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与协调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进程论文,协调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059—08
一、全球化的“得”与“失”
全球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是指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各种技术转移壁垒的减少（Rodrik,2000）。广义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和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日渐融合，不仅是指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动，更是指各种观点、准则、信息，还有各民族习俗的融合（Birdsall,2002）。但一般来说，我们都把全球化理解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本和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联合逐利的过程。单就经济效率而言，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资本要素所有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全球生产要素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优化配置，不断追求资本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达到所有生产要素的优化使用，从而使全球的经济效率达到最高。第一次全球化中的葡萄牙、西班牙崛起于16世纪，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了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但是，由于以“贸易立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当时只拥有海上贸易优势，没有自己发达的生产体系而逐渐衰落。世界市场拓展所带来的好处滋养了有发达生产体系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并催生了那里的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第二次的全球化高潮是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以后的欧洲发达国家将资本、技术、制度和劳动力向北美国家的大规模转移，有多达6000万的欧洲人移民到了北美。大西洋两岸的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世界财富总量得以急剧膨胀，最终以产生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为标志。两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暂时中断。在这次全球化过程中，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把北美当作最大的资本输出地，结果是欧洲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尤其是美国的上升速度非常快。这用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 1919,Ohlin 1933，简称HO）模型就可以加以解释。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了贸易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北美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涌入，加上美国内部自由的竞争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体系，使得美国成为一战前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20世纪中叶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为标志，更多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化的国际大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到R&D领域，促进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不管在高端技术领域还是低层次的制造业领域，都大大拓展了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和生产的效率。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使全球GDP总量增长了6倍，但是全球人口只增长了2.5倍，说明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随着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14亿降到1998年的12亿（世界银行，2002），整个发展中国家在1981—2001年里贫困率有了显著的下降（见图1）。
图1 发展中国家1981—2001年间的贫困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Chen和Ravallion（2004）
注：纵轴表示发展中国家中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全球化在不断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高、减少贫穷人口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以及各类代表它们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金融等组织和国际法则的建立和运作，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从而加剧穷国参与全球化后的不平等机会。一般来说，全球经济会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加剧这些不平等的机会。
1.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时候，在全球市场中，那些缺乏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穷国和那些缺乏正规教育培训的穷人将受伤害。就是说进入全球市场前的“家底”很重要，其中最大的家底就是各种完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
2.在市场机制失效的时候（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在全球经济中，这些强烈的负外部性对那些金融体制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水平低下的国家造成伤害，从而加大了它们参与全球市场机制的风险。
3.在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中，那些发达国家就可以让全球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有利于它们的发展。比如，WTO中各种各样的反倾销法案以及允许发达国家巨额的农业补贴等，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扩大出口以及提高国内非熟练劳动力（包括农业人口）的工资水平都会产生阻碍作用。
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但各个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见图2）。
图2 16世纪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与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
数据来源：左图综合了Hoffman et.al（2002）和Bourguignon,F.et.al（2002）的研究成果，右图综合了来自Lindert（2000）和Morrisson（2000）的研究成果。
特别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间的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Francois Bourguignon和Christian Morrisson（1999），利用1820—1992年间的人口数据，真实人均GDP来估算二次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的不平等程度（见图3）。从1820年到1910年，也正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时候，基尼系数从0.533上升到0.799，上升了大约50％。在1910—1960年，不平等程度保持平稳。1960—1992年，基尼系数增加了0.093，增加了12％。总的不平等基本上都是由国家间的不平等所引起的。从Bourguignon教授等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倾向于扩大不同俱乐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同一俱乐部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即经济增长中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对单一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则取决于该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工业与农业、贸易与非贸易等）、经济制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图3 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1820—2000）
数据来源：Francois Bourguignon和Christian Morrisson（1999）。
被全球化排斥在外的国家和全球最贫困的人口越来越贫穷，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8％减少到2002年的19％，但同时贫困人口数量却增加了20％，达到了50多亿，其中有10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每天一美元）。预计2015年，仍然会有高达6亿人口处于贫困状况，大多数是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由于国内政局动乱引起的各种争端和冲突，加上缺乏良好的健康卫生等公共事业建设而逐渐隔离于全球化过程之外。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的几个“特征事实”：从短期的国别比较来看，各国特定的制度因素占据主导的影响，基本社会制度和再分配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有决定性的影响；从长期的和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市场力量占据主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的扩展倾向于加剧收入不平等，制度变革和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为巨大的冲击，可能会加快、中断或逆转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从现有的实证文献来看，“全球范围的市场化进程”从整体上倾向于扩大一个国家内部和不同俱乐部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现有的理论文献对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机制已经有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也就是说，单纯地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并不能把我们带入一个和谐社会或一个和平的世界，在市场化改革之外，必须有其他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
作为影响各国收入不平等的主导力量——市场机制，则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影响各国收入不平等状况：
1.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劳动力市场方面，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广泛存在各种致使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因素和机制（即其他情况不变，教育水平越高、工作经历越长，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越高）。因此，随着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工作年限的延长，将出现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2.有偏的技术进步。商品市场方面，信息革命和技术进步促使企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缩减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导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
3.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在降低各国缺乏比较优势部门的人均收入的同时，将提高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人均收入，从而在缩小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同时扩大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
4.要素市场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各种不完善因素（如垄断、歧视、市场分割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都将造成市场力量的不平等，导致价格信号扭曲，利益分配向强势一方倾斜，扩大收入不平等。
二、资本原则与劳动原则的矛盾
新古典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各种不同要素的报酬之和等于总产品的价值。这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中，这种生产方式是公平且有效率的，不管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都是等价的。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几乎都是用资本来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新古典理论对此也有不少的解释，比如，认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在封建社会中，土地相对于劳动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地主就掌握了生产方式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稀缺的要素，生产方式的支配权就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可以成为企业家能力的信号甄别机制，加上资本拥有经济过程的剩余索取的权利和承担经营风险的义务，而劳动必须依附于劳动者而不能成为抵押品，等等。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安排，就是让资本雇佣其他要素。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首先是通过资本要素收益的提高而体现出来的。现代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也是其他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过程。但是，全球化的资本行为，或者说资本原则的全球化，将导致局部地区劳动者利益的损失，造成资本原则与劳动原则相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体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还有更复杂的历史地理、国际准则、政治利益等各种博弈力量的交叉作用的结果。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一般认为，有两种机制可能解释开放经济中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对各国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积累以及GDP增长的影响。一种是基于HO模型的根据要素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学说（又称新古典学说），另一种是基于相对生产率差异考虑的新贸易理论。这两种机制可以用来解释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流动而出现的国与国和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新古典模型认为，贸易和要素流动所引起的各国人均资本比率的变化，这会使得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升，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是扩大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应该是改善的。另外，新古典理论还预测，国家之间初始的人均收入差异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果我们按资本占收入份额的1／3、穷国初始的人均收入占富国的0.8、资本边际报酬率是0.15来计算的话，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资本流量要占到穷国稳态中的GDP的108％。但新古典理论中有两个非常强的假设，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相同。很显然，这两个假定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切合实际的，难以成立的。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都拥有绝对的生产率优势，这种由相对生产率差异引起的贸易和要素流动的结果，就会出现“角点解”，即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这是由于自由贸易使得各国的有效劳动的工资相同，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要远远领先于落后国家，使得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要远远高于落后国家，这时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话，落后国家的劳动力（一般是年轻的熟练工人，他们对自己能够适应发达国家的高生产率生产方式有一个良好的预期）会大量流向发达国家，同时为了保持人均资本比率的平衡，大量资本也从落后国家流到发达国家。当然，这一过程会受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发达国家对移民数量的控制的制约。另外，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使得土地价格作为阻碍因素留住相应的资本和劳动，以防止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流向发达国家。另外，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由于生产率低下而引起的要素外流现象，反过来也可以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这一点在第二次全球化过程中大量资本和劳动从欧洲流向北美（主要是美国）中更加明显，因为，当时北美的生产率是要低于欧洲各国的。
但不管哪种机制，它们的理论预测都表明：只要允许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要趋于一致的。这种思想早在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以及Stolper-Samuelson预测的要素价格存在着同一方向变动趋势理论中就已体现出来。差异之处只在于，之前的理论都是假设所有国家的技术都是相同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在国别之间的技术转移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技术跟落后国家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的，有相对生产率优势或者丰富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将吸引到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但开放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趋于一致，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流动性，使得各国的工资水平不一样。
因此，面对全球各地区工资的差异，资本的逐利性和劳动力的不可流动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优的要求使得某些地区的劳动力或者非充分利用或者劳动力面临工资下降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生产要素的配置尤其是资本要素的配置具有更大的效率，消费者面临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利益，但同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承受经济结构调整的痛苦，目前高收入国家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已经从1970年的低于15％增加到40％多，它们的份额预计在2030年将超过65％。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面临着低工资国家的竞争，非技能劳动者因本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出去而面临失业和收入下降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全球化其产品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国内生产要素的配置可以更加合理和有效。但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同时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周期的冲击和金融风险的冲击。实证研究表明，各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出现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比如，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起飞是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虽然起点不同，但在转轨过程中都曾出现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警醒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和借鉴韩国等东南亚NIES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在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社会和谐与稳定。
2007年2月24日《文汇报》一篇发自巴黎的报道“法国企业遭遇红利困境”的内容非常发人深省。2006年是法国股民大收红利的一年，法国CAC40指数（法国上市公司中前40位最大企业）利润和红利大幅增长，增幅分别达到9.5％和23.5％。法国股民将得到高达316亿欧元的现金分红。然而，法国经济专家同时指出，在企业利润和红利上升的背后是资本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不惜一切代价降低生产成本，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劳动力越来越不值钱，另一方面企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进一步恶化了法国的失业状况。更为甚者，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因为金融资产可以在全球的高度流动，股民对投资企业的红利期望越来越高，如果红利达不到15％至20％，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就会失去资金，企业就会融不到资本。同时，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将进一步导致该国金融市场的萎靡不振，在全球金融高度竞争的背景下，导致金融服务业的萧条和失业的增加。因此，法国的案例说明：第一，从—个国家的内部来看，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存在尖锐的矛盾；第二，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第三，全球化下的发达国家企业高额利润的获得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受到较大程度的剥削；第四，金融的全球化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
卡尔·马克思曾经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在以资本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全球化之下，资产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联合，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就是导致技术劳动力的回报与非技术劳动力相比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回报比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对世界各国来说，都需要有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变动和劳动力市场非自愿重构而进行成本调整的政策，工资波动性和不平等的扩大一起要求以保护工人为焦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强调支持处在低端工人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名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新的含义，即可能需要寻找新的全球范围的协调机制来实现。
三、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与多元政治和文化诉求的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这里经济效率标准是单元的，是全世界都可以统一认同的，并可以测量和比较的。即便像前面提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再分配机制，通过将全球化过程中的获利者的收入中的一部分转移到这个过程中的受损者的手里，如果整个经济还有剩余的话，可以证明全球化是可取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是多元的，它们不像经济的效率标准那样可以单一地加以衡量和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次全球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推进过程中的某些公共产品都是美国提供的；全球化的许多准则是在“美国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全球化是以美元为基础货币展开的等等。因此，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无不打上美国的烙印、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政治标准、美国的文化以及美国消费主义至上的生活方式，并与美国的经济标准一起对其他意识形态、其他政治标准、其他文化和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侵略性。Suart Hall（1991）就曾说过：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当代全球文化领域是“由视觉形象艺术、电视和电影、大众广告的形象和时尚形式所主宰”。例如，在全球大众品牌面前，许多流传多年的民族品牌消失得无踪无影；美国的快餐文化压倒一切，俘虏全球一代年轻人；美国的影视作品充斥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影视市场；生活中可口可乐等软饮料的广告到处可见；人们对互联网和英语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说经济效率可以有高低之分，但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很难有优劣之分。自然之美，在于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之美，在于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政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有时是矛盾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历来没有统一的说法。西方的“议会”（parliament）一词就是来自拉丁语中的“说话的场所”，政治需要辩论，需要倾听多方的意见，而且在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哪一天全球化在统一的经济效率追求之下，消灭了人类文化的多元、生活方式的多元，使各民族不能和谐相处，将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正是出于对全球化这一后果的不安和反思，一个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欧洲模式”似乎正在慢慢地形成。所谓欧洲模式，就是要对人类无限制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进行节制，保持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而不是从物质层面去提高生活的享受和满足度。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单一经济效率标准和多元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又一表现。
四、全球化需要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治、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协调机制
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的确面临着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与多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答案。比较消极的回答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各种形式的反对全球化进程的言论和运动，显然这些是不合时宜的。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不是造成不平等和贫穷的原因，但也不能自动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和贫穷。市场是竞争的场所，多元政治和文化则是合作和协调的场所。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需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观点，重要的是全球化需要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来解决单一的效率原则和多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利益的矛盾。我们将面临如下的一些问题。
第一，谁来提供全球化过程中的公共产品？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是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的活动不受某个单一国家法律的制约，公共产品的供应是必要的，并且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对穷国来说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在农业研究、公共健康研究和疾病控制以及保护区域和全球环境资源的努力。这些全球项目都需要由类似于国内的税收分配一样让全世界来共同融资。IMF正在尝试提供一种所谓国家破产机制的提议，把一国当作公司来管理，一旦受到金融冲击后，可以向IMF申请“破产”。另外，像对破产程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海洋资源、加大食品安全体系投入、监督公共健康体系，这些措施都会减少全球的负外溢性对穷国造成的风险和损失，同时增加正外溢性对穷国的潜在的收益。但是，从目前来看，能够为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要么是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如美国；要么是各类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西方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于整个西方国家来说，提供了全球化和国别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其中获益最明显的是日本和德国。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具有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国家，它不可能作为全球各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的代理人。事实也是如此，作为受国内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集团左右的美国政府首先必须保护它们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美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上面做得越多，其所招致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反对越多。以宣称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美国式的分权民主政治体制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美国开始把这套经济、政治制度在全世界进行推销，进而督促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加快开放国内的商品、资本金融市场，在政治上采取民主政治体制。结果那些华盛顿体系最忠实的跟随者，如印尼和阿根廷遭受到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打击。拉美的“改革的十年”——的增长仅为20世纪60—70年代的一半。过早开放金融市场的后果就是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俄罗斯危机，然后再是阿根廷危机。反倒是两个最不听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中的那些政策建议只是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才会起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后面两个共识都包含着各个国家可以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在国际事务上则需要以重要的和实质性的方式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讨论。这或许就是未来全球公共品提供的模式。
第二，国际标准和准则如何形成？国际机构在全球化的国际标准和准则形成方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国际标准和准则是多国谈判的结果。这些国际标准和准则对全球化的推进和维护各国利益上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无论在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还是跨国公司生产全球化方面，国际机构的国际准则认证还有非常多的领域和非常多的空间可以作为。比如，生产的环境标准、资源的消耗标准、劳动标准（一般认为，要保护和协调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发达国家必须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富有弹性，而对发展中国家应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条款，如SA8000认证）、金融企业和金融行为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些标准和准则对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当然，这些标准的形成本身也无不充满各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博弈，由于发达国家实力强大，这些准则往往体现了他们的意志。对于这些标准的理解和执行力度也往往充满着国家经济利益的博弈。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于知识是一种没有排他性的商品，所以通过知识产权法案来保护对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进行补偿是应该的。目前这类法案是由世贸组织来制定并执行的，叫TRIPS条款。对这类条款的版权期限应该兼顾创新的激励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允许更多国家和人民享受到这类公共品而提高的社会福利这两者关系。如果保护期限过长，其实质是创新的垄断权维持和超额利润的获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剥削，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但如果保护期限过短，不利于创新的激励，对全球的技术进步不利。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度”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目前这种最低二十年的版权期限，意味着对许多产品生产的高成本。最典型的就是治疗艾滋病（AIDS）的抗病毒新药就不太可能允许在本地进行生产，直接导致了最落后国家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在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青壮年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率已接近3.5％，艾滋病死亡人数超过240万人。同样地，SA8000认证问题本来是一个协调和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企业责任问题，但是，如果过度地不恰当引用这一标准，它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限制发展中国家企业正常的贸易出口。虽然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进口配额在逐步取消，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服装、农产品和纺织品等重要出口品的税率还是相当的高。
第三，市场机制在协调全球多元经济主体利用方面将无能为力吗？这一点引起的争议应该说是最大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就在于它太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在理论上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就指出，“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效率的条件必须有：没有公共品、没有学习效应，信息结构是不变的，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市场不是自发就能产生效率的。另外，市场在造成经济高效率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引起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而后者正是那些反全球化主义者最重要的信念和理由。不过，市场机制本身在协调全球化多元利益方面继续可以发挥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民族以进入全球化的平等机会，对于他们来讲，重要的是利用市场机制进入全球化过程。同时，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服务业进一步兴起，服务市场更加快速的整合。服务业领域的劳动者通过该行业收入的提高来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这些都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另外，目前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平等是因为市场对不同的国家还没有充分的开放，或者说开放还不是相互的、多方位的。当然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实施的程度要与本国的实际发展阶段相适应，比如说当一国还没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进口施加限制（通过阻止性的高税率而实施），从短时期内会有明显的福利损失（用国内低效率的高成本的工业品来替代进口）。但如果国内工业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一定的贴现率下未来收益的现值会大于现在付出的成本，另外这些产业的发展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知识传播上都有着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这样有可能使得国民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时就需要加快引进市场机制。
第四，各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在促进全球化进程、保证全球化效率提高的同时，在协调多元利益和保持多元文化共存等方面大有可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真正值得争论的就不仅仅是政府的规模，而更应是政府的角色——它应采取哪些行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1）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通过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缩小因全球化而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2）发达国家要在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教育等方面增加投入，使劳动力能够适应全球化而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在教育的方面提供公共产品之外，特别应该在劳动力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加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福利，让他们分享全球化的利益。教育和技术是成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要想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率的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技能培训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更快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3）发达国家根据它们国家人口的现实，应考虑尽可能接受移民的问题。须知，将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才是全球化的最高目标。由于流出去的劳动力可以享受到富国更高的工资水平，在移民问题上，还可以考虑把那些有技术的移民给本国带来的税收分一部分给移民国，这样就可以减少寄回本国的各种捐赠的交易成本，这都有助于抵消由于人力资本外流对穷国造成的损失，从长期来看，如果穷国国内的制度能够加以完善的话，就可以吸引这些海外人才回国贡献自己的才能，通过提升落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重组和升级，对全球的不平等和减少贫穷起到了作用。（4）逐步建立全球公正，树立全球长期目标，在全球正义和全球长期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发达国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当的援助，目前发达国家的国外援助部分还不到那些富裕国家GDP总和的0.5％，原先承诺的要把各自的国民收入的0.7％拿出来，但实际上平均只有0.26％不到。另外除了传统的资本援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知识和技术上的传播，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通讯技术利用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在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方面离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需要发达国家加大技术特别是应用技术的转移力度。为了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有一个“全球社会契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那些管理全球社会契约的机制和组织（全球或区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需要引入voice和vote机制，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尊重它们本国的实际国情，必须超越项目和政策，而更应该关注制度，包括公共机构及其治理，让这些国际组织真正成为让全世界人民共享全球化带来的丰硕成果的桥梁。
标签：全球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