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蒋介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蒋介石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大陆史学界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有关蒋介石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并扼要介绍了大陆史学界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本文认为，大陆史学界在蒋介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蒋介石的认识和评价也越来越趋于真实和客观。但本文也认为，大陆迄今为止对蒋介石的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多方面做工作，推动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关键词 大陆 蒋介石 研究
一
（一）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状况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能否客观如实地研究蒋介石，不仅仅关系到蒋介石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关系到后人能否正确认识与蒋介石有关的那一段历史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李侃就曾说过，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课题”〔1〕。 这一研究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蒋介石其人，而且有助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在国外和台湾的史学界，蒋介石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人物，几十年来有大量关于蒋介石的传记和论文问世。大陆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始于60年代初。1961年，陈毅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下达了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近代史研究所对这项任务非常重视，特请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何干之写作该书，并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写作条件，包括配备五位助手，安排专门的工作室等，以让其能够专心致志地写作。何干之很快拟出了写书的计划。他的几位助手也在搜集资料，调查访问，编写资料长编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除了何干之等人外，在1965年，李侃等人也着手编辑《蒋介石言论集》。但总的来看，由于受“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蒋介石研究在当时基本上是一个禁区，敢于涉足这一课题的学者极少。即使如何干之和李侃等人已经开始的蒋介石研究工作，也最终没能完成。何干之的《蒋介石传》开始写作后不久，就有人认为替蒋介石立传不妥，何干之被迫把书名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这一改实际上把书的性质和内容都改变了”〔2〕。而且这本书写成后，还没能立即出版，直到80年代初才由其夫人整理出版。该书直到第70页，才开始正式介绍蒋介石，全书直接涉及蒋介石的内容大约只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李侃等人编辑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工作，也在“文革”发动后被迫中止。
1966年“文革”发动后直至80年代以前，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进入80年代以后，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又开始重新启动。1980年，大陆先后出版了两本有关蒋介石的著作。一本是荣孟源所著的《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本是冯玉祥在40年代后期口述，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其中，《蒋家王朝》实际上是一本蒋介石的个人传记。该书着重写蒋介石一生中阴暗、反动、不光彩的一面，书中观点带有很强的政治立场色彩。不过该书主要使用原始资料写成，而且由于作者有着扎实的史学根底，因而该书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蒋介石研究著作。后来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蒋介石时，都从该书转引资料。另一本《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也是从反面对蒋介石一生言行中不光彩的一面进行揭露，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但由于作者与蒋介石有20多年的离合关系，对蒋介石比较熟悉和了解，因而如注意分析鉴别，并注意与其他有关史料进行对证，书中所记载的不少蒋介石的言行，对研究蒋介石其人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80年代前期，大陆的蒋介石研究总的来看仍然是不太活跃的。从1980年到1984年，大陆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蒋介石的文章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二）近10年的研究状况
蒋介石研究在大陆史学界真正得到重视，是近10年的事情。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为了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大陆史学界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评价在很多地方要牵涉到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重新认识和评价蒋介石的问题。因此，以1985年为界，大陆的蒋介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成为现代史研究中的热点。1986年，大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蒋介石的文章即达10余篇。在1987年10月于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关于蒋介石的研究，已成为“学者们关切的问题”〔3〕。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 大陆在蒋介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是整理出版了一批蒋介石研究的资料。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编辑的《蒋介石家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这是一本有关蒋介石身世的史料专集，是研究蒋介石家世及其早年历史的必读书。其中的一些内容曾载于1982年底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上。1988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日本《产经新闻》社记者古屋奎二撰写的《蒋介石秘录》的大陆中文译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翻译）。该书利用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提供的大量官方档案文件，对没有条件接触这些资料的大陆学者来说，该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台湾早有中译本出版，少数能看到台湾中译本的学者很早已开始利用此书作为研究蒋介石的参考。大陆中译本出版后，方便了更大范围的学者利用该书中的资料。1991年1月，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了由王正元撰写的《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该书作者自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中，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陆总”及“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监察官等，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工作。他在这本回忆录中，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除对一些重大事件中蒋介石的言行有记载外，还记载了一些真实可信的蒋介石的个人细节，如蒋介石不会打自动电话，喜欢越级指挥等。这也是一本对研究蒋介石生平，特别是对撰写蒋介石的传记颇有参考价值的书。1991年8月， 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这是曾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唐纵从1927年至1946年所写的日记。由于作者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因而日记中对蒋介石的言行有很多记载。该书对研究蒋介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91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团结报》编辑部编的《蒋介石家世春秋》。该书中的文章大多根据亲历、亲见、亲闻写成，都在《团结报》上发表过。该书也可作为研究蒋介石家世的参考资料。1992年，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由毛思诚所撰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曾被大陆学者作为研究蒋介石基本参考资料之一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系本书的修改本。因而本书比《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更有史料价值。该书附录了蒋介石大量的函电手稿，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是研究蒋介石前半生思想和言行的基本史料。除了上述几种资料外，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民国史研究的需要，大陆还出版了不少民国史和国民党史方面的重要史料。由于蒋介石的政治活动与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的许多重要事件息息相关，因而这些史料的出版，亦为研究蒋介石的生平及其思想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材料。
第二是陆续出版了一批蒋介石的传记。个人传记是人物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大陆蒋介石传记的出版一本接着一本，迄今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蒋介石传记，仅笔者见到的就有6种 ，它们是：宋平所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杨树标所著《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王俯民所著《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严如平和郑则民所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王俯民所著《蒋介石评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理和夏潮所著《一世枭雄——蒋介石》（金城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这些传记中， 学术上比较严谨的当推严如平、郑则民所著《蒋介石传稿》和杨树标所著《蒋介石传》。这两本传记取材丰富，史料可靠，且皆对蒋介石复杂的一生作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文学性、可读性较强而史实基本可靠的则当推李理和夏潮所著的《一世枭雄——蒋介石》。
第三是出版了一批有关蒋介石的学术论著。这些论著中，比较重要的有：陈铁健、黄道玄所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张瑛所著《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李松林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勇、张仲田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肖杰著《蒋介石和胡汉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刘健清等著《蒋介石和胡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等。这些论著的出版，把蒋介石研究推向了深入。除了这些论著外，近些年来，还出版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通俗性和知识性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无学术价值可言，在此不一一列举。
第四是发表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有关蒋介石的文章。根据笔者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中，大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蒋介石的文章有120 余篇（其中包括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和一些档案部门公布的蒋介石的有关资料）。这些文章对蒋介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现在，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正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主要的学术观点
80年代中期以前，大陆由于对蒋介石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学术研究，因而对蒋介石只有一个笼统的政治评价，即“人民公敌”。近10年来，随着对蒋介石研究的展开和不断深入，大陆史学界对蒋介石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趋于真实和客观。下面笔者对大陆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一扼要介绍。
1.关于蒋介石的总体评价
现在一般都认为，蒋介石的一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动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也并不是没有做过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对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事件中的不同表现，要分别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具体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对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虽也做了一些错事，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他是一个肯定性的人物。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在平定商团叛乱，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北伐发动后，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下了一定的功劳。在1927年3 月前，他基本上是一个肯定的人物。但在此时期，蒋介石并不真正相信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而先后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异己，打击中国共产党，逐渐转变为国民党右翼的首领。1927年4月 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倾全力于内战，先后发动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因而这一时期他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的人物。但在这一时期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蒋介石的对内外政策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后终于在西安事变后转向了联共抗日。在这一时期里，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比重有所增加。对此都不应否定。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重新合作，作为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和政府首脑，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虽也曾有过犹豫动摇和消极避战，但他始终坚持了抗战立场。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其一份历史功绩。这一时期，蒋介石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历史人物。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改变反共的立场，仍坚持独裁专政统治，过错也是严重的。从1945年9月至1949年12月的全面内战时期，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 为维护国民党也是他自己的独裁专制统治，发动了全面内战，结果遭到失败，被赶出了大陆。这一时期他是一个完全否定的人物。在退踞台湾时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仍坚持其“反共复国”的立场，念念不忘“光复大陆”，其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但他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而且他在统治台湾期间，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措施，在特殊的条件下使台湾经济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这也不应否认。总之，蒋介石的一生，“有肯定，也有否定；有基本肯定，也有基本否定。”〔4〕应该说，大陆史学界的上述评价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 蒋介石的一生，是客观和公允的。
2.关于蒋介石的身世
关于蒋介石的身世，本来是一个清楚的问题。但自唐人的《金陵春梦》出版后，蒋介石原籍河南许昌，原名叫郑三发子之说即风靡全国。文革期间，由于大陆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严肃认真的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因而这种说法为不少人所相信和接受。从80年代初开始，大陆陆续有人通过认真的考证和实地调查，发表文章对蒋介石原籍许昌的说法进行辨伪。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浙江文史资料》第23辑所发表的何国涛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该文通过对《武岭蒋氏宗谱》和《葛竹王氏重修宗谱》的研究，以及对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家乡的实地调查采访，以大量有根有据的事实，认定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既未去过河南，亦未当过师爷，其来历是清清楚楚的”。蒋母王采玉的身份也是“很清楚的”，她从未离开过奉化，更未到过河南，亦未嫁过姓郑的人。在嫁给蒋肇聪时，也未带来前夫之子，更未在河南留下另一前夫之子。因此该文认为“《金陵春梦》以及有关史料所作的种种传说和猜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此，所谓蒋介石原籍许昌之说在蒋介石身世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渐渐得到澄清。现在，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已为多数人所接受。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蒋介石传记都采用了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的这一说法。虽然尚有人坚持蒋介石原籍许昌之说不能轻易否定，但这种观点在史学界很少得到赞同。《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 期发表的《有关蒋介石的身世的几个问题》（作者王舜祁、胡元福），又进一步澄清了这个问题，认为许昌说的资料基本上都是郑发的个人自述，而且前后不一，矛盾很多，缺乏对王妈、郑发历史的具体调查，因而不可轻信。
3.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
对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大陆史学界注目的焦点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过去有的论著把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写成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和上海滩上的流氓，完全给予否定。而现在大陆史学界对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基本是肯定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学术月刊》1989年第6 期发表的莫永明《评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一文。该文比较全面和详细地论述了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蒋介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他（指蒋介石）早年选择了符合历史潮流的立业道路，追随孙中山和陈英士，积极参加反清讨袁活动，表现出他献身革命的思想品格和军事才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贡献。”具体来说，蒋介石早年东渡留学，结识陈英士、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蒋介石在革命征途中跨出的决定性的一步，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蒋介石直接投入反清武装革命，则在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作为陈英士的助手，积极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活动。他在杭州光复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作为孙中山的助手，积极投入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有的甚至投降变节，但蒋介石意志坚定，继续坚持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先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却表现了他顽强的革命精神。当然，大多数论者认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也有缺点和过失。其中，他受陈其美的指使暗杀陶成章，是他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第二、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这是一个与前面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过去，由于人们把蒋介石定位于“投机分子”，因而很自然地把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说成是投机分子与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投机革命，一个是上当受骗，是“骗”与“被骗”的关系。现在，由于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因而对蒋介石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为合乎实际的认识，普遍认为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革命党人之间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存在“骗”与“被骗”的关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史学集刊》1986年第3 期发表的王东方《试论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文。该文指出，孙中山广州蒙难前，蒋介石只是孙中山关系较密切的追随者。孙中山广州蒙难后，蒋介石则成为孙中山的助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逝世前），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虽在某些问题上与孙中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但仍然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总之，孙中山生前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肯定是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个领袖与一个革命者、一个助手的关系。该文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陆学者对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的认识。以笔者所知，这也是大陆最早对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做出客观评价的一篇文章。此后，大陆又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对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进行探讨。《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发表的虞宝棠的《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蒋 介石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认为早年的蒋介石确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积极追随者，有过“共历艰险，出生入死”的患难经历，也曾着力于帮助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我们不能要求孙中山洞察一切，预先知道他身后蒋介石的一切作为，无根据地说他“上当受骗”；同时也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背离了孙中山的事业而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革命的活动斥之为投机。
4.关于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由于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地位上急剧上升和在政治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因而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对这一时期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问题上。第一，蒋介石与黄埔军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提出了一套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治军思想。这套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是系统而丰富的。这套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注重用军纪约束军队，注意处理好军民关系等。蒋介石的这些治军思想和行为，从当时的客观效果来看，有利于造就一支政治、军事素质较高，有别于旧式军队的革命新军。但是，黄埔时期也是蒋介石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军校中灌输以他为中心，并为他效忠的封建军阀思想，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他的嫡系部队、心腹将领就是这个时期造就的。因此蒋介石是依靠黄埔起家的〔5〕。 第二、蒋介石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现在大多数论者都认为，蒋介石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 期发表的曾庆榴的《蒋介石与广东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一文。该文对蒋介石在两次东征中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述评。他指出，第一次东征时，蒋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率领黄埔军校教导团加入东征右路军，并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参与指挥东征右路军。第二次东征，蒋任东征军总指挥。两次东征的历史，客观上是同蒋介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蒋在两次东征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1.蒋介石是两次东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2.蒋介石是两次东征主要战役、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3.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同共产党实行了合作，争取了人民对战争的支援。第三、蒋介石与中山舰事件。关于中山舰事件，大陆史学界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这是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而蓄意制造的一起阴谋事件。蒋介石为了发动中山舰事件，令将中山舰调往黄埔，然后又反诬李之龙“矫令”。现在有一些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后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方面最有份量的文章是杨天石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该文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对“中山舰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西山会议派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玩弄的一个离间共产党和蒋介石的阴谋，而蒋介石因为和共产党有矛盾，就轻易地相信了他们制造的谣言。中山舰事变前，蒋介石的确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后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不能成立。第四、蒋介石与北伐战争。大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蒋介石在前期北伐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蒋介石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的则首推杨天石发表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上的《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一文。 该文认为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主要有：适时地把握了北伐时机；制定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作出保护侧背，转战江西的决策；江西战役胜利后，又决定趁热打铁，作出向长江下游进军，追歼孙传芳残部的决策，不使其有喘息休整、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浙江战场和福建战场上，让白崇禧和何应钦根据战场情况自主决定作战方针，使他们能够迅速占领上述两省。该文对蒋介石在前期北伐中的失误也有分析。这种失误就是1926年9 月先后两次指挥围攻强城（武昌攻城战和南昌攻城战），给北伐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总之，杨天石在文中认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既和战争性质、人心向背、国共合作和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也与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战略策略的运用得当有关。第五、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演变。大陆史学界认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过程。戴鹿鸣等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思想的演变》〔6〕一文中指出：从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开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止，蒋介石是由一个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中派”，演变为既联共又限共，对三大政策既利用又反对的新右派，最后从新右派发展成为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派。其中从北伐军占领江西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迅速地发展成为反动派的时期。曾庆榴、谢鹏飞在《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政治思想的矛盾及其演变》〔7〕一文中指出，蒋介石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到取得国民党最高领 导地位之前（即1924—1927年）的政治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既不可能公开反对，又不可能真正实行。这一矛盾在不同阶段体现不同特点：第一阶段，从黄埔军校的创立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1924年初到1925年底），是蒋介石持中派立场，对三大政策表面拥护较多，公开反对较少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广东战争结束到北伐战争开始之前（192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从中派变成右派，对三大政策从表面拥护变成实际反对，但仍然有所保留的阶段。这一阶段，蒋介石虽迫不急待地要排斥、打击共产党人，但在行动上仍有所保留，尚不敢决然同共产党分裂，不敢公开抛弃三大政策。第三阶段，北伐战争开始后，是蒋介石从新右派走向反革命，但对三大政策仍然加以利用的阶段。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则彻底抛弃了三大政策。曾庆榴等指出，蒋介石政治思想的这种矛盾，是大革命浪涛同他的思想激烈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新旧民主革命交替的转折关头，在国民党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国民党营垒中部分人物的政治两面性。
5.关于南京十年时期的蒋介石
对这一时期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第一、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关于这一政策提出的时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30日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宣誓就职时所作的训词之中提出的〔8〕；一种认为是1931 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9〕。 关于这一政策的内容，史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歧义，即认为所谓攘外，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谓安内，就是用行政的或武力的手段，来“统一”或消灭有碍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其对象主要有：国民党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军阀。而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及其红军。关于“攘外”与“安内”的关系，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但现在已有一些人认为它们的关系是“安内”（剿共）是“攘外”（抗日）的前提和准备〔10〕。关于这一政策的评价，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持否定态度。季云飞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11〕一文中认为：这一政策“把剿共作为抗日的前提，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策，是一个祸国和误国的政策，应予全盘否定。”王维礼等人在《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12〕一文中指出，这一政策的基点是妥协，而不是抵抗。所以它不是抗日的战略，而是妥协的战略。它玷污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造成了民族的巨大灾难。另一种是持肯定态度。贺新诚在《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统一问题》〔13〕一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遇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作战。所以，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必要前提，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的看法也是相似的。还有人撰文认为，这一政策表现了蒋介石的抗日思想。第二、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这是近年来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方庆秋在《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决策》〔14〕一文中，对促成蒋介石逐步转向抗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方庆秋认为，蒋介石转向抗日，“虽然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方庆秋指出，蒋介石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即已逐渐形成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危及到他的统治，再加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之时，蒋介石自身的民族主义再度发挥了作用，因而走上了抗日之路。肖桦在《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5〕一文中，则对蒋介石抗日思想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探讨。该文指出，1928年济南事件中蒋介石虽然退避三舍，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蒋介石最初萌生抗日思想的开始。其后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本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压迫和一次次重大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抗日御侮的决心和意志不断增强。一·二八抗战是蒋介石抗日思想化为行动的一次实践。这时他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的前景已确信不疑。塘沽协定签定后，蒋介石一面忍气吞声，处处退让，一面暗中进行抗日部署，“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更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加速了抗日战争到来的步伐。上述两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蒋介石自身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的抗日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而这正是过去史学界所忽视的。第三、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的“训政”实绩。郑则民在《蒋介石与抗战前国民政府的训政》〔16〕一文中指出，蒋介石通过“训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其从战场上所取得的战果在“法统”上加以巩固，同时完善独裁机器以镇压革命者和反对派的反抗。经过1931年至1935年的数年时间，蒋介石以一个军事的、封建的、经济垄断和政治独裁的政府统治全国，使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但他同时亦指出，蒋介石在实施训政的初期阶段，“党治”尚未从整体上形成个人专制独裁，在某些问题上能按章程办事。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的方面也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严如平、郑则民在《〈蒋介石传稿〉前言》〔17〕中指出，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为建立一个统一全国的独裁政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政敌和军事集团，从而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在他统治期间，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毫无民主权利。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新的危险境地，但是，这个时期的全国社会经济状况，比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全国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有所增加。
6.关于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对这一时期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抗战初期蒋介石与汪精卫分道扬镳的原因。蔡德金在《抗战初期汪蒋分道扬镳原因探析》〔18〕一文中认为，蒋汪间在内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该文指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逐步转向抗日，而汪精卫则主张对日无原则的退让妥协。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与中共合作，团结抗战。而汪精卫则竭力阻止抗战的爆发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此谋不成，汪遂与日本暗中交涉，并最后投敌叛国。该文还进一步指出，蒋汪的这种分歧，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蒋认为必须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不能受制于外族，听任日本的侵略。为此，必须发扬民族精神与正气，进行抵抗。汪则是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惧怕日本。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必然走向投降主义。王树荫在《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19〕一文中则指出，蒋汪矛盾由来已久。它发轫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山舰事件”，到改组派发起反蒋活动，则演成了真刀真枪，势不两立的架势。1932年，改组派烟消云散，蒋汪握手言和，分掌军政权力，开始了所谓蒋汪合作的时期。但彼此始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汪矛盾尖锐激化，暗斗渐为明争所代替。“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伴随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力之争，加上日本诱降、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导致了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彻底破裂，造成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化。第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破裂的原因。学术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胡秀勤、陈莉在《试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20〕一文中指出，史蒋关系僵化的原因，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1〉指挥权问题；〈2〉史迪威控制美援问题；〈3〉对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动机与态度问题。 其中在第三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两者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徐畅在《试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21〕一文中则认为，史蒋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争夺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军事指挥权。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分歧也是史蒋矛盾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介绍的是大陆研究蒋介石的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和退踞台湾时期的蒋介石，大陆已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没有形成较为集中的讨论热点，因此在此不做专门介绍。
二
大陆的蒋介石研究，虽然无论就广度来说，还是就深度来说，都已达到一个可观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研究可以到此止步。正好相反，相对于蒋介石研究这个课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性而言，大陆学术界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具体而言，还存在如下的不足：
第一、还缺少一本高水平的蒋介石传记。高水平的人物传记，应该是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应该是“传神写生”，能“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22〕。如以此标准来衡量，则目前大陆出版的众多蒋介石传或有关蒋介石生平的书籍中，都存在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足。有的史料翔实，立论严谨，但写作手法机械、呆板，文笔枯燥，缺乏人物传记应有的生动；有的文笔生动，引人入胜，但又不够严谨，不仅所用史料存在问题，而且观点也多有可商榷之处。有的蒋介石传记由于作者的写作态度不认真，甚至给读者以误导。缺少一本高水平的蒋介石传记，是大陆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不足。好在大陆史学界已意识到这一不足。据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著名民国史专家陈铁键先生在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正着手写作一部三卷本的蒋介石传。这无疑是大陆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佳音。
第二、蒋介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还不够。对于史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而言，高水平的研究都离不开扎实、丰富的资料。资料的缺乏，必然限制研究水平的提高。近10年来，大陆虽然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蒋介石研究的资料（正是有赖于此，大陆的蒋介石研究才能达到目前的水平），但应该指出，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如果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目前的资料是不够的。依笔者之见，大陆目前在蒋介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急待要做。其一是编辑一部蒋介石全集。关于编辑蒋介石全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早在60年代即呼吁做这一工作，但迄今尚无人去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不少研究蒋介石的学者造成了不便，从而限制了蒋介石研究水平的提高。其二是尽快整理出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的个人档案。这部分个人档案对于研究蒋介石的价值众所周知，但受条件所限，能看到这部分档案的学者相当少。这无疑极不利于蒋介石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三、蒋介石的思想研究还很薄弱。蒋介石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的领袖，以及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中国政府党政军三方面的实际首脑，其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方面的思想都有研究的价值。近年来，大陆在蒋介石思想研究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与蒋介石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相比，应该说还很不够。因此，依笔者愚见，加强蒋介石的思想的研究，应是大陆蒋介石研究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
第四、对退踞台湾时期的蒋介石研究不够。近年来，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论文虽日趋增多，但研究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论文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其中当然有一个资料的问题。海峡两岸的隔绝，使大陆学者搜集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的资料相当不易。因此在学术上加强海峡两岸的合作，互通有无，也是我们今后所要注意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4日
注释：
〔1〕李侃：《〈蒋介石生平〉序》， 见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李新：《〈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序》， 见何干之著《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张宪文：《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述略》， 《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参见杨树标：《末了的一点论述——怎样评价蒋介石？》，《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前言》，《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
〔5 〕以上参见于国红：《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实事求是》1989年第2期；韩胜朝：《蒋介石与黄埔建军》，《南都学坛》1992 年第3期；季云飞：《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 《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6〕戴鹿鸣等：《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思想的演变》，《党史通讯》，1987年第8期。
〔7〕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8〕〔10〕〔11 〕季云飞：《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9〕刘庭华、岳思平：《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 《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12〕《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3〕《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14〕〔16〕〔18〕均载《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1994年12月。
〔15〕《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
〔17〕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
〔19〕《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
〔20〕《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1〕《淮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22〕《〈胡适自传〉出版说明》，见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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