知识阵营之间,关于科学(性)与社会(性)关系的论战。大战双方围绕“科学知识究竟是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学大战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为“表征与建构之争”。而结合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把脉科学大战的原因,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这对二元范畴便为理解社会研究方法论洞开了一方新的运思空间。社会学诞生之初,出于学科建制化与合法化的需要,将科学表征作为研究的核心旨趣,强调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科学化因此成为学科的最大诉求和目标。这是因为,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伴随着科学乌托邦愿景的一再实现,科学成为知识的尺度,而其背后的方法论支撑——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实在——亦即表征便成为研究的美德。以实在论、“自然”主义和数学化为核心特征的表征取向日益扩展,推动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也因此紧密交织在了一起。以“学科皇后”自居的社会学为了确立自身在知识王国的地位,面向客观实在的社会,强调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主张尽可能用数学语言书写社会之书,由此实现了与方法论的科学表征旨向的完美契合与对接,也为其学科化铺平了道路。但随着科学敌托邦魇景的显现,表征观念中隐涵的地方性、实用性、社会性因素日益释放。由于对实在的过度依赖、对精确性的过分追求以及在各种政治伦理情感面前的“不作为”,表征取向因此面临“实在何以存在、真理的历史与境性、数学化的贫困、价值无涉的风险”等诸多难题的困扰。以科学表征为主要研究旨趣的社会学因而也遭遇了想象力日益枯竭和科学化理想沦落的危机,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社会实在,无视学科诞生之初的社会关怀与救赎使命,丧失了本应有的批判气质与解放气度,陷入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或曰社会建构论)在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式决裂的基础上,将知识社会学的原理推进到科学知识生产领域,提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轰动,也由此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不再是一种“客观发现”的过程,而是一种“制造知识”的过程,不是“准确呈现”外部世界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某种事实的过程。建构而非表征、社会性而非科学性在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社会性其实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独特分析视角,它不再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而是坚持把物当作社会事实来研究,强调以社会建构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性动因。社会学的发展谱系中有着丰厚的建构主义思想,无论是强调“社会被建构而成”的解释性社会建构论,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还是强调“被社会建构而成”的客观性社会建构论,如孔德的社会实证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塞的社会冲突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建构性。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本身即是一门强调社会因素的建构性作用的学科。这种学科自身内蕴的“社会建构”倾向对“科学表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用社会生成论替代社会实在论、用社会化方法替换物化研究方法、用话语书写取代数学表征,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科学表征的危机,实现了某种完美的自我救渡。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的扩展,以社会学作为知识泉源的社会建构迅速发展成一种几近影响到所有学科固有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从而使得研究世界中出现了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因为它在预设前提上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强调建构客体的生成论、建构法则的“社会”主义以及建构载体的话语化倾向,重视对知识及现实进行深入的权力、利益、话语分析,认为一切知识及现实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的幽灵无处不在,因此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转向”。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由于一味关注不确定性与复杂的偶然性,解构并摧毁了对客观性的承诺,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开始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很多科学哲学家抨击了SSK观点的自负,认为它将科学的社会性推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忽略了自然因素及确定性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SSK内部,皮克林、拉图尔、伍尔伽、林奇等人则将研究视角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指出把“社会性”理论化为核心的组织和解释概念是不恰当的,从而导致了后SSK的兴起。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式微,社会建构取向的研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它否认存在客观性与确定性的东西,强调社会建构的决定性力量,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无法解释自身的社会建构性这一反身性难题,从而落入自我驳斥的深渊,日益陷入方法论的恐惧之中。社会建构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取向直接导致了本体论的社会实在论,使其不断释放出自身当中致力于颠覆自身、毁灭自身的那些要素。对社会因素的过度依赖与对实在的“过度作为”,使它将整个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政治角斗场”,这使其丧失了对自然实在的某种敬畏之心,忽略了适度妥当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人类生存生活的必要性,可能将人类置于某种无法安身立命的境地。应该说,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作为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研究效力的可持续发挥。前者强调客观准确地再现社会事实,发现社会秩序结构和规律,放弃了社会学题中应有的“社会性”之义,而纠结于何以价值无涉的问题；后者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发掘现象背后的社会幽灵,抛却了研究中的理性与确定性根基,而困守于相对主义的牢笼里。这种方法论取向的二元对立的背后反映的乃是社会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诉求的两难抉择,而好的研究既应当是科学的,也应当是社会的,既应当是表征的,也应当是建构的。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其实是辩证地存在于研究过程之中的,以“构现二象性”的形态共生共融于研究场域的观照之下,从而使得研究每每呈现出双重性的取向。表征与建构的二象性意味着研究并非是运行于科学性与社会性两条独立并列的轨道上,而是合流于一条知识生产的航道线之中。二象性对二元论的取代,使研究跳出了科学性的机械旁观与社会性的循环自反的困境,将两者混融于研究大同之中,展示了“真实的研究”场景具有的无限的可能。而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则为理解研究世界中表征与建构的关联作用机制,提供了最佳的方法论场地与凭据。无论是后SSK的实践建构论还是实践社会学的洞识,都让我们意识到研究本身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其具有深刻彻底的实践本性。而研究过程遵循“问题化-科学化-社会化-客观化”的实践路径实现着知识的阶跃增长,其中问题化与社会化其实是“表征的建构化”过程或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化”的过程,是一种“增殖的实践”,而科学化与客观化的过程其实是“建构的表征化”过程或曰“社会性知识的科学化”的过程,是一种“纯化的实践”。它们将表征与建构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使表征与建构脱离了各自的束缚、实现了动态的“转译”,并在实践的冲撞中有效运转起来,展示出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超越了两种方法论取向长期以来的无休止的对抗。总之,知识生产正是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的逻辑交替循环递进过程中获得了进步和发展。
唐爱军[10]2012年在《论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意义》文中指出全文的“总基调”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韦伯现代性理论基本内容,揭示出其理论意义和限度。根据这一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首先,“理性化”是韦伯全部理论的总命题。借助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来解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被置于文化理性化框架之中,政治社会学被置于社会理性化框架之中。前者涉及到西方宗教的“祛魅”和现代文化的世俗化,后者涉及到现代权力政治和官僚制度。其次,“理性化”是韦伯切入到现代性问题域的基本范式。新教伦理命题的阐释与充实必须依赖于理性化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韦伯通过“理性化的吊诡”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更为具体地论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悖论,在文化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意义丧失,在社会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自由丧失。同马克思的劳动范式一样,韦伯的理性化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继承。再次,审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反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韦伯的宗教理性化视角构建了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理论,把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官僚制弊端,为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揭露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局限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看,韦伯理论的限度在于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一度”(抽象劳动、资本)来考察宗教、文化、技术、官僚制等现代性问题,其理性化理论最终归依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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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D]. 张广海. 北京大学. 2011
[3]. 试论休谟、康德和玻姆的因果观[D]. 李立.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4]. 析波普尔政治哲学之困境[D]. 杨和英. 中国政法大学. 2011
[5]. 道与史：现代中国“进步”观念研究[D]. 鲍文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6].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D]. 赵启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7]. 为科学奠基[D]. 吕晓钰. 山东大学. 2017
[8]. 法律论证理论研究[D]. 焦宝乾. 山东大学. 2005
[9]. 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D]. 刘翠霞. 山东大学. 2014
[10]. 论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意义[D]. 唐爱军.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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